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根宝
抗战时期在镇北龙山所办的凤湖中学历史是短暂的，从1942年秋开学到在伪军姚华康武力胁迫下解散，总共才一年零两个月，其中近百名一年级新生受学校熏陶只有两个多月。可是，这座革命熔炉的光和热，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师生的人生道路。他们在母校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感染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责任感。离开母校以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革命时期，在各条战线上，英勇战斗，努力工作，为民族解放事业，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那时候，凤中的老师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学生中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三四岁，是热血青少年。由于学校的文化教育与时事政治、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学生的求知欲和抗日救亡热情非常高涨。在校时，教师中李健民、陈文舟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学生中有蔡彦博、虞顺澂、郑延伦三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蔡彦博毕业后参军，方之光、郑慧荪、徐规善、竺振放、孙劬如、陈顺泉先后离校参加三北游击司令部（新四军浙东纵队前身），孙劬如当时还只13岁，个子又矮，还不及步枪高，家长不放心，部队首长也劝他回校读书，但他坚决要求入伍杀敌。
从1943年底学校被迫解散，流动训练班结束到抗战胜利一年多时间里，凤中师生参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有40余人。其中老师有李健民、陈文舟、毛元仁、王伯暄、魏均长、吴永禄、毛崇伟、王绥英、虞金迅等9人，同学有虞顺澂、范根宝、蒉国标、蒉国龙、郑维康、虞恂敏、黄绥春、郑耐芬、朱贻瑾、魏幼鸿、华伯安、华骊珠、沈达三、董闺侠、董闺芬、余毓秀、乐子型、黄雪云、孙振冠、王爱珍、华天、方玲琴、郑稚华、郑爱芳、洪金儿、邱麟振、袁鸣辉、黄旭英、袁赛儿、朱志潜、郑婉珍、林伟朝、洪联辉等，如果加上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朱贻浩、周承彬、洪卓民、王泰栋、郑延杲、郑祖琪、郑祖铮、夏霞艳等，凤中师生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军和参加工作的达56人，约占总数三分之一。老师中参军者占三分之二，毕业班和三年级学生中参军的占三分之二，一、二年级学生中参军的占四分之一。
鉴于凤中师生政治素质好，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后来李健民、王伯暄老师担任鲁迅学院教学负责人，毛元仁老师先后在沿山区和龙山区担任区长，陈文舟任县委秘书，虞金迅在镇海县政府工作。学生中有的在鲁迅学院和教导大队学习、到连队当兵，有的参加电训班后做机要工作和报务工作，有的参加医训班后当医务员和卫生员，有的在报社、电台、印刷厂和宣传文教部门工作，还有被分配到抗日民主政权做民运工作和财经工作的。他们刚步入社会，说服家长，在实际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做出了成绩，得到了锻炼。在鲁迅学院实习的毛崇伟、范根宝，第一期毕业后留在学院工作，毛崇伟在学院所属的财经训练班任副指导员，范根宝为学院教务处干事。
当时没有参加革命的大多是年龄较小的一、二年级同学，他们有的到宁波、上海等地升学，有的暂时在家或寻找就业门路，不少同学后来都在教育战线工作。姚华康在澥浦小学挂起“凤湖中学”牌子以后，也有少数家住澥浦附近的同学在那里就读。原龙山的地下党员郑若谷（曾参加凤中学生的建党活动）当时正在澥浦附近牌门头启绪小学任教导主任，他根据慈镇县委的指示，打入姚办凤中，争取和团结郑芳华校长以及进步教师，与姚华康进行了争夺青少年的斗争。在流动训练班入党的孙振冠同学也进入姚办凤中读书协同工作，使姚办凤中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贯彻了抗日救亡的方针。其间，原凤中同学也起了骨干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浙东纵队和地方干部奉命北撤②，凤中师生随军北撤的有30多人。在江苏省涟水整编时，浙东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蔡彦博、虞顺澂、蒉国标、魏幼鸿、蒉国龙、孙振冠、郑维康、郑慧荪、方之光在基层连队任指导员、文化教员、医务员、卫生员等职务，李健民、王伯暄、毛崇伟、魏均长、朱贻瑾、沈达三、范根宝、虞恂敏、黄雪云、黄绥春、董闺侠、方玲琴、王爱珍、郑耐芬、孙劬如等则分配在纵队部和三旅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从事组织、宣传、文教和机要、财务、医务工作。他们经受了背井离乡、水土不服以及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和战火艰险的种种考验，转战苏北、山东，参加了津浦线泰安到兖州段的日寇受降及与伪军的战斗和鲁南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北上胶济线经历文祖、青州战斗。南下参加宿北战役、峄（县）西的枣庄、齐村、郭里集三战，以及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在此期间，时任营部医务员的方之光同学在鲁南战役中因抢救伤员光荣牺牲，年仅18岁。华伯安同学也在战斗中负伤，伤愈同洪卓民同学一起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周承彬同学参军后在南下工作团随十兵团进入江西、福建，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力量。
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以后，浙东大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区党委决定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原地斗争，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乐子型同学留在四明山随特派员搞电台通讯，陈文舟、虞金迅、郑稚华、华天、郑爱芳、余毓秀、董闺芬、洪金儿、朱志潜、王泰栋等，有的以合法职业掩护做地下党的工作，有的暂时回家或到上海等地读书隐蔽，同时做群众工作和联络工作。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浙东游击根据地逐步恢复和发展，他（她）们大部分回到四明山参加组建武装、政权建设以及民运、宣传、财经等工作。这段时间，由于主力北撤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反复“清剿”，碉堡林立，特务遍地，白色恐怖严重，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他们面向群众、背靠山，夜出日宿，住“公馆”（在深山自己搭起来的茅棚和天然石洞）、吃野果（粮食困难，采集野果果腹），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始终保持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乐观、大无畏精神。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陈文舟老师，她冒着艰险，在上海社会关系掩护下，为浙东党找到上海党组织的联系，以及从上海为浙东根据地输送干部、青年，做了大量工作，有着特殊的贡献。虞金迅老师于北撤后到上海，1945年11月就进入上海地下党办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任主任、襄理，解放时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全党面临着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务。当时，曾在凤中求学的学生大都已是20到25岁的年龄，风华正茂。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内战。10月我国志愿军入朝时，在志愿军政治部任秘书的李健民老师，在第九兵团政治部工作的蔡彦博和在二十军的许多凤中师生都随志愿军入朝；朱贻瑾在二十四军工作，随后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装备精良、拥有制空权的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所谓的“联合国军”、李承晚伪军作战。入朝之初，正是大雪冰封、气温在零下40℃至零下30℃，穿着祖国南方的冬服，翻越海拔2000米的狼林山脉等高山峻岭，向长津湖疾进，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投入东线长津湖战役（即第二次战役），给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以歼灭性打击。接着，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两个阶段的作战和华川地区两个多月的阻击战。王伯暄、毛钊、蒉国标、蔡彦博、孙振冠、郑慧荪、魏幼鸿、范根宝等都曾受到领导机关的表扬，有的还立了功。回国后，王伯暄、蔡彦博、范根宝、蒉国标、郑慧荪、蒉国龙，还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授予三级国旗勋章。在第五次战役中，已是六十师一八〇团三营教导员的孙振冠同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不幸被俘，解往济州岛的美军战俘营。在战俘营，美帝侵略军不仅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他们，而且勾结国民党特务，企图把他们送往台湾。孙振冠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联络、发动和领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与美军阴谋展开了秘密、公开的双管齐下的斗争，直至将美军主管战俘营的准将杜德扣押作人质，逼他答应战俘的合理要求。接着，他还被推为战俘代表团副团长，与敌人进行谈判和面对面斗争，在板门店谈判中美国的阴谋和罪行被揭露，终于使7000多名战俘胜利回归祖国。他们的英雄事迹，已被写成专著，在多种出版物中加以介绍和传颂，1997年4月上海东方电视台专门拍摄了3集电视专题片《忠贞》，翔实、深刻地记述了济州岛美军战俘营的这一斗争。看过此片的人，无不深为孙振冠等顽强斗争和坚贞不二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国防要现代化，经济文化建设要专业知识。凤中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阶段，加入到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行列。在部队，郑维康调空军不久，被派往前苏联航空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一直在航空部门工作，任洛阳航天航空部六一三研究所所长，是军工尖端的专门人才。郑慧荪在抗美援朝回国后调长春军医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军事医学研究，是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虞恂敏进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范根宝先后在马列学院短训班、南京军区理论训练班学习哲学、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孙瑞新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某导弹基地工作，也是学有专长的军事人才。在地方，郑稚华以原有初二的文化水平，1952年入浙江农业大学为调干生，由于她勤奋学习，坚韧不拔，取得优异成绩，并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学校团委书记，被评为校甲级优等生，毕业后，长期在农业科研部门和中国水稻研究所工作。经过大学进修培养或获得高级技术职称的还有郑延杲、郑祖琪、蔡正平、洪卓民、郑慧孙、董闺芬、郑亦为、刘赛凤、王泰栋、王仲康、朱贻浩、黄绥春、郑颖人、邱焕章、孙瑞新等。
服从祖国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凤中的老校友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无私奉献，做出了成绩。
留在部队的，朱贻瑾同学从抗美援朝回国后调军事尖端部门工作，在某导弹基地苦干了10年，以后又在国防科工委所属怀柔干部学校和国防科工委江阴基地担任领导工作，1989年恢复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毛崇伟、虞顺澂、范根宝、郑慧孙、郑维康，分别在师、军分区领导机关和军事科研所担任师级领导职务。黄雪云和郑耐芬分别在四川大竹县和广州市的部队医院干了一辈子。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老师、同学，同原在地方工作和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同学，分布在北京、西安、四川、吉林、黑龙江、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福州、广州、上海和浙江各地。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的大都是学有专长的，如蔡正平是国家计量局的总工程师，曾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郑祖琪是化工部教育司的高级工程师，郑亦为是航天部第三研究院科技部的高级工程师，郑延杲是煤炭规划院的高级翻译，黄绥春一直在国家商业部工作，任处长、室主任。中国银行的朱贻浩，长期在北京、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作，曾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洪卓民同学是中国《农民日报》的高级编审，退下来后仍发挥专长，参加《人物年鉴》和《桥》的编审工作。还有郑颖人同学，在解放军工程学院土木系工作，2001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在省、市党政部门工作的凤中师生大部分是中层骨干。李健民、王伯暄、毛元仁、虞金迅老师分别在浙江省体委、江西省经委、中央公安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市文化局担任部门负责人。在吉林的沈达三同学曾任吉林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县委书记；孙振冠先后在省重工业厅和环保局任职。蒉国标转业到上海电力建设局任政治部副主任。蔡彦博转业回宁波后在工业、地监委、党校工作，后任宁波专署基建局副局长。在南京的方玲琴和董闺侠转业后是江苏电力局和轻工业厅的人事处处长。在上海市的徐规善、黄桂芳、华长泉、郑钟璇同学分别在杨浦区、南市区人民政府和轻工局、教育局的有关部门任职。在杭州，乐子型长期在工业部门和党史部门工作，曾任省委副秘书长和省顾委秘书长。孙劬如是省环保局的副局长。华天是省环保科研所所长。余毓秀在《浙江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周承彬同学在福州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曾任福州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竺振放转业回奉化，任林业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王泰栋新中国成立后在《宁波大众报》任过编辑部主任。在宁波市和各县有关部门任职的还有刘楚玉、洪鲁珍、陈金富等。
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都有我们凤中师生的足迹。为祖国培养人才、为建设描绘未来，他（她）们是陈文舟（浙江师范学院）、王绥英（福州师范大学）、王爱珍（西安纺织学院）、夏霞艳（陕西财经学院）、王仲康（西安交通大学）、黄斌栓（南京邮电学院）、余康（上海师范大学）、袁松年（上海科技大学）和李良栋（上海港务设计事务所）、吴永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华骊珠（水电部十四工程局、华东勘测设计院）、江信之（浙江省渔港建筑设计院）、黄彬椿（邯郸矿业学校）、邱焕章（浙江大学哲学系）等。
还有一大批老校友战斗在工业、财贸、文教等基层单位，辛勤耕耘，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作出贡献，他们有华伯安、邵隆甫、蒉国龙、张梦根、洪金儿、朱贻杰、郑菊英、陈惠芳、方小璐、林伟朝、戎祖年、黄国理、黄雪梅、郑文清、邱焕清、朱志潜、邱汉民、孙梅卿、方如芬、虞珍诺、李玉燕、葛蕙英、郑帼英、虞国明、虞顺龙、郑延源、袁赛儿、王存德、郑芳华、魏均长、林世堂、董闺芬、余健、郑爱芳、陈顺泉、洪联辉、袁鸣辉、虞藕然、郑金城、魏幼鸿、张珍素、王璧华、王清章、郑健英、郑婉珍、黄顺远、虞路明、陈珠珠、虞成福、韩增灵、方瑜琴、董烈炯、潘瑞棣、严沛铭、金月瑛等。
综上所述，50多年来凤中一百多位老校友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成绩，作出了贡献。但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少校友也经历了另一种考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经受过不公正待遇。如毛元仁、王伯暄老师，郑爱芳、魏幼鸿同学在镇反、三反运动中曾因所谓阶级立场不稳、界线不清，被错误处理，被降级、开除。王泰栋、洪卓民等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孙振冠同学从朝鲜美军战俘营斗争胜利回国不久，也受到审查和严厉的处分。在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批斗的则更多。有些同学受处分后历经坎坷，处境十分困难，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党、对革命的信念仍然坚定不移，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都已得到了彻底平反，落实了政策，离退休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安度晚年，有的还精神抖擞地继续发挥余热。
半个世纪过去了，凤中的老校友都已步入古稀之年，他们在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时，饮水思源，忘不了那短暂的学校生活，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打下的文化基础。每当老校友相聚，忆及往事，历历在目，展望未来，信心倍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艰苦斗争实践教育人、锻炼人。大家深切感到，虽然没有辉煌的成绩，但也是青春无悔。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迈向21世纪的新时期，绝不能忘记过去，忘记革命的光荣传统。
①范根宝，参加新四军时改名范执中。
②新四军浙东纵队和地方干部奉命北撤。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下，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9月20日，党中央电令：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立即全部北撤，越快越好。为执行命令，浙东区党委于9月22日召开会议，研究和确定北撤的部署、路线及领导人的分工。在《新浙东报》上刊登《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和短小精干武装在浙东坚持隐蔽斗争，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从9月30日至10月7日分三路北撤到苏北。
（选自《凤湖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