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介绍古代世界的长途贸易，研究古代商人如何将宝贵的资源贩卖到遥远的其他国家，从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繁荣发展。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中国汉朝如何打造横跨中亚的丝绸之路，以及罗马帝国从丝绸之路的贸易通商活动中获得了多少好处。
本次研究考查了与罗马帝国敌对的草原政权，并为一门名为“罗马帝国与草原民族：帕提亚人、塞种人、贵霜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匈奴人”的大学专题课程提供研究资料。本书有五个附录，作为评估古代经济的证据背景，具体包括各国经济收入数据和军事实力资料。
声名显赫的古典学者与古代历史学家往往不愿对考古遗迹进行细致的研究，也不愿查阅东方文明的文献史料，因此，学术界并不重视相关课题。尽管长期存在学术争论，本书仍试图从古老资料中找出相关证据。
除了本书之外，目前只有约翰·希尔的《从玉门到罗马》（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2009年）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与古罗马之间的关系。这部学术著作逐字引用了大段的古代汉语文本、大量的注释和现代的分析。我们也发现，约翰·谢尔登在对戈岱司所著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2012年）进行评论时，也曾查阅过与远东有关的古典文献。
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和探险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外号“红男爵”）的叔叔］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调查了从阿富汗穿过中亚到达中国的陆上路线。他研究古代中国与罗马文献中记载的各种路线，想要确定是否有可能建设一条横跨中亚、连接德国经济与中国市场的铁路线。
“丝绸之路”一词无疑是恰当的。沿途的山区、沙漠环境和稀缺资源意味着古代人穿越中亚的可行路线非常有限。当地出土的古代文献显示，中国政府确定了几条官方路线，并限制其下辖民众只能走固定的路线。中国古籍《魏略》除了简要介绍相关路线，还载明中国政府以法律形式对预定路线进行确认。在当时，这样的法律规定有其合理性，因为这些陆路运输的是全球最重要的商品——丝绸。同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古籍将中国称为“丝国”或“丝族”，这进一步印证了丝绸的重要性。最早明确提及中国（锡奈）的希腊文献《航行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此国出产蚕丝、丝线、丝绸，由陆路经巴克特里亚（Bactria）运抵巴利加萨（Barygaza）（即从阿富汗到印度河港口）。”六世纪的拜占庭学者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描述世界格局时写道：想象一下，一条道路始于中国，穿过波斯，直达罗马境内。[1]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两个世纪之前，罗马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奥古斯都被拥立为皇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四百多年间，中国处于汉朝统治之下，其鼎盛时期的人口与罗马帝国相当。不过，罗马的领土局限在西欧和地中海地区，而汉帝国的疆域则深入中亚。汉朝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技术，借此对抗雄踞在广袤欧亚大陆、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中国汉朝的钢铁作坊能够大量生产优质钢，可以用于制造军队所需的杀伤力大、精确度高的连发弩。汉朝军队从费尔干纳（乌兹别克斯坦）带回了适合草原作战的优良战马品种，汉朝使节又从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带回了紫花苜蓿种子。自此，中国的土地也可以为新的骑兵团提供丰富的战马饲料。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100年，西汉王朝征服塔里木各城邦，西进至河中地区，打通进入阿富汗、印度和伊朗的陆上道路。于是，在中国西汉王朝的保护下，一个以塔里木盆地的沙漠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系统发展成为一个各国通商往来的道路网络，现代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
当中国不断巩固对塔里木地区的统治并通过巴克特里亚与印度建立联系时，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印度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无论是高山峻岭、热带季风雨林，还是温暖的海滨地区，都出产了许多独特的产品。在巴克特里亚等中间市场，印度的香辛料、珍珠、象牙和棉花都被用于交换备受追捧、独一无二的中国丝绸。这些商业往来改变了南亚人的命运。公元前118年，就在中国首位使节从河中地区回国后的仅仅七年之后，一艘印度船只绕过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航行途中，船只失事沉没。幸好，埃及托勒密王国的一艘巡逻船路过失事地点，成功救起了一名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印度水手被带到了托勒密八世·费斯康国王位于亚历山大市的王宫。在学会希腊语后，这名印度水手透露了利用季风航行至印度北部的秘密。托勒密八世赞助了首次希腊至印度的航海之旅。此次航行为地中海商人穿越印度洋进行商业冒险开创了先例。
罗马人很早就知道印度。但是，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当商人开始通过统治古代伊朗的帕提亚帝国将丝绸贩卖到地中海时，罗马人才知道远东的存在。公元前100年，帕提亚人首次派人出使汉朝。正是通过这样的早期接触，他们才了解到，控制丝绸和钢材等中国商品的陆上贸易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为此，帕提亚人千方百计阻止罗马人进入横跨伊朗的通商路线。处于安全和利益考虑，他们还进行消息封锁，想方设法防止汉朝的相关消息传到地中海地区。[2]
公元前31年，古代世界经济发生了第二次飞跃。当时，罗马将军屋大维打败了托勒密王朝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八世和她的丈夫马克·安东尼。这是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次内战。此战告捷之后，屋大维控制了东部军团和附属国埃及，缴获了托勒密王朝世代积累的财富，并将财富分配给罗马城的市民。自此之后，罗马帝国的经济前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直接控制了从红海进入印度洋的航道。得益于以上两个积极因素，罗马帝国的经济进入繁荣时期。此后五年内，一百多艘罗马船只驶向印度，而地中海市场充满了东方的产品。截止到公元一世纪，埃及每年从印度进口超过10亿塞斯特斯的商品，而罗马帝国按季度从红海边境征税，可以征收到超过2.5亿塞斯特斯的税收。[4]此外，通过对那些取道波斯湾和帕提亚商道（横穿伊朗）进入罗马的叙利亚的东方货物进行征税，罗马帝国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巴尔米拉边境城市出土的铭文证实，罗马帝国从商道征收了不少于9000万塞斯特斯的税收[5]。联系整个大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罗马帝国征服高卢后，要求高卢上缴价值4000万塞斯特斯的贡品。公元一世纪，驻守莱茵边境的8个罗马军团（8万名士兵）需要8800万塞斯特斯的军事费用。[6]这意味着，罗马帝国从国际贸易中收取的税收超过所有属国的纳贡总和，足以应付罗马庞大正规军的花费。整个罗马帝国每年的支出接近10亿塞斯特斯，其中的三分之一来自通过印度洋和伊朗进行的东方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税收，这一点可以从古代文献中得到佐证。[7]
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大帝”的尊号，并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凭借国际贸易带来的新收入，奥古斯都大帝能够改革罗马军队，废除公民短期服役体制，建立了常备军队。罗马一举成为欧洲古代首个拥有常备军队的国家。按照奥古斯都的计算，罗马帝国需要将近30个军团（30万名职业军人）才能对抗外部威胁并维持对其属国的控制（罗马治世）。罗马帝国每年的军事花费高达3.3亿塞斯特斯，这是罗马政府最大的一笔支出。[8]东方贸易带来的税收为罗马帝国提供了军费，但是，这种经济繁荣背后的代价是罗马帝国不断输出黄金和白银来购买外国市场上的外来商品。老普林尼是罗马韦斯巴芗皇帝的顾问。据他估计，罗马帝国每年需要为国际贸易输出价值1亿塞斯特斯的黄金。这些黄金换来了阿拉伯的薰香、印度的香辛料以及中国的丝绸。罗马面临的问题是它的黄金和白银储备是有限的，而罗马人在东方市场上竞相购买的产品是东方各国独家生产的可再生资源。因此，罗马帝国的长期前景取决于它在古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与中亚其他大国的利益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