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魏麻子家门口不远有一棵大槐树，老辈人也说不上长了多少年了。夏天村人经常在大槐树下乘凉。聚在一起说些东家长西家短，是婆娘们的强项，男人们喜欢说古论今，顶着黄昏的一团团蚊子，端着饭碗，消磨着一天中最悠闲的时间。我家里人从来不去，不管天气再热，爷爷都让一家人聚集在二尺见方的小桌子上吃饭，而且桌子上总放着四样菜，油辣子、韭花、咸菜三样春夏秋冬永远放在小桌子上，从没人动。黑面馍或者玉米面糕实在难以下咽。春天有洋槐花、香椿虽然没有多少油，可是觉得味道鲜美我就能吃一个馍，可这样的时间很短，到夏天吃黄瓜西红柿，秋天最好，可以吃茄子吃辣椒吃萝卜吃南瓜，可是到冬天就一直是萝卜白菜腌制的酸菜。看着魏正红吃白馍，我有时候暗暗地流口水，可我能忍住。男人们吃白面经常到槐树下面去，让别人看着眼热，心里甚是受用。我家基本不吃白面，所以就不去槐树下面吃饭。爷爷和父亲对那些在槐树下面吃饭的人嗤之以鼻。说吃饭总应该有吃饭的样子。魏正红、魏蛋蛋、甚至我表哥找我玩如果正是我家吃饭的时候，我爷爷和父亲总是不让他们进门，让他们在门外等。我爷爷说吃饭的时候不准说话不准笑，不准咬筷子，不准在盘子里乱夹菜，只准在盘子对着自己的那边夹菜，老人不动筷子小孩不能动，夹一下菜就得把筷子放下，嘴里的东西咽下去才能再拿筷子，我的一群姐姐们挤在饭桌旁安静地乖乖地吃饭，我看着他们闭着嘴吃饭的样子就想笑，可我不敢笑，怕爷爷严厉的眼睛怕父亲冷冷的表情。现在想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非常严肃，跟别人家都不一样。姐姐们很淑女，跟他们干活时卖力的样子判若两人。妈妈吃饭从不上桌，她只管给我们盛饭，给爷爷舀一碗米汤再舀一碗米汤，然后给父亲舀米汤，再舀一碗米汤，舀完了自己就不喝了，多了没人喝了，她一个人把剩下的全喝完。爷爷半身瘫痪了后，吃饭基本不上饭桌了。我和姐姐们总是把饭给他端过去，然后看着爷爷一边吃一边流着口水，爷爷左边胳膊和腿不灵便。看着爷爷费力地吃饭，混浊的眼睛里存着一层泪膜，闻着他屋子里发出的老年人特有的腐朽气味，想着他炕席下面他每天夜里吐出的痰液，我幼小的心一缩一缩的，既有厌恶，又有害怕，又有心疼。后来爷爷连厕所都上不了，我的三姐每天负责端屎端尿，洗刷尿盆。爷爷的屋子里我一次都不想去，那里面的味道除了腐朽，还有骚臭。那年夏天妈妈给爷爷洗过头发，剪了手脚指甲，我看着爷爷胀肿发青的脸，看着他屋子里渗出的腐朽的黑暗，我强烈地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直指火一样的太阳。然而爷爷顽强地活着，一向以干净利索闻名四邻的爷爷，瘫痪在床上又毅力顽强地窝囊肮脏地活了六年。最终死亡来临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心疼他老人家的离去，所有人的长吁一口气。他躺在好多年前就准备好的棺材里，面无表情，双目紧闭，牙关紧咬，父亲想往他嘴里放一枚硬币，徒劳地撬了半天最后叹息着放在了双唇之间了。伯父双眼通红地扶着灵柩，号啕大哭，凄凉的哭声昭示着他的孝子身份。大姑二姑拖儿带女，带着纸扎花圈，纸鹤纸马，在村外她们就已经高声嚎哭，哭她们的爹，哭她们可怜的爹，哭她们的非常可怜的爹。她们的哭声盖过了她们的拖拉机巨大的引擎声。她们的哭声引起了她们的即将婚娶的两个儿子和已经出嫁了的四个女儿的好奇。她们的哭声尖利中带着浑厚的尾音。中国好声音如果海选来到我们坡沟村，来到一九八八年，我的两位姑姑，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拿冠军，可拿个名次应该问题不大。她们祭奠的时候摆饭，点曲牌，一直让乐人唱，一个比一个点的曲牌长，一个比一个摆饭摆的多，用这种方式展现她们的孝心，展现她们的幸福生活。她们两家都有拖拉机了，我家还用灰灰耕地拉犁，我二姐已经许配给邻村一个会计家的儿子，父亲对扭捏着不肯答应的二姐承诺，如果嫁过去，灰灰作石陪嫁。灰灰已经老了，失去了往日永不疲惫的活力，干什么都慢条斯理，像一头牛。混浊的眼睛里总含着泪，仿佛总在回忆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又仿佛在思念大姐对它疼爱有加的时光。可是大姐对这个畜牲再也不感兴趣了，她已经把自己的经历全部放在了自己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身上了。她细长的身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粗壮。整天家里地里忙不停，俨然是母亲的翻版。她结婚的时候婆家的彩礼是自行车，当自行车挂着红绸子，滚进我家门的时候，母亲的脸上荡漾着欢喜。大姐则目无表情，穿着红缎棉袄，头发上卡着一朵大红花，呆坐在炕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最后迎亲队伍凑拥着大姐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上流挂着细碎的泪，她舍不得骡子灰灰，还是舍不得这个家里永远做不完的活呢，谁都不知道。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大姐在新的环境里不再这样劳苦，大姐嫁给一个当兵的了，大家期望的那个回来以后可以吃公家饭的兵哥哥跟别的在村里晃荡了几年的二流子毫无二致，只是多学了喝酒。大姐被她村里的妇女主任拉着结扎后性情大变。一个内向的默默无闻只知埋头干活的女人变成一个脾气暴躁，能闹善骂的女人。每天都在家里大声叫骂，与喝过酒的大姐夫闹得鸡飞狗跳，两个孩子也早已锻炼到处变不惊，置若罔闻的高尚境界。大姐一边骂人一边干活，家里所有的活全归她一个人，其他人都游手好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天都能看到大姐在家里做饭打扫可是家里面永远都乱物杂陈，尘飞土杨。游手好闲的大姐夫每天用鼻子闻着酒气，哪家酿了酒都是他最先知道。他还免费场外指导，把他所知道的酿酒知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告诉别人，帮别人挑柿子，帮别人找柴禾，帮别人篜酿，帮别人密封。他的腿像上了弹簧样，劲力无限。好多次他想在家里酿酒，都被拿着镢头的大姐骂了个半死。只好作罢。柿子酒度数高低不同，大姐夫无论喝什么酒，无论什么时候喝，都要喝到尽兴，其实就是喝醉。一般情况喝完都是大叫几声，胡骂一通，然后呼呼大睡。庆幸的是村里喝酒的人极少，家里酿点酒，一般也是药用。真正喝酒的除了大姐夫，也没见有人喝。这种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那时候河底的沙里有不少茶缸口大小的鳖，就没有人吃。也不是没人吃，是普通人不吃，我们村就魏忠的一个小儿子吃。魏忠的这个小儿子是个傻子，生下来就傻，似乎傻得还比较厉害，几乎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见了人就是呀呀呀地叫。我说他吃鳖是有次去他家看见他家锅里面煮着一只鳖，我问魏正红煮鳖干嘛，他跟我说是他弟弟治病的药。我们虽然不吃鳖，却也不是什么动物都不吃，除了常见的鸡猪狗兔，（这些东西过年都很少吃。）我们不吃现在常吃的小鱼小虾，不吃常说的蟋蟀蚂蚱，不吃猫和老鼠，不吃鸽子鹌鹑，不吃蛇和黄鳝泥鳅，不吃野鸡田鼠，不吃青蛙蝌蚪，我和小朋友吃屎壳郎，屎壳郎硬壳上有角的受欢迎我们叫“朝廷”，没角的我们叫“官”。学龄前的我们相跟着出去每人手里拿着小炭锨儿，见干粪就挖，挖出屎壳郎就在炉子烤了吃，掐头去尾后，胸腔内的一块指甲盖大的肉吃起来可香了，主要是这肉吃了还杀食气。簸箕虫也可以治病，骨折后吃簸箕虫促进骨骼愈合，有次家里的鸡进了屋子，在屋子里上高飞低，被爷爷用一根柴棍打断了腿，我妈用布条缠了鸡腿，让我到红薯窖里捉簸箕虫给鸡吃，三五天鸡腿就好了。如果人骨折，就用干锅把簸箕虫焙干，然后用擀面杖碾压成粉，用水冲了喝，疗效也非常明显。这是地上的，天上的也吃，吃麻雀，用弹弓到处打麻雀，虽然麻雀不少，可要打下来不是那么简单，打到麻雀就用泥裹了也到炉火上烤了吃，麻雀肉白白嫩嫩，香味传到很远。许多年以后仍然能闻到当时的香味，那香味穿透干泥，穿透时间，让所有的山珍海味都退避三舍，味同嚼蜡。
说起蜡烛，现在除了心血来潮要烛光晚餐，除了红白喜事拜祭神灵鬼怪，几乎用不上了。可当时在我们还是奢侈品。晚上写作业我们都点着煤油灯。在家里爬在炕上，父亲抽着纸烟，母亲纺着棉花，我闻着香喷喷的烟味，听着悠扬的纺车重复千万遍的曲调，夜夜写，用铅笔写用钢笔写，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复杂，作业本正面写完写反面，妈妈把大张的粉面纸用剪刀裁成32开，然后用线缝起来就是我最好的作业本。从三年级用到五年级。我一直用这样的作业本。我喜欢点煤油灯，我喜欢写作业。蜡烛，那一直是我生命中的奢侈品。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在镇上的初中念书，班主任在自己家里做蜡烛，我和班里几个男生经常被叫去干活，——就是往机器里提水，——能得到的报酬就是蜡烛，干一下午活，每人拿着一根蜡烛，心里的高兴难于言表。当晚自习停电的时候，我总是把蜡烛点了放在我和同桌之间，同桌会感激地看我一眼。那一眼是我青春的开始。虽然跟我同桌的女生不是美女，虽然跟我同桌的女生没说过话，可是她当时望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世界。我看到了同桌潮湿的嘴唇，我闻到了同桌香甜的呼吸，我听到了自己莫名的心跳。我开始了自己的青春之旅，开始注意自己寒酸的外表，开始注意女生每次微妙的变化，开始注意女生的容貌和身体，开始练习用余光观察女生，开始在夜里比较我们班女生的不同，开始莫名地紧张，开始试探着与女生吞吞吐吐地说话，开始一个人大声在操场唱歌。我不再是班里的第一名，我不再冒冒失失地跟班里其他男生打闹，不再幼稚，不再懵懂，不再天真。我告别了童年，告别了少年，告别了快乐，每天忧郁地在座位上发呆，每夜孤独地躺在被窝里幻想。我的同桌不重要，我们班的女生都不重要，我思想里每天飘荡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女生。这样的幻觉一直持续到我高二后半学期的那个满是梨花的午后。我看到那个穿着紫色衣服的姑娘眼带笑意地向我走来，向梨花走来，我牵着她的手，闻到了奇怪的香味，不同于梨花的香味。我脑海里莫名地想起我们村的梨园。
2、
杨朝元，就是那个家里的驴被高灌站的电线电死的那个杨朝元，他家里种梨树，他的地里也种梨树。他在村南峁梁上种了六七亩的梨树，春季开花的时候一片雪白，像是刚下了场大雪。好看的梨花，招蜂引蝶，在蓝灰色的天底下散发着春天最好闻的味道。可杨朝元的梨花好看，秋天长出来的梨却不怎么样，一个个比枣子大不了多少，虽然吃起来味道也甜甜的，可是没看相谁要啊。所以杨朝元卖梨是我们村有名的典故之一，谁在集市上东西卖不了就嘲笑说是朝元卖梨呢。杨朝元的梨卖是不好卖，可对我们这一群孩子来说，白吃，还是很有吸引力。我们到地里去玩，或者去摘柿子，顺路都要到杨朝元的梨园去偷摘梨。杨朝元弓腰瘸腿地根本抓不到我们，只是大声骂。他骂我们笑，一群孩子，追这个，那个上了树，追那个，这个摘了梨。他在树下面骂我们，我们就摘了梨砸他。他气的脸通红，弯着腰，歪着头，骂我们不解气，就骂我们的父母，再然后骂十八代祖宗。杨朝元骂是骂，偷梨的事从来不告诉我们的父母，不然我们就惨了。我们偷梨，吃得不多，大多数梨都让我们糟蹋了。
杨朝元拿我们没办法，还请我们吃过几次梨呢。到梨园，杨朝元让我们捡熟的摘。熟的梨好吃，可是只要熟的，就都被鸟啄过了。杨朝元说赶鸟就得绑“假人”，我们觉得杨朝元和他的梨可怜，就帮他用高粱杆子和破布条绑假人。绑好后，在梨园里到处插。假人身上的破布条在风中飞舞，清冽的空气中不仅飘着梨成熟的味道，也飘着破烂布条噗噜噜的呼声。鸟都被吓跑啦。杨朝元咧着大嘴笑道。我们小小的心脏充满了一种说不出口的快乐。
作文里所做的好事都是杨力学编的，我们写作文题目一般都是《一件小事》，《放学路上》、《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之类的。每次杨力学都编一件好事。比如帮大娘赶收庄稼啦，帮大爷背沉重的粮食袋子啦（其实我们不像三毛一样把他的袋子戳个洞偷光他粮食就不错了），帮邻居大婶暴雨前收晾晒的粮食啦，帮四处乱走的妹妹找到她心爱的小狗啦，帮不会算账的大嫂粜粮的时候算账啦，等等等等，胡编乱造，无所不为。我们做好事不会自发地进行，都是被强迫的，我们只会自发地调皮捣蛋。
我们学校响应村里的“除四害”，我们在杨力学的带领下，奔走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跟你说，1981年，你看到短尾巴老鼠田鼠或者甚至没尾巴老鼠田鼠你不要奇怪，那不是什么新品种，是我们的“杰作”。所谓“除四害”是除苍蝇，蚊子，跳蚤，老鼠。杨力学说，还包括虱子。我觉得多了一害，可不管那么多了，一样样灭。蚊子苍蝇到处飞，没法灭，我们重点放在跳蚤虱子和老鼠身上。以前灭虱子就是把衣服放在开水里烫，噼噼啪啪一阵爆响之后，衣服上的虱子呀虮子呀就都死了。现在我们“除四害”，使用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我们到处洒“六六粉”，炕头上，炕席下，被褥上，衣服上，猪狗猫的身上，凡是跳蚤虱子可以存身的地方都洒。对付老鼠，也不再用以前落后的老鼠夹子，更别说用支起个铁箅子压老鼠。我们每家每户发老鼠药，老鼠药把玉米粒、麦粒染成刺目的粉色、红色或紫色。老鼠药威力巨大，老鼠吃了这些好看的麦粒、玉米粒马上就一命呜呼，。老鼠药都起了吓人的名字，什么“闻到死”，什么“三步倒”，等等。杨力学还教给我们一种灭鼠好办法，就是抓住老鼠后，往老鼠屁眼里塞石灰，老鼠就被活活憋死了。村里老鼠可以用老鼠药，在地里就不适合，田鼠、地老鼠很多，我们就分小组抬水灌它们。初春的阳光照软了大地，也把田鼠照活了。田鼠欢喜地在阳光下吹着口哨，此起彼伏，清脆嘹亮。我们唱着歌，抬着水桶，寻找田鼠洞，只要洞里有田鼠，用水一灌，田鼠就慌慌张张钻了出来，我们早等着它露头，一把掐住脖子，它曾经的口哨声马上变成了吱吱吱吱的呻吟声。被消灭的田鼠地老鼠不计其数，后来学校看大家松懈了，要求没人每天必须消灭10个田鼠或者地老鼠，检查方法是交出老鼠尾巴。由于我们的残忍杀戮，田鼠数量急剧下降，要完成任务很是困难，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每次捉到田鼠地老鼠都只剪去尾巴，让它们继续活着繁殖，不然任务会越来越难以完成。杨力学每天下午检查我们完成的情况，缺几根尾巴就打几下竹板子，每天都有几个同学被打得呲牙咧嘴的。
灭害虫不算完，我们还要保护和繁殖益虫。瓢虫，颜色鲜艳的虫，被我们从地里捉到学校，用小塑料棚关起来，集中繁殖。然后等棉花生蚜虫后，再放出来，消灭蚜虫。每人每天必须捉多少只，不够还是打板子。苍蝇还在泛滥，打不完，就挖它们的根，绝它们的后。每人每天必须抓多少蛆虫，小伙伴们每天快乐地在厕所里捉蛆虫，包了交给老师，这个任务都能完成。最后根据交出的“四害”数目和益虫数目评“三好学生”。我们班最后评魏正红为“三好学生”，杨力学说魏正红交的“战利品”最多。可我心里知道我每次都比他多，想了半天，最后对着厕所墙用尿写了“杨力学大坏蛋”，然后哈哈一笑。
也许是尿起了作用，那年秋天的一个黄昏，突然从外村来了五六个人，他们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径直闯进杨力学的房间，也不知道在房间里怎么折磨了杨力学半天，最后杨力学被拉出来的时候，鼻青脸肿，气息奄奄，他引以为豪的长头发变成了黑色的母鸡窝，衣服扒得只剩下一条打着补丁的大花裤衩。杨力学瑟瑟发抖，肋骨毕现。在西北风的呼啸里，这群男人准备用绳子把杨力学吊在学校最粗的一棵杨树上。这时候杨宝庆带来我们村的一大群年轻人，气势更汹汹，把那群陌生的男人团团围住。杨宝庆大喝一声，你们哪个村的？那些人吓得不吭气。不说就打。杨宝庆挥手的瞬间一个高瘦男人站了出来，我们是邱家岭的。杨宝庆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口吃起来，你，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有什么大事怎么能随便打，打人？再说，天大的事还有我们村支部，你，你们怎么能，能随便行凶？咹？你们几个，他对着跟在身后的几个年轻人说，把杨老师送到保健站去看看。那几个邱家岭的男人说，不能放他走，杨力学是流氓。杨宝庆大手一挥，流氓不流氓你说了不算，有什么证据啊，随随便便就来坡沟村打人，还有没有王法啦？咹？你，杨宝庆用手指着高瘦的男人说你，你叫啥？那高瘦男人低声下气的样子像是被杨宝庆吓住了，我叫马兵义，跟裴玉珍是一家。杨宝庆看着马兵义，冷笑一声，听说你身体不行，有没有这回事啊？马兵义脸憋的通红，半天没说一句话。转眼几个年轻人把杨力学拉走了，杨宝庆看几个邱家岭的人说，今天初次见你们，咱们就不说了，以后再在我坡沟村闹事，便宜不了你们。你们回吧。看着几个男人的背影，杨宝庆嘟哝一句，白娶了个好媳妇。裴玉珍是公办教员，杨力学是民办教员，这个事件之后，裴玉珍就转到别的村教学了。很多年之后，我在县城碰到了她，她已经是教育局计财股的股长了，还是政协委员。而杨力学现在虽然已经50多了，仍然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地收鸡收狗收兔子等各种家养禽畜贩卖挣几个钱，见了我亲切地打招呼。我递给他一支烟，帮他点燃，看着袅袅的蓝烟，看着他满足的笑容，看着苍老皱纹在这个当年帅哥的脸上纵横交错，看着杨力学自行改装的载货摩托车，我想起阳痿的马兵义，想起二杆子杨宝庆，想起威严的魏忠，想起威风的魏正红，想起痴呆的魏忠的小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