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1727年)，在拉萨开始设驻藏大臣。从此，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达到了较稳定的状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时，创建“金瓶掣签”制度，用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用来控制西藏上层。这一章程，标志着清朝在西藏的地方施政达到最高阶段，贯彻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绝对统治权，对于巩固全国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有积极的作用。此后，清朝在甘肃、青海等藏族密集地区，陆续分封了大批喇嘛教上层僧人，以黄教活佛为主，对其权利、义务作了严格规定。
清初到清朝中期，在蒙藏等民族地区，极力拉拢、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尊重并支持他们都信奉的喇嘛教。通过封爵、给俸、联姻、朝觐等方式对其上层宗教高僧实行笼络、羁縻的统治措施，基本贯彻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方针。民族政策比较成功，对于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到了清朝后期，随着清统治的衰落，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对喇嘛有所疏离，满蒙联姻也有所松懈，边疆政策再也赶不上前期统治者的功绩。
清末驻藏大臣衙门
综上所述，清人入关前后突然放弃了旧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而改信来自西藏异域的喇嘛教，并倾力扶持喇嘛教作为清朝的基本国策。这一貌似无足轻重的宗教信仰的改变，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
清朝藏军军官和僧俗官员
入关前，满族人和蒙古族人一样信奉的是北方传统的萨满教，这种原始的多神教将各种变换的自然现象赋以主观意识，核心观念是认为万物皆有灵。随着满族逐渐占领中原地区，开始由原始社会往专制社会发展，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满族统治者的要求了。加上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西藏几乎被全民信奉的重要性，清人入关前，毅然将信奉已久的萨满教转为藏传佛教。
这种“信仰”的改变，对清廷统一全国特别是争取西藏、蒙古地区的统治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成功地利用宗教团结了中国北方蒙古、西南藏族以及其他各民族，将这一精神文化武器发挥到极致而顺应当地民心。清廷通过两地在宗教信仰上的共性，巧妙地以支持喇嘛教作为治理两地的手段，既能减少兵力的耗费，又能让当地新教民众对清廷统治者有“共同宗教信仰者”的好印象。
藏传佛教在内地文化共识的三个标志
除了在蒙古和西藏地区盛行外，由于清廷的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有三处十分著名的标志：雍和宫、五台山和承德的外八庙。
(一)雍和宫——“灵验”的帝王喇嘛庙
在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东侧，在低矮的红墙围绕之下，有一处清幽的皇家楼阁。这里的建筑层叠交错古典优雅，金装绣裹，雕梁画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气势恢宏。
很多人会发现，在这里，庄严的院落透着一股神秘浓厚的佛法气息。这儿具有京城罕见的极旺香火，每天有全国及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人们在这里虔诚地顶礼膜拜，各个殿堂门口一片香烟缭绕的景象。是什么如此吸引各地的人们？
在许多信仰佛教的人当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凡是在这里许下的心愿，佛祖都能保佑达成。甚至还有一些屡次申请美国签证失败的游客，来这里朝拜了之后，“竟然”真的通过了签证官的刁难！且不论这是否真实，光这座院落如此受信佛人追捧的事实，就十分值得关注。
这座神秘而“灵验”的宫殿，就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庙——雍和宫。
清雍正皇帝胤禛，在即位前被封为雍亲王，其王府被称为雍亲王府。其父康熙皇帝驾崩后，雍正皇帝继承皇位搬入紫禁城中居住。对于其曾经居住过三十余年的府邸雍亲王府，他有着深厚的感情，于是将其改名为“雍和宫”，以作行宫之用。
雍和宫
雍和宫向来被世人认为乃“龙潜之地”。
雍正正是从这里走出来，成为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的一位皇帝。他的儿子弘历，出生在雍和宫的东书院，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在即位几年后，做了一件看似让人费解的事情：居然将其父生前的行宫、自己的出生地雍和宫改为了一座寺庙，而且是京城内最大的一座喇嘛庙！从此，开始有各种黄教喇嘛在这里居住，各种佛事频繁地在这里举行，呈现出香火终日繁盛不息的局面。
那么，乾隆为何要将这宝地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呢？这与本文始终试图阐明的主题是分不开的。
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以雍和宫这一皇家藏传佛教寺庙，作为连接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的纽带。试想，这处福地出了大清朝两个皇帝，怎么可能将其作为荒宅废弃，甚或随意给子孙后代们住呢？乾隆认为，其父雍正在这里居住了三十多年，应该以一种最高雅、神圣的方式来祭奠皇考雍正皇帝。其先祖顺治、康熙，一直坚持扶兴黄教并将喇嘛教作为国教，以维系蒙、藏地区民族的团结。经过慎重考虑，乾隆也决定把这一传统持续下去并发扬光大。
于是，一个念头在乾隆脑海中产生了。那就是，把雍和宫进行改建，对其内各殿堂进行修缮，立宝坊，建钟鼓楼，并在外围又添修了近千间附属建筑物。经过上十年陆陆续续的增修，雍和宫可谓今非昔比了。在规模上更为宏大，看起来金碧辉煌，在人们心中成为佛光照耀、高僧云集以及佛学长生的圣地。这里有收藏佛学典籍的宝库，常有各种喇嘛驻此修习诵经，多位西藏活佛亲临雍和宫讲经，并在此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连乾隆也常常来雍和宫祈福，怀念其父雍正皇帝，并礼佛听经。
雍和宫大佛
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后，为处理蒙藏事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清廷在边境地区统治的稳固。
改庙后的雍和宫，堪称内地最大的一座格鲁派黄教喇嘛庙。它气势恢宏，由藏传佛教著名高僧执掌，其下喇嘛僧众，地处京城皇家地苑，又有乾隆皇帝鼎力扶持，可想而知雍和宫在藏、蒙地区活佛高僧和信教民众心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了。
而西藏地区的活佛，也希望在清统治者的京城核心地段内，有一座代表藏传佛教的大喇嘛庙。这样，他们拥护中央统治的心才能踏实。事实上，雍和宫被抬到了内地藏传佛教管理的核心及最高位置，起到了联络蒙藏民众的精神支柱之一的作用。“金瓶掣签”定制后，曾制作了两个金本巴瓶，其中一个就供奉在雍和宫。
在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后，乾隆曾在雍和宫内接待六世班禅。这是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雍和宫的大喇嘛，一心致力于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在西藏地区享有崇高的地位。六世班禅在北京的两个月内，共到达雍和宫六次，讲授《上师供仪轨》、《兜率上师瑜伽论》等经典，并向僧众赐赏法会护身符、佛像、法器等，为许多僧人圆戒。
乾隆还引进藏传佛教高僧驻庙，利用其崇高的地位协助处理西藏政教事务，作为清廷与西藏事务的遣藏使者或联络人，沟通协调中央与藏族的民族事务。
因此，雍和宫在处理藏传佛教事务上，在促进民族团结上有突出贡献，传递着民族的友谊，是藏传佛教在中国宗教界的重要代表。
(二)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住地”
五台山位于山西东北部，最高点达3000多米，被称为被称为“华北屋脊”。有五座山峰拔地而起，峰顶平坦，被称为“五台”，别称“清凉山”。
盛夏之际的五台山，凉爽幽静，古寺掩映，绿林纵深，是著名的避暑休闲胜地。五台山还以其光辉灿烂的历史驰名中外。它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之首。五台山上的溪流与草木，都被国内外的佛教徒当做圣物。五台山上的般若泉，亦称万岁泉，举世闻名。这里的“般若”，为梵文音译，在佛教里作智慧解释。据说饮了般若泉的泉水，就能增加智慧。据说，康熙皇帝上五台山时，尤其爱饮般若泉。历代的班禅、达赖朝拜五台山时，也都要取此泉水饮用。
五台山与其他佛教名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受到了唐以来不仅仅是群众，而且是多朝皇帝们非同寻常的尊崇，并达到几近痴迷的程度。
五台山
自汉代始，五台山就开始建寺庙，到唐朝尤为繁盛。唐朝的女皇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就离不开佛教的功劳。她让名僧为其大造舆论，把她说成是菩萨现女身，给其即位添上神秘的光环。当上女皇帝之后，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萨，视五台山为佛教圣地，寺庙修建更繁，空前隆盛，出了很多有名的僧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开化的时代，唐朝文化东西辐射广远，五台山的佛教威望也借此而名扬中外。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对佛教自然格外尊崇，五台山的佛教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朝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代。这一时期，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开始影响甚广，其主要教派格鲁教即黄教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并奉为国教。虽然元代始，五台山上已开始兴起喇嘛教，但到了明清尤其是清朝，因为政府的极端重视，而发展迅猛，与山上的汉地佛教规模相当。
清朝，许多藏传佛教的大喇嘛包括活佛在内，都曾在五台山修行。按照中国帝王的传统，只有皇家建筑才能覆盖黄色的琉璃瓦。但是康熙二十二年春，康熙命“改覆本寺大殿琉璃黄瓦”。清代的皇帝和蒙古诸王多次朝拜五台山的圣迹和佛刹。清朝的开国皇帝痴迷佛教，曾经想到五台山出家为僧。其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皇帝曾先后十多次到五台山朝圣拜佛，这在佛教四大名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五台山上建于唐朝建中三年(782年)的南禅寺正殿
这四位皇帝的多次朝拜，兴师动众，且多选在寒冷的二、三月间，显然不是为了避暑或游山玩水吧。
藏传佛教与五台山
清朝五台山的喇嘛教受到重视，与其在西藏、蒙古地区崇高的宗教地位有关。
清廷一直通过支持喇嘛教来维护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清朝特意将五台山开放，吸引蒙藏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前来朝礼，以达到融洽民族关系的目的。清朝皇帝朝拜五台山时，曾携蒙古藩王同来，以示中外一家之心，也是为了达到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目的。乾隆皇帝八十高龄时，仍带领蒙古王公第六次朝拜了五台山。
从佛理来讲，佛教本身所包含的神奇哲理也吸引了清朝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