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料表明，公元一世纪的全球总人口约为2.5亿人，其中约有5000万人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9]当时的罗马城是全球最大的城市，居民总数超过100万人。[10]但是，罗马帝国并非与世隔绝。罗马位于地中海的各大城市与亚洲的商业中心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联系。
在古代，全球许多地区生产的独特产品一旦流通到遥远的市场就身价倍增。罗马帝国首位元首奥古斯都统治期间（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在地中海各大集市上，来自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进口商品就像大众消费品一样随处可见，[11]其中包括来自赛伯伊—希木叶尔王国和佐法尔地区（今日的也门地区）的哈德拉毛王国等阿拉伯南部国家的香料。这些名贵的香料被用于制作成香水以及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国家宗教祭祀所用的香品。印度地区为整个古代世界提供了更受追捧、更加昂贵的香辛料。这些香辛料可以作为食物的调味品和药品的原料。印度地区主要出产宝石、象牙、珍珠、水晶和棉花。毗邻印度洋的大多数东部港口还出口海龟的龟壳。手艺精湛的罗马工匠能够将这些龟壳雕刻成精美的装饰品。商人和达官贵族们都乐意高价购买这些独特的舶来品。从整体来看，控制着贵重商品生产或运输的各个国家在古代世界经济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
在罗马帝国，东方进口的商品成为社会繁荣、男性地位和女性之美的代名词。最重要的是，东方贸易运来了东方的钢铁和中国的丝绸。西方世界当时还没有掌握制造钢铁与丝绸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罗马人不得不依靠外国进口商品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中国的丝绸和钢铁通过从河中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到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伊朗商队路线，横跨整个帕提亚帝国，进入罗马的叙利亚地区。[12]商人们横渡波斯湾，将东方的货物从印度运到巴比伦尼亚的帕提亚市场（伊拉克南部）。[13]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因此，罗马的贸易商们能够克服古代的种种限制，漂洋过海来到遥远的国度进行商业贸易。
钢铁与丝绸的制造
在罗马帝国的市集上，来自东方的钢铁售价非常昂贵，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钢铁作坊无法大量生产具有同等强度和锐利度的钢铁。钢铁是一种合金，其制作工序为：高温加热铁矿至熔融状态，然后，向熔融铁中加入能够提高强度的碳或其他元素。采用这种工艺生产钢铁时，钢铁的质量等级取决于熔炉的持续温度以及所添加元素的数量与品质。与纯铁相比，优质钢铁具有更高的硬度、韧性和抗拉强度。因此，相比纯铁打造的刀刃，用钢铁打造的刀刃能够长期保持锋利，并且具有更好的防锈性能。
广泛传播的钢铁技术有利于推动高效农具、建筑工具、盔甲和武器的生产，这本可以改善罗马文明的长远前景。但是，西方文明对熔融铁中需要加入的碳化合物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罗马帝国缺乏大量生产优质钢铁的专业知识。相反地，罗马人先在熔炉中加热铁矿石，接着通过“冶炼”工艺分离金属与废渣，最后得到锻铁。当时，整个罗马帝国都采用这种工艺来制造工具和兵刃。这样制得的锻铁也从木炭燃料中获得了微量的碳。出炉后的熟铁在冷却过程中会形成柔软的白色高温金属块，经锤子的击打和钳子的拉伸后，可锻造成各种形状。在此过程中，为了保持铁块的可塑性，需要反复将铁块投入炉中重新加热。最后，将锻造成型的铁器放入冷水中“淬火”，提高刀刃的硬度和强度。这样制得的铁被称为“锻铁”或“熟铁”。经油中淬火后，锻铁的可锻性提高，能够用于制造军靴的鞋钉，或者车轮的金属轮辋。罗马的军事基地储备有高强度的可锻铸铁，以及可以为军械士所用的炼铁平炉提供燃料的木炭。[14]
罗马帝国还有一种成本较高、技术较先进的炼铁方法，那就是“铸铁”制造工艺。生产铸铁时，需采用一个封闭的熔炉冶炼铁矿，并不断升高熔炉内的温度，直到铁矿熔化成半液体状态。然后，将熔融的金属倒进模子里面，得到成品的形状。在加热过程中，熔融的铁水迅速吸收大量的碳，因此，成品的“铸铁件”很硬，但也很脆。也就是说，这样的铸铁件很容易在重击下破裂或破碎，无法加热锻造，也无法通过锤击改变形状。事实上，罗马帝国的铸铁产量有限，这是因为当时的熔炉存在设计缺陷，无法轻易地达到并维持金属转化为熔融状态所需的高温。
锻铁的含碳量约为0.5%，铸铁的含碳量约为4%，而优质钢的含碳量接近1%。相比锻铁，用优质钢制造的金属器具更加锋利和坚硬。这种含碳量的优质钢没有铸铁的脆性结构，能够承受较大的冲击和撞击。因此，古代冶金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控制炉内的碳含量来提高所制得的钢铁的品质。有时，罗马铁匠会制造出一种拥有优质钢性能的铁金属，但这些都是不容易复制的偶然事件。罗马政府后来发现，国内某些地区的铁矿石由于渣料存在天然化合物，能够生产出品质较好的钢铁。不过，罗马冶金士从未学会如何复制这个过程，故而无法利用普通铁矿生产出品质稳定的钢铁。
在古代社会，优质金属部件的使用可能会催生重要的技术进步。例如，在帝国时代，亚历山大市的希腊工程师曾使用小型的蒸汽动力装置进行试验。公元一世纪，亚历山大港的希罗设计了一个名为“汽转球”的原始蒸汽机。
该装置包括一个可绕轴旋转的铜球，并配有向外弯曲的喷嘴。将水送入装置，在铜球内加热，升压后的蒸汽冲出喷嘴，推动球体以一定速度旋转。[15]然而，这些精巧发明最终并没有发展成更有实用价值的机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合适的金属部件。
在罗马帝国国内，只有从阿尔卑斯山北侧诺里库姆省附近山区开采的铁矿中才能萃取出最优质的铁。由于诺里库姆铁矿中含有锰元素，最终制得的铁具有钢的性质，在整个罗马帝国供不应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这样写道：人类的欲望“比诺里库姆之火淬炼过的钢铁还要坚不可摧”。[16]另一位诗人贺拉斯也曾写道：“即使是诺里库姆制造的刀剑也无法斩断痛苦、愤怒等强烈的情感。”[17]此外，他在描述死亡时曾写道：“仿若从最高的塔顶纵身一跃，又仿若被阿尔卑斯之刃刺穿胸膛。”[18]罗马政府认可诺里库姆铁矿资源的价值。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的罗马钱币上曾刻有“诺里库姆金属制品”（met nor）的字样。这可能是为了纪念皇帝曾驾临诺里库姆，或者是为了纪念在该地区发现了新的矿石资源（公元134年—公元138年）。
诺里库姆铁矿冶炼得到的铁金属被用于制造斧头、农具、凿子和石材切割设备。罗马的医生还发现，这种铁金属制造出的锋利刀片可以作为优质的手术刀，非常适合精细手术。例如，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就用这种铁金属设计制作了一个用于解剖人体脊椎的特殊仪器。事实证明，这种金属制作的仪器不易变钝、弯曲或断裂。因此，盖伦推荐医生们使用这种仪器来堕胎，或用来移除子宫内的死胎。这类手术需要的是“钝尖的单边直刃手术刀、剃刀、钝尖的柳叶刀以及用于肢解胎儿的环状刀”。[19]
有两个矿区负责开采诺里库姆铁矿石，两地相隔近40英里（即奥地利的埃尔茨山与艾森埃尔茨）。公元一世纪，金属生产主要集中在附近的维鲁努姆镇（罗马皇帝克劳狄治下的一个自治镇）。维鲁努姆镇位于现在的奥地利马格达伦斯贝格镇，其格局类似现代的意大利小镇。小镇内有许多面朝大广场（罗马小镇的中央广场）的商店（作坊工人的生活区）。广场北面的两家打铁铺开挖了两个地窖储藏室。两家打铁铺都在他们的石灰墙上张贴了买卖告示，上面写着远道而来的商人应该如何收取大订单的货物。钢环、铁盘、吊钩按批发价卖给客商，每批不少于500件。那些需要分装并运输的批次则重达一吨以上。一个订单销售了115个铁砧，而另一个订单则销售给一个商人225个铁砧。[20]很多时候，商人们甚至翻越阿尔卑斯山，将这些货物运送到意大利。离那儿最近的港口是亚得里亚海海岸边的阿奎莱亚港，它与维鲁努姆镇的距离超过120英里。有些货物还被运到非洲西北部的作坊。其中一个买家名为奥罗修斯，是毛里塔尼亚国（Mauretania）瓦卢比利斯市（Volubilis）的公民，曾经多次考察维鲁努姆镇。[21]瓦卢比利斯市与维鲁努姆镇相距1200英里，而它与地中海海岸相距100英里。
罗马建立的其他城市中也有因制铁而闻名于世的，比如西班牙东北部的比尔比利斯（卡拉泰乌德的附近）。比尔比利斯距离地中海海岸100英里，它不但制造钢铁，而且向其他省份出口钢铁。古罗马文学家马提亚尔就出生在比尔比利斯。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此地因血腥的铁矿而为人所知，这里到处回荡着金属加工的噪声。”[22]
相比之下，中国汉朝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冶铁工匠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冶炼炉，并在冶炼过程中发现了能够提高钢铁质量的天然化合物。通过不断的实践，他们提高了计量的精度，确保加入铁矿的化合物能够产生足够的碳，从而生产出质量稳定可靠的钢材。中国工匠当时已经制造出密闭的大型熔炉以及双动式活塞风箱。这种风箱能够通过竹子喷嘴产生稳定的蒸汽流。因此，工匠们能够更加轻易地使熔炉保持稳定的高温，并控制炉子内的反应。此外，中国的熔炉还以煤饼作为燃料，进一步提高了熔炉的温度并降低了燃料的成本，这一点意义重大。正因如此，工匠们可以通过向铁水中吹入可氧化的冷空气，将被大量制造的铸铁转化为钢（“百炼成钢”）。中国工匠还知道如何利用锻铁炼钢。他们用富含碳的果皮、少量炉渣、烧焦稻壳和特殊矿物粉末制成的混合物包裹金属制品，然后放入黏土坩埚中密封，并在高温下持续加热一段时间（长达24个小时），直至金属吸收了必要的碳元素和其他强化元素。中国的工匠们将这些技术用于大规模地制造刀、斧、凿、锛、钻头、锤子、犁头、锄头、铁锹、铲子、耙子、镰刀、手推车车轴、锅、平底锅和水壶。
得益于这一重大技术进步，中国汉朝能够大规模制造优质的金属制品，如可穿透铠甲的十字弓箭。汉朝清楚地知道，先进的钢铁制造技术让他们的军队在装备方面比对手更有优势。因此，汉朝想方设法阻止国内的钢铁制造技术外传到其他国家，并禁止向草原政权出售任何钢铁物资。然而，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汉朝商人仍然违反禁令，高价向外国商人出售钢铁制品。钢铁走私成了令汉朝政府头疼的问题。此外，蒙古地区好战的匈奴人在侵犯汉朝边境的同时俘虏了汉朝的钢铁制造工匠。通过这些俘虏，匈奴人学会了如何制造优质的钢铁和武器，他们还将自己制造的武器出售给草原上的其他部落。[23]于是，东方的优质钢铁制品就这样外流到了伊朗的帕提亚帝国。
钢制兵器的优势在公元前53年的卡莱战役的战场上得到充分体现。当时，一支罗马军团遭遇了来自伊朗东部的帕提亚精锐部队。帕提亚士兵使用的弓箭配有钢制箭镞，能够轻易穿透罗马人的盾牌和盔甲，而他们使用的钢矛也能穿透罗马士兵的整个身体。战场上，帕提亚铁甲骑兵身上穿着层层的钢铁护甲，无论罗马士兵怎么击刺和劈砍，他们的长矛、短刀和短剑似乎都无法伤到帕提亚人分毫。[24]
罗马帝国早期没有可以媲美帕提亚人的武器或盔甲。罗马人当时以为，帕提亚人的钢铁是用一种只有在遥远的东方才能找到的特殊铁矿制成的，他们从未尝试去了解如何才能制造这种金属。普林尼曾这样说道：“帕提亚的钢铁优于所有其他铁合金，仅次于‘丝国’或‘丝族’（即中国）。”他解释道：“所有的铁金属中，丝国的铁金属质量最上乘。除了优质的钢铁外，丝国人还给我们带来了精美的织物和动物的皮毛。”罗马人认为，远东地区之所以能够出产精美织物、大量宝石和美味调味料（香辛料与香料），是因为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与气候。这样一想，关于这些商品都是“自然资源”的说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罗马人从未想到，只需普通的化合物和正确的技术，罗马人的作坊也可以为他们的军队制造出大量的优质钢铁。
为了控制钢铁等东方货物的陆路交通，帕提亚人限制罗马人进入那些横穿伊朗境内的商道。不过，还是有一些钢铁通过印度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路线进入罗马市场。根据公元50年一位商人的行商手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附近的城市港口都出售中国的货物。印度也掌握了复杂的钢铁技术，他们通过向锻铁中加入含磷物质，能够制造出防锈的铁合金。波斯王朝的御医克特西亚斯（Ctesias）声称，波斯国王亚达薛西二世（公元前404年—公元前358年）拥有印度王室珍藏的一对佩剑，这对佩剑能够抵御季风天气造成的锈蚀。古罗马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也记录了当亚历山大击败印度王波罗斯时，他获得了5700磅珍贵的印度钢铁（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工程师有可能使用这种能够抵御锈蚀的金属，建造了一座横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永久性桥梁。根据普林尼的记录，罗马工程师在几个世纪之后不得不更换掉泽乌玛桥梁上用于固定但已锈蚀的铁链，但原来的链条仍然奇迹般地未受腐蚀。古印度王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75年—公元413年）时代修建的一根6吨铁柱目前依然矗立在今天的新德里。这根铁柱高23英尺，经过1000多年的风吹雨淋仍未锈蚀。在这样一个有着潮湿雨季和绵长旱季的地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在列举可以代表古印度权力和财富的各类商品时曾提及东方钢铁的质量。他写道：“有许多关于印度的传说，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印度的大量象牙、丰产的辣椒、庞大的桂皮出口、精制的钢铁，以及矿山中的大量黄金和白银。”[25]根据罗马海关清单（即“亚历山大关税”）的记录，进口的“印度钢铁”在进入埃及时将被收税。这可能涉及各批次的东方钢铁以及防锈的印度合金。[26]
罗马帝国的边境按季征收进口税，税款可以缴现金，也可以用货物抵扣。
这意味着，罗马政府可能收到了大量的东方钢铁。然后，由于罗马的消费需求，大多数进口的钢铁可能被制成昂贵的陈列品，而没有被用作军团武器的原料。尽管证据不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罗马帝国进口的钢铁似乎被用于制造餐具等昂贵的小型家用物品了。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家克莱曼特曾抱怨过这种风尚：“没有镶银的象牙手柄，我们的餐刀就不能切割食物了吗？难道我们必须使用印度锻造的刀具才能切肉吗？”尽管如此，用东方钢铁制造出来的光亮刀具在当时仍被视为珍贵物品。克莱曼特描写道：“有户人家的主人需要这种餐具，就像士兵在上战场前需要他们的武器。”[27]
罗马帝国的丝绸
据说，首批看到中国丝绸和钢铁的罗马人是公元前53年在罗马将军克拉苏率领下进入伊拉克北部的罗马士兵。当帕提亚骑兵开始穿过沙漠时，他们展开了丝绸制作的旗帜，丢掉厚呢披风，露出了闪闪发光的盔甲。克拉苏将军和他的士兵绝望地看着帕提亚军队策马而来，弓箭骑兵和重装枪骑兵骑在马上气势汹汹，他们的头顶上是迎风招展的彩色丝绸长旗。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曾这样写道：“扛着金线刺绣丝绸军旗的帕提亚军队突然出现，他们一瞬间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武器像狂风暴雨一样落到罗马士兵身上；于是，这支罗马军队就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中被屠戮殆尽。”
在古代世界，希腊科斯岛等部分地区会出产野丝绸。亚里士多德介绍了如何利用一种特殊大型蚕虫（这种蚕虫从丝虫变成飞蛾需要6个月）的吐丝制造野丝绸：妇人们“解开蚕虫的丝茧并抽出蚕丝，然后用丝缕纺织成布”。[28]普林尼则记录道：岛民们穿过矮灌木丛寻找虫茧，并用陶罐进行收集。这些陶罐将连续数月被保存在温暖的环境之中，直到飞蛾破茧而出。空茧将被浸泡在水中，然后拉伸成脆弱、断裂的细丝。茧丝纺成的丝线可织成稀有的半透明织物，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其称为“科斯岛丝绸”。据普林尼的记载，这种轻薄织物呈“网状结构”，是一种“适合制作女性服装的奢侈材料”。
科斯岛出产的野丝绸比东方丝绸粗糙，而且没有东方丝绸的半透明光泽，但当时很多人因此搞不清楚东方丝绸的真正产地。例如，古罗马诗人普罗佩提乌斯与提布鲁斯曾表示，某些“科斯岛丝绸”又顺滑又有光泽。他们描述的很可能是中国丝绸，而不是地中海地区出产的丝绸。此外，由于东方丝绸由阿拉伯商人购自印度后又转卖给罗马人，不少人甚至以为丝绸为阿拉伯所制。这也解释了为何普罗佩提乌斯如此描述情人出现的场景，“她穿着阿拉伯丝绸制成的衣裳，整个人看上去光彩夺目”。根据古籍记载，随着罗马进口的中国丝绸数量剧增，粗糙的科斯岛丝绸被迫退出罗马奢侈品市场，最终在公元20年前后彻底消失。[29]
在罗马皇帝统治之前，东方丝绸稀有又昂贵，一直被视为希腊贵族的专享用品。然而，在帝国时期，东方丝绸服装成为时尚、身份象征以及最佳服装的代名词。公元前一世纪，商人们横穿古代波斯，将少量的中国厚纺丝绸运送至地中海海岸的腓尼基城市（如西顿和苏尔）。在这些叙利亚港口，手艺精湛的纺织工人将这些厚纺丝绸小心解开并重新纺成轻软的丝绸布料。[30]
丝绸作坊
未经上述加工而直接运抵罗马的东方蚕丝颜色暗淡、无光泽。这些厚纺丝绸经漂白、拆洗，被重新制作成轻薄、精美的丝绸布料。丝绸可以通过各种鲜艳的纺织染料进行染色，而染色后的丝绸则身价大涨。[31]在地中海地区，红色、蓝色和紫色染料的价格最高，这些染料提取自苏尔附近腓尼基海岸上海蜗牛的腺液。西班牙和小亚细亚某些树木的树皮中生活着一种昆虫，从它们身上可以提取一种深红色胭脂染料也能用于丝绸印染。由于顾客乐意支付材料费、加工费、染色费和裁缝费，因此丝绸服装的零售价格十分高昂。
罗马附近出土的铭文显示，这个城市曾经有一些专门从事丝绸买卖的布料商人。在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在距离罗马北部19英里的蒂沃利小镇上，有一个名为马库斯·纳米尔斯·普罗库卢斯（M. Nummius Proculus）的男人为“优秀而贤惠的爱妻”瓦莱里娅·可里西斯（Valeria Chrysis）立碑作纪念。他在铭文里介绍自己是“丝绸制造商”。[32]根据另外两篇铭文的记录，在距离罗马东部10英里的加比小镇上，有一位丝绸贸易商或“丝绸经销商”。[33]罗马帝国还有一篇纪念塞米利·玛塞勒（Thymele Marcella）的铭文。根据这篇铭文记载，在丝绸贸易中，女性的地位至关重要。[34]有些家庭作坊可能需要雇用很多的劳动力。庞贝古城的涂鸦文字显示，一个纺线工棚里有13个女性奴隶在工作。这些文字还显示了这些女奴已纺纱线的重量，以及她们所制衣物的长度。[35]
许多纺织工人可以按劳取酬。罗马皇帝狄奥克莱斯颁布的《最高价格法》规定了工人可以要求的最高工资。例如，轻质斗篷纺织工人的日工资与农村劳动者相同（25个迪纳里厄斯小银币）。[36]那些制作半丝质服装和无花纹全丝服装的丝绸工人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工资，以及雇主支付的“修补费”。“菱形花纹丝绸面料”的制作工人每日可获得40个迪纳里厄斯小银币。熟练工的日工资更高。半丝大衣的刺绣工人的日工资是普通纺织工人的八倍（200个迪纳里厄斯小银币）。真丝大衣制作工人的日工资可能是基础工资的十二倍（300个迪纳里厄斯小银币）。[37]
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城市作坊在近古时期仍在制造丝绸服装。公元325年的一份纸草文献显示，埃及的罗马总督命令俄克喜林库斯市尼罗城的地方参议员为皇家商铺购买丝绸。地方参议员购买了150套金线刺绣的丝绸内衣，每套价格为6.5万个迪纳里厄斯小银币。
在罗马皇帝奥勒留的统治时期，精加工的优质彩色丝绸比等重的黄金还要值钱。这一点可以从狄奥克莱斯皇帝在公元301年颁布的全国性《最高价格法》中得到证实。《最高价格法》规定，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12天获得的收入应该足够购买一件大衣。[38]而一磅白色丝绸面料的价格与40件军大衣的价格相同，比体力劳动者一整年的收入还要高。《最高价格法》规定，染成紫色的丝绸比白色的丝绸贵十二倍，也就是说一磅彩色丝绸面料的价格高于一个体力劳动者十年的收入。[39]这些数据表明，在罗马帝国早期，每磅纯白色丝绸的价格可能高达2000塞斯特斯，而等重紫色丝绸的价格则将近2.4万塞斯特斯。但是，由于罗马社会刮起“炫富”的风潮，富人们乐意支付大价钱来购买昂贵的进口丝绸面料。
蚕丝业的“秘密”
野生虫茧所产的稀少布料在质量上往往比不上中国量产的丝绸。在野蚕丝生产过程中，幼虫破茧而出，茧丝断裂后长短不一，还有许多细丝缠绕。这意味着，成品面料光泽度低，弹性差，易磨损。随着时间流逝，野蚕丝制成的服装会越发粗糙并很快变形。此外，野生丝虫是种杂食动物，吐出的细丝天然带有杂色，呈现不均匀的米色，很难被漂白或染色。相比之下，中国的丝绸是由完整细密的蚕丝制成，解开后是连续的丝束，不会发生变色。因此，中国人能够用它制造独一无二的顺滑、耐穿的浅色丝绸服装。这种蚕丝很容易被漂白，可以染成一系列鲜艳的颜色，最后制成带有晶莹光泽的精美面料。
在古代，中国是唯一能够大量生产优质丝绸的国家，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古代有一个与人类发现丝绸有关的传说。一位公主在准备一碗热茶，附近桑树枝上的一个虫茧意外地掉入滚烫的茶水。虫茧上的细丝在茶水中慢慢解开，成了一条小丝束。公主看到了这一场景，并发现这种丝束可以被纺织成轻软而精美的服装。[40]
养蚕业的真正起源现在无从得知。但是，在目前出土的甲骨、玳瑁等文物上，有“蚕”“桑树”“丝”等古文字（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41]从这些早期资料来看，中国人可以通过选种来提高家养蚕虫（家蚕）的产丝效率。经过数千年的精心培育，家蚕的产丝量已经是野生蚕的10倍之多。
中国的农户可以通过为国家生产丝绵或丝束来抵扣土地税和财产税。[42]因此，中国政府累积了大量的丝绸。这些丝绸被用作送给友邦的政治礼物，借以维持外国政权对中国的依从性。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养蚕业仍然是中国常见的家庭工业，中国制造的优质丝绸也依然备受外国的追捧。但是，中国人严格控制养蚕业，限制养蚕技术外传。汉朝利用它的垄断地位，成功地将丝绸出口到国外，占领国外市场，并将有价值的商品带回中国。
古中国生产的丝绸通常被纺成厚重、耐用的布料，主要用于制作实用的服装和其他日常必需品。为了对地方市场供应的丝绸进行补充，中国的皇家作坊也在大量生产丝绸。这种材料被收入中央政府库房，然后作为政府援助，由政府雇员发放给难民、寡妇和孤儿等弱势群体。剩余的所有丝绸将在市区销售，老百姓可以在那里购买丝绸。中国朝廷还将丝绸充当军饷，发放给边境的军队。朝廷很清楚，商人们将用当地的物资跟边境的军队交换宝贵的丝绸，然后再高价卖到外国的市场。
到了汉朝，许多农庄和庄园会单独辟出一片空地，用于栽种那些植株矮小但生长迅速的白桑。这种桑树的叶子是丝蚕的食物。在中国家庭中，养蚕一般是女人的工作，大多在室内进行。男人们主要负责照料田间地头的农作物和牲畜。养蚕制丝被认为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让女性有机会为家庭的繁荣做出贡献，并有能力帮助家人缴纳国家征收的各种税费。
农妇们只需少数几个蚕茧，就能开始养蚕制丝。不过，蚕茧不能加工，否则茧内将没有成虫出现。家蚕的成虫不能飞，在交配产卵后会很快死亡。
每只雌蛾会产下大约400个微小的蚕卵，这些蚕卵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温度急剧上升促使蚕卵孵化。春天到来之前，蚕卵必须保持在卵期。春天到了之后，桑树长出新鲜的桑叶，可以用来喂养新一代的丝蚕幼虫。蚕卵须置于温暖环境（24℃）中发育五个月。然后，为了延长它们的生命周期，蚕卵须移至凉爽储藏室（5℃）中存放五个月。蚕虫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微妙的过程。温度的波动，甚至是强烈的气味，都会中断蚕卵的孵化期或影响蚕虫的食欲。如果蚕卵过早孵化，幼蚕就没有可以吃的当季食物，那么一整批蚕虫就可能会死亡。
春天来临之际，在中国老太太、主妇和少女的悉心照料之下，针尖大小的灰色蚕卵可以孵出许多的幼蚕。为了加快蚕卵孵化，她们把蚕卵放入潮湿的环境，同时逐渐将温度提高至24℃。刚刚孵化的幼蚕重约0.5毫克。但是，经过五周的喂养后，蚕虫的体重增加了1万倍。蛹期的蚕虫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须置于室内的蚕匾和篮子之内，并放入大量新鲜的桑叶（一日内需多次采摘）。每只蚕虫一天能够吃掉与其自身重量相等的桑叶。
丝蚕或丝虫有十六条腿，成对分布于身体两侧。胸部的六条腿可以爬行，剩余的十条腿是用来夹住桑叶的腹部伪足。蚕虫有着突出的下颚，尾部分化为两条腿，可以用来抓住树枝。复杂的身体结构，再加上“吐丝”的特点，这解释了为何古代学者认为东方的“丝虫”可能是一种蜘蛛。
在孵化后五到六周，蚕虫就会长到3英寸长，开始进入熟蚕阶段。每条蚕虫会从唾腺吐出一条纤细的蚕丝，并开始以“8”字形绕着蚕体吐丝数千次。它们需要四天才能用柔软富有弹性的蚕丝包裹住整个蚕体。吐丝时，蚕虫附在架子或假树枝之上。这样一来，蚕茧就会悬浮在空中，形成一个完美的圆柱形状。然后，蚕丝硬化，一个很大的蚕茧就此形成。每个蚕茧都由一条长达几千英尺的蚕丝构成，但2000多个这样的蚕茧才能制造出一磅的丝绸。
处理蚕丝时，须将蚕茧浸在滚烫的水中，杀死茧中的蚕蛹。这一切必须在蚕蛹分泌“溶茧酶”（“溶茧酶”能够溶解蚕丝纤维，这样蚕蛾就能咬破蚕茧）并破坏蚕茧之前完成。具体步骤包括：将蚕茧放入热水中搅拌，溶解掉蚕茧上一种能够将蚕丝黏合在一起的黏性蛋白（名为“丝胶”）；小心地抽出蚕蛹，找到蚕丝的末端，一点点解开蚕茧，得到一条纤细而有光泽的细丝。
每个蚕茧都由一根长达半英里（800米）的细丝构成，因此，缫丝是一个需要技巧且耗费时间的工序。缫丝完成后，细丝经“绞、捻、接”等操作，制成一条含有14根丝的丝线。制好的丝线可以被织成绸缎，或聚拢成纱，通过丝圈，卷成绞纱。废丝与破茧经过梳理，可纺制成纱线，其透明度和光泽度逊于上好的丝线。当养蚕人将蚕虫放在平整的桌面上时，蚕虫就会吐出一簇簇扁平的厚蚕丝（这就是丝绵），而不会形成圆柱形的蚕茧。这些扁平的厚蚕丝可以被梳理成蓬松的丝絮，是制作轻软蚕丝被和保暖冬装的理想材料。
后来，正宗的养蚕技术传到了中国西部边陲的塔里木地区。究竟是如何传播的？这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不过，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能够解释养蚕技术如何外传的传奇故事。据说，有一位名为玄奘的中国和尚在公元七世纪曾走过丝绸之路。途经于阗的一处绿洲时，玄奘和尚听到了一个关于中国养蚕技术为何外传至他国的故事。有人告诉玄奘和尚，于阗派遣使团觐见中国皇帝，请求了解养蚕制丝的技术。中国皇帝闻言，付之一哂并回道：“养蚕制丝之法概不外传。”之后，皇帝下令全国边境关隘戒严，防患于阗人私带有助于阗建立养蚕业的任何物品出关。不过，于阗国王另谋蹊径。他向中国皇帝提出和亲要求，希望能迎娶一位中国公主回国。当中国皇帝同意和亲后，于阗国王派人告知即将和亲的公主：“于阗人只有粗布衣裳可穿；如果公主想要穿着绫罗绸缎，可能必须带上一些桑树种子和蚕卵，这样的话，于阗人也能为公主制作出美丽的丝绸衣裳。”一听说这个情况，公主就购买了桑籽和蚕种，并藏在精美的凤冠之中。和亲队伍出关时，守关的士兵们彻底搜查了公主的衣服和财物，但不敢对公主进行搜身，也不敢搜查公主头上美轮美奂的凤冠。于阗国王在皇宫为公主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公主将藏在凤冠中的桑籽与蚕种交给了国王。不过，公主仍然顾念母国妇女的生计，于是叮嘱于阗人：“不可杀蚕。”因此，于阗人总是等到蚕蛾破茧而出后，才用断裂的丝线制作丝绸，如此制得的丝绸纹理相对粗糙。可能，于阗人之所以不杀死蚕蛹，是为了遵守佛教禁止杀生的戒律。当地人告诉玄奘：“只有当蚕蛾破茧而出后，才能开始从蚕茧抽丝。任何人只要违反此戒规，必将失去神灵的庇佑。”如此，“中国制丝业的秘密自此外传，而于阗人除了动物毛皮外，开始穿上精美的丝绸服装”。[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