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多文献详细记录了汉朝以及汉朝对古代世界经济起到的重要作用。诸多政治和宗教研究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流传至今，其中，就世界性事件而言，影响最深的是中国的三本史书，即《史记》《汉书》和《后汉书》。[113]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该书记载了中国上古时代至公元前86年前后（即司马迁逝世之年）的历史。《汉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官方档案，记载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西汉时期）的历史。它的作者班彪是一名汉朝官员，于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开始撰写这本正史。班彪逝世后，他的儿子班固继承父业，续写这部作品，而班固逝世后，他的妹妹则继续编写班固的遗作。公元五世纪，范晔编撰了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历史的史书，即《后汉书》。该书的撰写基于原始传记资料，包括汉朝真实的宫廷记录。[114]除此之外，另一部史书《魏略》（魏国简史）描述了汉朝灭亡（公元220年）后，在中国北部兴起的一个政权。此书久佚，但书中的一篇佚文《西戎传》为后世文人所引用，并被保留在了另外一本巨著——《三国志》（记录三国时期历史的史书）中。[115]
古中国人称希腊文明为犁鞬，因为身处西亚的它是在受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他在希腊的继承人统治后，才为人所知。根据中国人的命名制度，犁鞬这一朝代名取自其民族名称，正如汉族这一称呼取自大秦帝国（发音为“Chin”）和之后的汉朝。当古中国人发现罗马帝国时，他们称其为大秦，意为“伟大的中国”，因为他们承认：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领域，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政权上，都与当时中国的统治领域相当。
中华帝国的建立
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被划分为七个强大的农业诸侯国，其中包括统治华北平原以西地区的秦国。在古代中国，两军对战时传统上使用的是步兵和战车，但是，秦国组建了若干骑兵部队，这些部队所使用的装备和战术均取自亚洲大草原的外域骑兵。依靠这些骑兵部队，秦国取得了军事优势。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攻灭六国，统一了古代中国的核心领土。秦国君主名嬴政，宣称自己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并取名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秦朝享国14年，统治期间严苛残暴，并征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物资，令当时的老百姓负担沉重。但在此期间，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管理和军令制度，成功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征伐环绕鄂尔多斯沙漠的河套地区，驱逐依赖草原生存的游牧民族——匈奴骑兵，扩大了中国的领土。蒙恬率30万大军（最初是10万士兵，之后秦又征用20万徭役）出征。这支部队收复了黄河以南的所有土地，将中国边疆向北延伸至沿戈壁沙漠边缘绵延近千英里的阴山脚下。
此次出征胜利后，蒙恬开始巩固和扩大秦北部边境的边防，以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防御体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万里长城，或者现代学者所称的“长城”。秦长城包含多段之前各国修建的长城，保护着半荒漠草原和百姓定居的农业区之间的通道。这条连绵不绝的防线东达朝鲜半岛，西抵鄂尔多斯沙漠，沿中国北部边界绵延3000英里（1万里）。此段防御工事利用了天然的地形（例如林地和高山）来阻挡或抵御来自草原骑兵的侵犯。司马迁评论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16]在燕山蜿蜒的山路上，一座座瞭望哨和瓦砾石墙拔地而起，横跨于涧谷和峡谷之上。沿着西部的边界，城墙横跨低矮的山丘，阻塞了河流冲积平原，或是绵延不断地横跨起伏的草原和沙漠边缘。
在为期两年的建设期间，数万名徭役被运到边界，划分成不同的队伍，用于伐木采石、开凿沟渠或修筑壁垒。他们从深沟中挖掘泥土，压实，然后用这些土在大草原上修筑了一道蜿蜒的城墙。其中某个队伍将建一个高高的木制框架来支撑竹子或白杨木杆做成的两道平行的屏障，然后往这些屏障里塞满从外面沟渠挖出来的碎石、沙砾、树枝和土壤，反复敲打，直到这些屏障形成了坚固的土垒。之后，他们将移除木制框架，并在土墙外层涂一层粗糙的黏土混合物，使其在太阳下晒干。与此同时，下一段城墙的施工队伍将拿走木制框架，重复以上步骤。城墙的材料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有些地区的黏土状泥土可以使屏障更加牢固，而在其他地区，往细粉状的黄土中添加碳酸钙，可以令建筑物的硬度与水泥相近。这些夯土城墙当中，有些达18英尺高，6英尺宽。这些绵延的城墙和沟渠永久性地损伤了中国的山河风景，据称，长城修好后，蒙恬非常自责，认为：“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117]
长城拥有包括墩堡和烽火台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防御网。各墩堡均有羊马圈和一个信息传递系统，来向各要塞传递信息。比如，前哨基地之间都插了旗帜，则表示“警报解除”。烽火台上备有传递信号的烽火，用于点燃烽火的燃料悬挂在一根长长的活梁之上，士兵发现草原骑兵侵袭时，便会点燃烽火，并将活梁吊到距地面40英尺的高度。为了保障防御体系的完整，他们总共需要1万多名士兵驻守长城沿线的边防墩堡和烽火台。此外，秦迁移6万名谪戍定居边疆沿线，从事垦田灌溉工作，为边疆驻军提供食物、装备和基础设施。据司马迁记载，蒙恬“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这些数据表明：这些新的边疆县城迁入的居民或佃户可能超过1万人。蒙恬还在边境沿线建立了一条重要的便于交通和通信的路线，称为“直道”。[118]
秦始皇虽然开拓了中国的疆土，但是他残忍专制的统治手段，如焚书坑儒，也广为人知。[119]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之后，他还未及弱冠的儿子秦二世继位。秦二世继位后一年内，各地纷纷爆发抗秦起义，最终出现古代中国两大政权之争。其中一个政权的领袖便是史上有名的亭长出身的刘邦。秦朝内乱开始时，刘邦正在执行一项任务：押送大批囚犯前往骊山（位于陕西省）修建庞大的秦始皇陵。但是，由于天气恶劣，这支押送队伍未能按照朝廷规定的时间送达囚犯，按当朝律令，这支队伍将要接受严厉的惩罚。刘邦不想接受惩罚，因此，他释放了这批囚犯，成了他们的头领，然后躲了起来。这些逃犯构成了刘邦起义军的基石，之后，这支队伍慢慢融入了农民和秦朝军队中反对秦朝统治的军人。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刘邦被封为“汉王”，并最终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取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刘邦重新统一了中国，并自称为高祖。他建立的汉朝为中国带来数百年的稳定和繁荣。出于对秦朝的尊敬，汉朝统治的这片土地被称为“中国”或“中原”，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华夏民族看起来像是位于已知世界的中心。
公元前二世纪，汉朝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王朝，据官方统计，它的人口数量超过5000万人。[120]但是，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亚洲草原上，几股强劲的势力对汉朝虎视眈眈，其中包括游牧民族部落联盟：匈奴（英文为“Hun-nu”或Huns）。面对着这些敌人，汉朝政府利用丝绸来制定通商政策，以保证汉朝的长期统治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汉朝决策者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贸易出口这一方式让外族势力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产品和工业制品。如此一来，若外族势力不服从汉朝的权威，那么汉朝将会对其实施贸易制裁，令其经济受损。
中国军队
汉朝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战争。西汉实行征兵制，士兵多为年轻的农民。应征的士兵须服役两年，一年接受训练，另一年戍守边郡。两年后，这些士兵便可以领取服役的报酬，恢复平民生活。朝廷会给所有的士兵发放官府作坊制作的军事装备和征税得来的军粮。朝廷向士兵发放的军饷是铸币，但有的时候，朝廷也会按标准向士兵发放丝织物来充当军饷，士兵们则可在边境市场贩卖这些丝织物，或用它们换取其他物品。征兵制意味着大部分中国男性百姓有从军经历，并可以轻松胜任地方民兵兵役。这一制度还意味着：在出现战争危机或其他紧急事件时，成百上千的退役军人可以应召入伍。
在战争期间，汉朝可以迅速地组织多达30万名士兵，并将其派往战场，不过，这些士兵当中，只有少数人能成为专业的军人。东汉时期，整个国家的长期职业军人不足4万人，而这些老兵通常驻守在都城洛阳附近和中国北部的几个重要的边境站。[121]东汉王朝还与同盟势力签订了政治协议，招募了大量的草原游牧勇士进入正规军。[122]这令当时的中国能够以相对较少的兵力来保护边境。
古中国人已经能够制作精密的手持弩和配套的弩箭。弩箭带钢制箭镞，可射穿盔甲。[123]弩兵们还在他们的弓弦上装了一个可调节的箭环，令他们的视野更广阔，同时确保射击更加安全精准。[124]中国尹湾曾出土了一些古代文献，其中就描述了公元前13年，存于西汉首都长安的军事装备。当时的军队囤积了这些武器，以备将来和亚洲草原开战时使用。在此期间，朝廷的军械库储备了2300多万件装备，其中包括50万支弩和1100多万支弩箭。[125]
在秦始皇陵附近，有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考古遗址，那里最能够说明中国古代士兵所使用的武器和穿戴的装备。秦始皇陵的标志是一座300英尺高的古墓，也就是骊山。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描述为“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据闻，地宫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已知世界的模型，其中天花板上绘有一幅天体图，地板上则雕刻有一幅世界地图。地宫内的许多洼地填有大量液态水银，仿若江河大海川流不息，并在鲸油制成的长明灯的照射下，发出粼粼波光。秦二世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因此，当秦始皇驾崩后，他的后宫嫔妃均被殉葬。据司马迁记载，在墓道内门关闭前，秦始皇“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据说，当秦始皇被下葬到地宫后，修建皇陵的工匠们都被封在陵墓内。司马迁对此的描述是：“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126]秦始皇陵的封土堆形似椎体，土壤颜色为微红色，规模非常大，尽管这座封土堆尚未被发掘，但它里面可能建有不亚于皇宫宫殿的房子。据现代技术分析，从秦始皇陵封土提取的土壤样本显示有高浓度的汞污染，这表明，本文所述古籍的部分记录或许可信。[127]
1974年，一群中国农民在距秦始皇陵1英里处打井时，发现了一个俑坑，里面有诸多秦朝士兵的等身陶俑。据说，秦始皇打造这支“军队”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它们能够在阴间保护自己。随后，在此处总共发掘出了3座俑坑，每座俑坑中都有穿着制服的兵马俑，这些兵马俑或破碎，或残缺不全。当前数据表明：3座俑坑中，总共有8000个步兵俑、130辆驷马战车和150匹鞍马，每匹鞍马前立有骑兵俑。这些兵马俑最开始被封存在3座修于地底的木坑里。这些俑坑与宫殿走廊相似，通过宽阔的通道相互连接。一号坑长750英尺，宽200英尺，内有6000多个步兵俑；二号坑内有骑兵俑、战车俑和其他的步兵俑；而三号坑则设有军吏俑和将军俑。除了这3座俑坑外，还有第四个俑坑，这个四号坑似乎是空的，不过这里也有可能储存过粮食或其他易腐烂的祭品。这些破碎的兵马俑中有残余的焦木，这表明有人曾入墓盗窃，并放火烧了这里，事件发生时间可能是在秦始皇驾崩后，各地爆发起义期间。[128]秦始皇在位期间，皇家作坊曾为皇宫制作过赤陶排水管，这为兵马俑的制作提供了技术基础。为了制作每个战士的头、躯干、手臂和腿，工匠们用黏土模具将这些兵马俑分成好几部分。兵马俑制作过程中，不同的皇家作坊负责制作不同的部件，他们在负责的部件上标记作坊的印鉴，然后在俑坑附近将这些部件组装起来。兵马俑的腿中空呈管状，类似一节节的排水管，这证明了他们的设计灵感来源。[129]兵马俑的头部制作采用了大概8种模具，不过，每件兵马俑的面部特征和表情都是直接雕刻的。随着职责和军衔的不同，这些兵马俑穿的军服和发型也有所不同。这些兵马俑最开始是在黏土上着色，色调苍白，不过，现在这些颜色大部分已经剥落或褪色。大部分步兵的军服都被涂成暗红色和黑色，而军官的衣服则被涂成紫色和蓝色。
过半的步兵身着铠甲，其中包括形似夹克的黑漆薄片铠甲。这些铠甲由诸多小片皮革或金属札叶制成，这些皮革和金属札叶被牢牢地系在一起，呈鳞片状搭接在士兵的肩部。骊山附近还发掘出了数套礼仪性的石铠甲，这些铠甲为上文所述的薄片铠甲提供了更多的线索。石铠甲由无数石片制成，每个石片之间通过金属绳相连。整套铠甲还包括一个很大的仅露出脸的头盔，这种头盔也是用石片制成，既精巧又时尚。这种石铠甲并不实用，不过它的设计和制造工艺表明：中国古代装备外观的制作材料可能一般不会留下太多的考古痕迹，比如皮革、铁和钢。
兵马俑中的每个人物都配备了战场上所用的武器，包括剑、盾牌、戟和弩，不过这些武器可能在各地起义爆发后被洗劫了。在俑坑附近，还有一个小坑，里面还有其他的兵马俑，这些兵马俑的武器完好无损，其中包括一些笔直的双刃剑，这些双刃剑外有一层防锈氧化铬保护。这些武器上的部分标记表明：这些武器的制作时间在公元前245年至公元前228年之间，这就证明这些武器和兵马俑是一起下葬的。
前排士兵手持弓弩，单膝着地，手指做握弓弩待发状。这些弓弩要么在古时候被盗了，要么在几百年的埋葬过程中，腐烂成了碎片。不过也有例外存在，在一些坍塌的俑坑中，这些长寿的弓弩的印记被保留在了硬化的土壤当中。骑兵俑牵着一匹个头不大、身材矫健的鞍马，鞍马的个头不比现代的小型马大多少。这些骑兵配有马具和马鞍，不过没有马镫，因为在近古时代之前，中国和罗马都还没发明马镫。
骊山附近的进一步发掘证实：秦始皇陵位于一个更大的建筑群的中心。这个建筑群分为内外两重夯土城垣，它们的布局在秦始皇陵的平面图中可以看到。按照此种设计，骊山底下的地宫成了所有建筑的中心，而兵马俑则占据了主要的兵营。内城曾出土了两辆青铜铸的马车。其中，一号铜车马的大小为真实战车的二分之一，而二号铜车马的车舆顶部罩着一面椭圆形的顶盖，前驾四匹马。在进一步的挖掘过程中，在骊山南部的内城发现了一个新的陪葬坑，坑内有只穿汉服（宫廷常服）、未穿铠甲的等身文官俑。文官俑的腰带部位绑着绳子，上面挂着他们的官位牌。他们还携带小刀和磨刀石，其中磨刀石是为了磨钝了的小刀的，而小刀是用来刮掉记录朝廷事务的竹简上的不规范的字的。外城发掘的一个墓坑里有厨师俑，在进一步探索这个墓坑的过程中，一些宫廷艺人的陶俑出土了，这些陶俑被称为百戏俑，所代表的宫廷艺人包括说书人、杂技艺人和肌肉发达的男人。外城之外的几个墓坑里有一些观赏性禽类的等身青铜俑，这些禽类包括本可以在秦始皇的御花园里徜徉的仙鹤和鸭子。[130]据司马迁记载，秦始皇继位后，他从“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来修建秦始皇陵。[131]皇陵周围发掘的大批殉葬坑里的数千个墓穴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墓穴中，有一些墓穴内含陶文瓦片，陶文内容包括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罪名等。其中，无法缴纳朝廷赋税也在所述罪名之列。欠朝廷债务且无力偿还的人需要以徭役抵债，每劳动一天折8钱。需要由朝廷提供食物的，每劳动一天抵6钱。
汉朝的一些达官贵人的墓室中出土了一些彩色陶俑，这些陶俑代表的是这些达官显贵的侍从，它们为中国士兵的着装提供了又一线索。在这些陶俑里，有的士兵配备有微型武器，却没有穿军服。陕西省杨家湾有一座兵马俑坑，里面有一支小型的兵马俑，其中包括1800件步兵俑和580件骑兵俑。[132]这些士兵身着白色、红色或黑色的制服，手持微小的青铜武器。其中一些兵马俑头戴加垫毡帽，身穿薄片制成的胸甲。这一发现表明：汉朝军队首选的武器包括弩、戟或3英尺长的剑。
匈奴的威胁
在汉朝统一中原之时，匈奴（Huns）这个游牧民族部落联盟统一了蒙古草原。匈奴统一草原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前后，这时候全球气候发生了变化；古代湖泊中沉积物中的花粉颗粒表明：中亚大陆在此时进入了暖期。[133]在这一时期，草地茂盛，田野肥沃，这一自然进程鼓励了人口增长，进而促进了中原和蒙古政治制度的发展。
与中原不同的是，匈奴不是定居民族，它是由游牧民族部落组成的，是管辖广袤草原的草原王国。欧亚草原是指自中国东北部的松辽平原，呈连续的带状，向西延伸8000英里，至欧洲边缘的匈牙利大平原的草原地带，而匈奴所占据的地盘只是欧亚草原的一部分而已。匈奴人的祖籍位于中原北部的干旱且高海拔的蒙古高原地区。不过，匈奴国的领土范围向西延伸，穿过一个宽阔的草原，也就是东亚草原。东亚草原自中国东北部的松辽平原起，向西延伸1500英里，至位于中亚深处的、崎岖的阿尔泰山。该草原南北宽约500英里，这意味着：古代匈奴的领土面积比当今西欧的领土面积总和还要大。中原和蒙古之间横亘着一道天然的屏障，也就是广阔的戈壁沙漠。
戈壁是一种内陆沙漠，它可划分为低丘、裸岩高原、低浅砾石盆地和石质平原。戈壁沙漠自东向西绵延1000英里以上，它的西部边缘与鄂尔多斯沙漠相融。鄂尔多斯沙漠是一片辽阔但荒芜的沙漠，它里面有一个个厚重黏土沙构成的坚实的沙丘。东亚草原的北部边缘地区受到极端严寒的影响，并延伸到西伯利亚，那里被一片茂密的针叶雪原森林（泰加森林）覆盖。这片森林可延伸到远离人烟的北极地区。
匈奴国的气候恶劣，冬天寒风凛冽，还常常有强风直吹无屏障的平原。在这广阔的干旱草原上，降水受到限制，适合放牧的无霜期短。在这里定居、农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里的人们主要依靠放养大群的、能够在稀疏草原中存活下来的马和角牛来维持生活。为了防止过度放牧，这些牧民必须定期迁移到领地范围内的其他牧场中。这些牧场有的相隔数百英里，牧民流动性强，这使得其他势力很难击败匈奴。
匈奴人平时穿的是羊毛衣物，住的是蒙古包。蒙古包采用动物的皮和毛毡制成，外形很像一个很大的圆顶帐篷。他们的主要饮食包括牛羊奶制品和肉，他们还用干的动物粪便来做烧火的燃料。他们的传统酒精饮料是由发酵的马奶制成的，当食物稀少时，他们还会喝自家牲畜的血液。匈奴对牲畜的依赖使他们容易受到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如严冬或长期干旱。不过，匈奴人也会和邻国进行贸易，以补充他们的物资需求。他们收到了来自泰加森林附近偏远北部民族的金块、琥珀和动物毛皮，包括貂皮和熊皮。他们也很看重中国丝绸，曾将它们填塞到皮衣和丝绵当中，然后把这些皮衣和丝绵当作温暖的衬芯，放进冬天的衣服里。
早期，侵略者们在匈奴的领域内找不到城市可掠夺，找不到农田可没收或摧毁。即便匈奴可汗所居住的地方都是临时的军营式建筑，以方便在短时间内拆除和重新安置。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獯鬻，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以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134]《盐铁论》中也记载：匈奴“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135]
匈奴男子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出于生计，他们须蓄养牲畜，并能够使用弓箭狩猎小猎物，慢慢地，他们的射箭能力也变得精湛起来。《汉书》中有描述匈奴男孩们在小时候怎样学习骑马以及怎样学习在马背上用弓箭射杀小鸟和小动物。慢慢地，他们便“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136]匈奴人常年为战争而接受训练，他们的部落领导人可以迅速调动大部分男性，并召集数十万名战士进行战斗。他们身手敏捷，善于骑射，可以快速移动，以包围和攻击入侵的步兵，或切断敌人至关重要的补给线。草原上铁矿资源有限，因此，大部分匈奴战士穿的是硬皮革制成的轻盔甲。匈奴军队有一个可移动的基地，即便他们在距离家乡几百英里的地方打仗也没问题，不过，匈奴人也可深入草原，避开敌人攻击。因此，对于早期的中国来说，匈奴是非常危险且难以捉摸的敌人。
匈奴人使用的弓穿透力强，重量轻，人称“复合弓”，此弓因其在制作过程中专门加入了能够显著提高弓的抗张强度的材料而得名。此弓还被称为“反曲弓”，因为未上弦时，此弓的弓臂末端向射手的反方向弯曲。草原弓的核心采用干材制作，而弓臂腹部（朝向弓箭手的一侧）在装到弓上之前，会被贴上一层蒸过或煮过的牛角做成的柔韧的薄片。薄片贴好后，弓上会被涂上几层富含胶原蛋白的用煮过的角筋制备而成的胶，以提高弓的抗张强度。用马后腿强韧的筋制作的胶弹性最佳。涂胶的过程耗时较长，因为只有在上一层胶干了之后，才可以涂新一层的胶，而且涂胶时要求环境保持干燥。但是，这种胶原蛋白涂胶的效果很是显著，因为它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较小和较轻弓箭的杀伤力、射程和穿透力。正因如此，匈奴人才能制作出可从马背上发射的、造型小巧但威力巨大的弓。有了此弓，骑兵们便可以随时从敞开的箭袋中取箭，然后快速连射。一名训练有素的骑兵可以坐在木质马鞍上，用他的膝盖控制马，边骑着马飞奔边射箭。他可以在马鞍上转身，然后利用高度优势，向目标发射多支箭。[137]
公元前209年前后，单于（可汗或首领）冒顿统一了匈奴。据司马迁描述：冒顿是一个部落首领头曼的儿子，头曼不想让冒顿继承他的王位，因此他将冒顿送去他的对头月氏那儿当质子。冒顿到了月氏后，头曼马上攻打月氏的主要营地，希望冒顿在这场对决中死去。不过，冒顿事先得到了消息，他偷了一匹马逃走了，回到了自己的部落，并因此广受其部落人民的拥护。头曼不得不给予冒顿封赏，因此他封冒顿为土门（1万名草原骑兵组成的部队）首领。冒顿开始使用新颖的方式来训练这些骑兵。他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响箭，这种箭在射出后会发出鸣响。接着，冒顿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凡是响箭所射的目标，如果有人不射它，那么这个人就要被斩首。他制订了训练计划和测试方法，以确保部下的忠诚，即确保他的部下会毫不迟疑地遵从他的命令。为了确保他的部下绝对忠诚，他向自己心爱的战马的肋部射了一支响箭。那些没有立即向这匹受伤的马射箭的人立即就被处决了。而后，冒顿又故技重施，向自己的妻子射出了响箭，不久，便是他父亲的爱马。最终，冒顿将矛头指向了他的父亲，在一次皇家狩猎时，冒顿突然向他父亲射出了一支响箭。接着，冒顿的部下纷纷向头曼射箭，惊恐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首领被乱箭射死，然后，便拥护冒顿为新的单于。
在冒顿的领导下，匈奴开始迅速地扩张它的领土。他们征服邻国后，要么将被征服国家的百姓纳入自己的国家，要么将该国的百姓驱逐出他们所占领的领地。冒顿单于建立了一整套官制，麾下官员分不同的等级，并获封指定的头衔。诸王百官有左、右（东、西）之分，军队皆以十进制分什长、百长、千长和万骑。什长是等级最低的官衔，可以统领数个小队。在强盛之时，匈奴总共有24个万骑，每个万骑的首领称“二十四长”，并有各自的封地。在单于的指挥下，每名二十四长都可组建一支多达1万名战士的部队。匈奴还设立了“右贤王”和“左贤王”来辅佐单于治国。[138]虽然匈奴政府“随畜牧而转移”，但匈奴有一个公认的皇城，也就是位于内蒙古中部杭爱山的某条支路上的龙城（“龙的遗迹”）。匈奴确认了领土边界，并且会在一定的周期内到指定的地方聚集，以统计匈奴人口和牲畜的数量。
随着匈奴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的骑兵部队开始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更加雄心勃勃的突袭，他们开始在中国北部定居地肆意掠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了消除这一威胁，汉高祖发动了一场针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以保护他的边疆臣民。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出动一支32万人的大军，迎击匈奴。[139]但是，在这期间，中国的军队多半是步兵，因此，如果他们需要进行长时间且远距离的战役，那么他们的补给线会拉得非常长。正因如此，在这次追击匈奴的战役中，汉军在装备和补给上就遇到了难题。例如，在汉高祖带领的这支军队中，其中五分之一的士兵被冻掉了手指。冒顿指挥几十万骑兵用计伏击汉朝大军，并将汉军包围在了平城（山西大同）附近的一座山中。被围困7天后，汉高祖不得不答应冒顿的条款，并承诺赠送冒顿昂贵的礼物。作为回报，冒顿向高祖保证：匈奴将不再入侵中国边陲。为了维持此次与匈奴达成的“和平与联盟”条约，汉高祖同意定期向匈奴进贡大量的食物和丝绸。冒顿答应了此条款，但要求汉高祖送一位汉朝公主给冒顿当阏氏。这意味着：汉朝承认匈奴在政治上与汉朝平等，是汉朝的“兄弟国”。[140]据史料记载，汉朝每年向匈奴进贡的丝绸可能多达1万匹（4吨重）。[141]
有了汉朝的定期进贡，匈奴国国土面积扩大，经济日益繁荣，成了东亚草原更加强大的存在。在这之前，匈奴得靠入侵中国边塞才能掠夺到这些进贡品，而如今，他们可以坐收汉朝缴纳的这笔“政治赎金”。冒顿将汉朝进贡的食物和丝织品发给他的臣民，其他进贡品则被赠给了他在广阔草原上的其他政治同盟。向匈奴进贡物资对于汉朝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与向匈奴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或防备匈奴不时地入侵相比，向匈奴进贡的代价反而更小。通过这种“购买和平”的方式，汉朝北部边塞避免了来自匈奴的毁灭性侵袭，从而保护了边塞地区的农作物、保障了税收以及避免了大量难民迁徙的混乱局面的出现。
草原的入侵：月氏、塞种和安息
月氏，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中国西部，领土包括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河西（甘肃）走廊。月氏位于青藏高原山麓，它的领土范围内有多处绿洲，这便为中原向西北方向开辟了一条通向亚洲草原的宽阔走廊。月氏与汉朝大体保持和平关系，并通过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获得中原产品。月氏从内亚的其他商人那里购买了一种绿色的观赏石——玉，并用玉与中原商人交换丝绸和其他物品。由于中原的庄稼、土地和气候均不适合养马，因此，月氏商人还为汉朝军队提供了优良马种。对于将来与匈奴必有一战的汉军而言，这些马种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源。
公元前176年前后，匈奴攻打月氏，将其驱逐出传统的放牧地——河西走廊。月氏人向西逃往中亚，去了一个当时中原朝廷尚未知晓的地方。匈奴随之向南迁徙，占领了河西走廊。公元前174年，匈奴单于向汉帝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142]汉帝从其在匈奴的间谍得知：冒顿的儿子老上杀死了月氏王，用月氏王的头骨做了饮酒器皿。[143]
据中国后来的史料记载，尚存的月氏人沿着中亚草原的南缘——天山山脉，向西迁徙了数千里。数十年间，他们迁到了奥克苏斯河（阿姆河）北岸附近的草原地区，距离他们的家乡河西走廊近2000英里。奥克苏斯河是内亚最长的河流之一，它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斯坦）的冰川源头起，经大夏北部（阿富汗），自南向北流过1500英里，至内陆湖咸海。月氏向西迁徙途中，他们打败并驱逐了一个名为塞种的草原游牧民族。塞种人战败后，向南逃至大夏。
大夏当时已为古希腊罗马文明所知，因为该地区曾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在阿富汗安置了数以千计的希腊和马其顿殖民者，以保证他们能控制这个遥远的地区。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帝国分崩离析，而大夏，则被帝国继承者之一的塞琉古王朝统治。当时，塞琉古王朝统治的领土从叙利亚横贯伊拉克，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北部。但是，公元前250年，大夏当时的希腊统治者起兵造反，并在该地区自立为王。到了公元前200年，大夏在完全自主的国王的统治下，成了一个城市化程度高、经济富裕的希腊王国。
在同一时期，伊朗东北部一个名为安息（帕提亚）的领地也从塞琉古王朝获得独立。安息国由一个名叫帕尼的草原部落统治，该部落在公元前238年入侵并占领了伊朗北部的这一地区。帕尼部落同化了安息人，尽管他们统治的是一个城市化区域，但他们还是保留了传统的草原骑兵的作战风格。到了公元前140年，塞琉古王朝已经严重衰落，并渐渐地在西亚失去政治和军事权威。因此，安息国王弗拉特斯二世计划从塞琉古王朝夺取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权。
弗拉特斯二世利用草原民族的迁徙活动，将流离失所的塞种战士安排在军中。然而，当战争开始后，塞种人的援助姗姗来迟，当他们抵达伊拉克准备战斗时，安息国已经从塞琉古王朝手中夺得了巴比伦。在那时，弗拉特斯二世正准备攻打叙利亚，并且因为他不再需要或信任他的新盟友，他命令他们返回到河中地区（奥克苏斯河流域）。为此，塞种人感觉受到了羞辱，并因为无法从这场针对塞琉古王朝的战争中获得安息国承诺的战利品而感到失望。因此，他们在返回伊朗的途中，放弃了与安息国的盟约，开始在安息国的富饶之地烧杀抢掠。
弗拉特斯二世被迫立即停止攻击叙利亚，以应对这一未曾预料的威胁。他认为：也许安息国可以说服在塞琉古王朝战争期间被俘获的希腊雇佣兵来为安息国作战，因此，他命令由数千名希腊雇佣兵组成的步兵向东行军，对抗塞种人。但是，这些希腊士兵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看不起安息国，因此，当他们本应在战场上集结，与塞种人交战时，他们却转而攻击了安息国士兵。弗拉特斯二世在战斗中丧生，安息国军队则在混乱中逃离了战场。之后，这群希腊雇佣军回到了叙利亚，而塞种人回到了大夏。
公元前124年，月氏决定从东方向安息国发动攻击，来试探安息国的实力。罗马历史学家记录下了这场冲突，在他们的记录当中，月氏国被称为“吐火罗国”。查士丁报告说，安息国王阿尔达班在与月氏的战斗中受到重创，这个国家看起来已经输给了这些来自草原的新入侵者，代价便是他们边远的东部领地。公元前100年，马尔吉安那的安条克城（木鹿），一个孤立的绿洲，成了安息帝国主要的东部前哨基地。
匈奴的威胁
占领了河西走廊后，匈奴获得了更多的中亚资源，对中原造成的威胁与日俱增。公元前170年，匈奴开始撕毁与汉朝的“和平与联盟”条约，他们越过长城，以更强大的武装力量入侵汉朝领土。公元前177年，一支匈奴部队向南移动，占领黄河河套附近的北地郡，并进入附近的上郡（陕西省）。对此，汉朝派遣8.5万名骑兵向北进军，以驱逐匈奴，匈奴不战而退[144]。
公元前169年，文帝召集大臣，分析讨论匈奴在战场上的优势。其中，晁错上书道：“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晁错还说，匈奴战士“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不过，中国人在平原上更有优势，因为在此种地形上，汉军便可有序部署持长戟和远射程连弩的士兵队伍。因此，晁错向汉武帝建议道：“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如果匈奴士兵“下马地斗，剑戟相接”，那么汉军可以轻易打败匈奴士兵，因为“匈奴之足弗能给也”。[145]在这次讨论中，文帝采纳了建议，正式将难民和投降的草原士兵（包括叛乱的匈奴士兵）安置到汉朝军队当中。这些士兵都按照他们本国的战斗风格装备武器，并置于汉军官员的直接指挥之下。
在整个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匈奴不断地侵袭汉朝边陲，他们进入边疆领地，掠夺百姓蓄养的牲畜和资源。他们可能占领某地长达数月之久，还肆意践踏百姓农田，导致百姓无法缴纳税收。公元前158年，匈奴各派三万骑兵入侵东北边陲的上郡和云中郡。[146]但是，当汉朝军队向北推进，以抵御匈奴时，匈奴竟然撤回草原，避开了这场关键的战役。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还带走了数千中原俘虏，其中包括诸多技艺精湛的工匠。司马迁对匈奴的评价是：“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147]
经济政策
对于外敌，中原朝廷常采用经济政策来控制他们，而非直接开战。其中一项政策便是建立关市，这些关市可以向外族人提供中原产品，否则，这些外族可能会入侵中原边境，掠夺想要的物资。汉朝政府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贸易中心，为中原引入宝贵的草原资源。中国史料证实了关市的存在：“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148]
具有重要意义的关市最早出现于汉文帝统治期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当时关市的雏形是汉朝将军们在边疆军事哨所附近建立的营地市场。[149]草原居民和其他边疆民族也可以到这些军队管理的市场，用一些不包含在朝廷军饷内的实用物品来交换丝织品和朝廷下发的其他物资。这些举措的成功令汉朝备受鼓舞，他们决定在边陲地区建立庞大的、专门的商业机构。
汉景帝年间（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汉朝在防卫森严的长城关口附近建立了一系列的大型关市。[150]据中国史书《晋书》记载：关市的开放旨在令匈奴人在经济上依赖中原商品。汉朝意识到：匈奴非常需要关市，并拼命地向他们索求，甚至诉诸武力。因此，汉朝“应立即在重要战略地点建立更多关市”。这一策略要求“各个关市必须有充足的兵力进行自我保护。各个大型关市必须有专门卖生肉、酒、熟米饭和美食的商铺。且所有商铺必须足够容纳100或200人”。这将确保“这些长城脚下的市场必将令匈奴人接踵而至”。一旦这种经济依赖性建立起来，那么汉朝便可以将停止或限制交易中原商品作为威胁，对匈奴施加政治压力。《晋书》描述道，如果匈奴单于和将领试图带领他们的人民离开，他们将被追随者藐视。当匈奴人对我们的米饭、炖肉、烤肉和酒产生强烈渴望时，他们将会有致命的弱点。
在关市，匈奴人无须入侵中原，便可以交换中原的产品。他们用羊毛、皮革、玉、马和驴来交换中原的丝绸，以及包括小麦、谷子在内的谷物。《盐铁论》对此描述道：“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司马迁的记载证实，“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说明这项政策还是成功的。
中国一世纪的史料记载了维护这些关市的经济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利益。据《盐铁论》评论道：“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从中原的经济角度来看，丝绸是可再生产品，因此，对汉人而言，交易丝绸“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关市成立几十年后，它们成了重大的战略利益和谈判的焦点。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想要向匈奴发动突袭时，他派遣“四将军各领万骑击胡关市下”。[151]当公元前98年，匈奴在拟定和平条约时，他们要求汉朝重开最大的关市，并准许匈奴在关市交易。公元135年发生了一件事，证明了关市贸易的规模。当时，乌桓国越过东北边境，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牛车千余两（500吨）”。
公元前二世纪，匈奴接收了一些背叛汉朝的高级将领。这些人警告匈奴首领：汉人正在制定经济策略，以使草原民族依赖中原的物品，进而令草原各民族归降汉朝。一旦这种策略成功，汉人就希望通过限制匈奴交易关市货品来迫使匈奴臣服。其中一名叛国者提醒匈奴单于：“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