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似的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三十八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只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的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阎锡山，清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率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任山西都督，开始掌握山西大权。以后便看风使舵，先投靠袁世凯，表示支持他当皇帝。袁死后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1916年7月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1917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阎锡山秉承段祺瑞的旨意，派兵赴湖南同护法军作战，遭惨败。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朝秦暮楚，进行政治投机，并乘机将部队扩充为十二个旅。
在军阀忙于混战之时，颇具远见的阎锡山打出了“保境安民”的旗帜，致力于山西内部的全面建设。为了实施这一方略，阎锡山提出了“用民政治”的思想，即在“民德，民智，民财”三者方面下工夫。阎锡山进一步解释道：“民德所应注意者，为信、实、进取、爱群；民智所应注意者，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各项；民财所应注意者，为农、工、商、矿四项。”为此，阎锡山制定了具体详细的实施计划大纲，并成立了政治研究会，自任会长。
阎锡山在具体实施“用民政治”的过程中，辅之以“村制”建设，即完善村级行政组织。这是根据中国农村的行政体制的特色出发，来加强对农民的统治。“村制”是阎锡山政治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制”的推行，使阎锡山得以在山西全省境内建立起了上下贯通、应用自如的行政组织网络，使其政策法令得以由上而下，一以贯之。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确实使山西的农村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此阎锡山于1922年总结时得意地说：“五年以来，凡教育普及，实业整兴，户口编查，人事登记，以及一切兴利除弊等事，得力于村制实多。”
同时，阎锡山十分重视“国民教育”。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与措施，第一是扩充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队伍；第二是调查全省学龄儿童，筹款设学；第三是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第四是全省分六次进行普及，由城市向农村展开。这样一来，山西省内普通小学校逐年增加，据统计，到1921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近五百所，在校生达到五万人。男女国民学校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所，学生人数达七十二万二千一百五十六人。以当时山西的人口比例计算，国民教育普及率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很高的。此外，阎锡山还重视人才教育，设立各种不同类型的专门中学、职业学校、大学等。
阎锡山在经济方面实行“厚生计划”，大力兴实业。1925年2月，阎锡山主持召开以“实业”为主题的“全省实业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晋民自动的开发实业的几层意见”的演说。提出了“发展实业之六大计划”，即炼油计划、炼钢计划、机器计划、电气计划、农业计划、林业计划。阎锡山兴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官办和民营工矿企业，由于政策鼓励，使山西私营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呈现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为山西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阎锡山发挥“晋商”在金融业的优势与影响，开办“山西省银行”，统一了全省的金融。并修筑了山西省境内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
“厚生计划”经过十年的经营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促进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继此计划后，1932年阎锡山重新执掌山西全局，又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更进一步推进全省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效果，着名村政建设学者梁漱溟曾专门赴山西考察这一成就。可惜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阎锡山的建设计划。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全国各党各派不同势力，面对民族危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威胁。于是，阎锡山在“联共、抗日”思想指导下，提出了颇具山西特色的“守土抗战”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有保存自己实力的考虑，也具有抗战爱国的意义。在这个抗战口号下，阎锡山特别强调了山西省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对日作战，山西为全国之要塞，应永久固守之。按历史上观察，山西地位之重要，不仅为华北之要塞，且为全国之要塞。……山西亦必抱定牺牲主义，以期固守。”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他统治经营了二十多年。如果没有阎锡山的默许或暗中支持，山西抗日怒潮的高涨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在阎锡山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从1932年起，太原市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又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担任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阎锡山还请薄一波回山西，并答应了薄一波的“约法三章”，默许共产党人到山西开展工作。于是，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山西这种局面的形成，共产党的工作无疑起了决定作用，但是阎锡山的抗日倾向无疑也是形成山西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重要原因。
山西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使山西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对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掀起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力，甚至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态度。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的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肯定了山西抗日运动的“突飞猛进”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948年6月4日，在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后，阎锡山出任残留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当天，阎锡山即飞台北谒见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当面支持，于是飞回广州主持残局。
当晚他在东亚酒店问亲信：“这行政院长是否做得？”众亲信答曰：“这是入阁拜相，主宰朝纲，位极群臣，统率百官之职，哪有不就之理？”也有亲信认为：“民心向背尽人皆知，明天的广州不就是昨天的南京？阎先生愿意做一任有名无权的内阁，换得个一手断送大陆江山的千古罪名吗？”
对此，阎锡山自己认为：“我入阁犹如请来的大夫，只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就算尽到责任。至于病人是否肯依方服药，那就不是我这大夫所能过问。”最后，他语气沉重地说：“这是党国的期望，只能勉为其难。”于是他进行紧锣密鼓的组阁，但是大局已定，广州国民政府在风雨飘摇之中，很快就被解放军的攻势吓倒溃退。1949年1月15日，阎锡山同他的内阁政府迁至重庆。但是这个家没有安多久，随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推进，阎锡山于12月7日主持完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行政院会议”，通过了“国民政府迁设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指挥作战案”，次日飞往台北。
阎锡山在台北惨淡经营，苦撑危局。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干预操纵，阎锡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阎锡山深深感到仰人鼻息、人在屋檐下的苦楚，于是产生了卸任的想法。1950年3月，陈诚接替了他的职务。
阎锡山卸任“行政院长”之职后，深居简出，致力着述，成果颇丰。其影响大者如《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日本应该怎样》、《孔子是个什么家》等。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