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钢
烂漫之交
手机响了，二月河来的，唤一声二哥。
他憨憨一笑：“想念了呀。”
“也想念啊。”我笑着撇了撇嘴。往日电话打到南阳，你总在那头慌着与人下棋或者打牌，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你也有今天！……
这是二月河2008年出版随笔集《佛像前的沉吟》时，我应约为他写序《近观二月河》的开头。
10年后的今天，手机不响了，唤不回二哥了。
来电话的是大哥。 2006年一趟山西之行，当时66岁的原解放军总参军训和兵种部政委田永清、61岁的作家二月河和53岁的我，三家人结伴畅游，经大哥提议，我们仨正式兄妹相称。
初夏时节，我从上海回郑州，给二哥买了一件深蓝T恤；知道患糖尿病的他嘴馋，又买了一箱各色坚果和补品，正待出发去南阳看望他，却听说他去了北京，住进了大哥他们部队大院附近的301医院。大哥不时来电话，说二哥病情加重了，说二哥喉头插管了，说二哥病情好转了，说二哥坐轮椅了，说过几天他更好一些咱们就可以相见了……现在，给二哥的T恤没人穿了。
著名作家二月河逝世，巨星陨落，舆论潮涌，我也接到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和约稿。我所在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年轻记者小妹问我：“王老师，您是多次采访二月河老师之后成为好友、成为兄妹的吗？”不。17年前，我与当网络记者的儿子阎乃川联合采写，在《河南日报》发表两个整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2001年看二月河》，那时二月河与我们已是10年好友了。所以那篇文章中说，我和乃川“如河上的船工，如河边的牧童，与这条大河相处久矣！久则熟，熟则淡，虽然浴长风，却十年浑然，未曾为他描一笔著一字。不知不觉之间，这条河已成名流了”，我们只好“举贤不避亲”，第一次采访了他。二哥评价：“在报道我的所有文章里，这一篇是写得最老实的。”
而我38岁初见二哥，是在报社朋友家的小宴上。二哥2003年为我的人物报道集《如坐春风》作序时，记录了我俩的相识：“我当时还算得一个饕餮者，遇见可口的就猛吃猛喝，吃相自知是差劲得很。为解嘲起见，我说：‘我曾经吃得急性胃扩张，撑得昏迷三天三夜，仍旧不肯改悔，我是个猪托生的……’她在旁听着捂口窃笑。后来熟了，我问她：‘你当时笑什么？’她说：‘我听着好玩儿。’……我盛年时是个十分气盛的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见了人即使想交往，也要‘先砸一砖头’，打掉对方的盛气才‘视情况而定’。包括我后来终生敬仰的史学家冯其庸先生，回忆第一次接触，那话也是很不客气的。记得一次和王钢聊起与某位名流的遭遇战，我夸夸其谈，大讲‘砸砖头’效应，她冷不丁插问我一句：‘你好像还很得意？’也就是这一问吧，问得我们距离近了许多。这一问之后，在背后我再也没有说过别人尴尬自己得意的话头。”
二哥评点我获“莽原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天地玄黄》，尤其激赏其中引用的一首村童问答的河南乡谣：
篮里□的啥？
篮里□的杏。
让俺吃点吧？
吃吃老牙硬。
后头跟的谁？
跟的俺媳妇。
那咋恁好啊？
那是俺的命。
当时他的旁批是：“好好上好的，比前还好！我知此亦非君能造。”直至多年后的“愚人节”，手机短信仍是这首歌谣。
而我们平时的对话，也就好像村童，憨直不拐弯儿，不经意处露点机锋，宛如人生田野上一首快乐悠长的乡谣。跟二哥在一起，不谈创作，不谈功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闲聊也是享受。
由此也可窥见二哥的本性。即便后来大红大紫，上达天听，饱享尊荣，他的根柢总归还是一个浑朴稚拙、天真可爱的赤子。难能可贵的是，云端与尘壤，他都可以信步来去，上浴天风，下接地气，一个自在的人，一个天然的人。
家常之趣
名气一大，杂称俱来，二哥本名“凌解放”反而被冲淡了，喊他什么的都有：二老、二老师、二月老师、二哥、二叔、二爷……他忽然绽开一脸滑稽的苦笑：我最不爱听的是喊我“月河老师”。
我最初喊二哥，是随着丈夫叫的。这个称呼由他们一群军人喊出来，格外地快意，格外地响亮。藏龙卧虎的这一所军事院校，悄然坐落于市井深处，校内30年前最早结识二哥的是政治部主任田永清将军，也就是如今我的大哥；后来队伍日益壮大，及至田将军升职回京以后，仍在延续。曾经从军10年的二哥，重回军人中间，便是铁血交情，每个胸膛都可以互相擂得嗵嗵响。
“是真僧只说家常”。睿智之状也免了，高深之貌也免了，二哥的满口白话，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令人醍醐灌顶。
说单位闹矛盾时，“你笑我也笑，看谁笑得妙”；
说现实的选择，“夜里想了千条路，早上起来还是卖豆腐”；
说宫廷与民间的不同，“大狗咬大狗一嘴血，小狗咬小狗一嘴毛”；
说死生大义，“城外一片土馒头，城里都是馒头馅”；
说名人的价值，“人怕出名猪怕壮，名人与猪类比，何欢喜之有”；
…………
他还讲起一个网上“搞笑版”——某著名网站采访二月河，主持人对他说：国外有一个汉学家，评论当代中国作家都是垃圾……二月河截过话头反击：那你告诉他，他也是垃圾。主持人又道出下半句：但是那个汉学家对二月河的评价很高……二月河眼珠一怔一转，呵呵笑道：我刚才说的不算！
1992年，我当时任河南日报文艺处副处长，分管文艺作品版，硬是向二哥讨来了《雍正皇帝》的部分章节连载，先于出版社让读者先睹为快。而这意味着，胼手胝足伏案写作的二哥，要将这部分书稿另外手抄一份给我们，并且报社稿酬还低。作品版的年轻编辑陈炜，每周恭候南阳寄来的手稿。然而手稿寄到，吓我一跳：外面，打皱的牛皮纸随便卷巴卷巴，粘也不粘，尼龙绳一捆，写上地址贴上邮票就寄来了；里面，稿纸像一卷发黄的烙馍，字里行间有溅上的茶渍，有烟灰烧出的窟窿，还有一股厨房烟火味儿。我嗔怪二哥：二月河的独家稿子，这么不小心，让别人拿走了怎么办，让版面开天窗吗？但二哥平时就是这样，不修边幅，散淡无羁，无论毛衣衬衣，襟前总有炒菜吃饭滴溅的印迹。不过这副邋遢，反倒显出他的一双眼神很清洁。
2005年元月，上班途中突接二哥短信：“把地址邮编发来寄画。”生手上路，口气不小！我回复：“且看如何鬼画桃符。”他回复：“牡丹画成钟馗。”
收到画作以后，我回短信：“画儿收到，吓人一跳，满纸风流，叶颤花摇。仿佛看见，粗汉一条，握笔如筷，乱涂横扫。三日不见，崭露头角，叶比花好，花比字好，远比近好，倒比正好。也算一家，画坛少找，笨人难学，高手难描，物稀为贵，值得一裱。‘皇上’御笔，哈哈哈哈，大牙还在，智齿笑掉。——王钢阅后感。”
他回复：“尊诗收下，我好害怕。叶比花好，花比叶差，旁边题字，更是不佳。如此表彰，教人愧煞，哈哈哈哈——二哥。”又追加一句：“田大哥和你看法差不多。”
然而事实证明，大哥和我是“门缝里看人”了。深圳拍卖会上传来消息，二月河一幅4尺斗方牡丹，拍出了4万元高价。北京拍卖会上，二月河画幅三万六，字幅两千多。
那次，大哥、二哥和我三家同游山西，从大同、五台山、太原到二哥的故乡昔阳，所经之处，每晚都会出现同一场景：一张单子写满当地人士姓名，二哥照单涂抹所谓书法，一人埋头奋笔疾书，众人忙着抻纸添墨，一张张宣纸字幅摊晾满地，犹如一池荷叶雨迹淋漓……我一路观看热闹。只是到了山西省作协，在张平主席宴请之后，眼见二哥于文人堆里硬起头皮挥毫，我真有点为他心虚……
就二哥这一笔糗字，居然兴风作浪，我不服气，也要练书法。二哥大力支持，并且耳提面命：别管什么规矩，甭临什么碑帖，只一个不犹豫，放笔写去就是！此后每次相见，二哥和嫂子都捎来一刀刀宣纸。我发去短信：“跟随‘巡幸’，饱受刺激。‘皇上’赐纸，从此奋笔。无论好孬，只不犹豫。成不成器，总是‘御批’……”不过心下也有自知之明，悄悄将王羲之、钟繇、苏轼、米芾、赵孟、董其昌等等一一请入家中。
不久偶见二哥画的一只金黄大南瓜，我又惊又喜，顿时刮目相看。瞧那体态和精气神儿，不知是南瓜像了二哥，还是二哥像了南瓜，天生朴拙，元神之中佛意朦胧，真真令人舒服。看来二哥并非浪得虚名，诗文丹青相通，画越来越鲜活了，字也越来越纯熟了。而且二月河字画还有一好，因不在帖，神鬼难仿，绝无赝品之虞。
生死之义
在名人巨匠密集辞世的2018年，曾于深圳共同举行“在历史的天空下——金庸、二月河对话”的文坛双星，一个于10月30日悠然飘逝，一个于12月15日接踵远行。仅仅相隔月余，布衣儒生“伍次友”应是追得上白须赤子“老顽童”的，衷心祈愿在天堂里，这一对相差21岁的侠友共醉同欢。
13卷52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完成第九卷时，二哥忧心忡忡地说：下面第十本是一关啊，这个数字太满了；凡事不能太满，北京古城墙还有意在西北角留缺一段不修呢。
写到第十卷《乾隆皇帝·日落长河》时，二哥给北京友人写信说：“……现在已开始第三卷乾隆的写作。不瞒您说，我觉得累极了，用一句‘身心交瘁’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其实是一件自带干粮自携水，孤身穿越一个又一个沙漠的工作。我已穿越了九个，现在面临第十个撒哈拉大沙漠。我用比以往更多的时间运气，定心，准备能源，也要身体心灵‘统一’的健康，才有可能取胜。我希望走这样的道儿天降甘霖，但无论如何是要走下去的，因为我停不下来。我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命中注定我是必死在沙漠里。‘知其不可而为之’，义之所在唯命是听耳。”
那是我第一次听二哥说到“死”——“我是必死在沙漠里。”
人到暮年，知音渐稀，尤其喧腾华彩过后，寂寞且向谁诉？曾有一位智慧老辣的小说家乔典运，是我的好友，更是二哥的好友。老乔从西峡县一来南阳市，二哥就高兴了，两人在宾馆里聊天，谈笑风生——就算什么也不说，默默地各点一支烟抽着，心里也是宽慰的。1997年老乔去世了，还有一位好友孙幼才经常聊聊，2000年老孙也去世了。二哥就找人下棋，或独自在网上下棋，自嘲：“称心岁月荒唐过啊！”
老乔去世三周年之际，我在《河南日报》副刊发表了散文《弥补》。
“唉，人的后几十年，就是朋友一个一个减少的过程。”
若是因为搬迁调动便也罢了，甚至因为斗气断交也好，最怕的是听到那一声噩耗。
朋友之死，锥心之痛。
1997年正月，作家乔典运因喉癌而辞世，在我的挚友当中，老乔抢了一个头名。当他临终之际，毫无经验的我，惊惶无措，甚至不敢到南阳西峡去最后看一看他。我把电话打给南阳的二月河，为我们共同的老乔哭，只会哭，只会哭。
垂危的老乔，最后一次与我通话，他的气声通过手机传来，已微弱到极点。他说：“王钢啊，以后不得见了啊……”
“别瞎说了，老乔！好好治病吧，没事儿的。”我像以往一百次那样，噙着眼泪，任性地打断了他的诀别——没有告别。老乔拿着手机，拼尽余力向远近朋友一一告别，但是我们没有。他知道我不能接受，就不再勉强。就这样倔强着永不言别。
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是对的。
后来，偶尔看了关于临终关怀的一本书，我才醒悟，错了，晚了，机会失去了。
如果，如果能回到当时，当老乔提到生死问题时，我再不会无情地打断他的话了。我会赞许地倾听，由着他坦白对病痛、对死亡、对人生的真实感受，让岁月的深潭尽情淌成旷达的清溪。这对他是一种释然，对我是一份受益。……
如果，如果能回到当时，当老乔临终之际，我再不会胆怯地不去相见告别。我会坐在病榻边，与他一起回忆相识以来的快乐和遗憾，告诉他朋友们对他人品文章的好评和笑谑，让他知道大家都爱他，对他说一声再见。……
我们不能光输。减法应该变成加法，朋友一个一个减少的过程，可以变成仁爱一层一层增加的过程……
我把这篇《弥补》给二哥看，也想彼此慰藉。没想到，二哥眼睛扫了一遍就扔下了，闭口不发一言。我愣住了，从此不敢再对别人提起临终关怀这回事。但是二哥的严肃缄默，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也许，我太书生气了，西方的临终关怀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在生命的尽头，中国人有着自己深沉庄严的默哀，直面死亡却忌讳当面说破死亡，满腔的痛却不肯当面说破痛，深怀爱却不必当面说破爱……
二哥，现在你走了。默默，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