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瑞棣
我的生身父亲在1930年亡故，当时我只有2岁，就跟着母亲董桂香到了镇海横河李家，母亲没有收入就服侍已经瘫痪的李琯卿先生夫妇，她尽心尽力的服侍感动了琯卿先生的第二个儿子李侠民（李长来），他思想进步，又有才华，虽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但对穷苦的人平等看待，他与我母亲结为夫妇，成了我的继父。
李家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姊妹都很进步。抗日烽火一起，1938年初继父与其弟李健民去了陕北，在陕北公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毕业后他俩奉组织之命返回故乡。李健民出任公德小学校长，李侠民被党组织派到镇海城关搞上层抗日统战工作。当时李侠民和李健民又发展了弟弟李倜民、妹妹李偀民为中共党员，我母亲也被发展为党员，五婶冯和兰也是党员，成立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公德小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师生参加抗日工作。从1935年到1941年，我在公德小学读书，我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受到了父辈的教育和熏陶，春节时常跟着他们去宣传抗日形势，跑马灯、唱马灯调、五更调，提着提桶募捐（公德小学的教育经费）。
1942年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发展，继父奉命到镇海江北一带领导抗日工作，李琯卿先生给他改名为李长来，意思是这个名字通俗，容易被农民所接受，同时寄托抗日胜利之日，长铗归来之希望。在党内他是慈镇县工委委员，在党外是镇海江北办事处副主任。当时我和母亲也跟着继父住在三北掌起桥谢家，替继父送送信。1942年夏天，我参加“小教训练班”。平时学习时继父和虞天石同志常来讲课。下半年我又参加了三北民运工作训练班。恰逢县工委在镇北龙山所创办凤湖中学，五叔李健民也调到凤湖中学任教，党内任支部书记。我一心想去读书，未待提出这个要求，2月下旬（1943年）却传来噩耗，继父李长来在开辟江南的柴桥地区时遭到敌人伏击，壮烈牺牲。他不是我的生身父亲却胜似生父，当时我母亲刚怀孕三个月，又失去了丈夫，虽然很悲痛，但她很坚强。我继父在镇北一带有很高威信，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在龙山区田央黄孙家祠堂召开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凤中”师生都参加了，会场上除了痛斥敌人惨无人道的罪行外，响起了一片哭泣之声，为了纪念他，慈镇人民一致决议，把沈窖湖近五里长塘命名为“长来塘”，“凤中”还办了一个“长来图书室”，它将留存千秋万代，供人瞻仰、学习。
继父牺牲后，我到“凤中”去读书，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1943年10月，“凤中”被伪军姚华康部突袭后停办，许多师生投身革命，我也由虞天石同志介绍奔赴四明山参加革命，在上虞搞民运工作，也搞文艺宣传。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调到惠民医院参加护士训练班。惠民医院既为部队战士治病，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
这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和同志们都很高兴，新四军浙东纵队和地方部队发起大反攻，主力已逼近宁波近郊，一连串胜利消息使人大受鼓舞。谁知传来一个主力要北撤的消息，惠民医院解散，部分医务人员和训练班学员也随主力北撤，一些体弱和年纪小的同志回家打埋伏，我当时只有17岁，又是个女孩子，指导员陈洛宁找我谈话时，我要求跟部队走，可是指导员对我说：“第一，你年纪太小，又是女孩子；第二，你家里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幼小的弟弟，需要有人照顾；第三，你在家乡没有暴露身份，还可以隐蔽。”同时她发给我一些钱，介绍我去找冯和兰和吴家安，他们都是留下坚持工作的。于是我和余柏静、王载枚3人结伴同行。余柏静是镇北太平闸村人，在农村入党，在浙东银行、浙东行署做会计出纳工作，王载枚是“凤中”老师王载榕的妹妹，宁波城里人。我们3个女孩子都是17岁左右，就这样含泪离开了四明山，渡过姚江，翻山越岭，夜里3人抱在一起在山洞里过了一夜，走了二三天才到慈北，时已10月下旬，三北的部队和党政机关都已撤走了，于是我们3人商量，只好各自回家，我就回到了江南老家，也就是横河李家，当时李家的兄妹李健民、李侠民也都北撤了，五婶冯和兰在江南上阳焦山下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吴家安、竺冠玉两同志（都是公德小学出去的，都是党员）也在上阳一带工作，我就由冯和兰介绍到上阳中心小学做教师，和吴家安在一起，白天上课，晚上到离学校三四里路的太平岙去教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不论刮风下雨天天都去，实际上是做群众工作。1946年冯和兰、吴家安由组织安排到鄞西梁山伯庙一带去教书了，1947年4月突然传来冯和兰、吴家安在宁波被捕的消息，同年11月，与陈爱中同志在宁波江北岸草马路壮烈牺牲。竺冠玉调离上阳去慈镇工作。当时我也离开上阳中心到横河老家附近去教书，直到解放初又参加工作，在大碶、长山、镇海城关区委做文书，后因患严重疾病，根据身体情况和家庭的具体情况，经组织研究决定，仍回到教育岗位工作，直到退休。
我十分怀念为革命牺牲的继父李长来和五婶冯和兰，还有吴家安等烈士。也时刻怀念着母校对我的教育，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选自《凤湖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