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进口的中国丝绸通常为一卷卷的布料或一捆捆的丝束。这些布料和丝束需要重新纺织成轻软的丝绸服装，或加工成流行的男女服装款式。罗马人的丝绸服装往往被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其中一些成为古代世界最为精美、最为尊贵的丝绸服饰。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由于丝绸比西方世界用动物皮毛或植物纤维所制成的所有面料都更加光亮、坚韧、耐穿、轻盈和舒适，这些昂贵的丝绸服装成了最常见、最有争议的东方商品。
丝绸用于装饰
很早之前，罗马指挥官就开始通过获取大量的东方丝绸来谋取私利。公元前46年，尤利乌斯·恺撒在罗马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凯旋仪式，希望借此掩盖前一任执政官庞培的辉煌功绩。在凯旋仪式当天，罗马广场的亚麻布遮阳篷全部被换成了精美的丝绸遮阳篷。古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描述道：“尤利乌斯·恺撒为观众提供了丝绸遮阳篷，观众们的眼睛不会因太阳的强光感到刺痛。”罗马的普通老百姓从未在公共场合看到过如此多昂贵的丝绸布料，他们对这种布料的奇特颜色和晶莹光泽惊叹不已。据普林尼记载，“丝绸遮阳篷遮蔽了整个罗马广场，还延伸至神圣之道（起点为恺撒官邸）、市政大厦，以及大部分的游行路段。”一匹中国丝绸大约能被制成20平方英尺的丝绸面料，因此，每半英里的道路就需要用800匹丝绸。恺撒此举大获成功。相比凯旋游行和压轴上场的大型角斗比赛，人们更加津津乐道的是此次凯旋仪式上所展示的丝绸。普林尼记录道：“在人们看来，此次的丝绸展览甚至比恺撒举办的角斗比赛还要精彩。”然而，许多士兵则认为这次的丝绸展览是一次“不计后果的挥霍行为”，浪费的金钱本可以用来犒赏士兵。
尤利乌斯·恺撒主持的这场丝绸展览奠定了丝绸作为皇室公开活动御用面料的地位，后来的罗马皇帝一直延续这一做法。公元39年，当卡利古拉（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正式将新的领土赐给东部的藩王时，赐封仪式就在丝绸遮蔽下的罗马广场进行。仪式上，卡利古拉坐在演讲台的中间，两侧坐着的是罗马的执政官。演讲台的顶篷是用精美光亮的丝绸布料制成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华丽的演讲台上，恺撒大帝接见了那些藩王，而藩王们也登台发表了他们效忠罗马帝国的宣言。
在这场盛会的推动下，私人家庭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丝绸面料制作的衬垫或窗帘。老普林尼曾说道，当时流行在私人住宅的庭院内设置一顶红色的丝绸遮阳篷，并且只有顶级富豪们才有可能拥有这样时尚的丝绸遮阳篷。其他的古籍记载也印证了丝绸在罗马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例如，在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卡写的悲剧作品《淮德拉》中，有这样一句话：夜晚的天空“就像染了泰尔紫的丝绸斗篷”。[44]
尼禄·克劳狄乌斯在公元54年登上帝位之后，罗马的船队从印度的主要港口运回了大量的丝绸。因此，在尼禄时期，罗马皇家露天剧场所用的蓝色星条遮阳篷很有可能是用中国的优质丝绸制成的。[45]尼禄还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剧场遮阳篷必须染成紫色并绣上“尼禄本人在满天金星照耀下驾驶战车”的大幅刺绣。研究表明，罗马竞技场用东方面料制成的遮阳篷为观众遮挡烈日的曝晒。[46]罗马各大剧场也开始在戏剧中使用丝绸面料。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宽敞的剧院里，柱子和房梁上飘扬着黄色、红色或栗色的帷幕。”“在丝绸帷幕绚丽色彩的映照下”，无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台上的布景，“都光彩熠熠、飘飘欲仙”。卢克莱修还写道：在晴朗的日子里，“越是围院重重的剧院，在层层的彩色丝绸的装点之下，越是变得美轮美奂”。[47]
丝绸用于宗教仪式
在罗马帝国时代，经过重新加工后的中国丝绸成为罗马步兵团团旗等军队旗帜的常见装饰面料。丝绸的重量很轻，强韧的蛋白质纤维很容易被加工成流苏、花边以及装饰性绣花线。丝绸布料还能用作画布。这些特性使得丝绸成为军旗的理想装饰面料。众所周知，军旗是军人身份和对皇室效忠的最重要的象征，无论是在游行中还是在冲突中，军旗都是罗马军队的军事重点和忠诚标志。基于这些原因，必须恭敬地对待军旗，也必须使用最好的面料来制作军旗。
大不列颠北部的罗马帝国边境出土的墓葬铭文证实，整个罗马帝国都在使用东方丝绸制作皇家旗帜。这篇铭文出土于泰恩河河畔的罗马科里亚堡（Coria）。铭文上记载，一位名为巴拉塔斯（Barates）的叙利亚丝绸商人向附近的哈德良长城驻军供应丝绸面料和装饰性花边。在这篇铭文中写着这样的文字：“致我亲爱的兄弟帕尔迈拉文（Palmyrene），他生前是罗马军队中扛军团节杖的士兵（vexillarius），享年68岁。”从“扛军团节杖的士兵”一词可见，这位名为巴拉塔斯的商人供应各类军旗：旗标、军旗以及团旗。他还可能为私人买家供应丝绸。不过，从他写的铭文中可以看出，他最自豪的是他为地方驻军提供制作军旗的丝绸面料。[48]
在整个罗马社会，人们将丝绸与虔敬联系在一起。彩色丝绸被切成条状，制成用于祭祀的花环。这些花环被摆放在古代神灵的圣像前，敬献给家庭的保护神。妇女们负责花环的制作。如果她们在花环中添加了最具异域色彩、最昂贵的丝绸面料，那么她们就将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昂贵的丝绸花环还被用于祭祀逝去的亲人。人们将昂贵的丝绸花环摆放在坟墓上以示对逝者的尊重。普林尼曾描述过东方进口丝绸对祭祀花环的影响，他写道：“以前的花环上如果没有缝上鲜花的花瓣，就不能算是时髦的花环。现在，鲜花的花瓣都被来自印度和远方大地的丝绸替代。”普林尼还写道，“由甘松叶或浸泡过香水的五彩丝绸制成的花环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女人们设计的最新奢侈品”。
在有些罗马人的想象中，他们的神灵会穿着女信徒们纺织的丝绸布料制成的“当季流行”服饰。[49]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笔下的主人翁在遇到埃及伊西斯女神时，女神“穿着精美的丝绸长袍，整件长袍流光溢彩，黄色、粉色、鲜红色、黑色和其他暗色交织变幻”。[50]
在某些特殊场合下，比如举行神灵雕像游行仪式时，需要给希腊与罗马神灵的裸体雕像穿上丝绸服装。根据阿普列尤斯的记载，罗马人给伊西斯女神的雕像穿上紫色的服装并戴上“小小的丝绸面纱”，信徒们穿着“缎带飘飘的藏红色棉质或丝质宽松服装”。[51]古罗马诗人阿维阿努斯写道，伊奥尼亚地区举行祭祀酒神巴克斯的宗教游行活动时，女信徒们穿着丝绸披肩。古罗马诗人普鲁登修斯描述过罗马帝国主持公牛祭祀仪式的祭司的穿着：他戴着一顶金冠，穿着一件紧身托加长袍，腰间缠着一条丝绸腰带。人们穿着何种服饰参加宗教仪式可能有其现实的考量，但是，面料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52]阿普列尤斯描写过一个宗教游行仪式：信徒们穿着战士、猎人等特殊职业的特色服装；其中一个信徒“穿着镀金拖鞋和丝绸长袍，戴着昂贵的饰品和假发，他学女人扭着腰走路”。[53]古罗马人相信，四季之神维尔图努斯能够随意变幻他的形象，因此，他的神像往往是雌雄莫辨，有穿着男装的，也有穿着女装的。诗人普罗佩提乌斯笔下的四季之神维尔图努斯曾这样说过：“我有万般形象，汝可随意装扮——穿上丝绸服装，我就是高贵典雅的女人；穿上托加长袍，谁敢说我不像个男人？”
丝绸用于皇室服装
卡利古拉皇帝在位期间一直穿着昂贵的丝绸服装，包括某些学者认为过于女性化的、波斯风格的飘逸服装（公元37年—公元41年）。有一次，手下人挖出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胸甲，卡利古拉皇帝就穿上了这件胸甲，里面套着“一件饰有金丝刺绣和大量印度宝石的紫色丝绸外套”（短款的军大衣）。此外，卡利古拉皇帝开始穿戴许多“神性”标志的服饰，以彰显他自己的崇高地位。有时，他还在下巴处黏上金色胡子，手持形似雷电的东西，装扮成众神之王朱庇特。有时，他挥舞三叉戟，打扮成海神涅普顿。卡利古拉皇帝还拄着一柄刻有双蛇缠绕和一对翅膀的手杖（信使之神赫耳墨斯的权杖）出现在民众的面前。有一次，卡利古拉皇帝甚至穿上了代表女神维纳斯的女式服装。古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评价道：“他假装是神明，这样，民众就会向他祈求、祷告和献祭。其他时候，他在公共场合一般穿着丝绸服装或军装。”古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在著作中总结了人们对卡利古拉皇帝着装的困惑：“卡利古拉皇帝的服装不符合国家的服装风格，包括男性的着装标准和普通人的着装风尚。”[54]然而，当看到皇帝穿着丝绸制作的众神特色服装时，罗马大众无比认可。
即使是以节俭著称的皇帝也选择在重要的国事场合穿着丝绸服装。例如，在纪念犹太战争结束（公元71年）的庆祝活动上，古罗马高级指挥官都穿着紫色和深红色丝绸服装。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曾描述过罗马庆典的场景：“黎明时分，戴着桂冠的韦斯巴芗与提图斯穿着紫红色的传统长袍驾临庆典现场。”将军们来到屋大维门廊，元老院成员和高级官员们已经等候在那里。在庆典的高潮，士兵们大声欢呼，显示指挥官们的军事才能。这场盛会的中心人物被安排坐在看台上，他们都没有携带武器，稳稳地坐在象牙椅上，穿着丝绸长袍，还戴着象征胜利的桂冠。[55]皇帝和指挥官们的行为进一步推动了丝绸织物的流行。
其他颓废或专制的罗马皇帝则经常因为穿着丝绸服装而受到批评。暴君康茂德（公元180年—公元192年）曾穿着精致的丝绸长袍去过剧院和角斗场。但他的着装被认为是庸俗的和不恰当的，因为他的腹股沟长了一个肿瘤，人们透过丝绸长袍可以看到他的肿瘤。康茂德还在公共娱乐方面花费巨资，并为整个皇宫的人员配备了昂贵的丝绸服装。
康茂德被谋杀之后，新任皇帝佩蒂纳克斯不得不拍卖皇宫珍宝，才有钱回报和奖励支持他称帝的军方人员。根据《罗马君王传》记载，“被拍卖的都是康茂德的物品，其中有些物品特别值得注意：饰有精美金丝刺绣的丝绸长袍；大衣、外套、风衣；萨尔马提亚风格的长袖大衣以及流苏饰边的军用斗篷”。
叙利亚出生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在位时间（公元218年—公元222年）十分短暂，他试图用基于太阳崇拜的神秘异教（体现在对一种黑色石头的崇拜）来取代罗马的传统宗教。据《罗马君王传》记载，这位年轻的皇帝践行太监祭司那一套东方仪式，参与和其他男人的淫乱行为。埃拉伽巴路斯皇帝拒绝穿着亚麻织物，并穿着形似叙利亚祭司服装的丝绸长袍。这种长袍受到“腓尼基神职人员的长袍和米提亚人的豪华服装”的影响。据说，埃拉伽巴路斯皇帝“只允许使用丝绸面料”，“他认为羊毛是低级面料，因此讨厌羊毛制成的希腊和罗马服装”。他将丝绸引进皇宫，并广开宴席，只为向宾客展示那些他认为是“稀世珍品和荣耀象征的丝绸服装”。有传言称，埃拉伽巴路斯皇帝害怕起义军攻入皇宫，“曾命人制作了一条缠绕着紫色和朱红色丝绸的绳索，准备用来上吊自杀”。最终，埃拉伽巴路斯皇帝被他的禁卫军刺杀身亡。
相比之下，一个能够抵挡丝绸诱惑而不沉沦其中的皇帝就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皇帝。公元168年，马可·奥勒留皇帝卖掉了他的妻子从历代皇帝后妃那里得来的金丝刺绣的丝绸长裙。这场拍卖会的收入为马可·奥勒留皇帝提供了所需的战争经费，使其有能力组织军事力量，抵御侵犯罗马帝国北方边境的日耳曼部族。
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公元222年—公元235年）属于改革派，他限制皇室服装使用丝绸面料，拒绝“领主”的尊号，在公开场合通常穿着简单的红色军大衣或罗马市民常穿的纯白色托加长袍。根据《罗马君王传》记载，塞维鲁皇帝“几乎没有丝绸服装，也从不穿着完全由丝绸制成的服装，并且将部分由丝绸制作的服装也转赠他人”。公元三世纪，罗马皇帝在阅兵时通常穿着丝绸制作的服装。然而，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从不花费巨资制作阅兵时使用的军旗，或者为皇室制作饰有金线刺绣的丝绸服装。他公开表示，皇权并非建立在精美服装展示的基础之上，而是士兵的英勇善战”。
公元三世纪中叶，罗马陷入严重的军事危机。在此期间，务实的奥勒留皇帝（公元270年—公元275年）拒绝穿着丝绸服装。他在皇宫的衣橱里没有纯丝制作的衣服，他也不在朝廷上穿着任何丝绸服装。当他的皇后恳求他保留一件昂贵的紫色丝绸长袍时，他回答道：“任何织物都不应该与等重量的黄金一样值钱。”
马库斯·克劳狄·塔西佗是由罗马元老院推举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他在公元275年上台称帝。在位期间，塔西佗穿着的托加长袍和外衣，与罗马城富人的穿着无异。他“禁止任何人穿着全部由丝绸制作的服装”。
丝绸用于男装制作
早期的罗马典籍证实，丝绸是一种经久耐穿、轻盈反光的面料。古罗马文学家马提亚尔曾从朋友保卢斯那里收到一份礼物——那是一个很薄的金属杯。据他描述，那个杯子“比蜘蛛网还要薄，比蚕丝还要轻”。丝绸以其防水性著称，因此更具吸引力。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研究发现，古代有一场关于空气密度和大气压力的讨论。有一个名为席恩（Theon）的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材料能够像丝绸那样既纤薄又紧实，结果会怎样呢？”他解释道：“油不能长久停留在布的表面（会渗漏）。但是，如果布料既紧密又纤细，那么油就会在表面滚动。”[56]
在保守的罗马人看来，丝绸等轻质柔滑的面料太过女性化，不适合作为男装的制作材料。罗马帝国的传统男装主要是托加长袍——一种由羊毛或亚麻面料制成的包裹全身的长款服装。传统托加长袍沉重而不实用，但是，这种服装表明穿着者是一位合法的罗马公民，享有法律赋予这个身份的地位和所有合法权利。罗马帝国的达官显贵们会在托加长袍上装饰某些彩色布条，作为自身阶层和权利的特定标志。在日常活动中，罗马公民会穿一件实用的短亚麻外衣，有点类似于罗马帝国其他大多数人穿着的那种衣服。
在早期的罗马皇帝看来，准确体现各阶层的身份至关重要。奥古斯都皇帝要求，罗马公民在国家活动中必须穿着托加长袍。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皇帝有一次责成市政官员（高级官员），严防那些不穿披风又未正确穿着托加长袍的市民进入罗马广场或其邻近区域。[57]无独有偶，哈德良皇帝也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无论何时现身公共场所，元老和骑士都必须身着托加长袍。
当罗马帝国在共和时代颁布禁奢法律时，政府严格控制托加长袍的外观装饰。这些禁奢法律旨在维护皇室所敕封的社会地位和国家权力的公认标志。不过，由于罗马帝国在制定禁奢法律之时，东方丝绸尚未出现，因此，禁奢法律中没有关于对托加长袍面料进行任何装饰的规定。罗马帝国的法律禁止非公民穿着托加长袍，并且严格规定各类公民的长袍颜色和装饰。普通的托加长袍为灰白色，这是罗马人传统厚纺织物的天然颜色。此外，罗马男人在服丧期间通常穿着黑色的羊毛长袍。[58]通常情况下，竞选公共职位的候选人会用白垩粉漂白自己的托加长袍，使自己的服装看上去更白，以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59]元老、骑士和其他贵族们可以用紫色布条给托加长袍镶边，以显示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地方行政长官与祭司们的托加长袍上饰有紫色条纹，作为他们官职的标志。[60]在最高等的托加长袍中，有一种为刺绣长袍（toga picta），这种长袍一般被染成紫色，并饰有金线刺绣。一般只有凯旋的将军和众神的雕像才能穿着这种长袍。在帝国时期，罗马皇帝和高级官员在特殊场合可以穿着刺绣长袍。[61]
罗马人一直很好地遵循着这些着装规定，直到东方的丝绸出现在罗马帝国并取代用于制作托加长袍的厚重羊毛。特别是丝绸、羊毛和亚麻能够混纺成一种更加吸引人的轻质面料，使用这种混纺面料制作的托加长袍可以使穿着者更加神采奕奕。由于东方丝绸的出现，没有传统功勋的罗马富人们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相比一个穿着羊毛或亚麻托加长袍的保守贵族，一个穿着白色半丝长袍的富有自由民看上去更有身份。
不料，公元9年，统治古代中国的汉朝皇室因宫廷阴谋被暂时篡权，塔里木地区断绝了与新皇王莽的联系，中国停止向中亚输送丝绸，漫长的商道也失去了中国的保护。这意味着，到达罗马市场的丝绸数量减少，丝绸的供应越来越紧缺，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尽管如此，拥有最佳商业人脉的富裕公民仍然可以买到丝绸面料，那些早前依靠土地发家并公开蔑视商业活动的罗马保守派人士却无法买到，这让许多保守派人士产生了不满。[62]
公元16年，保守派精英人士采取行动，呼吁元老院制定新的反奢侈法。新法的拥护者们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拥有商业人脉的有钱人是否比公认的贵族和传承的功勋世家更有威望？因此，他们要求新法必须对公民阶层和政治阶层使用财富的方式进行限制，其中就包括限制丝绸的穿着。一位名为弗朗托（Fronto）的前执政官为“禁止托加长袍或其他男装使用丝绸面料”这一禁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他从道德层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并要求“男性不应继续使用东方丝绸，因为这种面料降低了我们的身份”。[63]
维新派的观点都不成功，但他们从传统价值观的层面提出了强有力的申辩。公元22年，此事再次被重议，提贝里乌斯皇帝最终批准立法禁止罗马人在公共场合穿着丝绸服装。在此期间，东方的丝绸开始在罗马市场上销声匿迹。随着市面上丝绸数量的减少，新法很顺利地得到实施。公元23年，汉朝重新掌权，恢复了华夏帝国的稳定。同一时间，中亚塔里木地区出现了一个名为“叶尔羌”的强大王国。这个王国削弱政治对手，并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商队建立了一条畅通的商道。于是，短短十年之内，丝绸之路得以恢复，大量丝绸再次进入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一直实行禁止男装使用丝绸面料的禁令，直到卡利古拉于公元37年称帝。卡利古拉皇帝无视禁令，堂而皇之地穿着波斯风格的丝绸服装出现在罗马民众面前。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卡利古拉皇帝“穿着一件长袖外衣，有时还穿着法律明文禁止男性穿着的丝绸服装”。[64]慑于皇帝对丝绸服装的支持，守旧派们再也无法指责重新穿着丝绸服装的任何男性同胞。于是，罗马男人们很快就开始尽情穿着他们选择的丝绸服装，毕竟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障碍不过是保守派的守旧观点而已。
在丝绸回归流行男装的第一个阶段，蚕丝与羊毛被混纺成新的面料，制成的托加长袍更加轻盈和光滑。由于羊毛与蚕丝的结合，原本笨重的衣服变得更加舒适，在酷暑中还能反光降温。此外，丝绸还从另一方面改良了托加长袍，托加长袍上显示社会等级的彩色布条后来都采用色彩鲜艳的不透明丝绸制成。
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后期，光滑丝绸制成的托加长袍第一次在罗马帝国广泛流行。为了说明传统的罗马修辞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和感召力，古罗马作家昆提利安通过丝绸服装作了一个比喻。他写道：“我认同现在的服装风格，我认为托加长袍应该采用光滑的面料，但是我不赞成将蚕丝纺入布料。”[65]在一封宣扬斯多葛派价值观的信件里，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卡写道：大自然已经为每个地区的人类提供了充足的制衣材料，“我们不购买丝绸，也可以有衣蔽体”。[66]然而，一直到罗马帝国晚期，罗马人还在流行丝绸服装。古罗马诗人克劳迪安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公元395年，一个大家族的俩兄弟都成为执政官。为了彰显他们的官衔，母亲为他们精心准备了饰有金丝刺绣的托加长袍，让他们穿着去参加就职仪式。华贵的托加长袍搭配上丝绸缠绕、金丝混纺的腰带，“上面闪闪发光的是中国人从某些娇嫩植物中梳理出来的丝线”。[67]
有购买能力的大多数罗马公民可能倾向于选择部分由丝绸制成的面料，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他们所拥有的其他任何材料，只有这种面料最能体现他们的社会地位。具体的丝绸消费总量无法计算，不过，罗马市记录在册的有权获得国家粮食救济的公民多达20多万人。[68]奥古斯都皇帝执政早期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整个罗马帝国境内，有400万—500万人拥有公民身份。[69]即使只有一小部分男性公民拥有丝绸制造的服装，用于男装制作的丝绸总量也非常巨大，对古代世界经济意义深远。
在帝国时代早期，罗马人通常在私人活动中穿着丝绸服装。根据古罗马文学家马提亚尔的记载，有一个名为左伊卢斯（Zoilus）的罗马人生性骄纵，经常在自己家的宴会上穿着奢侈的丝绸服装。每逢这种场合，肥胖的左伊卢斯都会穿着散发出浓浓香水味的“女性化长袍”躺在沙发上。当食物端上桌时，他会撑着紫色丝绸靠垫坐起身来，用肘部推开他的客人，喝着水晶杯里从帕提亚进口的美酒。然后，在客人离桌之前，左伊卢斯就要求大家安静，然后他自己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也曾描绘过罗马的盛宴场景：穿着丝绸长袍的侍者稳稳地将美酒倒入贵客的水晶高脚杯。[70]
当时，许多富裕的罗马男人在夏季穿着真丝长袍。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酷热的夏季，其他面料既厚重又不舒服。亚历山大城的有钱人跟随流行趋势，穿上了染色鲜艳且绣有复杂图案的丝绸长袍。犹太哲学家斐洛曾质疑过这种流行趋势，他问道：“是谁想要轻薄透明的夏季长袍？是谁想要像蜘蛛网一样精致的服装？我告诉你们，就是那些过于关注他人意见的虚荣的有钱人。”[71]据古罗马诗人奥索尼乌斯记载，罗马城有一个出身草根的富人，为了提升自己的出身地位，在自己的丝绸长袍上织入了马尔斯、雷穆斯、罗慕路斯等名人和开国皇帝的名字。[72]
罗马的许多教师在教学时穿着厚重的羊毛长袍。这种长袍又被称为“大披风”（pallium），根据早期希腊哲学家所穿的大长袍改良制成。公元五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古罗马诗人圣希多尼乌斯劝说一位罗马朋友尽快离开喧嚣城市的教学岗位，去另一位友人的乡下庄园避暑。他写道：“每年的这个时候，男人们穿着亚麻长袍或者丝绸长袍，都热得大汗淋漓，而你不但里面穿着衣服，外面还罩着厚重的羊毛长袍。”他还努力劝说道：“如果你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就应该立即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城市。”
此外，丝绸还被作为奖品授予战车比赛的获胜者，此举进一步推动了丝绸作为男装的理想面料。在帝国时代后期，作为大型战车比赛赞助者的执政官还会提供昂贵的丝绸服装，作为获胜队伍的奖品。《罗马君王传》中记载，福利乌斯·普拉西德（Furius Placidus）担任罗马执政官期间，比赛奖品的价值几乎相当于一些人祖传的财产，具体的奖品包括“部分丝绸的大衣，带刺绣的细麻布大衣，甚至有马匹”。根据古罗马诗人阿波黎纳里斯所述，在公元五世纪，安特米乌斯皇帝订购了丝绸飘带，命人缠绕在棕榈叶和桂冠上，用来奖励战车比赛的获胜者。[73]狄奥克莱斯皇帝颁布的《最高价格法》揭示了罗马帝国在公元四世纪初存在的丝绸服饰的种类。该法令记载的丝绸服饰包括部分丝绸的外衣、部分丝绸的有袖或无袖长大衣、有罩衫或无罩衫的纯色真丝大衣。[74]裁缝们还可以给普通衣服的领口缝上光滑的丝绸领襟，不过这需要另外收费。[75]
在帝国时期，罗马从一个尚武慕强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达官显贵拼命追求个人享受和累积贵重财物的社会。普林尼曾评价道：“现在的男人夏季穿着丝绸服装是因为丝绸质地轻盈，他们竟然完全不以为耻。”他还感叹道，“曾经有段时间，我们罗马男人在夏天也穿着皮革制作的战甲。不料，现在的时尚变得如此奇怪，人们竟然认为托加长袍过于沉重”。或许，在普林尼看来，加入丝绸面料但仍保留罗马风格的大衣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但长长的丝绸袍子让人联想到贪图享乐的东方朝廷和波斯宦官的奇怪装扮。通过观察，普林尼对罗马服装给出总结性的评价：“至少，罗马男人们没有穿上亚述风格的丝绸长裙，还是为这个国家保留了一点女性专有服饰的。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
丝绸用于女装制作
丝绸拥有独特的魅力和诱惑力，对罗马妇女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富裕的罗马妇女钟爱丝绸长裙，并且喜欢使用丝带、阳伞等丝绸配饰。丝绸价格昂贵，不是谁都穿得起的，但可以被织成薄透的轻纱般的布料，用于制作传统的罗马服饰。普林尼声称自己知道野蚕丝纺织透明布料工艺的发明者——这是一个女人，传说她名为帕姆菲尔（Pamphile）。据普林尼所述：“这个女人拥有一项毋庸置疑的技能，她设计制作的服装能够使穿着者看起来几近赤裸。”
共和时期，罗马贵妇们穿着斯托拉（stola）长袍。这是一种笨重的亚麻长裙，长及脚踝，其上有厚重的垂褶。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女仆围在一位体面的贵妇身边为其梳妆打扮，那个贵妇身上“穿着一件上衣，长长的袍子垂到脚踝处”。因此，他说“体面的女士总是穿得严严实实，轻易不让人瞧了去”。[76]相反地，有钱的妓女则穿着完全不同的服装，肆意地展现自己的性感。妓女们以及因犯下通奸罪行而被休弃的女人们通常穿着紧身上衣（tunica）和直筒连衣裙（通常作为内衣穿着，外面须罩上斯托拉长袍）。不过，如果单穿这种较短的衣服，不在外面罩上其他外衣，那么穿着者会被认为是不正经的女人。
公元前一世纪，埃及的托勒密王朝通过与印度进行海上贸易，获得了丝绸。为了迎合皇室的喜好，丝绸被重新纺织，最后制成薄如轻纱的精美服装。在卢西恩（Lucian）的笔下，埃及艳后为了勾引罗马将军，全身涂满香膏，穿上丝绸服装，戴上珍珠首饰，散发出“致命的魅力”。他还写道：“透过那宝石、黄金饰品以及薄如蝉翼的丝绸衣物，依稀可见她那雪白的双乳。”根据卢西恩所述，埃及艳后身上那半透明衣物的制作原料是一种“由中国蚕丝制成的质地致密的织物，但埃及的纺织工人用织针拆开了这些织物，并把它们重新拉伸成轻盈的网状材料”。[77]
在奥古斯都执政时期，更多的东方织物被运抵罗马市场，那些不受保守舆论约束的女人开始使用丝绸。这其中就包括那些有钱的妓女，她们穿着丝绸服装，展示自己诱人的肉体。古罗马诗人普罗佩提乌斯记载道，年轻的女孩们甚至因为妓院承诺她们可以穿着“好看的丝绸服装”而成为高级妓女。关于丝绸女裙，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这样描述：罗马的男人可以毫无障碍地观看高级妓女的胴体，因为“她们穿着的丝绸衣物透皮透肉，形同无物”。他把这个过程比作去牲畜市场查看那些待售的马匹，并且解释道：透过妓女们身上薄如蝉翼的丝绸衣物，“你可以看到她们的腿漂不漂亮，脚好不好看，甚至可以通过双眼欣赏她的整个身体”。普罗佩提乌斯甚至表示，在没有充分“验货”之前，男人为何要冒险花钱求娶一位体面的罗马女性？[78]根据古希腊哲学家阿尔西弗朗（Alciphron）的记载，希腊妓女穿着的丝绸直筒长裙非常透明，甚至能透出她们无瑕的肤色。他还写道：有一个妓女邀请男人们来欣赏她的舞姿，“每当她摇臀摆首之际，男人们都可以透过她的丝绸长裙，看到她那不断晃动的臀部”。
古罗马诗人提布鲁斯曾迷上了罗马的一个妓女。有一群印度奴隶服侍在这个妓女的身边。这个妓女身穿“宛如轻纱、闪闪发光的饰有金丝刺绣的丝绸长裙，她的仆从们则穿着鲜艳的紫色和蓝色服装，这让她的长裙显得更加仙气十足”。普罗佩提乌斯也曾恋上一个名叫辛西娅的女孩，此女十有八九就是一个妓女。他质问这个女人：“为何你那样风骚地走路？为何把头发盘起来？为何只穿着丝绸长裙，袒胸露乳？”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写道：“如果女人们想要证明自己真的美丽可爱，就应该脱下长裙和衣服，展示自己的裸体。她们应该知道，比起丝绸的光泽，男人们更喜欢女人光滑肌肤的天然红晕。”[79]
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曾描述过女角斗士（经过训练的女奴，须半裸身体进行角斗）的外表。他提醒读者注意“女角斗士在进行规定练习时的沉重呼吸”。他还表示，这些女人即使穿着最轻薄的长袍，也会感觉非常不舒服。
按照尤维纳利斯的说法，“哪怕是最好的丝绸薄纱，也有可能划破她们细嫩的肌肤”。
在奥古斯都时代，丝绸织物增添的感官刺激与显性的女性美之间的关系成了罗马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普罗佩提乌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男人在彩色丝绸底下找到了怎样的慰藉？”据他所述，他的爱人就是他写诗的激情和灵感的来源，“她穿着闪闪发光的丝绸款款而行、顾盼生姿，这令我的整本诗集也像丝绸那样熠熠生辉”。
罗马帝国的一些权贵反对新兴的丝绸服装，因为这些服装有悖于部分罗马人认为女性在公共场合应该保持端庄谦虚的保守观念。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卡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写道：“我见过丝绸长裙。不过，它们既不能保护躯体，又无法令人显得谦虚，怎么能称之为衣服呢？穿着这些丝绸长裙的女人几乎不能问心无愧地表示她不是一丝不挂。”[80]在塞内卡的悲剧作品中，女主角淮德拉在放弃东方丝绸服装时曾这样说道：“再也不要项链勒着我的喉咙，再也不要雪白的珍珠（印度洋的馈赠）拉扯我的耳朵，再也不要涂抹亚述的甘松香脂，就让我的秀发自由地披散吧。”[81]
不过，罗马人反对丝绸服装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帝国需要花费高价从遥远的国家进口丝绸。对于罗马帝国而言，这可能是比任何道德缺失都要严重的问题。塞内卡解释道：“罗马帝国从商人们都不知道的国家高价进口丝绸布料。于是，女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衣着暴露，她们原本只有在情人面前才敢这样裸露自己的身体。”[82]
随着时间的推移，丝绸作为女装面料日益受到推崇，尤其是当罗马皇帝的妻子和情妇也开始在公共场合穿着精美的丝绸服装。这些经久耐穿、造型别致的丝绸服装通常只在公开典礼上露几次面，然后就被束之高阁。这意味着皇室逐渐积累了大量精美而独特的丝绸服装。不过，丝绸与性欲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古罗马文学家马提亚尔曾这样写道：爱人的亲吻“比皇后在帕拉蒂尼山皇宫衣橱里的丝绸长袍还要珍贵”。
最终，所有阶层的妇女都开始使用丝绸面料。透明度适中的丝绸可以在保留传统长裙形制的基础上，被制成重量轻盈的服装。相比标准亚麻布料，中国丝绸或羊毛与丝绸的混纺面料更加舒适。身穿普通衣服的妇女们还可以在头上缠上彩色的丝绸头巾，一方面为自己的服装加分，一方面还可以避免地中海灼热阳光的炙烤。马提亚尔曾将“装满葡萄酒的水晶酒杯”比作“透过丝绸褶皱显露出的女性之美”，二者皆如同清澈溪流中的鹅卵石般清晰可见。
丝绸长袍的广泛流行可能始于罗马的年轻妇女。奥古斯都时代诗人普罗佩提乌斯在他的作品中建议年轻女性：“尽管你青春无敌，脸上毫无皱纹，你仍需善用美貌，装点秀发并穿上柔软的丝绸长裙。”不过，成熟的女性很快也跟上了这个流行趋势。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指责他的旧情人莱斯（Lyce）穿着打扮不符合年龄。他写道，莱斯“穿上紫色丝绸服装，戴上闪亮的珠宝”，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有吸引力，但“这永远无法让她重新找回以往充满魅力的自我”。[83]贺拉斯曾作诗描写一位逐渐老去的妓女，其中有句诗词的大意为“斯多葛学派的典籍可能更喜欢在丝绸枕头间休息”。[84]马提亚尔曾描写了一位名为加拉（Galla）的女人。这个女人在年轻时可能是个妓女。她嘴里戴着象牙制成的假牙，脸上涂着浓妆，头上戴着精致的假发。马提亚尔写道：“你的卷发从头顶披散下来；当你在晚上脱下丝绸服装时，你还需要一并取下你的假牙。”罗马人当时常用的染发剂会对头发造成长期的损害。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警告罗马妇女：“务必停止染发，否则你的头发将会掉光。”他建议罗马妇女不要盲目相信理发师，应该让她们浓密的头发自由地披散，看起来“就像一匹彩色的绸缎”。[85]
公元一世纪中叶，许多富有的罗马妇女想要穿上丝绸服装，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一件斯托拉长袍所需的丝绸面料的成本就高达2000塞斯特斯。一件经过裁剪、装饰和刺绣的丝绸礼服可以卖到1万塞斯特斯。[86]如果制作过程中还采用了昂贵的染料，或者使用了珍贵的金丝刺绣，那么丝绸长袍的零售价格还会更高。因此，一名罗马士兵一年挣到的军饷可能都无法买到一件质量上乘的丝绸长裙。不过，对于那些家中拥有大量田产的罗马贵妇而言，这算不上什么大开销。
丝绸用于求偶行为
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富裕的罗马男人在求爱时所赠送的礼品至关重要。昂贵的丝绸服装在当时被视为求爱者所能给予的最贵重的礼品。诗人普罗佩提乌斯建议年轻女性青睐那些给她们赠送昂贵礼品的男人，他说道：“请无视只送你诗词的所有男人，因为这些诗词无须任何成本。”诗人提布鲁斯的作品也证实，罗马的年轻女孩们会要求富有的求爱者赠送丝绸长裙。他谴责女性的贪婪，并把一切归咎于东方商人从遥远的国度带来了极具异国情调且价格昂贵的丝绸商品。提布鲁斯指责商人的行为“让女孩子贪婪地想要获得丝绸和印度洋出产的明亮珍珠”。诗人奥维德建议罗马男人“支持并称赞”他们的女人：“如果她穿上了泰尔紫长袍，那么你就称赞泰尔紫；如果她穿上丝绸服装，那么你就称赞丝绸服装极为时尚；如果她的长裙上饰有金丝，那么你就赞美她本人比黄金还要珍贵。”[87]
买不起昂贵丝绸衣服的罗马男人可以选择购买黄金别针，或用于将精致发型固定在合适位置的彩色丝带，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马提亚尔在诗歌中建议男人们在农神节送给女孩们一支金钗：“插上这支金钗，你秀发上的香油就不会弄脏你那华丽的丝绸衣服。”罗马妇女还喜欢其他的丝绸配饰，包括能够遮挡阳光的、精美的丝绸阳伞。这些轻便的配饰可以让仆从携带，其面料通常被染成鲜艳的颜色。在作家阿普列尤斯写的奇幻剧中，女神维纳斯出场时，男仆特里登（Triton）为她撑着一把丝绸阳伞。[88]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在他的讽刺诗中提到，男人们可以在农神节向女性友人赠送绿色的遮阳伞。
有些富有的女人还给小型私人马车的车架装上丝绸帷幕。普罗佩提乌斯曾写道，恋人辛西娅那辆“丝绸装饰的小马车得意扬扬地驰骋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上”。
公元一世纪末，罗马市中心附近的托斯卡纳街上有了一个丝绸市场。古罗马作家马提亚尔抱怨丝绸让他讨好情妇的成本升高。他写道：“如果不从托斯卡纳街购买最上等的丝绸长裙，她总是嚷嚷着没有长裙可穿。她随随便便就要我给她100个金币，就好像那只是100个铜板一样。”他还写道，“要是我的情妇真的值得我购买这些礼物就好了”。根据马提亚尔所述，托斯卡纳街上最上等的丝绸长裙当时的售价是100个金币，也就是1万塞斯特斯，这相当于一个罗马士兵六年多的军饷。
最终，随着丝绸成为最受欢迎的婚礼服装面料，丝绸服装也成为传统罗马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婚礼让新郎的家庭有机会对外展示他们的财力，而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婚礼上展示昂贵的丝绸服装和陈设来实现。在罗马的婚礼上，有时会在新婚夫妇的门厅里展示一张床。新郎抱着新娘跨过门槛，带她进入装饰有花朵、水果等生育象征的婚房。房内通常装有丝绸窗帘。作家阿普列尤斯描述道，婚床“通常制作得精良且高档，铺着丝绸被褥和其他必要的床上用品”。[89]公元四世纪，当罗马的霍诺留斯皇帝迎娶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女儿时，婚房装饰有“黄色的中国丝绸，以及垂到地面的西顿挂毯”。[90]
在罗马帝国，新娘通常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长袍，腰上系着一条打着象征性“结婚结”的腰带，这个结在婚礼结束后将由新郎亲手解开。婚礼之前，新娘的头发需要用祭典之矛分开，然后编成辫子，绑上鲜花，再在头上盖上一种名为夫拉姆梅吾姆（flammeum）的黄色头纱。[91]在富裕的家庭，这些衣物和饰品都由昂贵的丝绸制成。
有钱的父亲们可能会花钱为女儿准备嫁衣。古罗马小说家佩特罗尼乌斯不得不提醒道：“女子的节操和美德才是最珍贵的。”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新娘是否应该穿着薄如蝉翼的长裙或衣着暴露的衣服站在婚礼现场？”[92]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就“婚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给一位名为欧利蒂丝的年轻女子提出建议。普鲁塔克告诉那名女子：女人在婚姻中最重要的是要给丈夫带来“快乐”。他还表示，其他女人将对此感到羡慕，“就如同她拥有了许多珍稀宝石”。普鲁塔克在许多婚礼上对新娘说的话证实了婚礼的花费：“你在婚姻中的良好品行，将与新郎高价为你购买的珍珠和丝绸一样珍贵。”[93]在希腊小说家赫利奥多罗斯所写的一个冒险故事里，东方的使者在主人公结婚当天登门道贺。这些丝国人（中国人）带来了一种“蚕虫丝制作的面料、一件染成紫色的服装，以及其他白色的服装”，并且证实“这是由他们国家所饲养的蚕虫吐出的丝线做成的”。[94]
尽管丝绸价格高昂，但大多数的父亲仍然愿意出钱为女儿购买丝绸和珠宝。尤其当丝绸和珠宝被视为嫁妆的一部分时，更是如此。当小普林尼听到朋友范达努斯（Fundanus）年仅十几岁的女儿在婚礼前夕去世的噩耗时，他写道：“当我听到范达努斯下令将原本打算为女儿购买衣物、珍珠和宝石的钱财用于购买女儿葬礼所需的香品、香膏和香料时，我的悲伤无以言表。”[95]范达努斯的行为可能遵循的是罗马帝国传统的葬礼风俗。然而，罗马帝国的葬礼后来也逐渐开始使用丝绸面料。古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曾描述过弗拉维·阿巴斯坎塔斯（Flavius Abascantus）为妻子普丽西拉（Priscilla）举行的葬礼：火葬堆周围燃着昂贵的香脂和印度香。在正中央的位置，普丽西拉的尸体躺在“泰尔紫丝绸遮阳篷底下高耸的丝绸堆上”。
丝绸用于日常生活
公元二世纪，一位被称为“亚历山大的革利免”的基督教神学家生动记录了昂贵的丝绸服装在罗马帝国境内的风靡程度。颇为矛盾的是，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谴责人们使用丝绸的奢侈行为。这位神学家的一大反对理由在于，基督教教会中的有钱妇女争先恐后地想要穿上最为昂贵和最引人注目的服装。他表示，这种地位竞争导致一些基督徒聚会变得如同多姿多彩的选美比赛，再也不是相互平等的信徒们一起敬拜上帝的虔诚聚会。[96]
对于这些有钱的罗马妇女，革利免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她们一定要追求稀少又昂贵的丝绸服装，而不是那些便宜又易得的其他服装呢？”他进一步说明，如果把这些女人剥光并当作奴隶出售，那么她们裸体的价值将低于她们现有服饰的价值。在她们自己的消费驱动价值体系中，“女人本身的价值低于蔽体衣物的价值”。革利免认为，丝绸服装下流无耻，危害社会。他抨击透明的丝绸服装。在他看来，这些“透皮透肉的面料，加上一条细长的面纱，几乎不可能起到遮羞布的作用”。革利免认为，紧身的丝绸服装令人反感，因为这些豪华长裙紧贴着女性的身体，虽然从外观上看不到女性的裸体，但“这种长裙非常贴身，顺着女性身体的曲线，显示出女性独特的身材特点，令女性身体轮廓一览无遗”。因此，“尽管看不到长裙底下的肌肤，围观者仍然可以看到女性的整个身体曲线”。[97]
他还列举出部分丝绸服装，劝告信奉基督教的罗马贵妇不要穿着“那些在阳光下闪亮夺目的彩色丝绸披肩、染成紫色且饰有金丝的精美彩色服装、装饰有动物图案的长裙、染成藏红色的服装、泡过药的长袍，以及由多层彩色蚕丝薄纱制成的昂贵服装”。此外，革利免还提到了罗马人将纤细金丝纺入昂贵面料的做法，并证实当时的女装在色彩范围上几乎是无限的，涵盖了从橄榄绿到玫瑰粉的所有色调。在他看来，丝绸服装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只是“纯粹为装饰而穿的织物”。[98]
基督教对丝绸的批评一直延续到后罗马时代。公元五世纪，古代西方圣经学者哲罗姆劝导基督教女教徒，如果有亲友带着她们参加在“郊区别墅美丽花园”里举行的社交聚会，那么她们应该避免与这些亲友交往。他警告道，在这样的社交聚会上，任何一位衣着朴素、“打扮素净”的女性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沉迷于丝绸服装不可自拔的年轻人之中”，“看着其他女性穿着丝绸长裙和金丝锦缎，对自身百害而无一利”。[99]根据罗马指挥官格隆提乌斯（Gerontius）所述，有一个名为梅拉尼亚的女孩，她父亲身居元老之职。这个女孩想要在瞒着亲友的情况下遵守基督教禁止穿着丝绸服装的严格教规，又必须遵从父母提出的“穿着能够显示身份地位的丝绸服装”的要求。为了既能遵守基督教禁欲教规又能满足父母的愿望，梅拉尼亚“里面穿着丝绸，外面则穿着粗糙的羊毛大衣”。在梅拉尼亚向家人公布自己的信仰之后，她的头生子早产并在洗礼后夭折。悲痛欲绝的梅拉尼亚“在头生子夭折后宣布放弃她的所有丝绸服装”。[100]
不过，丝绸的抗拉强度和弹性俱佳，所以，也有实际的用途。作家阿普列尤斯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一户罗马家庭的一位厨娘系着一条丝绸腰带，正在剁动物的内脏（剁碎后的内脏可以用作馅料、肉末，还可以做杂碎汤）。她“穿着一件白色束腰外衣，腰上系着一条红色丝绸腰带。每当她旋动着煮锅使食物在锅内呈圆弧翻动时，她的腰就弯下来，臀部就扭动起来”。[101]公元四世纪，古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评论道：“过去，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丝绸；但现在，所有阶层都能使用丝绸，甚至最底层的人也是如此。”
史料显示，东方丝绸还被用于古罗马的其他行业。例如，罗马医生就曾在截肢手术中使用丝绸。古罗马的希腊医学家盖伦表示，“在暴露的血管较大或脉动强烈时”，应使用绷带绑扎动脉周围来止血。这些绷带必须采用一种不会在伤口处腐烂的材料制成。盖伦建议道：“如果是在罗马以外的城市做手术，那么请使用蚕丝纺织的缝合材料。在罗马帝国，富有的女人们经常用蚕丝制成的丝线，尤其是在罗马的大城市，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如果找不到蚕丝制成的线，那么请选择最难以腐烂的材料。”[102]现代医学研究证实，由蚕丝编织而成的缝合线能够长期地保持抗拉强度，而且构成蚕丝的蛋白纤维会在两年内被周围组织吸收。
对于罗马帝国的许多属国而言，东方丝绸似乎是一种无所不在且不可或缺的商品。根据基督教《新约》所述，罗马的财富与外国进口有关，其中就包括东方丝绸的运输和销售。《启示录》的先知曾这样预言罗马的灭亡：“地球上的商人为她哭泣哀悼，因为再也没有人购买她的商品，包括金银、珠宝、珍珠、细麻布、紫色丝绸、蚕丝和红色丝绸等商品。”
罗马帝国末期发生的一个事件充分说明了东方丝绸在整个帝国时期的受欢迎程度。公元408年，一个名为亚拉里克的日耳曼首领从西哥特王国入侵意大利。他威胁说，除非罗马的元老院给他一大笔赎金，否则他就要洗劫罗马城。亚拉里克要求的赎金包括5000磅黄金、3万磅银以及4000件丝绸长袍。元老院派人从城中富人家里收罗丝绸长袍，但富人们把他们宝贵的丝绸衣服藏了起来，不让元老院派来的人找到。最终，元老院无法凑齐全部赎金。看来，罗马城的不少人宁愿冒着城市被毁的风险，也不愿交出他们宝贵的丝绸服装来拯救城市。
丝绸之路的补给
在罗马帝国时期，丝绸是西方社会最昂贵、最受欢迎的消费品之一。然而，罗马帝国的大多数人对这种独特织物的真正来源知之甚少。罗马人知道，远东地区生活着大量人口，他们的存在可以从中间商将远东出产的大量丝绸运抵印度和帕提亚这一点上得到证实。不过，中国与罗马之间距离遥远，这限制了中罗两国之间的直接联系。
史料表明，一支叙利亚商队从幼发拉底河出发，至少要花100天才能穿过帕提亚帝国的伊朗地区，接着再花50天才能穿过贵霜王国的巴克特里亚（今天的阿富汗）地区。[103]然后，再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商队才能到达一个名为塔什库尔干的贸易站。这个贸易站介于巴克特里亚与喀什绿洲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西部边缘）的中间。因此，商队至少要花费150天，或将近5个月，才只能走完丝绸之路的西段，到达塔里木地区。[104]
中国的史料证实，在政治活动频繁的时期，中国每年有十多支经过国家授权的商队沿着塔里木丝绸之路出访沿途的各个国家。[105]这个数字表明，中国和河中地区之间进行的贸易规模十分庞大。中国的古籍记载，有一支伊朗商队的600只骆驼驮着1万卷丝绸（重约4吨）离开中国。[106]照这样计算，同样规模的10支商队能够出口10万卷（也就是40吨）丝绸。中国汉朝的人口超过5000万人，因此，40吨丝绸的出口量意味着每百万人口出口不足1吨的丝绸。相比汉朝每年为了维持北部边境和平而向匈奴帝国缴纳的岁贡，这个出口量算不上什么大手笔。截至公元前1年，匈奴每年从汉朝收到的丝绸就多达27吨。[107]这些数字可能看上去很大，但这实际上只是中国古代丝绸产量的一小部分。根据《晋书》记载，中国政府在公元204年向每家每户征收超过一磅的丝绸作为赋税。公元301年的史料显示，当时的国库存有400万匹（即4万吨）丝绸。[108]
中国出口的丝绸中只有一部分被运抵罗马帝国，不过，这笔国际贸易仍然意义重大——在罗马市场中，10吨普通的中国丝绸可值1600万塞斯特斯，足以制作8000件大衣或1.6万件长裙。这一数据表明，罗马帝国在公元一世纪的人口可能达到5000万人。它还说明，可能只有罗马社会最顶层的1%的罗马人能够享用新奇的丝绸面料。不过，大部分罗马人可能拥有已经穿过的或从其他物品改制的丝绸服装。
罗马对中国的认知
罗马人将远东的丝绸供应商称为“丝人”（Seres），顾名思义就是“提供丝绸的人”。“Seres”一词可能源于罗马人从印度商人或伊朗商人口中听到的汉字“丝”的读音（si）。讲希腊语的罗马商人将“si（丝）”读成“sir（ser）”，并由此词根衍生出其他的词语。例如，“sericos”意为“丝制的”，“Serica”意为“产丝之地”。
罗马帝国的学者对于远东地区如何生产丝绸知之甚少，只是简单地认为丝绸可能是一种如同棉花或亚麻那样生产的植物纤维。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认为，东方丝绸是“一种用某种干燥后的树皮制得的绒毛纤维”，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则凭空想象，认为丝绸是由“丝人从织物叶片中梳理出的一种纤细绒毛制成”。[109]这可能指的是直接从桑树的叶片上摘下的蚕茧。普林尼同样也认为，丝绸是“一种从植物中找到的绒毛纤维”。直到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保萨尼亚斯才纠正了上述学者的部分错误。他写道：“丝人制作衣服的丝线并非产自某种植物，而是产自希腊人称之为‘ser’的一种昆虫。”保萨尼亚斯描述道，这种昆虫“体型较大，长得像蜘蛛，可以在树上吐丝结网”。他还提到了中国的养蚕业：丝人饲养这种昆虫，在冬、夏两季会为其搭建栖身之所；这种昆虫在成熟时会晃动脑袋，绕着足部，吐出细丝。保萨尼亚斯很可能是从那些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印度商人口中得到上述资料的。
公元一世纪初，罗马人对于中亚的认识从未超出塔里木西部边缘的费尔干纳地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亚洲大陆终止于恒河北部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在这样的世界观之下，罗马人根本不知道远东地区还有一个可与罗马帝国媲美的东方大国——中国。因此，罗马人认为，贩卖丝绸的塔里木人就是丝绸的主要生产者。
古罗马政治家西利乌斯认为，当庞贝古城附近的维苏威火山喷发时，火山灰能够点亮并影响“丝人生产丝绸的树林”。[110]公元三世纪，霍姆斯城的希腊小说家赫利奥多罗斯编写了一个以埃塞俄比亚为背景的冒险故事，故事中的外国访客就是丝人。[111]公元四世纪，拉丁诗人奥索尼乌斯甚至想象了丝人在航海旅行中的情景。他写道：“看那穿着宽松长袍的丝人！在山林间，他们能够制作轻纱；如今在海上，他们能够为商人制作飞镖。”[112]这位诗人热衷于异国情调的主题，喜欢描绘引人遐想的画面。他所写的诗句与现实存在很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