陈明华
文祥同志逝世已42年了，当时，他才39岁，虽然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忠于党，忘我工作，为革命牺牲奋斗的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他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特别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已经卧床，连走路、讲话也有困难，而他仍把全部余力倾注在党的事业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和文祥在 1939年12月中旬的一次宁绍特委妇委会议上相识。1940年1月，宁绍分家开始我们就在一起工作，直至他逝世。相处6年，除 1943年7月至 1944年6月，他离职休养一段时间外，有5年时间在一起工作。他几经工作变动，我一直任他的秘书，做他的助手，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一
他参加革命工作20年，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合法和非法斗争的经验。我对他最突出的印象是：他那严肃的态度，严峻的作风，严格的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是如此。这是他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习惯。他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也使我难以忘怀。他对同志亲切、热情，平易近人，同志们称他为“王大哥”。平时，他除工作和学习外，很少谈他自己，只在偶然的情况下略谈一点，使我简单地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
他原名叫高志清，任宁绍特委时叫王平，任宁属特委时改名王文祥，过去曾用过高仰止、王超伦等名。生于1906年，绍兴人。祖父是做丝茶生意的商人，常往来于上海、广州等地。父亲是地主，靠收租生活。他幼年丧母，和继母关系不好，由祖母抚养长大。继母生了一个男孩，和他感情很好，大革命期间由他动员参加北伐军，在作战中牺牲。从此，他怕继母吵闹，再未回过老家。
小时候，他在本村私塾念书，稍长大后，进入绍兴城内中学，在中学时代就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后来进杭州之江大学，受到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影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自觉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时，他先参加反帝大同盟，后参加共青团，而后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毕业后，到杭州安定中学教书，做学生工作。1927年2月，北伐军进杭州时，他带领青年学生出城欢迎。
“四一二”事变后，他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过，因没暴露身份，不久就被保释出来，转入秘密工作。后来在省委书记卓兰芳同志领导下负责省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救济遇难同志的家属，联系浙江陆军监狱中的党支部工作。1930年9月上旬，高子清（王文祥）在杭州组织召开各县互济会代表大会，因通知信件被国民党邮检员查出而不幸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监禁在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他是对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和徐洁身、张崇文等同志一起在东监关押过，被敌人视为“顽固分子”，他经受了严刑拷打、重镣、关特别禁闭，至1937年杭州沦陷前，转至浙江省反省院（时迁桐庐县窄溪镇）关押，后经组织营救，于同年12月26日与诸暨的何文隆、何风苞（即何坚白、何行之）等同志一起被释放。
对于狱中斗争，我曾在偶然的情况下询问过他，有的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1940年春节的前一天，文祥和我在家，我在桌上看到一张有关形势分析的材料，字迹很像我以前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写的，但又比那同志要老练、有力。我以为这同志先我调宁波来了，就探问文祥是谁写的，不料，回答却是他写的。我感到很惊异，他的字迹我已较熟悉，很流利，还有点潇洒，而那份材料上的字苍劲、有力，比较生硬，与他的笔迹完全不一样，我表示有些不信，等他缓慢地写一行才相信。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写两种完全不同的笔迹？”他告诉我：“这材料上的笔迹是在监狱中学的，一个秘密工作者要善于隐蔽自己，迷惑敌人。”他曾用这手字在狱中编刊物，传抄消息，虽然也曾落入敌人手里，但始终没有查到出于谁人之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的一天，他到医务室去看病，趁机在那里阅读报纸。当他看到蒋介石被迫接受团结抗日的新闻时，很受鼓舞，估计他这个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将会获释出狱，就把这个消息默记在心里，回“笼”后传抄了，结果被狱卒发现，怀疑是他干的，曾经拷打追问，终因字迹不像而作罢，敌人还以为这传抄的消息是从外面送进来的呢。
1940年四、五月间的又一次，看到他在读英文报纸，我又问起他，他告诉我，他原是之江大学毕业，在校已有英语基础，七、八年狱中生活，主要靠英语这个工具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他说在狱中是禁止看革命理论书的，但管理人员不懂外文，他们通过亲友搞英文版的理论书，以外文小说封面作伪装，设法送进去。在狱中，他们还秘密地办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讲座，他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他还曾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这些犯人受了党的影响，有的释放后，竟有以政治犯或政治嫌疑犯而又被捕入狱的。如浙西有个土匪头子王老虎，因受影响，出狱时把土匪的暗语也告诉他，说他如能出去，可以去找他。文祥曾说过，如果到浙西打游击，王老虎定会跟他。确实，共产党员的意志，是任何反动派的残酷暴行也镇压不了的，共产主义的光芒，是任何监狱高墙也阻挡不住的。
在狱中，文祥已患有肺结核病。出狱后，先在何文隆家住了一夜，本打算回绍兴老家休养一下，并在那里开辟党的工作，但因不便回家，又折回诸暨，在那里负责过一期抗日义勇队骨干训练班的教育工作。接着和徐洁身、张崇文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和他们一起负责浙江省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8年2月成立省临工委，他为委员，分管余姚、宁波党的工作。5月正式成立省委，他到宁绍特委，先为委员、组织部长，后任副书记。在这段时间，虽屡经工作变动，但他不管有职无职，不顾身体有病，一直东奔西走，积极工作。他原为一个地主家庭的儿子，叛离出来，经过革命熔炉的锻炼，成为党的儿子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二
1940年1月，宁绍分家，文祥任宁属特委书记。
抗战爆发后，宁波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是比较早的。1937年秋，朱镜我、竺扬、鲍浙潮等同志建立了宁波临时特别支部，以后称浙东临特委，朱镜我任书记。新四军成立后，朱镜我到新四军军部去了，后由张贵卿负责。1938年三、四月间，高子清（即王文祥）以省临工委委员的身份，由徐洁身介绍，通过在陆军监狱一起坐过牢的鲍浙潮，和宁波党接上关系，领导宁波党的工作。
1938年到1939年，他根据省临工委书记顾玉良（后为省委委员、宁绍特委书记）和杨思一的指示，及时地负责建立了宁属各县工委，后又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改建。1939年9月，宁绍特委下属的几个中心县委建立，他曾和竺扬同志一起深入到奉化等县的各支部巡视、考察、教育，因此，他对宁属各县、区的组织情况都比较熟悉。
1940年3月初，宁属特委正式成立，文祥宣布了委员会的分工，要我任妇女部长，接着又和我谈话，要我兼特委秘书，做他的助手。
宁属特委成立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白色恐怖严重，同时又面临日寇的侵占，形势很紧张。日寇于7月间在镇海登陆，后撤退。文祥根据形势，对工作预先安排，他把各县、区出头露面较多的干部作了若干调整。
对宁属的建党工作，他重点抓两条：一是继续坚持建党方针，个别的、审慎地发展党员。强调把党的发展重点放在工人、学生及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骨干中，并要求每个党员都具有战斗力，能密切联系群众。1940年以后发展的党员或外地转入的党员，有的并不编入支部，保持个别联系。文祥特别重视宁波市的工人和学生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当时他和我跟特委青年部长秦加林、政治交通员岑永福一起，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这两项工作上，他要我配合岑永福同志到线厂和盒子厂做女工的工作，直至1940年秋后，特委改为特派员制为止。这项活动，对宁波沦陷后城市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注重党员素质的提高，加强党员的党性、党的基础知识、党的三大作风、三大法宝和党的气节的教育，使宁属全党同志在后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都能明确自己的任务，应付各种变化。如他们在宁波沦陷后，迅速组织游击武装，坚持敌后斗争，在区党委领导下创立四明山根据地的残酷斗争中，能够坚贞不屈。当时虽曾有不少同志在被捕后或战斗中壮烈牺牲，但没有发生过组织受损失的情况。
1940年秋，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指示我们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文祥立即按照上级的指示，贯彻执行。他把当时有些面目较红的同志送到皖南（后到苏北）学习，或易地工作。有的县、区组织，在干部转移后，就不再补充委员，成为单线联系的形式，使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存了各级组织，并发展了自己。
三
在特委机关地点的选择上，文祥是作过周密的调查分析的，充分表现出了他的革命警惕性和灵活性。
原宁波中心县委机关在市药行街的一间二层楼房内，我去前只有几个男同志进出，没有职业和家属作掩护，楼下窗台上放一杆秤作为安全记号，有神秘感，少安全感，一旦查户口就麻烦了。文祥认为机关应有群众作掩护，才能确保安全。他选择了慈溪县庄桥、洋墅、洪塘一带。这里离宁波城区近（现属宁波市郊区），交通方便，消息灵通，各县同志来往也方便，当地党员较多，他们的工作地点、家庭，都是我们活动的地方；他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都是我们可靠的掩护人。
开始，我们是流动的，在晋群、岩达等小学及孙毅君、陈美韶等同志家都住过。1940年9月，在青林渡附近租了一间楼房，一直到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在机关周围有好几个联络点，如小店、小学、党员的家里等，把各县来往联系的同志安排在不同的联络点，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特委交通员岑永福以补鞋为职业掩护，有时设摊，有时流动，作为总联络点。这样，如果有一个同志在一个地方出问题，就不至于影响其他。庄桥党员蒋子瑛的小店，直至 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建立前，一直是特委的联络点，并作为掩护特委和上级联系及南来北去的立脚点。文祥把这种安排称之为“狡兔三窟”，他说：“狡兔三窟，仅免一死，而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就更不能只有一处了。”
四
在机关，文祥是我的严师，无论从工作、学习、思想、生活等方面，都要我以一个职业秘密工作者严格要求自己。记得刚到宁波时，我和父母通了一次信，他知道后立即制止。我字写得不好看，他不大满意，把“大姐”吴文云、“二姐”杨志行（当时我不认识她们，这是以后以家庭形式为掩护的称呼）的字给我看，要我向她们学习。他说：“注重字迹端正，也要像注重个人仪表一样。”要我一笔一画，从头学起，过去我爱写点文艺小品，他认为文笔太软，不适合写报告和整理材料，要我多读理论书，学写论述文。总之，他要我在一切活动中都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服从工作需要。
转入秘密机关，一度我很不安心，感到不习惯，认为机关掩护工作实际是当个家庭妇女，不及基层受锻炼、进步快。这实际是个人主义的思想，为革命事业是不应考虑这些的。于是，他似兄长般地谆谆引导、说服我。他详细地分析形势，指出：“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必须要有少数同志转入职业的秘密工作，还要有人做革命的家庭妇女，以保护机关的安全。”他要我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有的同志20来岁参加革命，被捕入狱，释放时已30多岁了，有谁愿意坐牢受刑？谁习惯于监狱生活？但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准备坐穿牢底，准备英勇牺牲，这是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他的耐心教育和忘我工作的影响下，我终于安心工作了。
五
文祥十分重视理论学习，除了读马列著作外，还广泛地阅读报纸，注意调查研究，分析形势的变化。1940年时，他告诉我曾在宁波通过商人关系，订了一份英文报纸。
对理论学习，他重视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读书。1940年7月，特委为了准备沦陷后的应变打算，机关暂转移到慈南车厩永庆庵。当时，他重点读《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书，还选择一些章节要我一起读。那时，我对理论学习并不重视，而他说：“这些是指导我们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和路线。这次敌人攻占镇海，因兵力不足又撤退了，今后他们还要来的。这地区一旦沦陷，我们就要独立作战，就要依靠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后来我在代理慈北区委书记时，发现自己要独立分析形势，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才充分理解这些话的意义。
由于文祥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又注意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因此，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事物的分析及任务的安排，有一定的预见性。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已有估计，曾和我、岑永福、金如山等人都谈过，岑永福曾对我讲过：王大哥是个小诸葛亮，颇有几分未卜先知的能力。
文祥有很强的记忆力，这是他在长期秘密工作中刻苦锻炼出来的。和他一起工作后，我没有看他用笔记些什么，讲话也从来没有稿子，而讲起来却有条不紊，有理有据。那时，他对我也是这样要求，有时他要我下去传达文件，一定要我记住全部内容，重点地方还要求背熟。他说：“职业秘密工作者，没有公开职业作掩护，有时身边带个字条也会出毛病的。”他对宁属大多数骨干都很熟悉，对他们的年龄、文化、社会关系、思想特点、家庭住处等都很清楚，能按他们的特点培养使用。
六
他对下级也注意党的理论教育和基本知识的培养。在特委开会时，有时他拿出一两本自己珍藏的理论书，如《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选出其中有关章节，组织大家阅读，而后再传达形势任务、上级指示及布置工作。对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的党性、三大作风、三大法宝等理论知识，我是在这段时间才有比较明确认识的。平时，他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他说：“学好它能使人变得聪明，能认识事物的规律，能见微知著，预见未来。”在永庆庵时，他组织洛丘、杨志行和我一起学习联共党史，要我们轮流发言讨论，由他做总结，以培养我们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他不但在政治上、工作上，而且在思想上、生活上也对下级严格要求。有一次，有个同志来报账，他亲自作了审查，发现在路费上多报了一元多，就查问：“为什么多报？”那同志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多报了。他虽然同意报销，但严肃地批评了那个同志。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同志来报账，比前一个同志多花了一倍以上的钱，文祥也批评了，但还是前一次严厉得多。当时我不太理解，事后问他：“为什么对前后两个同志不一样对待？”他向我解释：“前者是隐瞒冒领，属于贪污性质，是意识问题，而后者是由于缺少社会经验，使用不当而浪费了，是认识问题，以后他会自觉改正的。对意识问题，不能放松，必须防微杜渐，生活上的不检点，也有可能导致犯政治上的错误。”
对思想问题，他总是既严肃又亲切，用谈心的方法来解决。1940年春夏间，特委送了几个同志到皖南去，当时，皖南是同志们向往的地方，洛丘同志也想去，文祥对他说：“这次送去的同志主要因为他们面目红了，无法在这里继续工作。我们不久就要在这里搞部队，想当兵何必一定到皖南去，只要大家努力，等条件成熟了，我们自己组织部队，参加新四军。”话不多，既稳定了洛丘同志的思想，又指明了方向。后来，洛丘同志于1941年被派到慈东游击队，任政治指导员，几经转辗，是我们地方游击队第一批转入三五支队主力的同志。
七
文祥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特别是在政治上自觉接受党的考察和监督。我任他的秘书后，他曾对我说过，一个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上级和他经常不在一起，无法考察他，他的秘书、警卫人员，甚至他的妻子，都有监督、考察的责任。假如发现他有问题，对党不忠诚的时候，应该及时地向他的上级反映。
在生活上，文祥非常克己。在宁属期间，他患肺结核病，但生活上没有特殊要求。从我们认识开始，一件旧棉袍，一件毛衣，一直穿到他在上海逝世。这件棉袍，每年要穿三个季度，春天把棉花抽出改成夹袍，度过春、秋两季，冬天又套上棉花，这些大多是由孙毅君的母亲保管和拆洗的。
1943年7月，浙东区党委决定让他到三北休养，谭政委亲自写给王仲良同志的介绍信中，写明文祥的生活费，按他自己的预算发给。他每月的预算是我给他编的，里面只有每周一只鸡蛋是算特别营养，其他和一般同志超过不多。1944年12月在城工委，当时生活比较安定，为减轻组织负担，自己养鸡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从浙东区党委成立至北撤，他从未提过要部队医生看病，要组织上买药品。休养期间，浙东区党委曾两次派通讯员照顾他的生活，他都动员他们回到部队去了，在三北休养期间，一直在群众家里搭伙，不要组织特殊照顾。
八
1941年4月，宁属各县相继沦陷，从此，我们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整个特委除了文祥和王起两人领导面比较大，不能固定住在一地外，其他各县委书记、委员、特派员（包括杨志行和我），都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掩护，并以此解决经济困难。
沦陷前，文祥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作出估计，先在鄞东宝幢和王起等人开会商定应变计划，对沦陷后各县党组织转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等工作作出了部署。
对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浙江省委、宁绍特委在1938年下半年已有设想，曾一度组织四明山特区委。周飞任书记，准备沦陷后以四明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加强嵊、新、奉等山区党的建设，后因萧山沦陷后，敌人暂时还未继续侵占浙东其他地方而撤销。
1940年7月，镇海第一次被日寇侵占，宁属特委事先曾向各县区党组织发出号召，要求各地在沦陷后，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此，各县、区党委都有思想准备，一经沦陷，都纷纷开始筹组抗日武装。
沦陷前我们估计：日寇侵占后，只能控制平原和重要城镇，鄞西、慈南山区是我们开展活动的好地方。因此，特委决定把文祥的指挥中心暂时移到那里，事先在鄞慈交界的翁岩村租房，作为特委机关，保持特委和各县党组织的联系。
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当时当地敌、伪、顽的实际情况，发现鄞西、慈北（包括姚南）这块狭小的山区，竟驻有国民党鄞县、慈溪、余姚三个县、区机关和党政等人员，除陆家埠等少数渡口被日寇占据外，他们控制了姚江南北的渡口和集镇，使我们暂时难于在那里开展活动。文祥立即改变部署，决定把领导中心移到慈北、镇北一带敌后去。
1941年5月初，文祥先到慈东，分别找到镇海县委书记陈志达，镇北党员李平、戚铭渠，慈东蒋子瑛等同志谈话，计划着手筹组抗日武装，他告诉陈志达，准备把镇海分成江南、江北，要他“逆风而去”，坚持江南敌后，并要原镇海流动施教团李平等到慈北筹组游击队，戚铭渠、虞天石仍隐蔽在镇北龙山，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自己带岑永福、洛丘和我到慈北沈师桥，加强领导。因为原慈溪特派员陈卓（钱乃康）于3月请假回诸暨处理家务而被捕。所以，文祥准备让李平熟悉情况，并和当地接上关系，领导当地工作。文祥还派慈北党员包毅（现名杨展大）等打入顽军钱绍曾部工作，以取得配合。不幸因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并对国民党游击队警惕性不高，以致开始筹组慈北游击队时就遭损失，枪被缴了，牺牲了三位坚强勇敢的同志，暴露了部分党员的面貌，李平还未和当地组织接上关系就被捕牺牲了。这是个惨痛的教训。
当时文祥决定以慈北为中心，在慈镇一带筹组游击队，这是有其深谋远虑的。他分析：第一，慈镇一带党的工作、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活动，又有抗战初期抗日群众组织的基础，有利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第二，地理上南靠群山，北临大海，向南联系慈东，山南山北可以互相配合，又有镇北统战关系的掩护，打游击有回旋余地；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估计沦陷后的华中局会派部队来浙东开辟游击区，并估计部队会从海北渡杭州湾前来慈北。因慈北古窑浦是宁属一带与海北相通的海口，如部队从这里来，可以很快接应，取得联系。
九
慈北筹组游击队受挫，沈邦祺、沈一飞被捕后，文祥作了不少营救活动，但均没有成功，他们于6月中、下旬先后被顽敌杀害。三位同志牺牲，文祥十分悲痛，为了避免再受损失，对当地党组织一再提出要实行“隐蔽自己，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检查和布置了已暴露的同志转移隐蔽后，为了及时把这个血的教训传达到各县，他把洛丘留在慈东，领导联系当地组织，自己随即到镇海江南检查工作。
文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及时吸取教训，认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灰色隐蔽，利用国民党游击队名义（个别利用伪军名义）保持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原则来发展自己的武装。以后各县都采取这个方针，组织了几个中队，据我知道的有定海、象山游击指挥部的第五大队，曾用慈溪县庄桥区战时服务大队番号的慈东游击队。奉化的一个伪军中队，鄞县警察第三支队郭青白部队的第六大队，和镇海江南王贺乡挂名定海国民兵团番号的独立中队。
文祥在离开慈北前，决定暂时把我留下，以保持特委和当地党组织的联系。他说：“这个地区受损失后，如果我们都走了，会使同志们因看不清前途而动摇信心，同志们的悲痛和复仇心情是难免的，必须使他们懂得我们采取”“隐蔽待机的方针，只是暂时的退却，以后还要组织新的进攻。”
把我留下来，他是经过反复考虑并和我周密商量的。当时文祥和我都是反动派杨锋部搜捕的对象，他们已知有一对外地夫妻在这里活动，正在沈师桥一带附近搜捕。当时，我住在六洞庙方家方明海家里，把我留在那里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文祥指示我进入日寇据点观海卫（观城），杨部是不可能到那里去搜捕的，利用敌人“保护”自己，加上那里有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和可靠的群众作掩护。
文祥临走时交给我一封给沈天生的介绍信，又不放心地说：“你年轻，太幼稚，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由于他的妥善安排，使当时当地的党组织顺利地隐蔽下来，保存了以后创建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沈天生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公开职业是慈北观城邮局的局长，1940年从外地调来，由文祥亲自接上关系，经考察后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和以往的工作经验，适宜于做上层统战工作和埋伏工作。因此，沈是由文祥和县特派员陈卓直接领导及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他那里还有两个任邮差的党员，和区党组织没有横的联系。沈把我安排在南门外耶稣教堂王纪良家里，这样既受到敌人的“保护”，又可以随时和上级党及其他党员联系。
十
不久，沈天生来告诉我说：“姚北来了一支叫淞沪游击司令部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国民党游击队的番号）的部队。这支部队是从海北来的，都是浦东人，他们不像其他国民党部队，纪律好，对老百姓和气，生活艰苦。”于是，我们继续观察打听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在慈北约一个月，文祥派人叫我到镇海江南汇报情况。沦陷开始，特委已在鄞东山沿陈小村设立了一个机关，作为领导镇海江南、鄞东、奉东、定海工作的中心，杨志行以小学教师为掩护，王起就在那里。
我去镇海时，正是林有璋的五支四大在相公殿打击日寇气焰之后，江南江北，沿途船中、路上盛传着五支四大纪律严明、生活艰苦、作战勇敢的事迹，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志气。我向文祥详细地汇报了这个情况，他立即派当时镇海县委委员贾德裕到镇北进一步调查，贾回来后作了汇报。于是，文祥兴奋地对我说：“我们的部队过来了，一支军队，拿了枪杆子，穿破衣服，吃萝卜干，有时还露宿在老百姓家门外，打鬼子那么狠，对老百姓这么和气，除了我们的部队，没有哪一支国民党军队能这样做。”于是，他立即和王起商量，并安排了工作，就动身到镇北，以期尽快地和部队取得联系。
十一
1941年的8月初，我们到慈东洪塘，那里已组建一支我党领导的几十个人的游击队。这支慈东部队是与慈北游击队的筹组先后进行的，由蒋子瑛根据文祥的意见和与国民党有统战关系的党员一起，以庄桥战时服务大队名义为掩护，独立组成一个中队，派洛丘（当时名梁涛）去任指导员，加强政治领导，并派孙毅君等去加强训练和民运工作。由于有抗日群众的拥护支持，又有一挺机枪，所以，这支部队比当地国民党游击队要好。
文祥准备和洛丘联系，了解情况和布置工作后再去镇北，不料，尚未联系上就得知洛丘、周瑞清、吕名锵等部队领导骨干被顽敌杨锋部扣捕了。当时他心急如焚，生怕慈北的惨痛事件再演，立即留下，组织营救。
沦陷后三个多月的南北奔走，紧张繁忙，生活又特别艰苦，他的肺结核病明显地发展了。这时已开始有低热、咳嗽、消瘦、乏力的情况，但他仍不顾病弱疲劳，四处奔波，经常至深夜才回住处。我虽然并不清楚他具体的营救活动，但从他每天所谈的点滴情况来看，他的工作是十分深入细致的，竟像他亲自指挥这支部队，亲自参加谈判似的。他首先派人给扣捕的同志送衣服，告知外面正在营救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对于部队每天的宿营地点、同志们的思想情况和通过合法关系与顽敌谈判等情况，他都一清二楚。他指示带队同志，一定要提高警惕，保证部队的安全，保住实力，有实力才能迫使顽敌不得不坐下来谈判。同时，他还决定撤出不适宜战斗的女同志。谈判中，当对方要我们以机枪换人时，同志们思想不通，一是舍不得武器，二是怕上当受骗，人枪两空。他再三做部队的思想工作，说明人的重要性，武器今后还可以搞到。对于反动派不讲信用，怕人枪两空的问题，他又通过当时的大队长（国民党员，系统战对象）挽出浩明和尚和地方士绅作保。对营救问题，他当时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人枪都要；二是要人不要枪；三是人、枪都要不到。他竭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不得已时争取第二个可能，防止第三种情况发生。经过20多天的营救活动，决定以枪换人，终于把三个同志营救出来了。他见到洛丘时说：“在我们同志被扣前，反动派游击队的杨锋、宋清云曾到慈东游击队训话，当时下面有同志提出要中队领导扣留杨、宋，但我部没有这样做，是失策的。如果当时扣留了他们，也不致发生自己被扣，造成部队在慈东站不住脚，那样敌我形势就大不一样了。”（1943年冬，宋清云正式投敌，使我慈东游击区和组织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营救成功后，文样组织部队转移，人、枪分别转移到镇海江南，和王贺乡的独立中队合并。枪用棺材装好，放在船上，以运灵柩出殡的样式，通过日寇的哨口运送过去，人以各行各业化装掩护，分别过江。布置好后，他自己提前到江南的约定地点等候，直至人、枪过去，办好交接关系，才又匆匆赶到镇北。
十二
8月下旬，我先到镇北龙山，由戚铭渠、虞天石安排到田央黄蓬山小学任教，对外称我是戚的表妹，以取得公开的职业掩护，然后租房建立特委机关。
9月初，文祥到镇北，当即派戚、虞两同志去林有璋部队进一步了解（在这以前，他们已用国民党区署指导员的身份和林有璋保持联系）。那次林部在进行野外演习，虞天石趁机在营房内翻看了战士的政治文化课本、歌曲等，并偷偷地带给文祥看，都是民族和阶级教育的内容。文祥又作详细的询问，进一步确认这支部队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立即决定亲自前去访问，以取得联系。去部队前，他对我说：“肯定是我们的部队无疑，从一些谈话的迹象看，部队同志也正在寻找我们。”
9月上旬的一天，林部驻扎在龙头场，他一人前去，找到林有璋同志，告知他自己是当地地下党负责人，特地找他们联系。林立即介绍给蔡群帆同志，他们互相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介绍部队和当地敌、伪、顽各方面的情况，确认以后由戚、虞和他们联系。文祥还建议他们打电报给华中局，正式派干部前来统一领导，开辟新区。这样特委就和浦东南进部队取得了横的联系。
以后，文祥又和吕炳奎、王仲良同志见面。从此，我们有了部队的保护，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特委机关也停止了流动的生活。1942年4月，特委机关转移到海鹤庵时，几乎是半公开了。一旦我们地方游击队无法立足时，也可以转入主力。1941年11月，镇海江南的独立中队面貌已红，经过文祥和林、蔡两同志商量，采用假缴枪的形式把它合并过去，这样既防止了国民党定海兵团向五支四大要人，又不致暴露五支四大的政治面貌。和部队联系上后，文祥更注意加强统战工作，争取建立灰色政权，组织情报网点，帮助部队工作。他说：“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保护自己的部队。”
十三
宁波沦陷后，日寇在甬江、姚江沿岸的重要城镇宁波、慈溪、镇海、奉化等县城和其外围建立了据点，顽敌则占据着一般集镇和交通要道，造成了特委和各县领导的活动困难。宁波一沦陷，文祥就考虑这个问题，反复琢磨：如何冲破重重封锁，加强特委和各县、区的领导？如何利用敌、顽、伪活动的空隙，开展我们的游击活动？如何根据当时的形势特点、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层统战工作的关系，建立起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小片中心，壮大自己力量，开展对敌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初步摸索，吸取慈北惨痛事件教训，文祥已基本确定了特委和各县组织领导的规模，逐步形成以宁波为中心点，姚江、甬江为分界，打破原来县属界线，分别建立几个领导中心，他把镇海、慈溪分成南北，鄞县、奉化分为东、西，王起在江南领导定海、镇海江南、鄞东、奉东，文祥领导三北、鄞西、慈南、奉西等地，各县工委、特派员也按此分工，加强领导。当时，他对镇海县委书记陈志达说：“镇海分成江南、江北，你负责江南工作。”另要鄞县书记徐朗“隐蔽在鄞东小白，以小学教师为掩护，配备力量，开辟工作”。鄞县其他委员在鄞西以梅园乡为中心，慈镇以龙山区为中心，分别利用镇、区政权，灰色隐蔽的方式开展工作，掩护党的活动。总之，在中共浙东区党委建立前，宁属特委就以三北、江南、鄞慈奉的三个中心配备干部、加强组织建设，已基本形成浙东区党委成立时的三东、三北、四明三个地区的前身和部分规模。
对鄞西梅园乡这个中心，文祥是早有筹划的。1940年秋冬，特委改成特派员制，秦加林调鄞县任书记，他就把鄞县的领导中心转移至鄞西山乡，为宁波沦陷后建立小型游击区预作安排。梅园乡乡长边春甫是个坚决抗日的开明人士，秦加林就到该乡任小学教师，并利用这个关系，陆续派一些党员去当教师，开展群众工作。后秦去苏北，调徐朗任书记。沦陷后，鄞县县委利用与国民党区长郭青白有关系的党员，打入三青团、政工指导室等处，以灰色的面貌，加强工作，控制了那个地区的部分乡政权。1942年2月，文祥又派刚从绍属调来的陈志刚（即寿文魁）同志到梅园加强鄞、慈、奉的领导。以后，还建立了林一新中队（鄞县警察第三支队郭青白部的一个中队，后为大队），这是一个以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典型。
除鄞西梅园外，还有镇海江北的龙山区和江南的王贺乡，都分别掩护特委和慈、镇两县党的活动。沦陷后，戚铭渠、虞天石打入顽方龙山区署，加强统战工作，后又和浦东部队林有璋的南进部队取得先期联系。以后，文祥还派戚铭渠和李长来（即李侠民）去镇海国民党县长那里活动，当了龙山、庄市区长，李还当了江北办事处副主任，虞为北办指导员，并争取了江北办事处张志飞和我们合作，和五支四大配合，张后来成为我党党员。在镇海江南的党员王博平当了王贺乡乡长，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以定海国民兵团为名义的独立中队。
在组织领导方向上，自1940年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后，文祥直接领导了少数起特殊作用的党员。根据我知道的，除戚、虞、李外，还有沈天生、蒋子瑛、庄禹梅等，他们曾以顽方人员，小店老板、地方士绅的身份，和南进部队沟通联系，筹粮筹款，为部队搜集情况及交通掩护工作，起到了一般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其他县、区领导，有的也有单线联系的党员，以后多数转为秘密联系，为城市、交通点、线工作发挥作用。
鄞西、镇北还利用合法政权，有的办学校（镇北的凤湖中学），有的办训练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干部，他们以后都成了创建四明山游击根据地的骨干力量。这些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本省或其他省、市工作。
十四
1942年4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进攻浙赣线，撤走了慈溪、余姚乡镇部分据点，减少了慈溪、余姚县城等地的驻军。当时，南进部队摸不清日军的意图，估计可能因太平洋战争后敌人兵力不足，将部分兵力撤出浙东。因此，当时把部队和各办事处人员及已暴露面目的地方同志，在慈北古窑浦集中待命，作撤回浦东的准备。吕炳奎同志为此派薛诚来我们处，向文祥说明来意。文祥对薛诚说：“从各方面情况看，敌人在后方的兵力是撤了一些，但据情报，敌人在前线兵力并未减少，还在偷偷地增加，因此可以断定敌人不是撤退，而是转移兵力，准备向浙赣线进攻，我们部队不要北撤，而要抓住时机，敌转我进，扩大游击区，更好开展游击战争。”正好这时南进部队在军事上已归粟裕司令指挥，电台刚接上联系，粟裕、谭震林来电：“得悉日寇将进攻浙赣线，各部队仍各返原地，坚持抗战。”于是，部队立即停止北撤，分头奔赴敌后，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为创建四明山根据地，1942年6月间，华中局派谭启龙、何克希等同志先后来浙东，统一领导浙东的抗日武装和地方党组织。文祥非常兴奋，他设法搜集了浙东地区敌、伪、顽力量部署和装备，浙江国民党、政、军及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等情况，同时还掌握了敌、伪、顽之间互相矛盾的材料。他拿来一份材料，要我综合整理，限期完成，提供给谭、何首长在研究决策、部署工作时参考。他说：“下级要当好上级的参谋，及时提供资料。”7月18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宓家埭召开干部大会，那次我也参加了，谭政委的报告中，就引用了一些我们上报的材料。
十五
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建立，原宁绍两个特委分为四个地委，文祥任四明地委书记。当时他的肺结核病已经发展，每天发烧，有时卧床休息，但仍一直带病工作。在四明地委，他已不像宁属工作时那样紧张，上有浙东区党委，具体工作有罗克（现名罗白桦）等同志去做，他主要抓一些大的原则问题，组织上给他适当的休息时间。
他在四明地委工作了大约五六个月。当时正是初创时期，虽然他不能深入县、区调查了解情况，但和前来机关的同志仍然经常交谈，详细询问。
沦陷后，文祥所考虑的是如何为开辟四明山根据地准备条件，自己也为此作出种种努力。浙东区党委建立后，有了实现的条件，他希望部队早日进军四明山。四明地委建立后，罗克同志到鄞西、姚南大岚山一带深入调查，回来向文祥汇报，并组织几个地委同志讨论分析。当时四明地区形势，总的来说是一个敌后空隙地带，有利于开展游击活动，人民又深受兵匪之苦，欢迎我军进入。于是，文祥即派罗克去三北浙东区党委汇报情况，迎接谭政委他们进军四明山。这样10月阳觉殿战斗以后，部队就进入了四明山地区。从此，四明人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浙东区党委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开辟游击区，亟需大量干部，四明地委即从各县调来一批党员，包括交通员、炊事员等，他们党性强，机智灵活，有的党龄也比较长，只是文化理论水平还不高，调来四明地委机关后，积极性很高，文祥叫我组织他们学习。他说：“这些同志培养几个月，都可以成为党的骨干。我们要把机关建成一个学校，使交通员成为出色的交通站长，炊事员成为会计或事务长。”这些同志中如章文宽、姚亨然、周莲珍等，不久都成为骨干，后来都是中级以上的干部。
开辟游击区依靠原来白区的工作方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文祥说：“根据地来的同志，工作作风大胆泼辣，雷厉风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和罗克共事，工作中非常尊重罗克的意见，许多事情放手让罗克去干。
对调查研究，文祥也认为不能光用老办法，应当多想点新点子。四明地委刚建立时，我们住在鄞西建岙村近山顶的地方，他坐在房门口，早晚两次清点全村牧童和耕牛的数字，以田亩、户口、牧童和耕牛的数字，来推测山村的经济和阶级状况。事后了解，他的分析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大致相符。
十六
1943年1月，浙东区党委派文祥到八十九团张俊升部去搞统战工作，并领导荆子刚已在那里的秘密党员俞德丰、倪寒若等。当时他对外公开的名义是该部政治部的秘书，政治部主任荆子刚也是我党党员。
在张部，他首先对部队和张本人的情况作了调查，了解了他的历史和该部的组织成分。张部是与国民党的嫡系有矛盾受排挤才到敌后来的，同来的还有田岫山部，于 1942年7月进入四明山。张部在上海“八一三”时，曾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下，以后撤到后方。张本人是师范生，曾当过教师，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他来到上虞章家埠一线驻扎后，对何克希、王文祥很佩服。他不抽大烟，生活不腐败，是有可能团结争取的。张部的营、连骨干都是他的同乡、同学及亲戚朋友，又带有军阀部队的特点。
文祥去时，张到上虞章家埠还不太久。当时驻绍兴的伪忠顺部队想拉他去投敌（此时八十八团田岫山部已投敌），他们发给张部印有“忠顺”字样的棉衣、毛巾，因此，相互之间有一定联系。与此同时，三战区浙保和嵊县的土顽也来拉拢他，而我们又派文祥、金子明去做统战工作，可以说，当时张俊升正站在三岔路口。根据这个情况，文祥对张采取团结争取帮助办法。他曾对我说：“做生意靠资本，张俊升手下的兵就是张的资本，保存实力，巩固地位是张的宗旨，张最怕我们做他部下的瓦解工作。争取张部中立、抗日，主要靠做张本人的工作。”要消除张的顾虑，就要取得他的信任。张把文祥当秘书，有人来接洽或开会也邀请文祥在旁做记录，提个意见，当个参谋。
文祥去张部后，建议张俊升恢复原三十师的名义（原三十师师长张銮基是张的叔父，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暗杀），以增强对旧部的号召力，并要我党同志俞德丰（政治部政工队长）编写三十师的军歌，组织天良剧团，进行抗日宣传，以激发张部的民族观念。
忠顺部队曾派人来拉张去当伪军，文祥知道后，即和荆子刚一起去对张说：“这是民族气节问题，你可不能去啊！”因此，张没有被拉过去，他们要张部换帽徽，张也不干，以后忠顺部不再供给给养，张和他们割断了联系。
1942年自卫战争中，挺三浙保进攻我军，被我们打垮了，吃了亏。后来浙保想拉拢张俊升，采取收编的办法，企图借用张部来和我们作战，或利用我们的力量来消灭张部。文祥得悉后，立即告诉张俊升说：“现在浙保想借三五支队的手来消灭你们，唯一的办法，是中立观望，否则没有好处。”以后，我们都离开了，而张对反共打新四军的问题，一直抱不太积极的态度。
嵊县土顽潘文驹和浙保有关系，又投忠顺部队当了伪军。文祥就向张俊升建议，要张出面叫潘离开当地，并在他们离开前，先探明路线，趁机打潘部一下，张采纳了。这次虽然没有歼灭潘文驹的部队，以后张和浙保、土顽都疏远了。
1943年三、四月间，有一次，张的部下把淞沪游击司令部顾小汀、谢友生（王八妹的挂名丈夫）捉来了，当时张征求文祥意见，“怎么处理？”文祥说：“先谈谈，再作结论。”谈话后，文祥和张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他们“以抗日作招牌，是政客、汉奸的嘴巴，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正因为他们打抗日的招牌，文祥建议把他们放回去，张又采纳了。张事后说：“这事实际对我帮助是大的，要在过去，既然抓来了，自然是杀掉算了。”
1943年4月，为了争取张俊升团结抗日，文祥曾建议何司令到张部访问，何司令来章镇只带一个警卫员，穿了一套旧棉衣，一双布鞋，平易近人，对形势侃侃而谈，给张部留下很好的印象。
5月间，文祥的肺结核病加重，咯血不止，浙东区党委决定把他调回休养。他在张部虽然时间短，但对张的影响还是较大的，我去访问张俊升时，他对我说：“和王文祥相处时间不长，但我深感他对我帮助最大，他引导我走上中立观望、最后起义的道路。”
十七
1943年7月，文祥转移到三北养病，住在慈北沈师桥。开始这一带还算安定。10月，秋收斗争开始，伪中央税警团在附近鸣鹤场、掌起桥、东埠头增设了据点，斗争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文祥住处也不大安全了，几经易地，最后把他安排到新塘头以伪保长作掩护的一个游击小组长虞炳增家里。
当时，慈北区委书记李默君怀孕回家待产由，我代理她的工作，环境已经非常紧张。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区委采取分散活动、分片坚持的办法，我和组织委员杨若谷带领一些同志，建立沿海、沿山两个活动中心，坚持对敌斗争。我大部分时间在海边，把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筹组小型武装（自称小海大）以自卫。文祥很关心我们的工作，见面时常详细了解情况。当我告诉他我们坚持采取“沿山上山，沿海下海，交通线上分散隐蔽在群众中，依靠群众掩护”的方法时，他说：“这个办法很好，应当把它概括成简短明快的口号，使之成为对敌斗争的指导。”1944年春节期间，三北地委在慈北五磊寺开扩大会，要我在会上介绍经验。当时我提出“靠山靠水靠群众”的口号，一时成为当时反扫荡斗争的指导，这正是在文祥的启发下概括而成的。开会期间我向王仲良同志汇报了文祥的情况，地委决定把他转移到镇北休养，不幸来不及转移，正月初五，我们在新塘头被伪中央税警团逮捕了，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浙东报社记者吴文云和虞炳增。
十八
文祥被捕后受了重刑，伪军把他倒吊在一根柱子上，几次拷打、灌水，又在观海卫伪营部大厅柱子旁绑了一夜，更加重了他的病情。第二天，他在押解途中已无法行走了，就停下来说：“我走不动了，就在这里枪毙我吧。”押解的伪排长没有办法，只好找民夫用担架抬着他。
在审问中，文祥以“自己是上海单帮商人因病发住虞家，等待去上海的海船回沪”的口供，骗过了敌人。并叫虞炳增如何以伪保长的身份来欺骗敌人，掩护自己。虞即以“我当保长的，无论新四军、和平军都不敢违抗，不敢询问”的语言，巧妙地为自己开脱，也使我们没有暴露身份。
经组织营救，一周后，文祥在姚北伪中央税警团团部获释。出来后，他不避危险，雇了一条脚划船又回到沈师桥，请沈师桥邮局局长董光骥（他儿子已参加我军）转送一个条子约沈天生。当时，沈天生当伪区长已一个月，在我们被捕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去伪军营部打听。当他看了条子，就立即和文祥见面。文祥告诉他，在狱中听沈醉渔（烈士沈一飞的父亲）说：“伪军再三盘问我关于沈天生的情况，也为此盘问过其他人。”所以，文祥要沈天生立即汇报组织，设法离开观海卫。沈问他：“调到宁波邮局可好？”文祥说：“敌人内部有矛盾，离开观海卫就没有问题了。”沈天生回去后向组织作了汇报，及时离开了观海卫，调到宁波邮局，所以没有发生问题。
通知沈天生后，文祥立即转到镇北海鹤庵休养。
十九
1944年7月，浙东区党委流动到三北，文祥去看谭启龙同志，反映他对秘密工作的意见，认为秘密联系的同志，由浙东区党委直接领导，容易暴露面目，应该单独建立一个领导系统，以加强工作，便于发挥他们的作用。正好，当时上级党委也有这方面指示，谭政委很重视他的建议。文祥就毛遂自荐，要求做这方面的工作，一面工作一面休养。谭政委开始不同意，经他再三要求，终于同意了。这件事是等组织决定后，他才告诉我的。他说：“三北准备成立城工委，由我负责，组织上决定又把你调来做秘书工作了。”当时，我听了很不赞成，为他的身体担心，但他再三安慰我说：“谭政委已答应，给我配很强的班子，又不做具体工作，光掌握掌握原则”，并说：“在游击区没有前线、后方，离开部队就不安全了，在养病期间被捕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在工作岗位上反而更安全些，今后我注意多休息，少做点工作，等抗战胜利，我一定长期休养。”当时他估计离抗战胜利不会太久了，既然是上级的决定，又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默默地给他做助手，尽量多做点工作，照顾好他的生活。
开始工作并不忙。10月间，吕炳奎、王起和三东工委组织也并在一起，不久，吕炳奎同志调走了。接着，杭甬线的秘密联系和粟后（丁公量）同志领导的敌伪军工作也合并过来，建立浙东区党委城工委，文祥任书记。虽然当时有几个很强的领导同志，但他的领导担子比以前更重了。
1945年开始，文祥已基本不能走动，经常卧床休息，一些会议都到他床前去开。他去浙东区党委参加会议，由三个运输员轮流用“元宝篮”抬着他去，但他还是不愿离开工作。文祥脑子很活跃，工作和学习仍抓得很紧，当时他从何司令那里借了一些文件，如毛主席著作的摘抄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整风文件等材料。他要我用32开的活页纸抄写好，一小本、一小本地串订起来，放在身边反复阅读。他很重视经验的积累，有些向上级的报告、汇报、总结材料，凡重要的都要我抄写底稿。1945年6月，城工委进行半年工作总结，经过讨论后，由王起、王槐秋、粟后和我分别起草。对于草稿，我读给文祥听后，他又亲自作了修改。上报浙东区党委后，他再要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重抄一遍。这份7万字的总结，里面有宁波城内党组织的状况、各行各业的社会调查情况，以及统一战线、工人运动、敌伪军工作等，还有在敌宪兵队密探队内的埋伏工作，是个综合性的总结，他非常珍惜，一直放在身边。直至部队北撤，谭政委决定他先去上海治病，等待华中局通知时，他临行匆匆，把一些文件、材料、书籍，烧的烧，打埋伏的打埋伏，只有这个总结抄本，他不忍放下，但考虑到我们要通过层层封锁，无法携带，只有粟后回部队随军北撤，才能保存。于是，他把这个抄本交给粟后，并嘱咐妥为保存。粟后同志一直保存至今，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这也是文祥唯一的遗物。
1945年夏，文祥不但行动困难，而且结核病已发展到喉头，连讲话、吃饭也感到痛，但他仍坚持工作，不离岗位。在这以前，我曾再三劝他离职休养，但我一提他就生气。粟后等同志也和我谈过：“王大哥应当让他养病，不能再工作了。”但没人敢当面向他提这个意见。当时我曾想自己到谭政委那里去反映，让组织下令停止他的工作。但当看到他满脑子的形势、任务、聚精会神地考虑工作时，我又不敢去反映。如果我去要求组织停止他的工作，反而会激怒他，加重他的病情。当时我想：当一个战士正在冲锋陷阵，他眼前看见的只有敌人的碉堡，心里只想着取得战斗胜利，在这个时候，他是不肯撤退下来的。那时文祥所看到的是抗战胜利在望，心里已没有他自己，我又不能去向上级反映。只好默默地祈祷抗战胜利快些到来，积极地帮助他工作，照顾好他的生活，尽量让他多休息少操心。有些事，我能处理的就处理了，有时悄悄地把有些来请示的同志挡住，让别的领导去处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党全军全民欢欣鼓舞，中央军委发布向敌占城市进军的命令，宁波也是快要解放的城市，地下党正在组织里应外合，文祥这时是多么兴奋。他虽已失音，讲话困难，但还是坐了“元宝篮”到宁波西门外望春桥，亲自去组织、指挥战斗。他怕我干涉他，就把我留在机关，并要杨志行给他当助手，后来杨告诉我，那时他讲话声音已很低，她帮他传达意见，要把耳朵靠近他嘴旁才能听清。
二十
1945年9月间，浙东部队奉命北撤。10月初，他到达上海住院治病。
在医院，他仍很关心形势变化和党的工作，每天认真地阅读报纸，分析研究问题。此外，他还非常惦念留在四明山坚持斗争的同志，关心四明山的形势变化，担心同志们的安全。
11月初，邢子陶同志到医院看他，邢是谭政委北撤时留在四明山坚持斗争的、分管白区工作的领导。那时，四明山形势紧张，路路都有国民党军队的岗哨，活动有困难，邢子陶想先把宁波市内地下党的关系接上，取得工作上的掩护。所以，邢到上海向文祥同志要宁波党的关系，文祥提出一个坚决的意见：“现在四明山要坚持斗争，靠华中局领导是不行的，华中局太远，领导不了，把组织关系转到上海来，由上海党领导。那样人员派来方便，又可隐蔽，到上海，要钱要东西都方便，你赶快到华中局去一下。”邢子陶同志认为文祥的意见很有道理，立即到苏北去，后来四明山地区的党的关系确实转到了上海，由上海党领导了。
住院后，文祥的病情继续加重，开始还能吃点软饭流质食物，后来连喝汤咽水也疼痛，他仍然忍痛强咽下去，表现了和疾病作斗争的坚强精神，对于治病，他一直抱积极乐观的态度，当喉痛吃不下去时，他要内科医生请喉科医生会诊，他说他的肠胃很好，只要能吃下东西去，病慢慢会好的。后来我找了一个女医生，她告诉我，文祥的病已完全无望，他整个肺已烂了，已发展到喉头结核，劝我趁早伴送回家，免得将来运灵柩困难。
他在上海转了二次院，最后进广慈医院。到那里去养病并一直等待华中局的通知。
12月18日，文祥告诉我华中局派人来征求意见了，问他到苏北去或留在上海，还是回浙东去。我问他的意见，他说：“我已考虑了，现在国民党虽然和我们签订停战协定，但内战的危机仍然存在，他们没有诚意，却要这样做，这是因为：第一，10年内战8年抗战，人民群众希望安居乐业，不要再打仗，他们也要做作一下，表示并不想打内战：第二，是缓兵之计，他们在敌后的接收工作还没有做好，需要争取时间。不会很久，又要爆发内战的，到苏北去转来转去，自己不能行动，将会增加组织上的负担。同时，你到那里去，可能不会安排自己的工作，几年来，为了使我能带病工作，耽误你独立锻炼的机会，影响了你的进步，这是我感到遗憾的，在上海花费太大，空气又不好，这病也无药可吃，不是长期养病的地方。回浙东长途辗转，途中不便。我想到杭州去休养，路程短，空气好，花费少，你也可以就近工作。”并说：“这次我决心长期休养了，如果休养10年，至少还能为党再做10年工作，是值得的。革命20年来，我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些体会，你可以边做工作边帮我写点回忆。”我很赞成他这个打算，并说：“杭州有我妈妈在那里，她会全力照顾你的，老年人不怕肺病传染。”
于是，我即于12月20日回杭，先和王槐秋同志作了一次联系（因为他和杭州同志的关系还在文祥的地方），然后和我母亲商量，做好文祥回去养病的安排。当时杭州的同志听说文祥要回杭州养病，也为他作了安排。不料，文祥竟于12月22日清晨5点多钟与世长辞了。逝世前，是郑菊英同志在那里陪伴他的，临终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未能与我最后见一面。等我回到上海时，文祥的后事已由乐群同志托人操办了。
时光已流逝40多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文祥生前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这是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
文祥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88年4月于无锡
（选自《王文祥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