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震虹
王文祥逝世52年了。我曾在他身边工作过。他的崇高品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给我一直铭记在心，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记得1940年的一天，我的哥哥蒋子瑛交代我去接一位“客人”。我与往常一样，把“客人”带到我家的小阁楼上。他们开会，我就在外面“望风”，注意周围的动静（这在白区是经常的事）。到了吃饭的时候，再将饭菜送上去。下午，他们开完会，我的任务是送“客人”到半路庵，为“客人”雇好去河头市的脚划船，他含笑连连地夸奖我：“你很灵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大哥（即中共宁属特派员，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深感他是个和蔼慈祥的长者。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哥哥的朋友，大小是个领导，并不晓得他就是中共宁属特委书记。
到了1941年，宁属特派员在三北（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之北部）田央黄建立机关，组织决定要我去特派员机关任政治交通，第二天就要去报到，具体工作由王大哥、三姐（王文祥的爱人陈明华）给我讲。我接到这个通知后兴奋极了，连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心里七上八下，既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想想自己在党的关心下，有幸到大哥身边工作，作为大哥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党的信任和培养，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担心的是感到自己毕竟年轻、幼稚，缺乏经验，怕做不好工作。
第二天，一路上我就带着这种喜忧参半的心情到了田央黄，找到特派员机关。特派员机关就设在紧靠“汇昌”烟纸店的弄堂内一间平房里，由王大哥、三姐和我三人组成一个家庭，他们叫我五妹。大哥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三姐在当地蓬山小学当“校长”，我负责烧菜烧饭、送信、洗衣服等，有时随王大哥去外地，掩护他的工作。当三姐有事外出时，我还去蓬山小学当代课教师。为了确保特派员机关的安全，平时很少有人进出，大哥对我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叫我注意左邻右舍的动静，多作调查研究，做好周围群众的工作。我曾参加过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只有这点基础。1942年五、六月间，组织上要调我到镇北龙山区做党群工作（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我才依依不舍地和大哥、三姐分别。
我在王大哥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严于律己，言传身教，给我的影响和教育极深。
大哥学识渊博，一身正气，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像王大哥这样的革命前辈，深深感到能聆听他的教诲非常自豪。有一次，三姐上课去了，大哥和我随便聊聊，他针对我入党不久的情况，由浅入深地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讲到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更感到他知识面很广，很有才干。我天真地问：“你大概是大学生吧？”他笑而不答。后来我才知道他是1926年之江大学的毕业生，在大学时期，就参加革命了。他曾被敌人判为无期徒刑，在浙江陆军监狱坐了六七年牢，他是背叛了地主家庭而参加革命的。在狱中受过重刑，关过特别禁闭，吃过很多苦。环境把他锻炼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有一次，他讲到青年应该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我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他看到过许多有识之士、共产党员，年纪轻轻参加革命，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坐牢，不怕死。这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从党成立到现在，他们的头颅堆起来比这里的达蓬山还要高！还说不少共产党员被捕后，被关进监狱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不屈不挠，准备坐穿牢底，英勇牺牲，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还以慈北沈一飞等同志被捕后，面对敌人各种残忍的手段，受尽折磨，英勇就义的事例对我进行活生生的教育。我虽未见过沈一飞同志，但对沈一飞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听到这里我热泪盈眶，难过极了。我暗暗勉励自己：一定要像革命前辈那样忠于党的事业。王大哥教育我在当时严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顶天立地，保持革命情操和崇高气节。他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终生难忘。每当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时，我就会想到王大哥对我的教导，以他为楷模，立志要像烈士那样为党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要像王大哥那样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行事，努力做一个好党员。
王大哥平时对人对己都很严格，尤其要求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服从白区工作纪律，不能和其他党员发生横的关系。这是他留给我的又一深刻印象。有一天，王大哥要去宁波、慈东一带，由我跟随他去，负责掩护。我们从田央黄出发，途径龙头场，到了西门外时，迎面碰到虞天石同志，因为本来很熟悉，天石同志跟我们打招呼，我就随口答应了。事后王大哥就对我指出，说我在路上见到熟人随便打招呼是不好的，违背了秘密工作原则。他说如果对方万一出事，就会受到牵连，甚至组织遭到破坏，这种血的教训是很多的，叫我今后一定要牢记。
宁波沦陷以后，特派员机关开始设在姚江边靠山的车厩乡一个庵堂里。这个时期王大哥对组建“慈东游击队”作了精心的部署，他和蒋子瑛等日夜忙着为组建这支敌后抗日人民武装操劳奔波。这时，我在负责管生活方面的事情。一天，杜秀白突然来到我们机关，我知道他原是慈东政工队里我党党员，因面目暴露，于 1940年10月，组织上确定他和冯鹏等三位同志去皖南的（冯鹏经东南局教导队学习后去苏北，杜秀白到皖南后留在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发生后，杜秀白突然回来，他一见到我，就向我打招呼，我也就回答了。此事，王大哥知道后很不高兴。他说：杜秀白在皖南事变后来到这里，至今面目尚未搞清，你不该和他讲话。保守党的秘密，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是大哥长期在白区工作积累起来的重要经验之一。
我从这两件事中得到了教训，受到了教育。
王大哥生活简朴，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的个人生活是很简朴的，可以说他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为革命他一直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平时，出去总是穿着一件蓝布长衫，里面是一件白土布衬衫——都是打过不少补丁的。有时，我跟随他出去，早晨从田央黄出发，一跑就是六七十里路，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到达目的地。一路上不吃不喝（不买东西吃的）。大哥不在家时，我们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常买些便宜的三北地瓜干和大米掺在一起做饭。吃的菜更是简单，为了节省柴火，大多是放在饭锅里炖着吃的。平时也从没有零用钱，过着身无分文的清贫生活。有时，我和三姐知道他快要回来了，考虑到他身体不好，长期带病工作，又肩负重任，看他的脸一天天瘦下去，心里很焦急，总是千方百计地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我就去买一斤花生米，买几角钱的虾米，花生米蒸蒸，虾米炖蛋。偶尔我还从日常菜钱中省一点下来，替他买半斤黄酒（知道他是喜欢喝的）。这在当时算是很好的美餐了。有一次，他说：“经费很困难，生活要更艰苦一点。”而这些花生米、虾米炖蛋，一定要与他同吃。我们不吃，他就不高兴，我们只好顺着他。他这种关心同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一直体现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
王大哥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又是之江大学的高材生。为了革命，他抛弃了一切，过着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可他总是那么乐观。
王大哥和三姐之间的感情很好，他们在同生共死、共患难中结下了情谊，真是志同道合、互敬互爱、相敬如宾的一对。我常常见到他俩有说有笑，不是谈工作，就是互相交流学习情况，常常谈到深夜。从来没有见到他俩红过脸，有过不愉快的事情。
在王大哥的直接领导下，我在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思想上有了提高，就连我要去蓬山小学代课时，遇到有些不认识的字、不懂的句子都向他请教，他也是像大哥哥一样教我，耐心地讲解，帮助我备好课。所以说，王大哥既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又是帮助我提高文化水平的长者。
王大哥忘我工作，刻苦学习。他自己平时学习很认真，经常学到深夜，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油灯下看书。他总是结合当时的形势，带着遇到的问题进行学习，思考的。
继蒋介石在 1941年1月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后，1942年2月浙江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宁属地区的斗争环境转入最艰苦的时期。这个时候，党的活动经费中断，环境恶化，不少面目暴露了的同志，无法在原地继续工作下去。以慈东为例：早在 1940年10月，他就把冯鹏、杜秀白送到皖南新四军；不久，又将邵立之、余也萍、李华等调离慈东，蒋子瑛临时调到南山横溪乡当事务员；对当时因环境恶化政治上有动摇的少数党员，在他的通盘考虑下确定由党组织分别细致地做工作，找他们一个一个谈话，给他们指明方向，经受考验。并将各级党组织完全转入地下，实行单线领导。王大哥像一位高级指挥员一样，经过他的一番运筹，宁属整个党组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仅保存了下来，站稳了脚跟，还发展了组织，为以后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大哥工作踏实，作风细致，每次我跟随他出发之前，他都要作一番深入细致的交代：他要我如何应付途中可能遇到的敌人的盘查。他说如果遇到敌情躲不过去时，第一要镇静；第二要一口咬定去走亲戚的；第三要装作政治上一点不懂，讲话切不能带有政治术语，要像普通老百姓家的姑娘一样。有时叫我送密件去慈东联络站的时候，他都亲自检查，是否符合要求。重要的事情，要我作口头传达，叫我把内容记在心里，当着他的面背熟，这样才放心让我出发。
王大哥从抗战开始，就来到浙东工作，整整八年抗战，都是在浙东度过的。他经常奔波于镇海的江南、江北、山南、三北和三东、四明等地区，他踏遍了浙东广大地区的山山水水，在起伏的沿山地区，在辽阔的平原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八年抗战，是时代的大熔炉，在党的教育下，在王大哥的辛勤操劳下，锻炼和培养了一代人，他们中间涌现了一大批抗日民族英雄和共产主义战士，像朱洪山、蒋子瑛、杜生甫、沈一飞等同志，就是这样一批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有的在坚持四明山的斗争中壮烈牺牲，有的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光荣献身。
1946年4月，当我在山东华丰得知王大哥在上海病逝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悲痛。王大哥逝世时年仅39岁，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失去了一位指导我成长的导师。时隔半个多世纪，他那崇高的思想品德，为党的事业牺牲的精神，始终起着净化我灵魂、激励我前进的作用。
王大哥安息吧！你的五妹怀念你！我们将踏着你的足迹，在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永葆革命晚节！
1997年10月写于杭州
（选自《王文祥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