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镇海地方史简编》
镇海“江南独立中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敌后抗日武装部队，它活动于镇海江南的大碶、长山地区，为了隐蔽面目，接受“国民党定海国民兵团独立中队”的番号（以下简称“独中”）。“独中”经历了组建、发展和同主力部队会合，改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的征程。
（一）
1941年4月19日日军侵占镇海后，中共宁属特派员王文祥指示：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组织武装部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中共镇海县工委书记陈志达到大碶王贺乡找共产党员王博平（国民党王贺乡乡长），商量如何组织武装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日军占据镇海县城，但无法侵入广大农村。江南柴桥地区为定海国民兵团势力所控制（定海沦陷，国民党定海县长苏本善及其国民兵团退居镇海柴桥一带），大碶地区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氓，乘机骚扰抢劫，群众要求有自己的武装，维持治安，保卫家乡。当时陈、王两人商定，由王博平利用乡长这一公开职务，组织武装部队，并确定了人员、武器来源和部队的名称。
人员：一部分由县工委从江北龙山中共思敬小学支部调来，一部分在江南就地组织，共20来人，主要骨干有方乃喆、方宗岳、岑永福等，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武器：县工委在江南有二三支枪，又派贾德裕（县工委委员）去思敬小学支部和该支部负责人戚铭渠商量，将该支部收藏着的4支步枪、2支手枪和200多发子弹，由戚、贾克服艰难险阻，亲自从龙山送到王贺乡。
名称：为了隐蔽，定名为王贺乡巡夜队。
巡夜队由王博平兼任队长，经费由乡公所筹集，口号是：锄奸抗日，保卫家乡。部队驻地设在王贺乡杨家桥贺家新祠堂。
6月初，王贺乡巡夜队正式成立。但活动还是半公开的，主要是晚上放哨、巡查、训练、维持社会治安。它的成立得到了当地基本群众、上层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8月，县工委接宁属特派员王文祥的通知：慈东有我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即“慈溪县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30多人枪，决定来江南与巡夜队合并，要做好接应准备。人多了，枪多了，需要有个合法地位，以利于部队公开活动。为了吸取5月份我党在慈北组织抗日武装失败、李平等同志牺牲的惨痛教训，陈志达和王博平、方乃喆商量，只有利用定海国民兵团，即苏本善部队这块牌子（因苏部正想在江南地区扩展实力）。于是王博平以乡长身份，和方乃喆一起去同苏部驻柴桥洪岙的副团长朱铁钧谈判。我们的条件是：一、挂他们的名；二、要独立行动；三、经费可以自筹；四、要供应武器。在谈判中，对方同意挂他们的名，但要编入苏部的第二大队第二中队。我方强调了我们的部队要保卫家乡、维持地方治安，不能远离。经过一天半的谈判，最后商定，定名为“独立中队”，活动范围就在王贺乡附近；经费自筹，对方当然没有意见；供应武器问题，只是口头答应而已。谈判成功后，仍由王博平任独立中队队长，但朱铁钧委派其亲信彭虎为中队副，监视“独中”行动。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我党又指定方乃喆（后为林勃）为指导员。从此，王贺乡巡夜队改名为“定海国民兵团独立中队”。
（二）
接应工作准备就绪后，9月初，慈东游击队过来。先是把枪支、弹药从水路运到江南衙前，再转运到王贺乡“独中”驻地。由于中途要通过戒备森严的日军新江桥岗哨，同志们把武器装在棺材里，用小船运送，伪装出丧，巧妙地闯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预定的目的地。接着干部战士也徒手乔装，分散从陆上来到王贺乡驻地。
“独中”人员增加后，扩编为两个分队。第一分队队长方天威（即方宗岳，中共党员），分队副宋维辛（即余力行，中共党员），政训员梁涛（即杨根石，中共党员）。第二分队队长贺毅（原名吕名锵，中共党员），分队副周岐（又名周凤章，中共党员），政训员陈庭坚（又名柳剑青，中共党员）。中队长王博平，政治指导员林勃（共产党员，方乃喆调离后接任），文书龚明远，庶务长王德士（中共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独中”建立了党支部，由田大声（即曹赤鸿）任支书，王博平、梁涛、林勃为支委，支部和党员都是不公开的。
此后，鄞东国民党霍中柱部因故与定海国民兵团在大碶附近发生火拼，霍部也想吃掉“独中”。同时，“独中”的政治面目又为朱铁钧部所察觉，要寻找机会并吞“独中”。9月中旬，“独中”为避霍部缴枪而移驻霞浦张杨亭庙（离洪岙约5公里），一天晚上，队副彭虎以夜间训练为名，把“独中”拉到朱部大本营洪岙。10月初，听到朱铁钧要把全部队伍开往象山“整训”，妄图以此并掉“独中”。在部队尚未出发时，王博平、陈志达、田大声等紧急商议，当机立断，连夜把“独中”撤回大碶，并且抛掉了“钉子”彭虎。然而朱部心犹不死，又派出密探，跟踪寻找，这时，“独中”白天学习、整训，夜里转换营地，几乎隔天一换，终于挫败了朱部企图并吞的阴谋。
“独中”脱离朱部的同时，由中共党员谢仁安、王剑君等利用“定海国民兵团”番号的“浙东青年突击队”，奉王文祥的指示，也脱离定海国民兵团，撤出洪岙与“独中”一起活动，合并为“独中”的一个政工队，有男女队员20余人。这样，“独中”队伍进一步扩大，全队有指战员70人，长短枪50余支。谢仁安参加党支部为委员。“独中”党支部接受宁属特派员直接领导，同时也受镇海县工委领导。
（三）
“独中”成立之后，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对内，加紧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对外，经常向群众宣传抗日。中共党员岑永福（上级党派来的一个红军老战士），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初建阶段，由他向战士传授怎样使用武器和打游击等军事知识。“独中”在移驻霞浦杨亭庙之前，部队曾袭击鄞东盛垫桥伪警察所，缴获枪支。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组织不够严密，原来布置好的内线策应没有发挥作用，未能实现预定计划。
当时，离“独中”驻地20余里的青峙地方，土匪流氓猖獗，敲诈勒索，盗劫财物，群众日夜不安。在当地群众和开明人士的强烈要求下，“独中”派两名熟悉当地情况的女队员去调查侦察，又组织10余人，乔装布商，把李雪棠、芦士明等三个罪大恶极的匪首、流氓逮捕起来，当即押到青峙乡街口镇压；张贴布告，宣布罪状，警告其他匪徒和地痞流氓，若再为非作歹，为害人民，与三匪同样下场。当时大快人心，青峙一带治安情况大为好转，“独中”威声大振，更受群众拥护。
由于“独中”有党的领导和当地农会的配合，附近的农民群众迅速发动起来，抗日情绪高涨，主动地为“独中”送情报、查汉奸、送军粮，也有要求参军的。“独中”不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如帮助农民割稻、挑水、打扫庭院等劳动，军民关系如同鱼水，因此小小一支游击队，在群众中间政治影响很大，老百姓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保家乡的好部队。正因为如此，在镇海县城的日军，还有国民党土顽在鄞东的霍中柱部和柴桥的朱铁钧部，他们各有人枪三四百，力量超过“独中”数倍，都想吃掉“独中”。
10月下旬，“独中”移驻青峙，这个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原是“独中”经常活动的地方，军民关系很好，由于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等原因，住了3天，部队未曾移动，当时只注意在东南方向的朱铁钧部并经侦察似无异常情况，而忽视了对西边霍中柱部的警惕，28日，正是农历重阳节。凌晨，霍部集中兵力，向我队偷袭。我队岗哨发现敌情，鸣枪报警，“独中”干部战士奋力抵抗，终因顽军有三个中队，几倍于我军数量，力量悬殊，只得突围撤出战斗，陆续退到山上。待天明时，枪声才止。7时左右，驻县城日军闻枪声，也赶来青峙攻打“独中”。当我部突围同志按照原来布置的计划，先后回到王贺乡驻地时，才知道指导员林勃和另一位党员胡班长已英勇牺牲。林勃是在掩护同志们撤退中被俘，被霍部绑在青峙大庙（今青峙延陵小学）前的一棵大树上，被日军连刺17刀壮烈牺牲。
（四）
“独中”在国民党顽固派朱部、霍部和日军三面夹击之下，处境险恶，且江南回旋余地太小。据此，陈志达向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作了汇报，准备把“独中”拉到镇北去，那里有我主力部队五支四大队，并同田大声说了这个意见，又去镇北与龙山党组织联系。
11月初的一天，“独中”得到情报，朱部即将攻打我部，“独中”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立即把部队转移到镇北去。由谢仁安具体负责，做好准备，找好向导。天将黑时，集中队伍约50人（王博平等奉党的指示在当地坚持斗争），从王贺乡出发，渡过甬江，闯过日军江上封锁线，在贵驷镇与国民党姚华康部相遇，我部以五支四大队名义，吓退姚部，于拂晓时，到达龙山邱王附近山边的弥陀庵。部队彻夜行军，疲劳不堪，就此安顿休息。
此时，在国民党龙山区署任指导员的戚铭渠（中共党员）得悉江南“独中”已经来到弥陀庵，又听到国民党江北办事处警察大队要去缴“独中”的枪械，他当即通知虞天石（中共党员）去“独中”取得了联系。然后，戚、虞两人分了工，由戚监视国民党警察大队的行动，虞去找五支四大联系。虞天石经范市，过掌起桥，以国民党龙山区署指导员的身份，通过慈溪县国民兵团杨峰部队的岗哨，最后，在慈姚交界处的一个山边村子找到了五支四大队，见到林有璋、蔡群帆两位领导，说明来意，由他俩引见吕炳奎，决定同意会合，但指出，必须绝对秘密，并规定了会合地点和口令。虞天石回到弥陀庵，时已深夜，交代情况后，就集中队伍出发。当警察大队去缴枪时，已扑了个空。虞天石是当地人，熟悉路径，他带领“独中”抄僻静小路，绕过有国民党部队岗哨的地方，沿途保持肃静。最后越过一座小山，到达傅家塘，五支四大有一个中队等在那里，步哨喝问口令？天石答：“胜利！”哨兵回令：“归来”。天石把“独中”介绍给四大队中队长，安排好住宿后，即回龙山住处，时已天亮。“独中”全体队员与主力部队会师，是多么兴奋，虽然当地村子小，老百姓处借不到被子，以稻草当被褥，天气虽冷，但感到革命队伍十分温暖。之后“独中”部分人员还有三三两两从江南来到部队，人数增加到70来人。
“独中”随“五支四大”一起行动后，为了避免引起某些不良后果，王文祥与林有璋、蔡群帆等商量了如何合并的问题。因五支四大队是遵照党隐蔽精干的方针，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番号，而“独中”部队虽小，政治面目很红，如今随便并入，就容易使五支队的政治面目过早暴露。为了有利于隐蔽活动，商定用假缴枪的方式，进行合并。林、蔡又与“独中”党支部负责人作了具体研究。翌日，“独中”单独到潘岙宿营，党支部向党员说明情况，各级都由党员掌握队伍，岗哨派了党员担任。晚上10时许，五支队在潘岙山上打了几梭子机枪，使外面听到枪声当是发生战斗，部队冲进来“缴枪”后，“独中”指战员就伪装成“俘虏”，用一根长绳子挨次绑着每人的左臂，故意经过大路，带进五支四大的营地。于是“缴枪”的事就传扬开去了。后来定海国民兵团果然派人来索要“独中”，要把部队拉回去。五支队领导严肃地回答：“独中进入我们防地，冒充五支四大，已被缴械，人都遣散了。”对方也就无可奈何，灰溜溜地回去了。“独中”人员除由地方党组织要回谢仁安等几名骨干外，留下来的正式改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
“独中”在党的领导下，前前后后，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斗争，锻炼了干部，扩大了力量，最后并入主力部队，转战在四明山区，投入了整个浙东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
（本稿根据陈志达、谢仁安、杨根石、余力行、戚铭渠、虞天石、唐慧球、王德士的回忆整理。选自《中共镇海地方史简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