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给现实社会中消沉、不满的劳动人民提供了一种精神幻想，认为通过信仰它就能达到毫无痛苦的境地。佛教为人们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给人们以期望，有很大的迷惑作用。并用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使之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这点迎合了历代专制社会统治阶级的需求，对其顺利统治百姓有利无弊。所以在从北魏到清代的一千多年中，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备受帝王的推崇。
中外佛教徒十分景仰五台山的佛教，也因为佛经《宝藏陀罗尼经》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萨住处与五台山的菩萨顶气候与环境十分相似，所以把五台山当做文殊菩萨住地。菩萨顶上有五台山规模最大的喇嘛庙，康熙和乾隆皇帝来五台山狩猎视游，都是住在五台山的菩萨顶。西藏达赖与班禅每次来五台山，均在菩萨顶讲经说法。在清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五台山受到了蒙藏佛教徒的狂热崇仰，他们千里迢迢从边疆来此进香朝拜，络绎不绝。不少蒙藏佛教徒甚至希望死后把骨灰埋在五台山。
佛教中最主要的菩萨之一——文殊菩萨，自古以来被历代皇帝认为是国家统治长治久安的福音。而五台山历来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深受统治阶级的喜爱。下面来看看何为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的来源
在佛教里，主要有“三世佛”：过去佛——阿弥陀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文殊菩萨，就是现在佛释迦牟尼佛的右胁侍，它是智慧的象征，是佛教中最主要的菩萨。
关于文殊菩萨的来源，按史料分析，可能起于汉地佛教。《如意宝树史》第二总目甲三丙初《总述各种教派源流》说：“汉地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的五台山，是文殊言狮子的道场。”这里“言狮子”，是佛教比喻佛祖讲经时，声震世界，如狮子吼。《维摩经·佛国品》：“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
藏传佛教文殊菩萨
《如意宝树史》又说：“五台山上有据说是大慈法王等居住过的菩萨顶，及罗睺寺、普安寺、台麓寺、禅堂寺、寿宁寺、七佛寺、金刚窟、镇海寺、十方堂等十座寺院，习念藏传佛教寺院。也有很多汉僧的寺院。”这说明五台山以藏传佛教寺院为主。
该书还提到：“往昔从南路(天山南路)，印(度)、汉二地相近，关系密切，许多印度学者成就师来到中原传教，而众多汉僧依文殊菩萨等的加持，亦赴印度求法，故汉地佛教流传早于藏区，并得到大弘扬。”但对于这一历史，作者又说“对此很难讲述”。
从文献看，“文殊”应为汉地佛教大师们所读印度原始佛经后“悟思”而得。唐朝高僧道宣撰《广弘明集》三十卷，此书在佛教经籍中，属于“论”。即读该经后悟思所得的衍义，包括叙述、辩论等，其中还有汉、魏以来有关学习弘扬佛法的诗赋散文。
该书卷十五有南北朝时人殷晋安作的《文殊像赞》：“文殊渊睿，式昭厥声。”“文殊”在汉地佛教中，也泛作对僧人的尊称。按唐以前高僧们从印度佛经引入的概念，又称“文殊师利”，为梵文Man－jusri的音译，略称“文殊”，意译为“妙德”。“妙吉祥”，是中国汉地佛教认定的四大菩萨之一，是释迦牟尼佛的右胁侍，专司“智慧”，常与司“理”的右胁侍普贤菩萨并称。
所以，汉地佛教文殊的模样应该是：头顶结五个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骑狮子，表示智慧威猛。
汉地佛教文殊菩萨
从上文可以看出，“文殊菩萨”现身(起于)汉地，时间约为唐朝以前的南北朝，早于藏传佛教的兴起时期。藏传佛教于唐前期从印度经尼泊尔传至西藏，7世纪时藏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首建寺庙译经，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前弘期佛教”的开端，上引《如意宝树史》说汉、藏两地佛教弘法起源的历史时段是正确的。唐朝时，汉、藏往来事务很多，既有战争，也有唐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的美好故事。在明朝时，藏传佛教的黄教才进入五台山，山顶的“菩萨顶”成为黄教首领“扎萨克”在当地当住持的地方。
文殊菩萨与五台山
清王朝统治者如此重视五台山，与清王朝的国号发音与文殊菩萨的发音正好相符有关。
据清光绪文献记载：“国家龙兴辽沈，满洲之号，适符曼殊，景运既集，灵迹弥昭。”意思就是，清国兴于辽沈之地，满洲的国号，音与“曼殊”近符，这表示着祥运汇集，佛祖显灵。清人入关后，很快开始满汉同书，其中“满洲”的汉语发音众所周知。而“文殊菩萨”，其全称为“文殊师利”，音译略称文殊，梵文写作Manjusri。很明显，这里的“Manjusri”，读音与“满洲”恰好十分相似！
所以清王朝对文殊菩萨怀有特殊的感情，认为这一巧合象征着“清王国可以像文殊菩萨一样与世长存”。所以清统治者把文殊菩萨作为统治的福音，乾隆皇帝就自称是文殊转世。康熙以来，清廷非常重视利用喇嘛教怀柔藏、蒙民族，以巩固民族国家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所以，文殊道场五台山特别受到清廷的青睐，五台山几乎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藏传佛教、五台山、文殊菩萨和顺治皇帝
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认定山西省的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18世纪成书的《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简称《如意宝树史》)，详细描述了这一历史细节。
该书第二总目甲三《摩诃支那大汉地法王、佛教大师、佛法宗派之历史》说：“《文殊根本续》中说，‘在彼汉和大汉地，将由妙音极成之……文殊菩萨大光明，显现于彼汉地种，以童子身住其地’”，“预言了汉地主要是文殊菩萨亲自教化的地区，而特其加持……在许多经典中，皆言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五台山。”第二总目乙二《藏地佛教的传播情况》说：哲蚌寺法座(主持)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三十五岁时，受汉地文殊皇帝顺治的迎请赴内地，行广利教众的事业”。甲三丙初《总述各种教派源流》说：“清世祖顺治时期，迎请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于水龙年(1652年)至北京，封赐为帝师。康熙时，赤钦洛追嘉措至北京，和章嘉金刚持等被封为国师。”“胤禛皇帝时期，喇嘛仁波且久保哇·益西嘉措至北京，帝封章嘉活佛曲吉扎巴为帝师。”“现在以福德之轮统治汉、霍尔(维吾尔)、藏、女真、索伦(蒙古)、高丽等地的钱龙皇帝，迎请达察杰仲等卫藏多康的众善行到内地，并善修古寺，……崇敬佛法。……这些皇帝……广弘佛陀教法，至今如上弦明月，圆满灿烂。”
上文称顺治为“文殊皇帝”，又极力赞扬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广弘佛陀如“明月”“灿烂”，说明了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及其领袖的密切联系。
这里说顺治亲自迎会五世达赖喇嘛，称“顺治”号前特别冠以“文殊皇帝”之教名，暗示了顺治皇帝与文殊菩萨、五台山的特别关系。其实，在藏传佛教领袖的宗教“法眼”中，中国的皇帝及一号领袖，都被尊奉为“文殊菩萨”。或者说，在以宗教为生命的藏族人民心中，能够统治汉、维、藏、满、蒙古等多族人民的中国领袖，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为他持有“福德之轮”。中国内地的五台山被藏传佛教信徒认定为文殊菩萨的道场，认定是和青藏高原上众多神仙一样的神圣之山。这样，佛教以“善”观世界的优秀教义精神，与以神山为标志的国土精神合一。这显然是汉、藏与其他中华民族在统一国家认识方面取得的共识。
《如意宝树史》的作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年)，是生于青海的蒙古族人，为青海佑宁寺第二世松巴活佛。他于1737年、1742年两次受清廷之召赴京师，晋见乾隆皇帝。他是18世纪时著名的佛教学者，著述颇丰，而《如意宝树史》是其代表作，其历史内容多可信，为今研究印度佛教史、藏传佛教史、藏族历史及蒙古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该书第二总目甲初乙二《藏地佛教的传播等情况》中，述藏传佛教最大的教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其“前世”为“真实五髻者文殊菩萨”，又说“有的经籍中说他受文殊菩萨之护持，其实二说意相同”。与上文相联系，则藏传佛教一直居领袖、主流地位的黄教及其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与中国皇帝顺之等都是“文殊菩萨”化身，而五台山就是“文殊说狮子(说经)”的道场。这既说明了清朝时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关系，也暗示了顺治皇帝与五台山的特殊关系，其中之谜，至今仍然存在。
(三)外八庙——避暑山庄外的宗教圣衣
在河北省承德市北部，有一座清幽的行宫，为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修建。这就是著名的皇家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
承德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除了每年夏季时分供清朝皇帝来此避暑修养之外，还是重要的处理政务场所。在这座行宫的外围，分布着一圈宏伟壮丽的巨大喇嘛寺庙群，共有八处十一座，俗称为外八庙。
外八庙恰如其分地分布在承德避暑山庄外东面和北面，像众星拱月般围绕着避暑山庄，不禁让人想到清王朝修建它们的深刻用意。难道仅仅是为了好看，为了皇帝来此度假时顺便也拜拜菩萨么？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这些寺庙建筑群无一例外，全部是喇嘛庙，却融合了汉、蒙、藏等多民族的建筑风格，气势恢宏，内藏无数珍宝，是一群有着独特的多民族艺术风范与内蕴的大型古寺建筑群。
这里是清代喇嘛教的又一个中心，与雍和宫、五台山一样，蕴含着清朝皇帝用藏传佛教治理边疆的独特政治用意。外八庙的寺庙群都是依皇帝的命令而建，其建筑融合了西藏、新疆等兄弟民族著名寺院的风格。例如普宁寺仿西藏扎囊桑鸢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普陀宗乘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其内各种匾联、碑文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
安远庙
十一座寺庙中的八座，在修建时均设计为朝向皇帝居住的避暑山庄，形成“百川归海、众心捧月”的格局。这象征着边疆少数民族在清政府的统治下，齐心发展，共同繁荣。如此庞大多样、瑰丽多姿的艺术建筑，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普陀宗乘之庙，也称小布达拉宫
结语
清廷历来是十分重视与蒙古族和藏族搞好关系的，在顺、康、雍、乾帝的不懈努力下，对蒙藏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自努尔哈赤开始与蒙古贵族建立军事联盟与政治联姻以来，满族和蒙古族之间结成了亲密的互利关系。入关之后，清廷毅然由信仰萨满教改为信仰藏传佛教，正是这种“信仰”的改变，使清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