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明
二月河仙逝之后，我曾经两次接受凤凰卫视电话采访，其后，本打算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发到自己的公众号上，但由于我天性乐观，甚至可以说是看淡生死，所以无论内心如何悲伤，也写不出那种沉痛悼念类的东西。而撰写此类文章若不够严肃，就有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指责，是以犹豫再三，却迟迟没有动手。前不久田永清将军打来电话，说要出版一部《二月河先生纪念文萃》，要求我务必写一篇文章。我与二月河结识之时，也有幸认识了田将军，通过多年的往来，亦成为忘年之交。对于他的命令，我不但要恭敬，而且也必须从命。再加我与二月河的深厚友谊，若不撰写纪念文章，也于心不安，是以构思数日，将我与二月河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琐事，草成此文，以表缅怀之情。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海涵。
二月河，这个享誉中外的名字，虽然是凌解放先生的笔名，但有个别人，不知道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开玩笑，偶尔也会误称他为“二老师”或“二先生”！而我们几个与他关系密切而又喜欢开玩笑的人，则特意以“二”呼之：比他年长者如田将军称他“二弟”；较他年幼者如我则呼为“二哥”。
我与二哥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结缘于《红楼梦》。关于二月河与《红楼梦》，我曾撰写过《二月河的红楼情》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3辑，有兴趣者可以参看，此不赘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红楼梦学刊》担任编辑，那时的二月河，已经是蜚声文坛的名家了。然而，初次见面时，我却感到他十分随和，非常面善，一点架子都没有，再加上他那乐观风趣的性格，更让我觉得情投意合。从此之后，我们每年都会见上几次面，平时则用电话保持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从相识到相知，最终成为莫逆之交。
我与二哥交往的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回忆的趣事，而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我与二哥及冯其庸先生的马来西亚之行。
2002年12月，应中国驻马大使馆、马来西亚华人行业总会、绿野仙踪集团、《星洲日报》邀请，我与二月河、冯其庸，前往马来西亚访问。我是有生以来首次出国，二哥则不但是第一次出国，而且还是头一次坐飞机。
此行主题为“二月河·三月天”。平安之夜，我们三人在金马皇宫做讲座，每人四十分钟。我以《红楼梦?与明清历史》为题，首先敲响了开场的锣鼓，然后冯先生讲《红楼梦》，最后二月河压阵，讲他的“落霞三部曲”。第二天，一直追踪报道的《星洲日报》，把我们讲座的内容整版刊登了出来，我和冯先生的讲座都是原标题，二哥的讲座题目却变成了《河南话 很难懂》。看到这个标题，我们都捧腹大笑，而笑得最开心的，却是二月河，直接都能看到嗓子眼儿。
那晚在讲座之前，还安排二哥给热心的读者签名。本来只安排了半个小时，但二哥看到求他签字的人太多，就与主办方商量，又延长了半个小时。他随行的妹妹凌卫萍在旁边替他盖章，手都红了。我要替她一会儿，她坚决不干，怕二哥批评她偷懒。至于二哥是不是手疼手累，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有一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定要去吃一次地摊或者大排档，以便真正品尝到当地的特色饭菜。但那次行程安排得非常满，白天晚上都有活动。某天晚上，公干结束后已经十点多钟，当我向王太钰、杨治雨二位学弟提出这一要求时，他们提议最好问问二哥是否也去。我本来担心他的身体，就试探着问了一句，没想到二哥右手一挥，毫不犹豫地说：“走！”我们四人，外加一名记者，在一个华人开的小饭馆里喝啤酒，侃大山，讲笑话，聊趣事，个个乐不可支。除我之外，那三人都没想到二哥会如此平易近人。因第二天还有事，快到凌晨三点时，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回到住处。
从马来西亚回国，过中国海关时偶遇抽查。许多人都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包括同行的冯先生，但却把我和二哥拦截了下来，开行李，看护照，一番折腾，一个小头目还态度非常蛮横地训斥。前来接机的夏师傅见此情景，在外边笑得浑身乱颤，并悄悄地告诉我说：“那么多人都不查，就查你们两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你们都穿着黑色衣服，一看就像是黑社会的！”经过这次事件，二哥刚刚治愈了飞机恐惧症，却再也不肯出国了，他怕折腾，更怕受气。
二哥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当别人给他添麻烦时，他却从来都不厌其烦。洛阳师范学院的张凌江女士、河南理工大学的穆乃堂学弟、聊城大学的李喆师兄，都曾经托我邀请二哥前往他们学校讲学。二哥不管多忙、多累，都从来没有推辞过，这让我非常感动又非常不安。要知道，一个人成名之后，最要命的便是应酬多，活动多。既忙又累，是所有名人的共同烦恼。二哥除了从不拒绝朋友的邀请之外，还一直积极地参与红学会的活动：北京、扬州、大同、郑州、蓬莱的红学会议，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身影。
与二哥相见最多的地方，当然还是北京。每年他到北京公干或者探亲，我们至少会有一次聚会。借他的光，我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但二哥无论是见到名人或者平民百姓，都一视同仁，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我出门在外，从来都没有带相机的习惯。有一次与华艺出版社的几个朋友聚会，我不知道脑子里动了哪根弦，居然带了一个莱卡相机去，几位朋友都让我给他们拍张与二哥的合影，但由于室内光线黑暗，又没有带闪光灯，后来我拿着储存卡去冲洗照片时，居然一张都洗不出来。时至今日，每忆此事，都觉得对不起华艺的那几位朋友。而当我跟二哥谈及此事时，不料他却大笑着说：“玉明，你可以当摄影家了！”
与二哥聚会时，讲笑话；与二哥分别后，发段子——这几乎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大乐趣。二哥的段子既雅俗共赏，又诙谐幽默，虽然不黑不黄，但偶尔也有刻薄之言。有一次聚会时，一位朋友因在单位不顺心，所以一直愁眉不展。二哥了解情况后，劝说道：“大不了再换个单位，有什么可愁烦的！常言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接口续道：“处处不留爷，爷当个体户！”二哥击节称赏说：“续得好！玉明，这版权我购买了。”我笑道：“二哥不用买，随便用！”那位朋友也在我们的乐呵中露出了笑容。
唯一的一次南阳之行，也令我难忘。那天的红学交流活动结束后，二哥和其夫人赵菊荣二嫂，特意邀请我们几个人到其家中做客。几杯热茶过后，我很不安分地跑到外面欣赏他家的小院子：一株茂盛的凌霄花，枝繁叶茂，繁花似锦。不用问，这是二哥和二嫂因凌霄花与其爱女凌晓谐音，而特意种植的。除花木之外，小院子里还种植着几畦有机蔬菜。我毫不见外地掠了几棵韭菜大吃大嚼着，众人见了，都忍俊不禁，而二哥笑得尤其灿烂。那笑容，犹如一朵盛开的朝阳花。
离开南阳时，二嫂不但给我们提前值机，而且还不辞劳苦地把我们一直送到安检口。那一份深情厚谊，令我终生难忘。
与二哥的交往，趣事不胜枚举，以上仅举几例，以便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相信有比我更了解二哥的人，会尽快写出一部《二月河传》，以便广大读者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二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二哥此生却也值了。他与李白、杜甫、苏轼、蒲松龄、曹雪芹等文化名人一样，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必将彪炳史册，万古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