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关于“统一”的观念才像种子一样在人们心中破土而出。但是，真正的播种人却要追溯到春秋时期。那时候，社会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很强的属国观念，经常是坐在马车上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走，向君王权贵讲解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论。他们中有的被诸侯国君王所重用，成为这个国家中不可或缺的谋士，有的就郁郁不得志，其言论不是被认为不切实际，就是被认为妖言惑众，这群人最后多数成为云游讲学的教育家、圣人。这群人的思想多有其独到之处，相互间甚至有所相悖，但是在关于“一”的认知上，却又惊人的相似——皆坚持着“一元独断”的思维模式。
纵观他们的言论，从孔子的“易有太极”到老子说的“道生一”，无不突出万众归一的思想。都认为世间万物由一而生，因此有一才有二，有二才有三。但归其根源却都在于有一。所以“一”乃万物之基础，是根。在这个理论中，除了强调“一”的巨大作用，也产生了我们闻名遐迩的“相生相克”的理论，是而“一元独断”必然导致了“二元的对立”。由此我们发现虽然儒、道两家彼此相绌，但是思维模式却惊人的相似，全都表现了对“一”的狂热追求，和“二必对立”的思想。是以诸子学说各有千秋，却都在这种思维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有一个老庄想要跳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思想桎梏，却终究在“不谴是非”中不了了之。于是自秦国的“大一统”之后，我们有了“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种“一”的思维模式在给我们带来“大一统”的安定团结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封建的“家”天下。封建的“家”天下，顾名思义就是由一家统治天下，将国家视为君王的私人产物，土地、臣民无不是君王的财产之一。就连朝堂之上的士大夫，其扮演的角色也无非就是君王的管家。是而，在刘邦定天下后，就拉着诸侯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天无二日”的观点殊途同归，这或许就是汉武帝在百家思想中唯独相中了儒家思想的原因之一吧！
“天无二日”原文出自《礼记》，上曰：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
这里以太阳来比喻君王，用一个天空上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的自然现象，来说明一个国家绝对不可以有两个君王的道理。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上》，上面第一次提出了孔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说法。相似的记录还有《礼记·曾子问》中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他们无不从“一”的角度去阐释问题，说明“一王天下”乃是自然之理，是不可背的。如果天下出了两个王，则是逆天而行，必然天下大乱。一山不容二虎，两个王之间自然不能和平共处，是而要决一生死，以辨别谁才是顺应天意而生的王。
而人一旦坐上了封建统治者，即皇帝的宝座，就没一个不沉迷在权力财富之中，想要让位出来的。所以，只要他当了皇帝，坐上了龙椅，成了顺天命而为的天子，他就会想方设法地保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了守住那些成果，他们翻出在深山修炼的道士，与之一道为长生药而奋斗。其结果，历史事实已经给予了答案，并加上了证明。不信“长生”，相信自然之道的，就退而求其次，让自己的血脉将龙椅坐牢。可是，皇帝的儿子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做皇帝的料。事实证明，这群王子皇孙生得太过优越，所以除了会勾心斗角，争争老爹的宠，没几个对治理天下拿手的。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懂，更何况作为王子皇孙的大家长的皇帝呢？因而，他为了皇位的传承问题，即使到了迟暮之年也是日不能食，夜不能寐。
秦朝太短，秦始皇又是个一心想长生，想独占皇位的人。他当然不会考虑到传承，于是，秦朝只经历了两代君王，便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到了汉朝，乡野出身的刘邦就聪明多了，他没有把目光定在不可能实现的长生上，而是认认真真地思考了皇位的继承问题，也就有了后来的白马誓。只可惜，小小的誓言拴不住女人的野心，吕太后在丈夫死后一度权倾朝野，刘汉天下也险些改了吕姓。直到她去见了刘邦，在一场政变后刘恒当了皇帝才算天下初定。可惜到了西汉末年，王莽谋夺了皇位，将汉家天下从姓刘的手里抢了过来。这段历史是极富戏剧性的，天下就像篮球场上的篮球，王莽接手不久就又被刘秀抢了回去。自此东汉的统治拉开了帷幕。显然，汉朝天子在一场场权力交接和忧患中，明白了皇位到手不易，却像泥鳅一样滑，稍不小心就会从手中溜走。为了巩固自己及子孙的地位，深知权力交替之谜的汉室帝王用篇《忠经》牢牢地拴死了人们蠢蠢欲动的心。
在这本满篇宣扬“天下至德，莫大乎忠”的书中，将“忠”的要求不断升高，上升为“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事二夫”。更将“国无二君”说成是“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的典型案例，故而，天下只能有一个人说了算，也只能由这个人来代表天意。世间万物更需围着他转，这样就产生了“朕意即天意”的理论。从此中国的封建君权加强，帝王成了唯一的法，唯一的道德评断专家。是而一切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好恶为好恶。在这种“一元独断”理论的指导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天无二日”这种思想，不仅可以应用到我国古代的政治上，在我们先民的意识里它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所出为何。因此，我们那些做不了皇帝或者决定不做皇帝的人，在自己生活并为之奋斗的领域内，都难免一较长短，非要当那领头羊。可是，太阳只有一个，所以做不成的居多。这些人中有地心胸宽广，一笑置之。有的狭隘一点，气死者有之。
例如三国时期的周瑜。赤壁之战后，周瑜奉命领军攻打南郡江陵。经过一番血战，虽然周瑜成功地赶走了曹仁，却没料到，老谋深算的诸葛亮趁着他这只老猫不在家，派了赵云入主荆州。周瑜看着昔日嘴边的肥肉，如今叼在了刘备的口中，加上伤病缠身，当即怒极攻心，吐了一口血。
回到吴国后，他整天想着如何从刘备和诸葛亮那里讨回这口恶气。终于，有一天，他的灵感来了，跑去找孙权，谋划说：“长官，我有办法打败刘备吞并蜀地。但是要拿你妹妹做个诱饵。”孙权一听居然拿自己的亲妹妹做饵，很是不乐意。可是，吞并蜀地的诱惑太大了，也就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周瑜的计策。可诸葛亮是谁呀，能没看出孙权和周瑜的计量？于是在某个明月当空的夜晚，诸葛先生奸诈地一笑，遂与刘备商量好了将计就计的计策。刘备本来还在心里偷偷埋怨诸葛亮的冒险之举，可是当他一见到孙权美丽的妹妹，连江山都忘了，就更别提害怕了。就在刘备留恋温柔乡，乐不思蜀时，诸葛亮赶紧把他们夫妻二人送上船，回家去了。
周瑜听闻探子来报，说刘备和诸葛亮要跑，当即带上队伍追了过去。追至江边，却只看见刘备搂着美人坐船扬长而去，气得直咬牙。诸葛亮站在船舷上看到了岸上的周瑜，心下冒出了个坏点子，决定开周瑜一个玩笑。就命令船上士兵对岸上的周瑜喊道：“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此，周瑜对诸葛亮是捶胸顿足、指天骂地的恨。誓言一定要从他身上讨回公道。
在那以后，周瑜有没有给诸葛亮小鞋穿，又给了多少小鞋就没有记载了。只道后来周瑜哄骗刘备说：东吴愿意攻打下西川给刘备，来换取荆州。但是，需从荆州借条路。诸葛亮听了，心下暗道：这周瑜会那么好，打下来西川给我们。就算他肯，他老板孙权先生又怎会肯做这赔本买卖。况且他想要荆州，天下人都知道。借道与他，岂不是放狼入羊圈。一番思量后，诸葛亮再次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跑到刘备耳边这般那样地低估了几句。刘备恍然大悟，连连向来做说客的鲁肃称是，表示同意。当周瑜率领东吴大军兵临荆州时，就见城上插两面白旗，空无一人。周瑜命令船靠岸，带上二十名骑兵到城下察看。
忽然，就听一声梆子响，空空的城墙之上一齐竖起刀枪。赵云站在城楼上喊道：“孔明先生早就知道了你的计划，让我在这里恭候大驾。”说时迟那时快，周瑜的探马来报，说关羽、张飞、黄忠、魏延等人率领四路兵马杀了过来。周瑜被气得顿觉心胆俱裂，大叫一声，从马上坠了下来。待到众将士将他运回东吴，周瑜已是油尽灯枯，命不久矣。这回他将对诸葛亮的恨化为了一口长长的怨气，指天骂到：“既生瑜，何生亮。”从此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当然，上述内容多为罗贯中老先生在《三国演义》中的杜撰。现实如何，我们除了在书中知道的那点外，至于细节就不得而知了。可这个故事中，却蕴含着典型的“一元独断”式思维模式。是以，有了诸葛亮就不能有周瑜，有了周瑜，这谋臣之间就必然要较量一番。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不难发现，罗贯中先生在讲述三国之争时，对刘备要偏心得多。可以说，他是站在刘备的立场，讲述三国,并视他为汉室宗亲，是天命所归之人。在这种情感趋向下，辅佐他的诸葛亮自然站在了“治世能臣”的位置上，一路成为天命所向的人。于是，可怜的周瑜就只能位居第二，只能气量狭小，走上被活活气死一途。问题是，天虽无二日，可你我也并非是那高挂于天空的太阳。既然如此，为什么周瑜不可以与诸葛亮共存？为什么“一时瑜亮”就注定是个悲剧？
在我们历史的马拉松跑道上，柏杨先生如是解答——“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单一观念，常使中国人要当“人上人”，而团结需要的，却是每个人都当“人上人”。有平等，才有团结。必须互相尊重，才有平等。强势的一方，必须不仗势欺人，才能互相尊重。
以今日观点看待昔日之争，我们可以看到，“一元独断”思想曾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使“大一统”的观念深植人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思想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给中国先民们带来的是无尽的征伐，给思想带来的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的禁锢。给后世带来的除了酱缸里陈年不化的腐物，就只剩下一具具被酱死的灵魂。
在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脸谱》中曾描述道：
即使是那些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艺术发展到了极致，这是西方人永远无法企及的。
是的，我们的交往艺术从外在看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登峰造极了。可是，只要你剥开它华丽的外壳，里面流出的东西一样是西方人无法企及的——专制、征服。柏杨先生用“我团你的结”来形容中国人的关系，来诠释我们所谓的“团结”一致。从这点上看我们不难发现，习惯用自己的意志去强加于人的中国人，在人际关系的内核上，是显得十分幼稚的。
古国中的幼稚人们，征服的开始大概就是那个我们引以为傲的“一”文化。只要完成了这个“一”，成为这个“一”，我们就可以是天上独一无二的太阳，就可以是别人仰视的对象，就会集权力与荣誉于一身。但是太阳只有一个，所以人们争先恐后倾轧彼此，以求得“一”的位置，以争得太阳的荣耀。他们在争的时候，只看到了目标，早忘记了团结是什么，更不在乎平等。
柏杨先生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
嬴政先生对昔日如手如足的结拜老哥田建先生，已忘了共生共死、共荣共辱的誓言。他没有把田建先生接到咸阳，安顿住下，像后代王朝那样——后代的一些王朝政府，对敌对的君王，如果不杀头的话，往往还待以最低的礼数。五千年历史中，只有两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一个是嬴政先生，另一个则是十四世纪明王朝头头朱元璋先生。嗟夫，政治性的友谊，称兄道弟，干爹义母，本来只算一屁，不过，嬴政先生品质上的刻薄寡恩，也使对方遭受的伤害更为惨毒。
在这场角逐中，为了成为中心，为了当“人上人”，我们将政治中的阴险狡诈发挥得淋漓尽致。却不知，这种“人上人”的观念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对他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特权，其实质根本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欺诈和践踏。几千年来，多少人为了追求“人上人”的地位而流血。在中国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又被这群追求“人上人”的地位的人用战火染红了多少次。柏杨先生看着历史上不息的烽烟，在《政治罪恶论》中感叹道：“如果政治可以是无辜的，那么它就必须保证每个人平视的权力！”
我们封建时期的政治只有以“一”为中心的倾轧，几时出现过，君与臣、君与民的平视呢？即便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即便在家长与子女间，这种平视的沟通，平等的对话又出现过几次。更有甚者，在“自由、平等”深入人心的今天，一些为人父母者却仍用“人上人”的观念教育着子女。当然，这不怪他们，而是我们感染这种“一文化”的病毒时日已久，早已经深入骨髓了。要想治愈他，靠外来文明显然不会有多大效果。唯有在我们民族的身体里自然形成的“自由、平等”，方能使我们走出这个困了我们两千年，甚至更久的“一”的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