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清达
1941年4月日寇侵占浙东以后，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从5月到9月，把党直接领导的和党秘密控制的武装力量900多人，分7批从浦东南渡到浙东三北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为了适应新形势和部队建设的需要，领导上抽调了部分骨干，5月间在镇海县北部（简称镇北）举办了新四军在浙东最早的教导队。但是，为了灰色隐蔽起见，对外既没有亮出新四军的番号，也没有公开叫教导队，而是叫五支四大第四中队。
教导队队长是蔡群帆（对外称其教官，同志们也这样称呼他），军事教员张震、政治指导员夏治行、政治教员成君宜，文化教员钟炳文（1941年11月开了小差），特务长胡铁锋、卫生员王一平（当时叫金云龙），两个区队长（教育排长）是徐志达和都曼令。全队共有七八十人。
教导队有关群众纪律的执行是很严格的，因为教导队培养的是基层军政干部，毕业后要去带领部队的，所以领导上对大家的要求也特别严格。毛泽东主席为我们革命军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时叫“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大家都能模范地执行。每到一地，我们就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有时还收割稻子；对老百姓和和气气，一开口就是“老伯伯”、“老大妈”的；借了东西要还，损坏了东西要照价赔偿。到了新区，因为群众对我们部队还不了解，有时就叫不开门，我们宁愿在露天或屋檐下过夜，即使下雨，也不例外。出发前，捆稻草，上门板，扫地，送还东西，把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为了防止个别人因疏忽而违反群众纪律，指导员、文化教员等还经常在临出发前到各个班住过的地方进行检查。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里是找不到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教导队良好的群众纪律很快在镇北、慈北广大群众中广为传颂。后来，我们晚上每到一地，只要在老百姓的门上，用手轻轻地“笃笃笃”敲3下，老大妈或老伯伯就会很快给我们开门。这充分说明我们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密切。我还想起了当时经常唱的一首歌。因为它不长，就把它收录在这里。歌名叫《河里的鱼儿》，歌词是：“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军队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团结一条心呀，抗日卫国保家乡。”
教导队的文娱生活是很丰富的。虽然那时教导队是灰色隐蔽的，但唱的歌却是进步和革命的。我们公开声明是抗日的，不论什么歌，只要能激发起人们抗日的热情，我们都唱，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毕业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员之歌》；甚至《你是灯塔》，也公开高唱，不过对其中比较“赤色”的词句，稍加修改就是了。此外，为了更好地麻痹国民党顽固派，我们有时也当众高唱当时在浙东青年中流行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团歌》一类的歌曲。
那一年是“九一八”事变10周年。我们教导队虽刚刚成立，但为了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我们在成君宜同志组织、帮助下，赶排了活报剧《流亡三部曲》，在镇北龙头场、澥浦一带演出。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好笑，像我这样一个根本不懂戏而且又不善于说话的人，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中，竟然跟胡锋、张贤生（后在诸暨牺牲）、鞠振滨等同志一起登台演出。虽然演得十分蹩脚，但看的人还不少。这对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投身于抗日救国，也起了一定作用。
教导队的军事教材是蔡教官从江抗教导队带来的。他曾在“江抗”教导队担任过教育排长，是很有一套教育经验的。军事教育课主要由蔡教官担负。军事教育课的主要内容有：制式教练、瞄准射击、投弹、刺杀、单兵动作、班排进攻与防御、地形地物利用、目测距离、方位判定、武器维护保养等必须掌握的军事知识，这些都是学员们回到战斗部队后教育部队、带领部队同敌人作战所需的本领。为了增长打日本鬼子的知识和本领，我在空余时间里总要去参加听课。一次是听蔡教官讲解方位判定，另一次是听他讲解目测距离。我是第一次听他上课，他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对学员们严格的要求，以及他那既讲又示范，听不懂就再讲，讲了再带领大家到野外实习的教导方法，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教导队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平均主义以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等。”
教导队的学员虽然原是部队中骨干，但绝大多数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所以，每天一小时的文化课是少不了的。教材是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和当时的形势，由文化教员编写的。不过与众不同的是，当时我们这里已流行简体字了，有的字比现在的简体字还要简单。
教导队与战斗部队一样，几乎每夜都要行军。因此没有固定的教室和黑板，更谈不上课桌和凳子了，条件好的时候，找个寺院、祠堂上课。有时干脆到树林或竹林里的山坡上上课，门板代替黑板，背包代替凳子，膝盖就当作课桌了。这与现在的军事院校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教导队是跟随五支四大大队部行动的（中共浙东分会书记吕炳奎那时更名章志诚，以章参谋的名义也随大队部行动）。10月初的一天下午，在镇北施公山训练时，突然听到西南方向响起了枪声，全队立即跑步占领施公山山顶，并向西南方向警戒。没多久，远远看到一支队列混乱的部队沿东埠头，任佳溪方向的山脚边朝我们方向跑过来，待快要接近时，才看清是由两支部队组成的。一支在前，一边乱打枪，一边向我们靠近；另一支则紧跟在后，边打枪，边追赶。根据部队的衣着，估计是国民党镇海县的部队闹内讧。面对这一情况，蔡教官既不采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计策，也不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做法，而是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一面命令我们让在前头逃跑的部队通过，一面上前劝阻追赶的部队停止前进，以我们的武力作后盾，“强制”他们双方停止自相残杀，团结抗日。原来这两支部队中，败逃的是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主任汪立本的警察大队，追赶的是国民党镇海县政府的警察第三大队姚华康部（后投降日寇，成为汉奸），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内讧反目。不久，应地方人士的请求，五支四大大队副林有璋和蔡群帆教官在镇北龙头场召开了调解汪与姚冲突的“团结会议”。除请汪、姚参加外，还请镇海县龙山区指导员戚铭渠（中共地下党员）和当地士绅朱祖燮参加。浙东军分会书记吕炳奎（即五支四大的章参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林有璋和蔡教官不仅宣传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且再次提出了坚决反对自相残杀和不分党派、不分地域、团结抗战的主张。这次会议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威信，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会后不久，还应姚华康部的邀请，名正言顺地到邱王、澥浦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演出了几场抗日戏剧，进一步扩大了部队的政治影响。同时，我们在邱王和澥浦设立了办事处。
11月，由于五支四大和暂三纵在三北地区不断打击日寇，各项抗建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军事、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消灭异己，派出了江南挺进队、钱北义勇军、奋勇队等反动武装，从虞北一直向姚北、慈北挺进，妄图消灭我三北抗日武装力量于立足未稳之际。不久，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区，也调集兵力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因此，浙东军分会决定教导队学员提前毕业。
正在这时，宁属党组织秘密领导的镇海江南独立中队（简称独中）由于面目暴露，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下，指导员林勃不幸牺牲。独中党支部根据王文祥同志的指示遂率领所部于11月上旬北渡甬江，转移至镇北，后经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与浙东军分会书记吕炳奎和军分会委员蔡群帆研究，为了防止暴露五支四大灰色隐蔽的面目，最后决定：教导队由施公山出发，赶到潘岙，以假缴枪的办法将独中60多人枪全部“俘获”，然后与教导队合并。这个决定顺利地实施后，教导队的一部分干部和学员就分配到各部队，留下的一部分干部和学员，与独中大部分同志组成五支四大新四中。教导队就此结束。
（选自《浙东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