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在费尔干纳地区的大捷表明，中国能够在整个塔里木盆地内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此次冲突之后，数十个塔里木王国放弃向匈奴纳贡，转而寻求中国的庇护。粟特与巴克特里亚也派出使团，试图寻求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获得东方制造的奇特产品的政治联盟。根据《后汉书》记载，西部地区“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汉朝皇帝）”。[168]
在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支持之下，汉朝负责拜访外邦的使者进一步向西探索。公元前100年，他们到达帕提亚帝国的边境，并被带到帕提亚帝国的首都——位于伊朗大呼罗珊的赫卡通皮洛斯。通过这些探索接触，汉朝使者了解到，世界的最西部地区仍然受到犁鞬（罗马）的统治——亚力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化王国、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以及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汉朝在费尔干纳地区的大战告捷之后，开始向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主要聚居地派遣永久性的驻军。这些驻军在驻地屯田戍边，负责将多余的粮食供应给国家许可的商旅、官方商队以及汉朝派遣的军队。士兵们可以携带家眷，举家定居。汉朝购买昂贵的农具，不远千里送到驻地，发放给士兵及其家眷。他们开垦并灌溉土地，通过新的种植技术与水资源管理策略，在驻地周围的土地上进行种植养殖活动。此外，他们还修建地下蓄水池和地表输水通道，将冰川融水引到沙漠边缘。最初，驻军的人数大约为500人。后来，驻军人数越来越多，仅仅库尔勒前哨地区的驻军人数就达到了1500人。塔里木各国也开始主动要求汉朝派遣驻军。公元前77年，楼兰国王请求汉朝皇帝在楼兰国境内驻军，借此巩固国内统治并维护地区安全。《后汉书》记载了汉朝此项政策的效果：“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69]
汉朝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了扩张，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具体包括：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徭役工程的人力部署、设备的投入、牲畜的征用、育种方案、供应和补给线、军饷、军事要塞建筑、远征的管理以及大量的对外支出。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50多年间推行的激进扩张战略给中华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朝开始对旅游、贸易和家畜征税。此外，汉朝还发行了一种由银锡合金制成的临时货币，并将全国的煮盐、冶铁、酿酒行业收归国家垄断经营。《汉书》中记载，“及赂遗赠送，万里（3100英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170]《盐铁论》也证实，汉朝当时“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由于汉朝源源不断地进贡以及商队往来的日益频繁，塔里木各国累积了大量财富，进入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最早横穿塔里木盆地的是汉朝的官方商队，他们主要负责将外交礼物和贡品运送至遥远的国度。每一年，汉朝都会派遣十几支官方商队出使西域，每一支商队的人数都有数百人之多。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记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许多汉朝使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出使外国的任务，甚至几年之后才能返回中国。[171]
自从早期的一些汉朝使节将独特的贵重商品出售给遥远市场的商人，汉朝的使节团就开始从事贸易和营利性交易活动。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172]
不久之后，民间商人开始贿赂负责定期向西域派遣运输商队的朝廷官员，从而逐渐加入朝廷的商队。主要的绿洲国家开始在商道沿途建立驿站，为大量的商旅提供物资，也为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远途冒险提供保护。随后，朝廷批准民间商队进入丝绸之路行商，这吸引了亚洲内陆所有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促进了大范围的商品输送和交换。
公元一世纪发生的若干事件印证了此次商业繁荣的规模和价值。公元94年，汉朝的班超将军攻打一个位于丝绸之路北段、介于吐鲁番与库车之间的塔里木小国——焉耆。他将武器发放给当地官府的文职人员，临时征调大量商队护卫入伍，从而让自己的兵力增加了1400人。不过，正当他在塔里木征战时，他收到了哥哥班固的来信。在信中，班固介绍了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商机，并请求班超帮他购买一些畅销的商品。班固曾听说有个姓陶的贵族花了80万钱买了十块从西域进口的地毯。因此，他给弟弟班超寄来了700匹彩色丝绸和300卷纯白丝绸，并请求弟弟代他购买一些可盈利的外国商品，具体包括月氏马、苏合香以及珍贵的羊毛布料。[173]
费尔干纳以外地区的经营
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塔里木各国有将近两代人得到了汉朝的庇护，此时的汉朝对匈奴进行了最雄心勃勃的攻击。公元前56年，郅支打败弟弟呼韩邪，成为匈奴单于。呼韩邪向汉朝称臣，请求汉朝帮助他夺回单于之位，汉朝因此给了呼韩邪大量的黄金、丝绸和粮食。呼韩邪利用这些物资，获得了草原人民的支持，重新获得了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权。郅支在战败后带着大量追随者逃到遥远的西部，他们打算占领呼韩邪单于控制范围以外、不受汉朝影响的土地。
公元前40年，叛离的匈奴人定居在距离粟特北部几百英里的草原。与他们新家园相邻的是一大片半咸水湖——巴尔喀什湖（位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在古代，巴尔喀什湖从东向西绵延400多英里，遥远山区的冰川融水形成的许多河流都是其补给水源。其中，最重要的水源就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北麓，穿过1000多英里的草原，流经巨大的三角洲，最后注入巴尔喀什湖。正是有了这些河流的存在，整个中亚草原和巴尔喀什湖地区的牲畜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迁徙。郅支和其他流亡的匈奴人控制了这些迁徙路线的枢纽地带。
这些匈奴叛军占领了巴尔喀什湖南部海岸地区，并与占领粟特的康居国结成了联盟。汉朝朝廷奏章显示，康居拥有8万多名熟练的弓箭手。因此，康居与匈奴叛军的结盟严重威胁着汉朝在中亚地区的利益。[174]郅支通过在伊犁河西部的战略要地（今天的塔拉兹附近）修建堡垒与宫殿等复合式建筑，巩固了他对新领地的控制。中国人将这种复合式建筑称为“单于堡”，它包含一个坚固的堡垒，堡垒周围是一组由巨大木梁嵌入晒干压实的土坯所构成的外墙。从郅支建造的这座新都城可以看出，郅支率领的匈奴人开始将权力范围延伸至费尔干纳地区，直接威胁中原与河中地区的联系。
在这个时代，汉朝在塔里木地区的最高长官为“都护将军”，其职责是维护汉朝与其在塔里木地区的36个属国之间的关系，负责维持外交往来，监督属国履行政治义务，确保属国如数缴纳贡品，并保证整个中亚地区的商旅与贸易联系。此外，都护将军还负责执行汉朝与西域国家之间的协定，比如天山之外的乌孙国、粟特的康居国，以及巴克特里亚和伊朗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护将军的都护府设在乌垒城，靠近塔里木盆地北部中心的库车国。乌垒城距离汉朝边关玉门关400多英里，因此，都护将军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汉朝在乌垒城的都护府仅有数百士兵守卫，但都护将军能够从塔里木地区的属国召集数千士兵。
由于攻打郅支所率匈奴叛军需要远程奔袭，征战距离超出汉军以往所有战役，因此都护将军甘延寿不愿采取针对郅支的军事行动。不过，有一次甘延寿生病了，副校尉陈汤趁机发动了一次攻打匈奴叛军的军事远征行动。公元前36年，陈汤发布命令，从汉朝在塔里木地区的各个属国中征集了将近4万大军。此战的目标是攻陷匈奴叛军在中亚草原中心被重重护卫的单于堡。
等到甘延寿得知此事时，征战所需兵力已经在喀什国附近集结完毕，并正在向郅支的单于堡所在地进发。此次征战并未经过汉朝皇帝的批准。甘延寿意识到他已经越权出战，按律应处以死刑。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征战，希望打个大胜仗，以弥补他未能管理好下属的过失。
汉军从喀什国出发，需要长途跋涉500英里才能到达敌人的据点。汉军不得不行军30天穿越草原。行军途中，汉军的先锋遭到康居国军队与匈奴叛军的联合攻击。当汉军到达单于堡时，郅支正在堡垒的木质外墙前检阅他的军队。或许，郅支以为汉军的远征部队会在长期围困中耗尽给养，或者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周围草原召集增援部队。
甘延寿在给朝廷的奏章中生动地记录了随后的战斗情况，还呈递了一整套特别绘制的战争情景图。匈奴叛军和康居军队以往通常以骑兵作战为主。因此，当看到敌军中有训练有素的步兵用盾牌重叠列阵时，汉军的侦察兵感到非常吃惊。根据司马迁记载，约有100名步兵在堡垒前演习，他们用盾牌排成“鱼鳞形”的战斗队形。在汉军的侦察兵看来，这种队形类似于中国鲤鱼的连锁鳞片。1957年，牛津教授德效骞表示，这些步兵可能是一群从帕提亚俘虏营逃出来的罗马士兵，他们后来成了河中地区草原民族的雇佣兵。德效骞指出，帕提亚人在公元前53年安排了数千名罗马俘虏定居在梅尔夫绿洲，此地距离奥克苏斯河仅仅数百英里。他认为，逃跑的罗马俘虏可能成为外国军队的雇佣兵，而汉军观察到的鱼鳞形战阵可能是罗马独特的盾阵——“龟形阵”或“龟盾阵”。龟形阵是步兵的一种阵型：外围的士兵们把盾一个个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像墙一样的屏障；后面各列的士兵把盾举过头顶，形成一个像屋顶一样的屏障，以抵御外面飞来的矢石。[175]然而，关于郅支单于堡内的外国步兵团还有一种说法，来自粟特的亚洲希腊裔士兵也能用盾牌摆出鱼鳞形的进攻阵形——马其顿方阵。[176]
摆出鱼鳞形阵列的外国兵团规模实在太小，根本不足以影响随后的战斗进程。当汉军向要塞发射大量的弩箭时，外国兵团也与其他匈奴守军一起撤退。城垛上的匈奴弓箭手被汉军的弓箭压制，而汉朝的军队则跟在一队举着大型盾牌的士兵后面，不断地靠近堡垒。引火物和柴火被拖到木栅下方的位置，黄昏时分，燃烧的建筑物已处于倒塌的边缘。匈奴骑兵部队试图突围，但被一队汉军俘虏，一轮火弩箭过后，这些匈奴骑兵全部丧生。当汉军攻破外墙时，其余匈奴守军撤退至堡垒内部，郅支单于将武器发给他的王后、嫔妃和朝臣。
破晓之前，前来救援的1万名康居骑兵到达单于堡。他们在战场上呐喊助威，让匈奴守军抱有希望。不过，汉军指挥官命人搭建起了许多高栅栏屏障，用来保护他们的侧翼部队。然后，汉军发射了一轮密集的火弩箭，击退了康居骑兵。与此同时，堡内的郅支单于面部中箭受伤，他全身被鲜血浸透，再也无法向他的追随者下达任何命令。几个小时后，汉军在堡垒东侧筑起了高坡，突击部队爬上堡垒的外墙，进入郅支的王宫。最后，郅支因伤势过重死亡，但王后、王储和其他许多匈奴贵族都被活捉。
此战大捷之后，汉军撤出该区域，回到了塔里木地区。1000多名匈奴人投降，145人被带回汉军军营关押。被关押人员中可能有一些是摆出鱼鳞形阵列的步兵成员，即便如此，他们的人数还是太少了，无法守住汉朝边境。[177]不过，考虑到他们的文化渊源，他们可能和身处古代中国东部边境的其他古文明后裔一起被部署在犁鞬的边境。
与匈奴和解
公元前60年之后，匈奴民族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政治分支。内蒙古的南匈奴统治者寻求中国的庇护，请求成为大汉帝国的属国。他们自愿为汉朝服兵役，以获取中国的物资以及在汉朝北部边境定居的机会。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同意他们的请求，赏赐了大量礼品和钱帛来确保他们的忠诚。
公元前53年，南匈奴的质子进入汉朝皇宫。公元前51年，南匈奴的单于来到汉朝首都觐见皇帝。汉朝皇帝赏赐他2吨多黄金、20万枚钱币、77件汉服、8000卷丝绸、6000斤的丝绵以及3.4万斛粮食。第二年，汉朝增加了赏赐，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节领到了110件汉服、9000卷丝绸以及8000斤丝绵。汉朝每年都给赏赐，用以确保南匈奴始终作为汉朝盟友，忠诚地守护汉朝边疆的安全。汉朝的赏赐并不固定，一般根据南匈奴向汉朝做出的承诺和表现出的顺服程度进行分级。到了公元前33年，汉朝每年的赏赐已经比最初翻了一番，丝绸多达1.8万卷，丝绵多达1.8万斤。公元前1年，汉朝赏赐了南匈奴3万卷丝绸和3万斤丝绵。于是，汉朝的丝绸产品持续外流到匈奴，而匈奴则将这些丝绸销往整个草原边境和中亚地区。[178]
自从南匈奴获得汉朝的赏赐并有权使用汉朝边境的珍贵牧场之后，其他草原部落就不断加入南匈奴，使南匈奴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三倍。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90年，南匈奴的人口从6万人左右增长至23万余人。公元90年，南匈奴每年所获汉朝赏赐价值超过百万。《后汉书》记载：匈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179]然而，匈奴缴纳的岁贡和呈上的礼品价值不过数百万而已。这种差异是汉朝确保北部边境安全所付出的代价。在此期间，北匈奴（匈奴人的祖先）继续北进，进入蒙古外的未知之地。
帕提亚与陆路障碍
根据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100年，帕提亚派出一支2万人的军队到梅尔夫绿洲迎接汉朝使节。当时，梅尔夫绿洲是帕提亚帝国的东部边境。就是从这个边境哨所开始，帕提亚军队护送着汉朝使节一路西行，直到位于里海沿岸平原（今日的伊朗地区）的首都——赫卡通皮洛斯。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安息（帕提亚）国王“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180]两个古代强国的此次邦交并未涉及罗马。汉朝自此摒弃了犁鞬古国（马其顿王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减小的想法。
中国人之所以将帕提亚帝国称为“安息”，是因为帕提亚帝国的政治体系是由国王阿尔沙克建立的。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11年，国王阿尔沙克创立了帕提亚帝国。截至公元前一世纪，横穿古代伊朗山区和沙漠的主要商道都需经过商队驿站网络，希腊人将该网络称为“驿站网络”。[181]帕提亚人允许罗马帝国商人进入巴比伦尼亚地区（伊拉克），但禁止罗马商人加入那些打算横穿伊朗、直达河中地区和丝绸之路（通往中国）的商队。《后汉书》中记载，“安息（帕提亚）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182]
中国出口的部分丝绸被出售到塔里木各国的市场，还有大量丝绸被贩卖到更加靠西的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公元一世纪，有一位希腊商人为罗马商人写了一本行商指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介绍了整个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商。《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记载，“大量丝绸从中国运到巴克特里亚”。一些大捆的丝绸顺着印度河和恒河而下，被运到印度的各个港口，然后被装上罗马帝国来印访问的船舶。帕提亚商队会收购运抵巴克特里亚的其他丝绸，他们将携带商品从陆路横越伊朗，前往泰西封与古代巴比伦尼亚各大主要商业城市。然后，叙利亚商队将这些丝绸和其他东方商品从巴比伦尼亚运到地中海东部海岸。
中国和罗马之间的联系
公元9年，汉朝出现政治动乱。王莽及其帮凶从汉朝支持者手里窃取了汉朝的控制权。不过，当王莽要求塔里木各国承认他的皇帝地位时，塔里木各国拒绝并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汉朝在公元23年就恢复了政权，但几十年之后才恢复中国在西域（塔里木地区）的利益。
当塔里木各国重归汉朝控制时（公元74年—公元97年），汉朝得到了关于罗马帝国的信息。这一时期，都护将军班超率领的汉朝军队已远征至帕米尔高原——塔里木地区与古代阿富汗的分界。此后，汉朝官员从外国商旅和使节口中得知，西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一样广博和强大。因此，汉朝军事指挥官将这个国家称为“大秦”，意思就是“大中国”。[183]
《后汉书》中有关于罗马帝国的记录：“大秦国（罗马帝国），一名犁鞬（希腊化疆域），以在海（印度洋）西，亦云海西国（埃及）。”汉朝可能通过印度河流域各国得到有关罗马的消息。这也解释了为何《后汉书》会有大秦“与安息（帕提亚）、天竺（印度北部）交市于海中”的记载。
《后汉书》记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与其他草原国家不同，罗马人“皆髡头而衣文绣”。《后汉书》还补充道，“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中国）”。《后汉书》另有记录，大秦“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汉朝得知，罗马人有一个有效的邮政系统（奥古斯都创立的公共邮政），能够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派送邮件。据说，罗马政府也愿意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汉书》中记载，“邻国使到其界首者”“至则给以金钱”。汉朝的奏报确认，使节都是“乘驿诣王都（乘驿马到国都）”。罗马的土地上长有松树和柏树，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通常“力田作（致力于农业耕作）”。
当时，叙利亚作坊会将东方丝绸重新加工为轻薄的面料，然后再用独特的地中海染料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加工完成的部分面料重新回到帕提亚市场，再由伊朗的商队运到阿富汗。由于这些丝绸在中亚的出现，汉朝人误以为罗马帝国也有类似于汉朝的养蚕业。因此，汉朝人认为，罗马人会自己养蚕种桑。当汉朝人询问罗马帝国的交通时，有人告诉他们：罗马女人“乘辎軿白盖小车”。[184]这说的可能是罗马轿舆——由侍从们抬着的覆有白色帷幕的一种方形座椅。古罗马诗人普罗佩提乌斯证实，上流社会的罗马贵妇会乘坐一种装饰有轻薄丝绸帷幕的小车。
汉朝对某些罗马商品十分了解，他们通过塔里木丝绸之路获得了许多这样的商品。因此，《后汉书》用了一整个章节介绍了罗马商人售卖的珍贵商品。据记载，罗马“士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后汉书》还提到用野蚕丝制成的罗马面料以及一种由海洋软体动物的“足丝”制成的丝绸制品。足丝是一大类地中海蚬蛤（海丝）将外壳固着于海底岩石上时分泌的纤维丝。罕见的足丝面料可以被纺成一种比丝绸更轻盈、更精细的金色薄纱。[185]汉朝人还得知，罗马人“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苏合香）”，并且“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186]
印度和帕提亚商人在收到罗马货币后并未将货币带回中亚，他们将利润用于商品贸易投资，选购香料、香辛料等贵重商品，然后沿着丝绸之路将商品运到中国。因此，汉朝在塔里木各个属国的官员并不熟悉罗马货币。据汉朝人所知，罗马人“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实际上，在罗马货币体系中，25个银币才相当于1个金币。然而，在印度，金银的实际价值比为10:1，这也是产生差异的原因。
中国古籍关于大秦首都的记载中夹杂着关于安条克与亚历山德里亚的介绍，因为这两个城市是罗马帝国的主要统治中心。据记载，大秦首都是一个拥有五座宫殿的大城市，这些宫殿里，有巍峨的立柱，还有水晶餐具。《后汉书》中记载，“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这些宫殿可能指皇宫、元老院大楼、公民议事堂、法院和寺庙，所有这些都是罗马皇帝处理国家重要政治事务和司法事务的场所。据汉朝人所知，罗马皇帝直接倾听百姓的诉求，《后汉书》中记载，“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汉朝人知道，罗马皇帝拥有直接的司法权，《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
据汉朝人所知，大秦“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这样的执政组织可能是由前执政官组成的咨询小组，或者汉朝人所谓的“三十六将”指的是管理罗马各省的三十六位省长。此外，根据汉朝人得到的信息，罗马皇帝“无有常人（没有固定人选）”，“皆简立贤者（都挑选最有才德的人担任国王）”。《后汉书》中记载，“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这可能指的是，罗马的“皇帝”只是作为“最高职位”进行分配，而不按王朝血统进行直接继承。公元97年，涅尔瓦统治罗马，但他不受军队欢迎。由于家里没有继承人，他必须从手下的高级指挥官中选出合适的继任者，因此，他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公元98年，涅尔瓦将罗马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职位传给图拉真。古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解释说，“涅尔瓦认为家庭关系不能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因此，“他推选继承人时，只看能力”。据说，涅尔瓦声称：“对于自己退位并安全地回到私人生活一事，我从未横加阻拦。”在退位之后不久，涅尔瓦由于自然原因去世。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典籍中会有“受放者甘黜不怨”这样的记载。[187]
罗马的奏报中显示，罗马曾有机会成为汉朝的一个强大盟友。都护将军班超在公元97年派遣甘英出使罗马，以期与罗马政府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甘英从塔里木属国出发，沿着从帕米尔高原到阿富汗的商道一路西行。甘英穿越伊朗来到条支（查拉塞尼）。这个地区“临近大海（波斯湾）”，位于安息国（帕提亚）西部边疆。汉朝的情报显示，罗马位于印度洋西部边缘以外的地区。因此，甘英认为“离开条支后，一直南行，就可以从海上抵达大秦”。不过，由于汉朝人对阿拉伯半岛一无所知，甘英就把航海路线想得过于简单了。
当甘英准备“坐船去罗马”时，查拉塞尼的水手用异国语言给出了令人困惑的消息。一些水手向甘英提供了从红海到埃及（位于古罗马境内）的路线，而另一些水手则认为甘英应该绕道非洲直达罗马城。那些水手对甘英说道：“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按照那些水手的说法，甘英必须储备大量物资，因为“入海人皆赍三岁粮”。听了这些话，甘英放弃了由海路到达罗马的计划，并开始长途跋涉返回汉朝控制下的塔里木属国。他没有意识到，帕提亚和罗马在陆地上有一条共同的边界。事实上，从查拉塞尼市到叙利亚境内的罗马边境，只有40天的路程。
甘英回去后禀告都护将军班超：“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班超将军因此得出结论，罗马距离中国太远，无力协助中国控制中亚。如果甘英顺利完成出使罗马的任务，他就会在罗马皇帝图拉真执政的第一年（公元98年）见到这位罗马皇帝。不过，据我们所知，除了此次失败的出使之旅，汉朝再也没有试图联系罗马帝国。
罗马对塔里木地区的认知
罗马人关于“丝人”的最早记载事实上所说的并非汉朝人，而是塔里木人。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记载，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王国在公元前三世纪已经扩张至“丝国”。这里的“丝国”可能指的是塔里木地区，或许是喀什国。[188]斯特拉波认为亚洲大陆的边界只到恒河，公元44年的拉丁地理学家米拉（Mela）也同意这种观点。米拉认为，丝人就生活在印度和中亚草原的斯基泰王朝之间的区域。他写道：“亚洲最东部地区居住着印第安人、丝人和斯基泰人——印第安人和斯基泰人占据两端，丝人可能在中间。”
米拉还强调，罗马与塔里木地区之间距离极其遥远，沿途危险重重。据他所述，中亚地区是塞种骑兵与斯基泰牧民的家园，这些人原本的“居住地旁边就是野生动物横行的无人区”。米拉总结说：“无人区以外的地区有一些更加可怕的野兽，这使得前往塔比斯山（Mount Tabis）变得十分不安全。”普林尼认为，亚洲大陆的边界就在马来半岛以外的地区，因此，丝国就在印度以北，“喜马拉雅以上”。
公元二世纪，罗马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将丝人的国家称为丝国，并将丝国定位到高于印度的区域，这个区域涵盖了塔里木地区。[189]他做出上述论断之时（公元100年），塔里木盆地确实是汉朝的属地。这样看来，托勒密的论断可以说是合理的。因此，他称之为“丝国首都”的“Sera”可能是汉朝位于中国北方的都城——洛阳。
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塔里木人一直都被当作丝人。公元四世纪下半叶，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将丝人定义为罗马政府所知的最远地区的人。他写道：“在两个斯基泰的东部，有一个名为丝国的国家，此国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阿米阿努斯所述区域可能是塔里木各国辖下的绿洲地区。他还说，丝国“土壤肥沃，地大物博”。他所说的四面环绕的崇山峻岭可能指的是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阿米阿努斯进一步说道：“丝国北部与斯基泰接壤，东部面向雪山与沙漠，南部延伸至印度和恒河。”
他列出了丝国周围的13个城市或人口聚居地，这些可能属于中国典籍记载的本地区的36个国家。《后汉书》记载，一些较大的塔里木王国能够在中国或匈奴政权衰弱的时候形成小型的区域性帝国。例如，公元一世纪中期，莎车国宣布控制其他13个塔里木王国。阿米阿努斯或许只是描述了其中一个塔里木王国，或者只是对丝国的老生常谈。他认为丝国之外仍有其他陆地，但他没有关于中华帝国的确切信息。
印度商人们定期通过塔里木王国进入中国。由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这些草原国家的民众展现了印度文化的元素。更糟糕的是，斯基泰人与印度人在印度河流域相互融合，罗马商人难以区分斯基泰人与印度人。罗马学者当时拥有的种族模板不足以清晰定义塔里木的人口类型，也不足以区分模糊的文化和民族起源。他们知道，匈奴人占据了塔里木地区，并与来自俄罗斯草原的白皮肤斯基泰人聚居在一起，不过，这种聚居状态导致二者出现混淆。罗马当局试图弄懂商人们关于丝人的报告。希腊地理学家保萨尼亚斯解释道：“有人说，丝人不是埃塞俄比亚人（黑人），而是匈奴人与斯基泰人的混合种族。”
普林尼最为充分地介绍了在恒河附近与印度商人交易的丝人。他写道：“丝人身高超出常人，有着金红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他们说话声音粗哑，与商人毫无交流。”普林尼表示，这些红头发的丝人出售东方钢铁、中国丝绸以及进口来自欧亚草原的动物毛皮。在罗马人看来，这些丝人没有稳定的生活方式，但其拥有的钢铁和面料在质量上优于大多数先进西方文明所使用的同类产品，这一点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由于在楼兰和且末等塔里木南部王国附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的古代墓葬，考古学家对于这些欧罗巴丝人十分熟悉。墓葬中有一些在沙漠极端炎热天气下自然“木乃伊化”的干尸，得益于干旱的气候，尸体及其服装也得以保存。尸体身上的服装由毛皮、皮革和软毡制成，这说明死者来自草原。尽管这些人类遗骸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它们独特的自然肤色和毛发颜色仍然清晰可见，死者应该是公元前3000年从里海附近某个地方移民到塔里木盆地的欧洲人。塔里木盆地最早的墓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墓中的尸体身形高大，面部棱角分明，眼窝深陷，头发为独特的淡黄色或红褐色，长发披散或编成辫子。且末地区附近曾发现一个保存完好的墓葬，里面埋葬的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且末人”。这个墓葬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墓中的尸体是一位男性，身高6.6英尺，有着红色头发、高高的颧骨、高挺的鼻子和浓密的大胡子。尸体的皮肤上有着染成黄色与紫色的文身。尸体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斜纹上衣，下身穿着一条格子图案的套裤。[190]在那个时代，地中海地区的人均身高约为5.5英尺，而墓中尸体的身高似乎“高于正常人”。正是这个特点促使人们相信，丝人可能还有其他的特点，比如，远远超过正常人的寿命。
且末地区的另一个墓葬群中埋葬着一个浅棕色头发且编着辫子的高个子男人，他的旁边埋着3个女人和一个12周大的婴儿。这些人可能都死于一场瘟疫。墓葬中的女主人面部有文身，浅棕色头发被编成两条长辫子。她身高约6英尺，穿着红色连衣裙和白色鹿皮靴。那个婴儿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紧闭的眼皮上放着细小的绿松石，[191]这可能验证了普林尼关于“丝人有着独特蓝色眼睛”的说法。
公元九世纪的中国壁画证实了欧罗巴人的外貌。它们刻画了塔里木地区的一个人种，也就是现代学者所知的“吐火罗人”。这些壁画雕刻在丝绸之路东南段重要佛教寺庙内的岩石表面。柏孜克里克与吐鲁番附近的千佛洞中有不少关于吐火罗人的壁画，上面画着许多有着黑皮肤、大胡子、红头发和漂亮蓝眼睛的人。这些人穿着伊朗风格的骑马服，或者与汉人所穿庆典服饰类似的精美丝绸长袍。他们作为佛教中的居士形象出现在壁画之上，而他们的出现证明了塔里木地区的欧罗巴人参与了东方丝绸的贩运。[192]
在古罗马时期，红头发的吐火罗人很可能出现在于阗，并活跃在丝绸之路南段连接喜马拉雅山和印度东北部恒河地区的沿线。印度商人在吐火罗人的季节性牧场上找到了他们。这些吐火罗人在牧场上牧马，并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下的河边搭起临时安置点。克劳狄统治期间（公元41年—公元54年），有一个名为拉查（Rachia）的僧伽罗使节从阿努拉德普勒王国来到罗马帝国。正是从此人口中，罗马人得知了吐火罗人贩卖东方丝绸的消息。普林尼介绍说：“拉查通过商业往来得知丝人的存在，他的父亲曾经去过丝人的交易场所。据他所说，那些丝人争先恐后地来到沙滩与人交易。”拉查所述的沙滩很可能是两国之间作为地标性界线的一条河流的河岸。丝人与客商之间的交易是“无声的交易”，也就是交易双方在户外通过手势交流达成交易协议。普林尼解释说：“这些细节证明罗马商人所言不虚。丝人将所售商品放在河流的岸边，罗马商人把商品放在河流的对岸。如果双方同意交易，丝人就会用他们的货物来换取我们的商品。”拉丁地理学家米拉证实了普林尼的说法，他将丝人描述为“一个以诚信行商著称的民族”。有人告诉米拉，丝人“在交易中不采取任何干扰手段，还将商品摆放在显而易见的位置”。
罗马学者还提到了丝人的信仰，基督教哲学家在批评异教徒时曾讨论过这个话题。公元二世纪，有个名为塞尔苏斯（Celsus）的异教徒想要辩明“什么是宗教的‘正常’或‘自然’”，而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在这场辩论中，丝人被列为不能容忍“庙宇、祭坛或神像”的一群人。塞尔苏斯声称，“利比亚的游牧部落（柏柏尔人）、斯基泰人和丝人不敬任何神灵”。[193]这可能指的是信奉萨满教、不需要人造寺庙、不崇拜人化神灵的沙漠和草原部落。
罗马人知道的丝人可能有一部分是在汉朝控制塔里木王国期间处于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然而，直到公元50年，《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才首次明确地提到了中国。这本航海记的作者是希腊人，他参与了从埃及到印度西部主要城市港口的航海贸易。他认为亚洲大陆的边境应该终止于马来西亚附近的某个地方，他表示“在马来西亚的最北端，大海的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内陆国家，其名为中国（Thina）”。
在那个时代，罗马船舶的最远航行距离一般不超过印度南端的泰米尔王国，因此，罗马人只知道前往中国的陆上路线。当时，商人们通过中亚贸易路线将大量物品运输到塔里木盆地的各个地区。不过，几乎没有商人成功走完印度到中国的整个行程。《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警告，“从印度到中国十分艰难，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印度来到中国，即使有，数量也极为稀少”。
这个时期，印度商人的陆上贸易已通过塔里木丝绸之路扩张到了中国东部。根据记录汉光武帝驾崩（公元57年）的中国史料记载，印度商人和其他外国人在汉朝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神殿。当时与印度商人一同前来中国的还有佛教僧人。公元68年，他们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印度商人将这些事情告诉罗马商人，并用梵语“Cina（Sinae）”来称呼大汉帝国。不过，在古希腊语中，“Cina（Sinae）”的发音变成了“T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