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我要到重庆去采访。临行前，我爹的癌症已经确诊了。他主动从医院回到家。我和三哥都劝他继续住院观察，但他固执地摇头，说要回家。他说住不惯病房。
那时，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得很痛苦。他悄悄对我说：“孩子，我是真疼。”我就说：“您要疼就哼哼出来。”一向乐观的爹拒绝了，他说：“能忍就忍着吧，喊出来会让你们难受的。”于是，我爹就这么硬挺着，有时候疼得在床上打滚，额头上都是汗水。
我对他说起去重庆采访的事，我爹说：“你去吧，那是工作。”看着他平静的表情，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知道他是为我硬扛着，不想让自己的病影响我。我爹的病让远在加拿大的二哥知道了，他打电话执意说要回来。我爹举着话筒，说：“你们不要回来，那么远回来一趟不容易，还要花好多钱。”放下话筒，我发现我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眼睛里窝着淡淡的泪花。我能猜出我爹的心思，大哥突然早逝，二哥去了加拿大，我爹就把剩下的三哥和我看得很重，唯恐我们再有什么闪失。其实，我爹知道自己病得很厉害，活不了多久了，他很思念在加拿大的儿子。可一旦真的要作出决定，让儿子牺牲什么跑回来见自己，他就觉得对不住儿子。三哥和我商量要偷偷让二哥回来。可我爹知道后坚决反对。我去重庆前与我爹告别，我爹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而且居然能下楼转一圈。看着我爹这副坦然的样子，我的心稍稍踏实了一些。没料到，在重庆刚刚开始采访，我正在嘉陵江欣赏夜景时，三哥给我打来电话，急切地告诉我：“咱爹不行了，在医院抢救呢！”我的脑子“嗡”的一声，难道说临行前他那健康的样子完全是装给我看的？
好不容易买到转天黄昏的飞机票，飞机降临到机场时，下面一派繁华的夜色。三哥的电话打来，说爹昏迷着，时醒时不醒，好像始终在等待我回来。我匆匆赶到医院，跑到抢救室，我爹的鼻孔里插满了胶皮管子，我想起当年孙敬意就是这样，而他的儿子孙大夫和护士在我爹身边忙碌着。我走到爹的身边，他奇迹般地睁开眼睛，始终看着我，嘴唇在急剧地抖动。我控制着眼泪喊着爹，很少流泪的爹突然满脸是泪，拼力喊着我的乳名。孙大夫警告我说：“你父亲的血压增长太快，你必须出去！”我爹看到我，眼睛不住地眨着，从被子下面伸出手拉住我的衣角，对我喃喃地说：“把我和你娘合葬，我马上就找你娘去了，多好啊。我心里想的还是你娘，你岳母心里想的还是你岳父。你心里也不要再有别人，换谁都不如盼盼好。”我爹说这句话时，三哥和盼盼以及我闺女虹都在场，盼盼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三哥强拉着我出去，我清楚地看见爹的脸一直追随着我。我已经看不清楚他的眼睛，因为他的眼里全是泪水，说不出是他的还是我的。
三哥事后告诉我，咱爹用真情支撑着生命，始终在等你，说重庆的会这么长，怎么还不散呢？
两个小时后，我爹撒手人寰。入冬的风很凛冽，我和三哥为我爹的遗体清洗，我爹因为病而瘦得皮包骨头了。想着母亲去世时也是像我爹这样瘦骨嶙峋，现在我爹又离开了我们，我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我和三哥都彼此感到生命的可贵。
在送丧的那天早晨，我和三哥把爹的遗体从冷冻箱里抽出来，见爹的脸上被一层薄薄的冰霜掩盖着，涌现出了青色。我把爹的遗体放在担架上的时候，没留神，放得过于重了，只听“咚”的一声响。这一声是爹向人间的最后诀别，从此爹与我们阴阳相隔。三哥喊着：“老四，你摔疼爹了！”我哭着说：“爹，实在对不起您。”我和三哥给爹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服，我给爹化妆，把那青色的冰霜擦掉，涂上红晕。
记得小时候，我学习古文时，有一句古诗说的是“白日依山尽”。我多次举手问老师：“太阳是红彤彤的，怎么会是白色的呢？”老师不耐烦地说：“你自己用眼珠去看，以后别瞎举手，好像就你小子能耐。”回家我问我娘：“有白色的太阳吗？”我娘肯定地回答：“有，太阳是用火烧的，火烧没了就成白色的了，就跟煤球一样，烧到最后煤球就是白色的，当成垃圾处理了。人也跟太阳一样，要是死了，也就是把精力都耗光了，生命就完蛋了。”我娘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满下巴的鼻涕。我不太信我娘的话。我傻呵呵地按照老师的教诲去观察，但总也看不到白色的太阳，月亮倒常常是白色的，像一块大玉盘挂在那儿。
去殡仪馆的路上，我看到天地间昏暗暗的，仔细看去，在乌云间裹着一粒白色的太阳，光线一点也不刺眼，十分柔和。我想起我娘的那句话，煤球烧到最后就是白色的，因为它把所有的热量都贡献出来了。
我和我爹生活了十几年，每天早晨起来，都会从窗户外面听到我爹散步回来那爽朗的笑声和洪亮的嗓门，他和街坊邻居们谈天气、谈生活、谈政治。
我爹去世快半年了，我每每从清晨中醒来，再也听不到窗外我爹的笑声，心里都空落落的。
夜深了，月亮明朗如洗。我和盼盼听着韩红的那首老歌：“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我愿为他们建造一座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们的手，告诉他们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他们笑了，天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