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前后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757年至1858年间，这是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858至1947年间。在这一时期，英国女王接管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权，印度从此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英国统治印度近两百年间，印度经历了政治、社会、宗教的剧烈变化。马克思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22]但是，印度独特的社会、文化，融合英国对印度较为宽松的统治方式，导致印度独立运动具有宗教救亡优先于政治独立，抗争强度相对较低的特点。
2.1 英国殖民入侵之前印度社会的特点
在考察英国对印度在经济资源上“强割”、在社会体制上“松土”的统治方式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印度独特的社会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印度独立运动的特点。
2.1.1 国家认同感的缺失
南亚次大陆东西南三面临海，西可通非洲、欧洲，东可去东南亚。然而，历史上印度人没有充分利用自己这个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从海上出发，与地球上的其他文明接触。自古以来，印度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大多通过西北角的一个山口。历史上征服印度的入侵者也多是经由这个山口，从西北陆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因此，外来文明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印度北方地区，南方的印度文化一直都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直到17世纪初，随着从南部入侵印度的西方人的陆续到来，这种格局才被逐渐打破。
在印度最早的居民是谁的问题上，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他们是一群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从大约公元前1600年开始，他们遭到来自北方的雅利安部落一次次的入侵。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军侵入了印度西北部。在此后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印度的西北角一直都存在由希腊人统治的小国，希腊文化在这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匈奴人、公元8世纪的阿拉伯人先后来到印度，并在西北部地区安顿下来。16世纪初，突厥蒙古血统、讲波斯语的莫卧儿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统治范围扩张到次大陆的广大地区，包括南部很多地区。莫卧儿帝国延续了三个世纪。15世纪末开始，欧洲人也先后来到印度次大陆。最早到达的是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后来，葡萄牙人逐渐被荷兰人和英国人赶出印度，最终英国人占了上风，征服并统治几乎整个印度。
印度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地理上，“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小村庄。它们与外界严重隔绝，以至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任何剧烈的变革往往都很难波及那里。因此，任何新观念要影响到这些在封闭中生活的村民并让他们接受，都要经过漫长的时间[23]。”印度历史学家沙马（R.S.Sharma）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印度是由无数的圈圈构成的。“这些圆圈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相交圆。村社的圆圈以村庄为界，但不同村社以及王国范围之内同种姓的成员之间保持相互联系，使村庄和王国的大圆圈得以相互联结。种姓和村庄的网络维持着圆圈的平衡，而且在更大的王国的圆圈破裂或被摧毁时，这种平衡仍然能够维持下来。在印度社会的政治方程式中，王国是变量，村庄和种姓则是不变的常数因子。”[24]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认为，这种组织形式不仅仅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也成了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姓和村社的忠诚阻碍了印度民族精神的发育。[25]
第二，在文化上，印度的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语言、宗教上的巨大差异。“很少有什么国家能像印度这样保持着如此鲜明的多样性。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地区内部交流都特别困难。每一个种姓和宗教群体都保留着自己一部分独立的文化，这些差异又由于同部族通婚制度而得以长期保留了下来。在很多时候，分裂代代延续下去并由于各个群体在经济上所属的阶层不同而被强化。”[26]
第三，在政治上，“印度没有地方领袖，也没有任何象征物足以把印度人的民族情感凝聚起来。婆罗门、吠陀、迦梨女神、‘祖国’的口号、古代的英雄，都曾经被尝试过，但都不足以强大到为这个国家提供统一的认同感。”[27]因此，“克服社会分裂，让所有印度人共享一个民族国家认同相当困难。当语言差异与地方主义重合时，这种困难便显得最为明显。”[28]
近代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历史的发展可谓是一路“分分合合”，分裂的时候远远多于统一的时候，因此，印度人的国家认同普遍比较薄弱。“甚至直到19世纪末期，印度政治舞台上一个长久不休的特征是它缺少任何民族情感。”[29]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认为：“长期以来，印度在文化上是统一，但是印度人的忠诚只是指向自己所在的地区，不存在涵盖整个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30]意大利学者詹姆斯·索弗里也认为：“印度人至多对本土怀有些许地域性的忠诚，但这也深受文化和种族差异的限制。而且长久以来，次大陆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已对侵略和劫掠、和平定居与暴力征战习以为常了。在某些情况下，当地小王国会拿起武器来反抗侵略者，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却会非常平静地接受他们。”[31]马克思指出：“一个巨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32]
在大多数18世纪印度人的眼中，英国人并非（像他们后来那样）作为“殖民者”出现的，而是“古往今来络绎不绝的外来移民中的一个新来者”。[33]当欧洲文化于19世纪传到东方时，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是严加抵制和闭关锁国，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在印度出现。在印度，只有一些很小的少数民族进行过些许微弱的抵抗。当然，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原因也许是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因此“欧洲文化是在政治统治的保护下来到印度的，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还保留着国家独立的形式[34]。”
马克思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35]
2.1.2 文化上的开放性
印度的政治史是“一部不断被异族征服的历史，印度的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地接受异质文化挑战的历史”[36]。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印度应该是一个文化区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印度的历史上，仅有两个由当地人建立的王朝——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但其统治时间都不长。在印度建立王朝的外来者却不计其数。比如雅利安游牧民族、马其顿希腊人、突厥穆斯林帖木儿王朝和英国人。印度文化的包容性也非常大，并且经常能将外来者同化。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37]。”这种多元文化之间保持均势的格局促成了印度文化上的开放性。相对缺乏政治上的统一“既是印度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结果：它缺乏像中国那样的较单一的种族和文化基础。同时，也是其原因：政治的长期分裂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将各族集团和文化凝聚、统一到一起[38]。”文化的高度多样性一方面阻碍了印度人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一方面也使印度一向对外来文化的到来保持镇定自若的态度。对于欧洲文化也是如此。因此，叔本华称印度为“智慧和宽容的故乡”。
2.1.3 宗教的影响大于政治
包括泰戈尔在内的一些印度知识分子认为，在印度历史上，政治一直是缺席的。但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印度历史上，政治并不缺席。他们指出：“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印度的传统政治和20世纪的政治大为不同。它不是那种包括大众传播、正式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灌输、选举和民间反抗的大众参与动员型政治。印度传统政治主要是行政服务性质的。”[39]然而，他们所言的这种“政治”是政府运作层面的微观政治，而认为政治缺席的人所指的“政治”是指宏观政治。本人认为，所谓“政治缺席”，一是指印度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博弈主要不是依靠公共权力机构，而是依靠印度内生的社会机制。二是指“政治”在印度人的生活中不占重要位置，人民普遍不关心谁是统治者。
印度历史学者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所言：“宗教的正统性模糊了印度人对国家的概念，人们的忠诚指向社会秩序。种姓和政治的相互依赖，导致种姓获得了凌驾于任何政治机构之上的最高地位。”[40]在王国林立、政治缺席的情况下，宗教为印度提供了统一性。“在次大陆极为多样性的社会与文化的背后，的确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提供统一和凝聚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赋予印度文化以统一的性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印度文化的统一和凝聚，可以说是宗教上的统一和凝聚。”[41]
在这样一个宗教意识强烈、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印度教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它在维系印度社会的一致性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是绝大多数印度人重要的信念支柱。印度教以其悠久的历史、厚重的积淀，对印度的社会结构和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印度人的思想意识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它不但主宰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他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在印度，人们的民族意识普遍十分淡薄，但是宗教意识却非常强烈，人们生活的重心不在政治国家，而在于宗教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亡国未必等于亡族、亡教”[42]。印度人曾经容许无数的异族统治者君临其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于他们而言，“更要紧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是灵魂而不是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43]。
2.1.4 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
印度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与其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特点有关。首先，印度传统的知识阶层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原因是他们主要来自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种姓制度严格禁止低种姓逾越到高种姓，因此在理论上，一个低种姓出身的人是无法进入知识阶层的。印度传统文化这种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将种姓制度以及婆罗门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合法化。其次，印度传统知识阶层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人们普遍崇奉精神生活，认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精神力量强于物质力量。代表精神力量的婆罗门知识分子自然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印度人追求的不是现世的荣华富贵，而是来世的解脱。一个正直的婆罗门知识分子往往笃信这些生活法则，并严格地身体力行，从而得到其他种姓的尊敬与爱戴。印度历史上鲜有看到其他种姓发起针对婆罗门的群体反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最后，印度传统知识阶层经济地位独立。婆罗门知识分子虽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却受到村社的供养。婆罗门的世袭身份、崇高地位和经济独立，使得他们不仅轻视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人民，而且还敢于蔑视那些权倾天下的帝王和家财万贯的富翁。他们不但不需要仰仗世俗权力，而且世俗权力还时常要求助于婆罗门知识分子，让他们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因此，帝王和商人们经常对婆罗门提供大量的捐赠。另外，印度传统知识阶层所拥有的知识主要是跟宗教有关的。宗教的神圣性使得世俗权力不能随意染指。[44]“知识阶层种姓身份的排他性、社会地位的优越感、知识追求上的自由和宽容，这些特点一直持续到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45]这些特点保证了学术活动免于世俗权力的随意干预，这对近代印度政治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
2.2 合与分：英国殖民统治的双重影响
长期以来，一提到“殖民者”这三个字，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商品倾销、奴化教育、愚民政策等等负面形象。事实上，作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和当时世界上自由主义精神的代表，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除了资源掠夺、市场垄断、经济剥削等残酷的一面外，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是对印度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可以说，英国人在对经济资源进行“强割”的同时，却意外地给印度长期板结的社会体制“松了土”。从纵向的历史来看，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得印度第一次受到来自印度次大陆以外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文明的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在印度教严密的精神控制之下阻碍印度进步的种姓制度的逐渐松动；从横向的角度看，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历史进步主要体现在它的殖民政策、统治方式、所推动的宗教、社会、教育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印度人，尤其是印度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影响上。它在完成自己双重使命的同时，也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促进印度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以及国家认同的形成，一方面也激活了印度人追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
2.2.1 英国在印度独特的殖民体制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库尔科（Hermann Kulke）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与其说是用剑，倒不如说是用笔。”[46]与列强们共同瓜分中国的残酷程度相比，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起到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主要源于两个因素：第一，英国殖民者初到印度的时候，正值英国传统自由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而列强们共同瓜分中国的时候，奉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在西方盛行。第二，与被几个列强们共同瓜分的近代中国不一样，印度完全由英国殖民统治。在诸多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一个国家的情况下，殖民掠夺往往更加彻底和疯狂，因为每一个列强都只想着搜刮好处，却不愿意承担责任。而完全由一个国家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这一殖民宗主国往往会在经济掠夺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政治责任，尽管并非出于自愿。马克思也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7]所以，在殖民统治印度期间，虽然并非出于好意，但是客观上英国人还是推行了若干有利于近代印度社会进步的公共政策，并承担了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对理性的宗教精神。
1510年，葡萄牙在印度果阿建立了殖民地，印度从此开始与基督教这一神论进行长期的接触。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因此，它的传教热情相对较高。笃信天主教的葡萄牙殖民者总是致力于让当地的异教徒皈依，而且为了达目的会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48]主要信奉新教的英国则不一样。英国人初次踏上印度的时候，并非为了政治统治而来。其目的很简单，不过是通过贸易获得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文化上与印度社会发生冲突。他们认为，这样会引起印度人的反感，增强当地的王公们对英国人的抵制程度。哪怕是后来英印政府取代东印度公司，全面接管印度之后，英国人对传教的热情也不是特别高。帕斯认为：“英国对于让他们统治的人民皈依基督教素来兴趣缺乏，他们只想统治所征服的版图。”[49]
奥克塔维奥·帕斯指出，“英国的统治有一些特性必须注意。首先，与大英帝国一起传入印度的是新教和现代化，但不是强制性的。虽然英国政府被视为基督教国家，但是它却没有国教。而且英国与殖民统治美洲的西班牙不同，英国人无意让当地居民皈依。从一开始，英国政教分离的事实便得到所有人的认同。”[50]英国女王在诏书中就曾经宣称：“我们决不将我们的宗教信仰，强加于我们的臣民，也决不因为他们所持各种不同的信仰而差别对待，他们都将依法享受到公正平等的保护。我们一定严格约束相关官员用最大的包容，决不干预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方式。”[51]另外，“印度拥有高度一体化并且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古老文明传统。殖民者在印度难以运用文化灭绝的手段，甚至在很多地方入乡随俗，予以高度尊重。”[52]这表现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殖民者从来不敢大张旗鼓地赞助基督教传教活动，甚至还经常反过来资助当地的梵文学者”[53]。他们甚至把宗教教育从政府所办的教育机构中分离出来。英国政府不但实行不偏不倚的宗教和社会政策，而且还宽容对待印度人的很多礼俗。“按印度教法律，改宗信仰基督教须被褫夺继承权及某些其他的资格，这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再有一点，政府对许多印度教节日和宗教仪式表示特殊的敬意，在有些场合甚至有军队出场显示威严并鸣放礼炮。”[54]
随着福音派和功利主义学派力量的壮大，《1813年法案》通过后，英印政府开始允许传教士到印度传教，并决定在加尔各答建立大主教职位。但是，“英国引进的基督教是这种宗教的现代版：政教分离、废除偶像崇拜、可自由诠释圣经，以及宗教改革的其他原则。这个宗教在祭典及仪式方面很贫乏，但对道德以及性的规范则很严谨。换句话说，与流行的印度教正好背道而驰。”[55]到达印度的传教士也分属不同的派别。当时，印度人皈依基督教是由这些隶属不同教派的传教士个别进行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由英国引进印度的基督教本身有一项要素。自由诠释圣经，这无疑会削弱信仰的基础，而新教所带来现代思潮——哲学、科学、政治民主、国家主义——在将现代化引入印度的同时，也引进了对它自己体制的批判。”[56]
第二，略显开明的政治统治。
19世纪时，英国曾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在欧洲乃至世界很多地方都受到尊重。为了打造“高尚”的形象，英国人在管理自己的殖民地时，便有所顾忌，不敢使用过于残酷的手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奉行自由主义原则。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给予一定的政治自由。比如，在很多时候，印度人可以自己办报纸，可以自由结社和批判政府，尽管自由的尺度和最终控制权牢牢地握在英国人手里。正如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言：“人们寄托在他们身上的、代表欧洲自由主义先驱的期望，使得英国人很难将他们的统治建立在单纯的高压政策和暴力基础之上。因此，英国人不反对（印度人）创办学校或政治性和文化性的学会，至少是在这些团体没有挑战英国的统治之时。”[57]
二、制定相对开明的政策。“1813年的《特许状法》明确规定：‘增进英属印度当地居民的利益和幸福，是我国的责任’。1833年的国会委员会规定：‘当地臣民的利益和欧洲的利益二者相遇不能兼顾时，当优先照顾前者，这是无可争辩的原则’，这不但确认而且进一步解释清楚了上述法令的规定。1858年女王颁布诏书。”在诏书中，她宣布：“我们对待我们的印度领土上的本地人，必须恪守我们对待我们的其他所有臣民同样的义务。”[58]
三、司法对行政的约束。几乎从英国人统治印度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已经开始将“权力必须加以监督”的理念注入当时的殖民地行政体系。早在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时代，英国人已经开始思考以下问题并展开了争论：“一个私营公司统治广大领土而不受国会的任何监督，这样做能够得到允许吗？为了进行贸易与商业而拟定的章程，能够同样适用于治理一个东方帝国吗？”[59]当时领导东印度公司的康沃利斯（Cornwals）“下定决心要根除他认为是亚洲专制制度核心特征的行政独裁、武断、随意的个人权力，并且他打算旗帜鲜明地以英国格辉党传统作为自己的执政基础”[60]。通过将司法与行政权力分开，使行政管理英国化，让在印度的英国人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相互分离的方法，康沃利斯试图建立一个非人际的法治政府，一个受内在的原则而非个人的偶然行为约束的体制。他还修订和整理了当时现存的穆斯林法典，并且制定了“一套比当时的英国更具人性化的法典，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明的法典之一”[61]。当时的法律规定：“征税官和政府官员，实际上，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应该为自己的办公能力范围之内的行为向法院负责，并且政府官员在自身财产事务中成为一方的情形下，应按现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法院上交权力，回家休息。”[62]
四、革除残酷习俗。很多英国人在印度工作和生活期间，看到了印度一些残忍的宗教习俗对妇女儿童的身心构成严重的摧残。在他们眼中，这些习俗严重违背了人道精神。一些更为年轻的英国人甚至因此而坚信“他们是在与毫无希望的败坏了的社会、一个正在腐烂的社会打交道，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一群主张改革的孟加拉人的支持”[63]。他们积极敦促英国殖民当局制定法令加以禁止，并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当时的印度总督威廉·本汀克（William Bentinck）就以自己认可的伦理准则，以西方道德法律的名义，批评并试图改革印度的一些风俗习惯。”[64]1828年，要求寡妇殉夫自焚的萨蒂习俗被判违法；1850年《种姓废止免责法案》（Caste Disability Removal Act）规定没收种姓以外者的财产或遗产的行为为非法。以英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机制有重大影响的埃德蒙·伯克为例，他当年就是真心实意地想以“正义和人道”为原则，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进行改革的。从他关于印度的演说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以黑斯廷斯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专横统治和肆意掠夺充满义愤，同时对印度人民的悲惨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现代印度之父”拉莫罕·罗易（Rammohun Roy）在对英国人的某些政策提出抗议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英国人）带着仁慈的关爱来到印度这块遥远的土地。他们还是希望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的。”[65]
第三，在社会结构上削弱等级制度。
在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从英国文学和欧洲历史的研究中吸取了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英国曾明白地宣称这二者为它的政治理想。不但如此，英国开明的政治家还有意鼓励这些思想情感的发展，这在英国对印度和其他自治领的政策中很早就表现出来了”[66]。迈特卡尔夫勋爵（Lord Metcalf）说过：“我们来印度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持和平和收税，我们还有更高级、更高尚的目的——把西方的知识、文化和文明带到东方。”[67]
英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孕育了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政治文化。前者崇尚个人自由，后者强调服从权威。“英国文明打破大的社会单位，而立足于个人。它的箴言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个人发展的权利。只有承认这些权利，才能取得最大的社会利益，’它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在公共事务中给每一个公民基本的利益和发言权的基础之上。而印度文明的箴言却是：‘只有在婆罗门的带领下，遵守习俗才能获得社会福利。不能让任何个体脱离他所降生的等级。’”[68]两种文明碰撞之后，西方政治理念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断扩展而传播到印度次大陆。
英国殖民者之前的穆斯林入侵者尽管物质力量无比强大，但却未能在精神上激活印度人的思维和创造力。尽管他们也是从外部世界攻入印度次大陆，却没能让印度人的视野超越印度，放眼世界。而且，穆斯林入侵者一旦安定下来之后，他们不再与印度深入交流。象征着欧洲新精神的英国人来自比穆斯林更加遥远的地方，但他们却带来了“‘民族’‘运动’‘自由’‘自治’等源自西方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于这些思想，印度人闻所未闻，想都未曾想过”[69]。泰戈尔说，作为欧洲精神的使者，“英国人与印度的接触比以前的任何外来者都更深更广。欧洲人以自己的活力撞击着印度人被禁锢的心灵”[70]。正如阿尔弗雷德·莱尔（Alfred Lyall）所言，“我们（英国人）一直在一个被专制统治了几个世纪的人群和一个地方自治已经被遗忘了很久或者从来不存在的国家，传播抽象政治权利的理念，播撒代议制机构的种子。同时，我们也一直在这样一个国家推广现代教育。”[71]
与印度历史上的其他入侵者不同的是，英国殖民者是经过“光荣革命”洗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从来都是轻视印度文明和印度人的，却主张所有印度人之间应该平等”[72]。他们对印度社会等级制度的削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莫卧儿时代的金字塔结构被铲平。穆斯林贵族大量被杀，相当于把“莫卧儿帝国社会等级结构最上面的三层——莫卧儿朝廷、贵族、半自治的王储和地方首领——削去”[73]。所留下的空间由英语教育所培养的西化城市精英填补。
二、打破婆罗门对知识的垄断地位。首先，英国人不承认种姓制度合法。虽然英国人能够宽容地对待印度教的一些风俗习惯，但却“不承认婆罗门比其他印度种姓更加高贵”[74]。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扩展而传入印度的现代信条中，“有一条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婆罗门杀了首陀罗，还是首陀罗杀了婆罗门，都算杀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法律制裁。在这方面任何古代的禁令都无法动摇正义的天平”[75]。其次，西方教育打破了婆罗门对印度社会的智识垄断。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在英国官方自上而下的直接鼓励下，传教士大批进入印度传播基督教。除了传教外，这些传教士还创办学校（包括女子学校）和报刊，并引进西式教育，大量吸收低等种姓者入学。从此，读书在印度不再是高种姓的特权，低种姓的人也有了走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对印度社会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传教活动同时也触发了印度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印度出现了一批宗教改革者。这些人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并积极传播这些思想。可以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破坏了种姓制度的基础，使印度人开始意识到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危害，并敢于向印度教权威发起挑战。
2.2.2 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
《印度的觉醒》一书的作者薛武德·艾迪（Sherwood Eddy）在书中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经过持续了几个世纪血腥的侵略战争，英国在印度建立了稳定的政府，保障印度免受外来敌人入侵，惩罚内部犯罪和暴徒，最终建立了和平。英国给印度带来的好处无需多言。”[76]英国对印度的征服是与工业革命同步的。“这一革命给英国和印度整个经济关系带来了剧烈的改变。英国对印度的征服使在工业技术谱系中处于对立端的两个国家在一个地理空间里相遇了。”[77]因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引发了“一个发展的文明与一个静止的文明之间冲突”。在《变革的时代》一文中，泰戈尔写道：“我们与欧洲的接触使我们了解了因果关系的普适准则，使我们接受了一套神定的法则和古老的惯例都无法反驳的价值观。基于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在仍然无法克服自身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立场，试图改善自身的政治地位。”[78]“在智识领域，欧洲人尊重理性；在实际事务中，欧洲人拥护人权。它让在另一种与此完全对立的文化中长大的印度人逐渐懂得自尊，也对自己民族的前景有了新的希望。”[79]“欧洲人带来了普适性的知识这个伟大的礼物。它唤醒了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智力探索的愿望。”[80]尽管泰戈尔对欧洲的溢美之词有点言过其实，“诚如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所言，殖民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不仅改变了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更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意识。”[81]
总而言之，英国对印度将近两百年的殖民统治有力地冲击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它越过表层，深入到印度社会结构内部，对印度文明的冲击十分剧烈。然而，尽管在客观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印度的统一，但是，同时也埋下了印度独立运动的种子。
一、促进印度统一。提起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意义时，印度历史学家潘尼迦认为，英国统治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促进印度统一。“印度从莫卧儿承袭了民族国家思想，英国的统治可以说使这一思想具体化。”[82]首先，行政上的统一。英国实现印度历史上第一次行政上的统一。无论是行政细节，还是行政覆盖面，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印度的帝国。其次，经济上的统一。行政的统一带来了市场的扩张，从而导致印度各个区域在经济上联系更加紧密。而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一个个相互独立，但又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相交的村社圆圈，构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巨大张力，阻碍了市场秩序在印度各地的扩展”[83]。行政和经济上的统一得益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它使得印度不同的区域得以更加便捷地联系在一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种姓制度的松动。印度的种姓制度奠基于自然经济之上，当自然经济的根基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动摇之后，当职业多样化和人口流向城市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之后，种姓制度必然受到冲击，日益被削弱。伴随着行政上的权力扩张、经济上的商品交换，以及社会等级界限的相对淡化，印度人统一的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二、激发自治诉求。首先，尽管跟以前的外来入侵者相比，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统治方式略显开明，在思想和实践中，意外唤醒了印度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愿望。“由于英国法律逐渐覆盖了印度人生活的最重要领域，因而不可避免的是，大量的本地律师出现了，他们在新式的西方法庭的运作中得到训练，变得熟练起来。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中流砥柱，而后者将成为推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后独立时期印度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84]学者薛伍德·艾迪对英国殖民者的评价充满一厢情愿的溢美之词：“尽管英国殖民政府有种种不是之处，但它毕竟是历史上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统治最好的例子。”[85]正因为“英国管理得如此好，改变了这个地球上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改变的国家，唤醒了很多保守的东方人士在英国的模式之上建立自治政府这一自然愿望”[86]。必须指出，这段话有过度美化殖民者的嫌疑，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殖民主义通过不平等的贸易体系扭曲被殖民国家的经济结构，掠夺被殖民国家大量的自然资源，对后者造成巨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英国殖民者在经济上的强取豪夺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在政治上“官僚家长式的统治，在印度中产阶级中产生了一些潜在的民族主义者。”[87]
2.3 同化与疏远：英语教育的双重影响
除了英国相对宽松的统治方式之外，另一个影响印度民族精神觉醒的重要因素就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的英语教育，它给印度社会带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虽然它一方面如当时的总督本汀克勋爵所愿，培养了一批被英国同化的、在品位和思想上认同欧洲的精英阶层，但另一方面，英语教育所传播的自由民主和民族主义思想也激活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在情感上逐渐疏远英国人。
2.3.1 英语学派的胜利
初到印度时，东印度公司基于商业及政治考量，采用德里朝廷的官方语言波斯语与当地人洽谈。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辩状》（Charter Act）展期，国会要求公司为“传入有用的知识和宗教及道德的改进”而采取措施，并进一步指示它每年应拨出不少于十万卢比的款项，用于在印度领土的居民中介绍传播科学知识。但是，它同时还规定，从公司的收入中拨出款项用于复兴印度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这意味着官办教育的开始。同时，也导致公共教育委员会内部就这笔数额不大的拨款如何在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之间分配产生了分歧。围绕这个问题，委员会渐渐地分化为两派：“东方学派”和“英语学派”。东方学派主张坚持印度传统教育，但是，他们并非出于对印度文化的尊重，而是担心西式教育引入民主自由思想，将助长印度人的反英情绪，不利于英印政府的统治。英语学派则认为，向当地人灌输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改造印度人的传统价值观，更有利于巩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主张，以后政府经费只拨给以英语传授西方知识的自由式教育。尽管能受到这种教育的学生数量极其有限，但他们认为，这种知识最后将通过这些学生传播到更广大的人群中。这就是英语学派所主张的有名的“渗透说”。
一开始，英国殖民政府似乎更倾向于东方学派的观点，但却遭到了印度开明知识分子的反对。1823年，英印政府在孟加拉成立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准备在加尔各答筹建一所梵文学院。坚定地支持英语学派的拉莫汉·罗易为此向当时的总督阿默斯特勋爵（Lord Amherst）递交请愿书，表达自己深深的失望，并提出强烈的抗议。罗易认为：“这种教育对于学习者或社会来说，几乎毫无实际用途。它只会让年轻一代心里装满语法细节和玄思冥想……梵语非常难学，学习者几乎要花费一辈子的时间才能掌握。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知识传播的一大障碍。学习这种语言只能是得不偿失。”[88]罗易的抗议使得英印政府开始重视主张英语教育的进步人士的要求。公共教育委员会在拨款刊印梵文、阿拉伯文及波斯文著作，并维持梵文学院运转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们也得到当地印度开明人士的支持。他们开始在印度创办推行西式教育的学校，刊印和发售英文书籍。
1826年，“在威廉·本汀克（William Bentinck）成为印度总督的时候，英国的自由传统已在有关印度转型——对其选民的福利必不可少——的方式和目标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自由学派热衷于同化印度社会，并使其英国化。”[89]1834年，麦考莱（Macaulay）来到印度，担任立法会议成员，并获任命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著名传教士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被派到公共教育委员会工作更是加强了英语派的力量。这两位都是英语学派的代表人物。麦考莱从不讳言自己对东方文化的鄙视。他说：“我和很多精通东方文学的人交谈过……他们当中无人否认，欧洲优秀的图书馆一个书架的书就足以胜过阿拉伯和印度的整个民族文学。”[90]麦考莱甚至自我陶醉般的预言：“可以说，在我们英国政治统治之下，印度人的精神视野将得到拓展，将超越我们的控制。受过我们文明熏陶的属民将会要求建立西方的政治制度，我不知道这一天是否会到来，假如真的来了，那将是英国历史上骄傲的一笔。”[91]尽管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意图并非如麦考莱所言那么高尚，但是，1835年，印度理事会通过的《英语教育法案》使得总督本汀克的意图最终得到了贯彻，东方学派遭到彻底失败。
为了消除所有的疑虑，1835年，麦考莱向印度总督委员会提交了《印度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该备忘录得到了本汀克的支持。备忘录指出，对梵语和阿拉伯语的出版资助必须停止。同时，还应该减少对传统教育的资助。由此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支持以英语为媒介的、传播西方知识的教育。他说：“总而言之，我想，很明显的是，我们不受《1813年法案》（Charter Act of 1813）的束缚，不受该法案明确表达或者暗示的承诺的约束，我们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我们的资金的自由。我们必须把资金用在最值得学习的知识上。英语比梵语和阿拉伯语更值得学习……我们完全有可能让这个国家的国民成为精通英语的学者，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92]在《英语教育法案》的支持下，英语教育在印度逐步走向健全。但是，全面完整的教育制度的发展则是到了185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需要再次展期的时候。
1853年，《特许状法案》（Charter Act of 1853）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任命官员的权力，规定实行文官公开选拔考试，但考试只能用英语。于是，英语教育成为印度人谋求高级职位的唯一手段。从此，英语教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接受并得到迅速发展。此时，英国议会意识到在印度推行持久全面的教育政策的重要性。1854年7月19日，不遗余力地传播英语教育的督察委员会主席查尔斯·伍德爵士（Charles Wood）给达尔豪西（Lord Dalhousie）发了一份著名的《急件》（Wood's Despatch）。这份文件为印度的教育制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达尔豪西属于典型的英语学派，他宣称：“西方统治制度和结构优于印度，就如同西方武器的火力大于印度兵器一样。”[93]他主张对印度进行全面改造，并在任内大力推行改革。他确信，促进文化传播就意味着促使印度走向西方化。
2.3.2 英语教育的影响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然而，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消灭了印度文明”。[94]英国如果没有将他们的教育制度引入印度，英国殖民统治就不可能对印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印度社会变化的动力之一来自英语教育的发展。然而，英语教育在促进印度知识精英西化的同时，也激活了这些精英建立自治政府的愿望。
首先，英语教育促进了印度精英国家认同的形成。当时，许多印度人学英语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为的是在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谋得好的职业。但是，也有一些人是真正出于对欧洲文化的兴趣，这些人多属于婆罗门种姓。严格说来，印度踏上现代化的征程就是由这些最早接触西方思想的人开始的。英语教育成为殖民政府的工作语言以及英语教育的开展，极大地方便了印度各个地区原本说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印度人——虽然仅止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精英阶层国家认同的形成。
其次，英语教育开阔了印度人的视野。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对于印度以外的世界，对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取得的长足进步，印度人知之甚少，而且根本不感兴趣。在教育与知识上，印度处在一个类似中世纪欧洲的时期。英语教育把印度带入了现代生活。最早接受英语教育的学生从阅读关于英国民主成长、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的历史中，学到了有价值的政治知识，或通过阅读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的著作接触西方的思想。另外，有些印度人掌握英语之后，通过与西方人接触，也打破了思想上的封闭状态，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从此，印度不仅仅受到英国，而且还受到来自整个世界的影响。
再次，英语教育促进印度国民的觉醒。第一，“它促使印度教关于世界的理论走向瓦解。”[95]英语教育所传播的知识帮助推翻了印度教旧的宗教观念，并引入了个体尊严和人人平等的信条，这些信条倾向于打破既有的旧体系。“阅读英国历史和其他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故事，唤醒了印度人沉睡的内心。”[96]英国人并非有意却又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印度领袖旧的世界观，以及虚假的科学、哲学、历史和宗教。第二，英语教育有利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启发了印度人民，使他们从多年的沉睡状态中惊醒起来。理性逐渐战胜了保守的宗教，科学逐渐战胜了迷信。印度人民逐渐从长期的冷漠、惰性中走出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经典”的传统意义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这种重大的改变开始时只是影响一小部分人，但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影响逐渐扩展到更多的人群。
最后，培育了印度的中产阶级。英国和印度文化的融合还在城市中产生了新的巴布阶层（Babu）——印度和亚洲最早的中产阶级，其成员通常是专业人士。他们喜欢阅读报纸，对英国存在好感，并且属于上等种姓的印度教团体。这些受过英语教育的知识精英很多进入了英国当时在印度的行政机构和商业公司。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是印度民族主义理论及其组织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在这二十多年期间，它由小变大，由局部发展到全印度。如达弗林总督所说，尽管相对总人口而言，“它还是很少的少数，但这少数集团现在拥有共同的语言、态度和理想，它已经能担纲全印度的看法，并且最有能力改变全民族的态势”。反之，民族主义又转化为“一种激励，它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凝聚力。这种激励的力量，部分来自有着哲学渊源的印度古典文明，部分来自英印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诸如英国女王的宣言、始于梅奥总督的市政自治、文官选拔制度等”[97]。
尽管有学者认为，英国在印度推行的同化教育“阻碍了印度民族国家的建构。因为英国教育导致印度学生在品位和行为上英国化，导致受教育的精英和未受教育的大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双方的裂痕本来就已经够大了”[98]。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853年教育改革的结果对于现代印度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英语教育所传播的民主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了印度知识精英的精神武器，他们最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英国殖民当局。“这场改革就如麦考莱规划的，培养亲英国的印度人这个阶级……不过这个阶级不久便采用英国及欧洲的观念，来重新诠释他们自己的传统，因而撒下了独立运动的种子。”[99]
2.4 印度独立运动的特点
1828年，“现代印度之父”拉莫罕·罗易创立了梵社（Brahmo Samaj），标志着印度开始踏上了逐渐导向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受到印度社会自身的特点和英国在印度相对开明的殖民统治方式的影响，总的来看，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比起来，印度独立运动抗争的强度相对比较低。
2.4.1 宗教与政治混合
对于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绝大多数印度人都安之若素。毕竟，印度以前的历史几乎就是外来的统治者不断地变换的历史。因此，政治上被异族征服并没有在印度人的内心引发深重的危机感。再说，英国人到印度来的最初目的不过是经济贸易，而不是政治统治。按照印度学者南迪（Ashis Nandy）的分析，“印度殖民主义的起因并非英国势力的进驻，而是在帝国意识与商业利益的汇合下，伴随着英国中产阶级的福音传播精神，才开始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诉诸文化，殖民主义也才真正地展开。”[100]在印度，由于宗教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大多数印度人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抵触心理，首先源于大量传教士进入印度传播基督教，以及殖民政府对这些传教士的支持。当时，在基督教的理性精神面前，印度教徒虽然认识到了印度教自身的沉疴痼疾，但他们却不愿意看到作为自己身份认同重要来源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希望大力复兴印度教，挽救自己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就这样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以宗教改革为肇端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预示着印度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2.4.2 整合有失全面
印度民族运动整合不全面的第一个原因是穆斯林群体与主流民族独立运动的疏离。除了人口占多数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也是印度一个人口众多的族群。他们也很少参与英印政府行政体系的工作。原因有两个：第一，英印政府的排挤。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政府大部分高级职务都由穆斯林担任。随着英国统治的确立，英国人奉行分而治之政策，以印度教徒制约穆斯林，从而导致穆斯林被逐步从政府机构中排挤出去。第二，官方语言改变。1837年，殖民政府取消伊斯兰法律和法院，取消波斯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改用英语和地方语代替。原先在政府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留任的几千名穆斯林突然失去了工作。他们在殖民政府机构中就业的机会急剧减少，再加上拒绝学习英语，因此他们更难谋到公职。[101]
印度民族运动整合不全面的第二个原因是种姓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印度的婆罗门很少意识到其他三个种姓是自己的同族。每一个集团为维持其自身的荣誉和团结的思想而分心。结果是，以其最可憎的形式出现的种姓意识，成为当时的常态……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和全国性组织很多，但真正的民族精神和统一是缺乏的。一种健康的、生气勃勃的民族生活仍然是一个梦。”[102]
2.4.3 抗争强度较低
印度抗争强度较低的第一个原因是宗教上的原因。印度大多数宗教都提倡信徒致力于通过沉思冥想和脱离世俗事务以获得灵魂的解脱。因此，很多印度人不是积极抵抗外国殖民入侵，而是转向精神世界，寻求解脱。另外，印度教的“轮回转世说”导致很多印度教徒不过把今生今世看作是一个过渡期，他们更加看重的不是现世的幸福，而是来世的轮回。因此，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痛苦、所造成的伤害，只会默默地忍受，而不是积极地抵抗。
第二个原因是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方式。如前所述，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自由主义底色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剥削的残酷性不如西方列强当年掠夺中国的程度。因此，印度人民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远远不如当年的中国民众那么强烈。另外，英国当年在印度的统治机构和商业公司雇佣了比较多的印度人。因此，正如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莱恩（John R.Mclane）所言，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殖民运动，总体来说，印度近代独立运动不是特别暴力和激进，原因之一“就在于英国人使用相对较少的欧洲人管理印度”[103]。殖民时代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动员以及各大民间组织主要出现在英国人驻扎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如孟买、孟加拉和马德拉斯。最早被动员起来的印度人大多数的属于高级种姓。他们大都在英国的商业公司、行政机构和大学工作，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最深。“在社会背景上，几乎很难把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与作为合作者或下属为英国服务的人区分开来。鼓动政治改革的人和与主张同英国人合作的人都属于在传统社会中享受较高社会地位的人。”[104]印度国民大会的成员大都与在英国殖民政府的行政机构、商业公司工作的印度人属于同一个阶层，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这些从英国的殖民政府中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好处的人群，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在民族主义者与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充当缓冲层的作用。这些印度人对英国殖民者的支持，导致民族主义者很难成功地招募到大量的支持者。
第三个原因是民族运动内部诉求不一削弱了民族运动的强度。最早组织起来进来政治动员的大都是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们，他们所针对的目标是英国殖民统治。虽然穆斯林和低级种姓的人群随后也组织了起来，但是他们努力的目的部分是为了从高级种姓的人群中分享到经济、政治和行政工作的机会。“不同的政治化过程在印度社会内部制造了张力。相对成功和富裕的民族主义者们加入了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大会。他们试图团结所有印度人，以便于从英国殖民政府那里赢得更多的让步，并最终获得独立。早期国民大会的领导者致力于使问题一般化，使社会群体之间、阶层之间、宗教之间的冲突最小化。然而，其他种姓、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则提出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结果，他们在动员越来越多的人群参与政治的同时，也导致了印度社会业已存在的分裂变得更加严重。”[105]
因此，比起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总体而言，印度近代政治变迁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没有剧烈动荡，属于渐进式变革而不是政治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