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佐耕
我是慈溪县范市杨家村人,由于父母早亡,家境贫寒,17岁时到范市一家小药店里当学徒。这时,三五支队已在三北一带活动。他们打鬼子,歼伪军,作战勇敢,对贫穷百姓又很好,纪律也十分严明,受到广大穷人的称赞和拥护。我心里很想到这个部队去当兵。范市还有一爿比我们大一点的药店,其中有个职工叫岑鸿章,同我关系很好。他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和这一思想后,认为我这个人根子正,也较老实、正派,因此,他十分关心我的进步,经常将一些“反对剥削”之类的油印小册子送给我看。平时闲谈中,不断启发我的阶级觉悟。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对我说:“参军不必去了,留在地方上干革命也是一样的。”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从此,我对他更为信任,有什么想法都向他谈。在他的帮助教育下,我于1943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岑鸿章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那年我还只有18虚岁。
入党后,接触到党内的同志就多了,最先是邱王的一个老师(党员)来与我们联系。后来,赵平、周明、马平(即马阿堂、马近琪)等同志也经常来联系和指导工作。马平通过我,向我们药店对面的一个青年鞋匠租了房子,开了一爿杂货店,实际上是建立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1944年上半年,我也到该店,做马平的助手,以送货或沿门去做生意为掩护,干一些联络工作。
8月底的一天,周明来找我,说想把我调到海鹤庵王文祥那里去负责买菜、烧饭、打扫房子等杂勤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周明听了很高兴,嘱咐我以后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要做到领导讲的、做的不能乱传,知道多少就多少,不该问的不要问,叫做啥就做啥。9月1日,我高高兴兴地到达海鹤庵。
王文祥当时是三北城工部负责人(后为浙东区党委城工委书记),大家都称呼他为“大哥”。他的秘书(即爱人)陈明华同志,大家称她“三姐”,凡是来联系工作的同志都这样叫她,我也就这样称呼他俩。
海鹤庵离范市不远,在范市北边,坐落在四周河滨交叉的一片广阔的棉地之中,整个庵内除大哥、三姐和我外,只有三个小和尚。因此,显得冷冷清清,寂寞得很。虽然三天两头有同志来汇报工作,然而总是偷偷地来,暗暗地去。记得来的次数比较多的,或者住过一二夜的有王起、周明、赵平、乐群、胡章生、陈刚(老韩)等同志,其他多数是当天来当天走的,因当时不好问,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职务。
我们在海鹤庵住到年底,就搬到南山去了,也就是到“大陆商场”去了。大哥比我们早走几天,我和三姐从河姆渡过姚江,先到袁马,在那里住了几天后,又搬到梅岭下。
大哥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爱护信任,在安全上对我也关怀备至。在海鹤庵时,他平时经常教育我要注意安全,注意保密,凡是看过的书刊,写过纸张要随时藏好(放到庵里挂着的一块匾的后面),决不能疏忽大意,以防意外。还对我说:“万一有情况,你就先跑掉。”一天下午,果然有一支伪军姚华康的部队来到施公山,东张西望。傍晚,老和尚奔来报告,说那支部队的人曾问他:“这里有共产党吗?”他回答说:“没有,没有。”老和尚是知道我们底细的,他守口如瓶。为防敌人闯到庵里来,大哥命令我与刚来联系工作的老韩(陈刚)赶紧从后门出去到棉花地里隐藏起来。我们说:“那你们怎么办?”他说:“我们不要紧,我可以以身体不好,因病休养作借口掩饰过去的。”在危急关头,大哥不顾自己安危,把同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品质是何等高尚啊!可惜那时候的我,作为警卫员,竟然离开领导,只管自己躲避起来,那天到半夜里,听听没什么动静,我俩才又回到了庵里。
1982年11月6日
(选自《王文祥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