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
敌阀与汪逆订立《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密约，阅之令人发指。王逆万恶一至于此，痛甚！
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其侵华利益，并为建立伪中央政府做好准备，与汪精卫集团举行秘密谈判。日方代表是：影佐陆军少将、须贺海军少将、矢野和清水两外务省秘书、骨获华雄陆军大佐、犬养健议员；汪精卫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周隆痒。
12月30日在上海日、汪双方秘密签订了《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日本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并附有“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如下：
“军事--(一)防共驻屯权。(二)治安驻查权。(三)驻屯区内所有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湾、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权及监督权。(四)日本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军内的指导权。
“经济--(一)全中国航空支配权。(二)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之企业权(在华北日本有优越地位，其他地区中日平等)。(三)在蒙疆的经济指导权及参与权。(四)掌握华北铁路实权。(五)中日共同经营华北无线电通讯权。(六)在华北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蓄藏资源之开发利用权。(七)在华北的国防上必要特定事业之合办参与权(日本占优越地位)。(八)有关华北政务委员会(伪临时政府)经济行政的内面指导权。(九)承认满洲国。”
由此签约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数十年梦寐以求奴役中国的目的在沦陷区算是真正地达到了。
它承认伪满洲国，也就是将东北确确实实地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它确定华北、蒙、疆以及长江中下游为“中日强度结合地带”，“在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设定特殊地位”；它允许日本派出顾问，操纵伪政权；它还允许伪政权的财政、经济及资源的开发，均由日本控制；它还恳求日本协同“反共”“芟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保证一切抗日活动“禁绝之”。
难怪蒋介石1月20日接到这个文件内容的报告，气愤已极。就连参与签署《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高宗武、陶希圣亦感无地自容，对汪精卫彻底卖国感到绝望，于是抄录了“要纲”逃出上海，前往香港藏匿。
1月21日，香港《大公报》等各家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了高宗武、陶希圣所投的信件与文件摄影本，披露了日汪密约。
高、陶在信中揭发：“其中条件之苛酷，甚于民国四年之21条不止倍蓰，直欲夷我国于附庸。……”
1月22日，汪精卫的发言人极力诡辩：
“高宗武文件，是最初试案，与签订的文件内容不同。”
同一天，东京的《日本时报》(英文版)报道：
“这些文件是上年(1939年)12月协议所决定，并已经日本内阁批准。”
汪精卫集团卖国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
“1月26日”
美倭商约，今日起失效。如美坚拒与倭续订新约，则敌必受重大打击；而对我抗战则为一有力鼓励也。
日军为切断越南到广西交通线，在桂南与国民党军发生会战。日军动员陆海空军10余万人，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向我桂南突袭。
11月15日，日军第五师团，在今村均中将率领下，在广东钦州湾突袭登陆。
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分别向昆仑关及中越国境附近龙州推进。
中国方面蒋介石派桂南行营主任白崇禧为总指挥，以张发奎第四战区军队和蒋嫡系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的第2、5、6、99、36军为主力，于12月下旬开始反攻，夺回昆仑关，包围了南宁。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北起绥远、南至广东全线发动冬季大攻势，使延伸很长的日军补给路线中断。各地日军被迫采取防御性作战。日本切断中国补给我的预期目的未能达到，反而作茧自缚。
1940年1月26日，是美、日通商条约期满宣告失效的日子。尽管日方在此之前经过种种努力，但美国则始终置之不理。这样，在战略物资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日本，已陷入极度的困境。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朗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实在不行的话，好不好订立一个临时协约？……”妄图以此补救自己的惨重损失。但美国不予理睬。
蒋介石在桂南会战稳操胜券无比振奋的时刻，对“美倭商约，今日起失效”，备感喜悦，对抗战进一步充满信心。
“2月23日”
午睡初醒，2时15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余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
当余外出时，侍卫长王世和称：“敌机已由头上飞过，似不紧要。”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州，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20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由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50米突至百米突至山巅，计伤卫士12人。……
蒋介石由于桂南会战胜利甚为振奋，为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召开军事会议。2月22日，在柳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对日军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蒋介石做出蕴藻浜了概括分析，并指示，要利用敌军的短处化为我军的长处。其概括如下：
“敌人战术的长处，有以下四点：
“第一，就是‘快’。善于运用快速突击，乘人不备攻击过来，真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
蒋介石在这里引用了《孙子？九地篇》的一句成语，原文是：“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译之为：开始像处女一样的文静，使敌人不注意防备；然后如同脱逃的兔子一样突然行动，使敌人来不及抵抗。蒋介石以此比喻敌人之“快”。
“第二，就是‘硬’。坚守阵地，不易动摇。
“第三，就是‘锐’。惯用锥形突击战术，勇往直前。
“第四，就是‘密’。行动保持秘密，令人莫测。”
蒋介石认为，在辽阔的中国，日本把战线拉得过长，使其兵力与补给都到了极限。他分析道：
“敌人的弱点，也有四点：
“第一，就是‘小’。以后只有小兵力来侵犯扰乱。
“第二，就是‘短’。只能有短时间的战斗力。
“第三，就是‘浅’。不能深入内侵，只能作近距离攻击。
“第四，就是‘虚’。预备兵力用罄，其后方完全空虚。”
蒋介石根据四长四弱，定出制胜之法。他概括为：
“(一)利用敌人的弱点--敌人只有小部队作战，而我们可用大部队进攻；敌人只能作短时间的进犯，而我们都用长时间来周旋；敌人只能作浅距离的进攻，而我们可以纵深配备来击破他；敌人后方一定空虚，而我们则可全力攻击以制胜！
“(二)打破敌人的长处--以我之稳定，足制敌之‘快速’；以我之坚韧，足克敌之‘强硬’；以我之‘纵深优兵’，可挫敌之‘锐利部队’；以我之谍报‘严明’，可破敌之‘秘密’伎俩！”
日军当日便获取了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报，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派出飞机对开会地点实行瞄准轰炸。
轰炸情况，蒋介石的叙述很详尽，描写得也很细腻，就连他当时的“匆促之情”也做出蕴藻浜了形象的比喻，使人看了感到形象真实可信。
日机此次瞄准轰炸，是对上半年在中国军队发动的冬季攻势中遭到惨败的一种报复；同时，企图炸死国民党军事统帅蒋介石。
“3月1日”
共党如不安分守纪律，我政府决不能听其叛国。至于俄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吾人决不对外有所希求，更不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
1939年冬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将其主力用于正面战场，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发觉真正的劲敌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而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政策，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从此日军一方面大举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加强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已经“降”过去了，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虽然留在抗战阵营，但极为动摇。
蒋介石于是采取了趁火打劫，助纣为虐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把其主要力量集中在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南和西北部，保存实力，避战观战，加紧打击共产党。
让共产党“安分守纪律”，任其宰割，如不顺从其打、杀，便诬其“叛国”，这就是蒋介石的伎俩。
“至于倭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是假也是真。要说是真，因为英美眼下援华已经开始，有了靠山，无须害怕；说它是假，他何尝不盼着苏联出兵援华牵制日寇，以解困境。只是要“反共”必“反苏”，不“反苏”“反共”难，只好“忍痛割爱”了，坚决“反共”，于是掀起“反共高潮”。
“3月7日”
一、不准认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与袭击友军。
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
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
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
五、不应擅发私钞。
这是蒋介石于3月7日夜间手拟对第十八集团军代表“训示”。
这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业已失败的时候而下的“格杀令”。
面对国民党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八路军进行了自卫反击。
在陕甘宁边区，王震率领120师359旅协同留守部队，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晋西和晋东南的抗日决死队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击退了阎锡山军队的进攻；在绥德八路军赶走了专事摩擦“反共”的何绍南部；八路军还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地区消灭了摩擦反共的朱怀冰部的三个师。
这是巩固抗日根据地，打击“反共”不抗日的顽固派，怎能说是“认防地为私有”、“掩护叛军与袭击友军”！
蒋介石这天日记不过是国民党顽固派所大肆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的翻版，其用意是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
早在1939年5月，国民党就在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月牙形包围圈，阻塞进出交通，实行军事、经济、文化封锁。
边区人民缺衣缺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才不至于被困死、饿死。究竟是谁“断绝民食”？
“3月9日”
军事如常，无变化，唯共党作祟为可恨耳！
在此期间，日军正忙于导演建立汪伪政权，因此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与此同时，解放区军民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给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以坚决有力的回击，蒋介石处心积虑策划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蒋介石非但不悔，反而更加耿耿于怀，妄图置共产党于死地，实为“欺人太甚”！
“3月21日”
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治会，宣言卅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来求和议，以试探我方。其愚真不可及。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为获得“临时政府”(北平)王克敏和“维新政府”(南京)梁鸿志的合作，三方于青岛举行会议。汪精卫方面代表有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代表有王克敏、刘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本方面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获那华雄、清水董三等。会议完全按日方安排进行的。
会议首先通过了废除“临时政府”，变更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之下实行“自治”，废除“维新政府”，两个地方政府均纳入汪精卫所组织的伪中央政府的议案。接着通过了由日本“梅机关”拟定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秘密谅解事项》、《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等。还通过了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日期等等。
3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伪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了汪精卫的提案--伪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并决定于3月26日举行“还都典礼”。伪政府主席，盗用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由汪精卫就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3月23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自己是“正统政府”并恬不知耻地造谣惑众：
“关于国民政府的组织，我们商量了很久很久。我们现在盼望在重庆的林(森)主席早一点回到南京来，在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照着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努力去做。”
针对这个广播，林森主席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汪精卫政权，号召国民不要受汪的欺骗。
3月30日，汪精卫于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成立伪中央政府。
当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各国驻华使节提出照会：
“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
同时，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参加汪精卫政权的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77人。
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绝不承认南京伪政权。”
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卖国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延安地区的广大军民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的罪恶活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宣言、通电。在华侨界也掀起了讨汪浪潮，他们接连向国民政府致电：
“汪逆叛党祸国，添颜事敌，罪大恶极类于秦桧，伪组织下之群丑，沐猴而冠，认贼作父，丧尽天良，辱尽华裔，乃抗战当前之大敌，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务恳早张挞伐之师，尽除奸憝，速明顺逆之分，以正视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汪精卫伪中央政府成立日期比他3月22日在伪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的预定日期延期了4天，何至于此呢？
据说，这是由于日本与重庆方面在香港进行着所谓“桐工作”，日方对其有所期待，所以“还都典礼”延期举行。
所谓“桐工作”，在中国方面没有证实的记载。日本资料记载：据今井武夫所著《中国事变回忆》一书，对“桐工作”，有很详细的叙述；台湾出版物里也有以此为“事实”的著述，并释为出于“军统”的谋略云云。
据今井武夫著书及其他著述，“桐工作”大体经过如下：
1939年12月下旬，有一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在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面。宋子良向其透露：“我是宋美龄的弟弟，与重庆有密切联络，准备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方将信将疑，于是想派谍报人员前往重庆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
蒋介石所说“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来求和议”恐怕即是由“桐工作”引起的。国民政府当然不能理会这样的接触，因此所谓“桐工作”自行结束。
由此可见，日寇还是把诱逼蒋介石投降作为最大希望。
“4月22日”
中共幸灾乐祸，暗示敌军南攻国军之意甚明。
1940年春，日寇华北方面军开始执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夏“扫荡”。
3月初，日军为维护平汉、平绥铁路交通，调集独立混成第2、15旅团和伪军一部，共计9000余人，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所到之处，均受到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3月15日抗日军民歼敌300余人，3月下旬歼敌8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3月17日，日军第110师团等部从高阳、蠡县、安平等地出动6000余人，企图寻歼冀中我军主力。八路军采取分散游击战，广泛袭击敌人，使敌“扫荡”连连扑空，不得不于3月30日撤退。
4月13日，大清河以北地区之敌 3000 余人进犯固安、新城、永清地区，企图合击八路军第10军分区主力，又扑空。而后又北进“扫荡”涿县东部地区，遭到第10军分区部队袭击，死伤100余人，于是南窜逃入国民党军防区。
败军向南逃窜，怎能说是“暗示敌军南攻国军”？实乃妄说。
国共合作之际，理应协同作战。日军向抗日根据地“扫荡”，国民党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请问，谁在“幸灾乐祸”？
“5月11日”
晋北公路为敌军把持，如不能设法击破，则晋冀两省无法联系。共党在敌侧背坐视不顾，且时来阻扰，斯诚汉奸之不若矣！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后，日军急欲迫使中国屈服，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准备力量，伺机南进和北进。
日军中国派遣军在政治上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诱降，积极扶植汉奸头目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在军事上，继续切断国际援华补给线。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大“扫荡”。
日寇的华北方面军认为，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统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而共军势力不断扩大，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成为抗日之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清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方面军对中共的活动予以深切的注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16页。“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3页。据此，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40年度肃清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尽快把华北建成特别巩固的地区，用以示范和指导其他占领区。“应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施策的基础，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之下，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讨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4页。，另外，凡对生产发展有用的铁路、公路、矿山等要极力控制起来。
日寇华北方面军特别强调“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7页。。并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由1940年4月至9月，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随即按照上述方针确定了“讨伐”重点地区和兵力部署，各部队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正当八路军开展粉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向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太行山南部和冀南等地八路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由此可见，八路军正处于“腹背受敌”之中，一方面要对敌作战，一方面还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那“坐视不顾，且时来阻扰”抗战者的到底是谁，不是很清楚吗？！
至于蒋介石日记所提之细节，不足为凭，事实是这样：
5月，日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围部署了独立混成第3、9、16旅团和第26师团一部共2？5万余人，抢占公路，增设据点，运输物资，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抗日根据地侦察。第120师针对日军动向，对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补充了作战物资，勘察了地形道路，制定了作战方案，并帮助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决心粉碎日寇的大“扫荡”。(按：蒋介石日记所抓的仅是这时未当即出击的动向，这就叫“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然而这“一点”也抓错了！)
5月底，日军开始兵力调动。针对敌人先占要地并抢占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八路军通往陕甘宁边区道路的企图，第120师作了具体部署，除打击向根据地县城来犯之敌外，在各被敌控制的公路沿线开展游击，袭扰敌后方，切断敌交通，配合反“扫荡”。6月，各路出击，连连获胜，到7月6日，敌军全部撤退，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历时月余，八路军共作战250余次，歼灭日伪军4500余人，缴枪300余枝(挺)，收复了晋西北的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东起平绥铁路大同至集宁段和同蒲铁路大同至平遥段，西至黄河，南迄汾(阳)离(石)公路，北至大清山的广大地区，均在我抗日军民手中。
“5月25日”
(一)
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发生冲突，于我有利也。
1940年1月16日，日本发生政变，由“南进”政策的推进者，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出来组阁。
新内阁认为欧洲的战局，对于日本南进极为有利。因为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等，都是已被德国所攻占的领有国的殖民地。缅甸所隶属的英国，也正处在欧洲的苦战之中。因此，日本认为这时是在东南亚炫耀武力、建设“东南亚共荣圈”的极好机会了。
于是，新内阁决定把进攻东南亚作为它下一步的侵略计划。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一是掠夺战略物资，再就是切断越南、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原来，蒋介石以为日寇南进是准备进攻中国的西南大后方，“但都没有设想到像这样的南进。”于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形势作了新的估计：日寇如果南下太平洋，对中国不会有更大威胁，美日双方必然发生海战，中国可以从中渔利。美日海战结束，中国便可以对日实行反攻。
(二)
美国会通过扩军费30余亿美元，此必为倭最大之打击。倭如能知机，则其必改变侵华政策。
美国国会通过扩大军费的议案，意在着手准备太平洋战争。在此之前，美国已有明显的态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对华给予经济援助。
美国自1938年即开始采取积极性的援华抑日政策。在答应了中国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后，更于1939年7月照会日本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接着于1940年3月，又对中国提供以锡为担保的2000万美元借款。这一切，当然使日本侵略者受到连番打击。尤其得到美国国会通过扩军费30余亿美元情报后，日本所受打击最大。
日本政府清楚地看到，美国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国战场，出钱让中国军队拖住自己；另一方面准备亲自动手与自己较量。
但法西斯德国在欧战中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特别是1940年5月13日，荷兰向德国投降，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日本马上取得英、美、法等国“荷属东印度现状不变”的谅解，掀开了南进的序幕。
紧接着是日本重新组阁，确定方针，进行在太平洋对英美开战的准备，这是后话。
蒋介石设想“倭如能知机，则必改变侵华政策”，这不过是幻想。
若说“改变侵华政策”，那就是更加迅猛地向中国反扑，同时南下太平洋。因此，着实松懈不得。
“7月14日”
其言完全为偏袒倭寇，且藉此以委卸其停止滇缅路运输之责任。
日本南进有两个企图：
一是由于美日通商条约期满废止，美对日禁运的经济制裁也已迫近，因此急需在南方找到资源。
二是切断由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
1940年5月13日，荷兰向德国投降。日本看准机会，马上向美、英、法等国提出“荷属东印度现状不变”的要求；紧接着迫使荷印当局接受了它所提出的稳定供给石油、铁矾土、橡胶、废铁等13种战略物资的要求。
6月12日，日本又与泰国签订了“日泰两国任何一方第三国攻击时，互不援助第三国”的条约。
6月17日，法国投降德国。
6月19日，日本向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越中运输线继续使用，同时，取得由法国的越南总督卡特禁止将武器、弹药、汽油、卡车等物资输往中国的签约，并允许日本派监视委员会前往查核是否有效实施禁运。
作为法国盟友的英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当时的美国依然不想直接介入战争，英国只好单独对付德国，因此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
日本又瞅准了机会，趁火打劫。
6月24日，日本向英国提出了封锁滇缅公路的要求。
7月10日起，德国空军开始空袭英国的港口和船只，这样，英国的力量都投注到欧洲，对日本在亚洲方面的压力，只好暂作搪塞。
7月14日，英国通过新加坡的广播表示：“正为解决中日问题而努力，并避免助长战争之行动。”
看来，日本南进的第二个企图即要达到，截断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援为期不远了。
对中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沉重打击。
作为英国来讲，不管怎样，不应该以欧战紧张作为牺牲别国利益的借口，这实质上是作了一件为虎作伥的事情，是一种无耻的投降行为！
“7月17日”
近卫组阁，其对南洋与侵华，皆将取军部积极政策；此非于我不利也，唯战事必更延长。
米内光政内阁与有田八郎外相，在外交上均倾向于采取和英美协调之态度。这一点与陆军主张和德国同盟之主张背道而驰。于是陆军大臣？俊六以单独辞职的强硬手段倒阁。米内光政内阁无奈，于7月16日总辞职。
新组阁者，乃是“七七”事变时的日本首相，一贯鼓吹“建立举国一致的新体制”的近卫文？。
由他组阁，必然重蹈“皆将取军部积极政策”的覆辙，使战争势态更加扩大。
蒋介石认为，“此非于我不利也，唯战事必便延长。”战火烧到南洋，必将侵犯列强之利益，特别是美国的权益，必然引起海战，或许英国也会助战，南洋战局一开，中国便可从容不迫地实行持久抗战，战事延长了，但由于列国干预，肯定稳操胜券。
“7月18日”
昨夜，倭英停止滇缅路运输协定已在东京发表，倭寇封锁之计已售；但余以四川为中心，当有百万基本军队，可战可守，倭岂奈余何！
针对英国7月14日在新加坡的广播，蒋介石于7月16日发表讲话，向英国提出警告如下：
“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帮助日本，迫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如英国果有此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祸害。如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
然而，英国对蒋介石的警告置若罔闻，还是匆匆忙忙，于7月17日发表了屈从于日本的封锁滇缅路3个月的禁令，现出一副摇尾乞怜的丑态，令人可气、可恨！很明显，这中间包藏着一个恶毒的阴谋，即英、日间达成一项重要谅解：企图在3个月内结束中日战争。
可是我们的蒋先生是受“阿Q”真传的，即精神胜利法“玩得精当”。可也是，不玩此法，又怎么样呢？暂且自慰总比过分伤感好吧！
“7月23日”
近卫阁员名单发表，人物平庸，极无人望。近卫好虚名，又无决断，八面讨好，无中心思想，缺斗争经验，更无贯彻到底之毅力，前曾徒唱国民再组织，近又唱新政治体制，仍无定见，此何能组织一全国之政党与新立政治体制也。
7月22日，近卫内阁再次宣告成立。内阁主要成员名单是：近卫文？出任内阁首相、松冈洋右任外相兼拓务相、东条英机任陆相。
其成员名单发表，令蒋介石蔑然失笑。给他的总印象是“人物平庸，极无人望”。对内阁首相近卫，他是太熟悉了，日记所列举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得够透了。至于另外两位：外相松冈洋右本是对德国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角色；而东条英机陆相乃是强烈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极力鼓吹对英、美发动战争的狂妄之辈。可见，由这些人组阁肯定要把日本拖向毁灭的深渊！
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内外交困中已经发狂了。
“7月24日”
综其(日本内阁)所言，不外为结束中日战争与实行总动员法案而已。倭寇所倡新政治体制，为以强化经济统制，建立其高度国防，对内榨取其国民之血汗，再供其向外侵略而已。
7月22日，以近卫文？为首的新内阁代替了企图继续执行不参加欧洲战争政策的米内内阁。近卫和日本天皇有亲属关系，和日本垄断财阀也有密切关系，是个法西斯统治的信徒。外务大臣与军机大臣又都是主张与法西斯德国合作的、富有侵略野心的战争狂人。
因此，近卫内阁采取的方针是，不仅要霸占全中国，更重要的是要侵占整个东南亚国家，并完成在太平洋对美英进行作战的准备。
近卫内阁竭尽全力使它的对内政策与对外侵略方针相适应。因此日本财团和军阀认为，只有法西斯制度才能保证实现其计划。依照这个制度，倡导建立“新政治体系”，作为在东亚进而在全世界建立“新秩序”的准备手段。
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国内消灭了资产阶级自由的最后残余，以首相为首的，由大资本家、地主、将军、国会议员和官僚组成的君主法西斯政权，“榨取其国民之血汗”。他们通过“邻组”实行监督国民、管理粮食分配、燃料和肥料的兼证，征收战时公债和废铜烂铁。国民缺衣少食还不得有反抗情绪。
日本军事工业战略原料主要来源是朝鲜和中国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进行掠夺，采取了种种办法，使朝鲜和中国沦陷区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成为日本经济体系的附庸。
在金融方面，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抢占银行、银号，掠夺金条、现金。
在农业方面，日军占领农村后，运用武力，驱赶农民，强占土地，供日本移民使用。
在工矿业方面，日军进行极其野蛮的、大规模的、系统的掠夺。
除对内榨取、对外豪夺外，近卫内阁并没有放弃依靠外交压力迫使美国让步的希望。
“7月27日”
此举虽晚，然亡羊补牢，仍于我有益也。
“此举”，乃指7月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加速及巩固国防军事法案》，同时下令：对于除英国之外的东半球40多种军需物资之输出须取得许可证。7月25日，对高级石油及一部分废铁亦须先经许可，方能输出。
这对日本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日本在当时，从美国输入大量废铁，仅以本年(1940年)为例，1月至7月日本输入额占美国总输出额的33？3%还多。
“8月2日”
近卫内阁之新政纲将促使敌国内外崩溃加速，决难能实行也。观此可以知近卫外强中干、内求自圆其说；彼明知其不可能，而又不能不出此也。
7月26日，日本新内阁又正式通过了“日本基本国策纲要”，内容是以“八？一宇”为其国策，并宣告了日本要“利用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以“集中国家全力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
7月2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审议陆海军首脑所提出的《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这是对26日“基本国策纲要”的进一步说明与补充。
在此纲要中，列入了“在促进中国事变解决之同时，把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的侵略方针。
所谓南方，参谋次长泽田茂在作提案理由的说明中指出：“以日满华为骨干，指在印度以东、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
对纲要的政策说明如下：
“(一)对于中国，集中政、战两略的全力，尽到所有手段，迫使重庆政府屈服。
(二)加强和德意志政府的团结，并谋求和苏联邦交有飞跃的调整。
(三)和美国的关系，倘在日本执行其政策措施之时，以致自然恶化，则属无可奈何之事。
(四)对于法属印度支那，使其承诺切断援蒋路线，允许日军过境及使用其飞机场；而对于香港及租界方面，应消除其敌视意识。
(五)在对南方使用武力时，限以英国为对手；不过也有难以避免对美开战之形势，故应作开战之准备。”
在审议中，海军方面曾就对美开战表示不安，可是外相松冈洋右强调说：“在除此而外别无途径的时候，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声明，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以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础，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就是他们的“日满华东亚新秩序”，这就是他们的扩张到包括南洋各地区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
然而，从对蒋介石1940年7月24日日记评述所列举的实事来看，日本确实已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不用说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就是“日满华东亚新秩序”也建设不了。
狂妄的日寇，真是到了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程度了。
“8月3日”
敌军以后军略--如为其南进计，必先取滇越，以隔绝我对英、印之交道，此为其最大之要着：如其攻川，则为敌最不利之战略也。故吾断敌此时必取滇越而不攻重庆也。
这种揣测不无道理。
8月1日，松冈洋右向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日军在越南过境及使用其飞机场”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所内定之内容。然而安里指出“这等于要法国对中国宣战”而表示反对。
松冈洋右则强硬表示：“在军事上有其绝对必要”，迫其承认。
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已集结于中越国境线上，借口须假道越南撤退而对法国当局施加压力。
“8月5日”
自近卫登台后，美对倭关系益越恶化。以此，英美在太平洋似有合作之可能，以遏止倭寇南侵之趋势。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近卫登台以后，便制定了以武力进攻东南亚为基本内容的“南进”作战指导方针。其目的是：
(一)掠夺南洋地区丰富的战略物资，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二)截断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国际通道，逼迫蒋介石屈服；
(三)夺取南洋重要战略位置，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
日本的军事经济最缺乏的是石油、橡胶和铜，而这些为荷属东印度及其他西洋国家所富有，因此“南进”是掠夺战略物资，克服军事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
日本准备“南进”的南方，正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这就自然而然地把英美捆到一个战车上了。
再说逼蒋屈服一节，这也是英美所不允许的，英美之所以“慷慨”援华，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军队拖住日本、消耗日本，而使自己得以缓和，从中渔利。如果中国失败，他们的企图也便落空了。正像后来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所透露的那样：“如果中国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至于“大东亚共荣圈”显然没有英美的份儿，日本一旦夺取南洋重要战略位置，英美便成了刀俎之肉。
英美合作是可能的，遏止日军南侵是困难的。
“9月28日”
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
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以后，一方面研讨“南进”策略问题，一方面也在抓紧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
9月9日，德国特使中塔玛和松冈洋右开始秘密交涉。德国向日本提出：“日美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当日美开战之际，德国愿以飞机、战车、武器等援助日本。旅居美国的2000万德裔居民也将和日本合作。”日本方面也认为：“为了在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获得特权，当以和在欧洲得胜的德国同盟为有利。”
1940年9月27日，经过3个星期的秘密交涉，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结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德意在欧洲和非洲，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秩序”的特权。三国并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
三国同盟的协定还特别强调指出：“三国之中，任何一国如受到未参加欧战或介入日华纷争之某一国家的攻击，则互相在经济、军事上加以援助。”
这里所谓“某一国家”，指的是美国。显然，三国都在以美国为假设敌了。
《柏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结盟，并促成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对此，蒋介石高兴地写下了这页日记。同时，向各战区宣示了一份手令，蒋介石认为《柏林协定》的出现，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
蒋介石在此泄露了“保全实力，坐视成败”消极抗日的天机，这便是广州、武汉失守后，也就是抗战第二阶段，他所持的一贯思想。
“9月29日”
英美表面虽故作镇静，但其对南洋之准备，必已恐不及而失之晚矣！然余不能不警告：倭寇进攻新加坡、菲律宾之期在即矣！
9月中旬，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军进占越南即将行动时，会晤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予以警告：“日本的行动是自行破坏其维持远东现状的约定。”
同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米耳兹代表病中的国务卿赫尔强烈谴责日本：“这等于完全占领法属印度的要求，竟以最后通牒强迫对方，如不接受，则立即派兵侵入。实与侵略中国之步调配合一致，侵略及于法国之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对美国的警告与谴责置若罔闻。
1940年9月23日，日军出兵占领了法属越南北部。
日本的一意孤行，刺激了美国。
9月25日，美国决定向中国追加2500万美元借款。
9月26日，美国又扩大规定各级的废铁输出都必须取得许可证，以此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9月27日，日本妄图从德意那里得到支援，于是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柏林协定》正式宣告结盟。
英美的确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难怪蒋介石亦为之焦急！
“10月2日”
今俄虽未加入同盟，而主动促成者，则为俄斯大林也。此后，如倭不速南进，则斯大林将以俄倭互不侵犯协定促倭南进，自在意中。如此，则美倭战争又为斯大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之阴谋所促成。
这乃偏见之词。
且看日苏“互不侵犯协定”签订背景如何？
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很早就怀有极大的侵略野心，只是在中日战争初期与苏联在张鼓峰、诺门坎两次较量中遭到惨败，才不得不推迟了侵苏的时间，何况这时德国又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1940年夏，日军开始南进侵占东南亚和南洋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欧战使法国和荷兰崩溃，而英国也大为削弱。这对日本来说是俯拾即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1940年7月，日本政府向苏联主动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从日本来说不过是个策略。日本一面拖延日苏条约谈判，一面又同德意协商旨在反苏的三国协定。
其实谈判双方，都很清楚，签约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作为苏联一方考虑，日本可能甚至肯定会背信弃义，但签约总比不签约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符合苏联政府旨在保障苏联安全和阻止战争地区扩大的基本意图。再者，签约，可暴露法西斯集团内部新的分歧：希特勒德国希望日本在远东尽早开始军事行动，无论是反对英美，还是反对苏联。可日本政府却一意孤行独自决定进攻的对象与日期。
可以想见，同盟国都制约不了日本，苏联与日本的一纸空文能起多大作用呢？说穿了，南进之举，意在避重就轻，是日本政府独自决断的打法，而并非谁人左右得了的。
说“美倭战争又为斯大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之阴谋所促成”，也不见确当。
日美关系到这时早已破裂，且看：
1939年2月8日，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这是援华举动，日本政府能看不到吗？
1939年3月，美国禁止对日信用贷款，禁止对日输出飞机零件，同时通过了太平洋设防案。这一切，日本政府能容忍吗？
1939年7月26日，美国又废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使日本军事物资来源被切断。日本政府也能坐以待毙吗？
何况，由于美国的举动，英、法也随之动作。
……
面对美国对自己日益沉重的打击，日本忍无可忍了！于是出现了1940年7月16日不热心于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的米内光政内阁的总辞职和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
紧接着7月26日，新内阁为推进“南进”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而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7月27日又决定了《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
这样，对中国大西南加紧攻势，逼蒋屈服。开辟太平洋战场，把主要矛头对准英国、荷兰与美国(与此同时并不排除进攻苏联)，彻底“解决南方问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的中心目标。
顺带说明，上面所提及的都是历史事实，绝非为斯大林者辩护。如果说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带有某些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话，那应另当别论。
“10月31日”
一、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后的局势：
(一)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侵略之野心，及其对中国积极移民之状况，绝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兵；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对海南岛等沿海岛屿之交还？我能巩固西北与西南之根据地，倭寇亦无力西侵。
(二)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因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陷于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国嫉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甚至转使倭寇与中共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与我国仍可联成一气，则待美倭战局展开以后，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甚或俄已在英美战线上联合作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
(三)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知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此独立自主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二、中倭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故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亟望加入英法阵线，而英法反置余于不顾；今则英法既败，而美俄能仍未有行动，且倭已加入德意阵线后，余料其必败。倭既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可无急求参战之必要；此则去年今日中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我则可渐入主动地位，而敌则反受束缚，无法脱离其桎梏矣！以后，我国如何能操完全主动地位，是我今日最大的思虑，亦我今日唯一之要务也。
三、如俄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倭寇所能抽调东北兵力亦极有限；如其所抽调兵力全部用于攻华，则仍不能达其南进之目的。故其抽调兵力亦必为南进，于我无大害也。
四、倭攻昆明或缅甸，此余早有准备，当可照预定计划进行。若万一滇缅交通完全断绝，我亦有自主自保之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彼时，当可反守为攻也。
五、将来倭寇实施南进政策与发动美倭战争之时间。第一，在倭本身非南进与非攻美不可之因素与事实俱已存在。第二，在俄允倭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方能促进南进也。故美国欲缓和倭寇，决不能生效，其主因全操在俄与倭也。
六、我如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令其与倭妥协，以遂其消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阴谋；但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
这是蒋介石在他54岁生日这一天，再次考虑今后应采取的国际战略。
他在权衡利弊，反复比较后，确定只有中立、独立自主政策为“上策”。但似不可能，因日寇南进范围指得很明白：“以日满华为骨干，指在印度以东、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既然如此，中国与南洋便胶在一起，不可能采取“中立”。
倒是参加英美战线比较适宜，可又不是蒋介石所说的那样，“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则我自可相机参战。”
后来历史证明，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同盟军最高统帅，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助英国作战，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南部早已不保了。如果都“不失”、“无恙”参加英美战线就全无意义。
当然，那“下策”是不能去考虑的下下策。
蒋介石从六个方面总结分析，料定日本必败。
第六方面，暴露出他对苏联与共产党依然耿耿于怀，放心不下的阴暗心理。
“11月6日”
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于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
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视之也。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是“最有才能的人物”。罗斯福从1933年3月4日出任美国第32届总统以来，实行“新政”，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挽救出来。对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劳动人民采取“怀柔”让步政策；对外，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改变了美国政府过去不承认苏联的立场。另外，对法西斯国家，他采取不支持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1940年11月5日，罗斯福作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第三次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当选，喜不自胜，当即向罗斯福致电祝贺。
“11月9日”
此为吾国外交史上极重要文献之一也。
11月9日上午，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
当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蒋介石在接见美、英两国大使时，分别面交了由中国起草的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此方案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首先，提出三个原则：
“一、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的原则。
“二、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
“三、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
其次，提出“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
“一、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此项借款总额为美元2亿元至3亿元。
“二、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 000架；但本年(1940年)内先运华200架至300架。此外，并由英美两国借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其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之。
“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
“四、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这一“合作方案”再度表明中国有和英美联合抗战的决心，并鲜明地表明了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平等地位。
从此以后，英美两国对于中国援助，基本上是依循“合作方案”的原则与项目去进行的。
同时，以此方案为基础针对日德意三国联盟而组成中美英联军。
乃至后来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都是根据“合作方案”之精神而做出蕴藻浜的。
这个“合作方案”确实“为吾国外交史上极重要文献之一也”。
“12月2日”
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
7月5日，汪方以汪精卫为首，日方以阿部信行为首在南京举行谈判，经过16次会议。
8月13日，双方草签了《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11月30日，由汪精卫和阿部信行代表双方在南京正式签署《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议等5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两国紧密协力，实现“文化的融合、创造及发展”；
二、两国共同防共，日本可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
三、日本可在长江沿岸和华南沿海特定地点驻扎舰艇部队，日本舰艇得在中国的港湾水域自由出入、停泊；
四、两国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厦门和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满足日本国防上的需要”；
五、满足日本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需的各种便利；
六、补偿日本国臣民“因事变所受的权利、权益的损害”等等。
按此条约，中国将彻底沦为日本任意榨取勒索的殖民地。这是近代史上空前的卖国条约。
至于蒋介石“为敌国惜”，除有它一意孤行必不得善报之意外，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钱永铭工作”的停止，在蒋看来也是日本的一大损失，可谓“惜”矣。
日本在与汪精卫集团勾结的同时，也在谋求与蒋介石谋和。当所谓“桐工作”将近结束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通过“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西文显与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取得联系。
由钱永铭的工作，拉来前铁道部财务司长张竟立及张的外甥盛沛东。
9月17日，西文显携同张、盛二人到日本与松冈洋右晤面。
张、盛二人向松冈洋右提出钱永铭的提议：
(一)国民政府统一(重庆和南京合并)。
(二)日军全部撤退。
(三)日本与中国的统一政府订立防守同盟条约。
松冈洋右同意以钱永铭提案为交涉基础。
10月下旬，开始由日方西文显、田尻爱义(驻香港总领事)、船洋辰一郎(伪上海特别市顾问)和中国方面的钱永铭、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张竟立在香港进行交涉。
11月7日，中国方面提出：“日军全部撤兵和撤销对南京傀儡政府的承认”两项条件。松冈洋右也表示承认。
11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中，突然决定以“极力削弱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之屈服”为目的而通过了一个《中国事变处理要纲》。
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联络会谈又做出蕴藻浜决定：
“对于因和平工作而延迟承认的汪政权，即予承认。”
11月29日，国民政府本已电报通知：可以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前往日本。可得到日本“两会议”的决定，便中止了“钱永铭工作”。
“12月7日”
美国借给我1万万美金，其中5千万为币制借款，尤为难得。此实为美罗斯福总统协助我之精诚表现，抗战以来，国际助力以此为最大。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了他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傀儡政权--伪中央政府，并签订了所谓“日华基本条约”。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失去了希望，决心以全力攻击重庆政府，用军事力量迫使蒋介石屈服。在这危机关头，国民政府中确实出现了动摇分子，有的直接投降了日伪政权，有的喊出“曲线救国”的谬论，为叛国者掩盖丑行。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急忙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若不给蒋介石在财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庆政府的垮台就迫在眼前了。”
美国、英国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战；另一方面遵守“合作方案”的诺言，支援中国，让中国军队与日寇作战，从中保全自己的实力地位。
1940年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为抵制日本霸占东南亚，英国随后也贷给中国政府1000万英镑。
美国《时代》杂志社社长说：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112？5万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
尽管美国的支援，以军火商的嘴脸出现，但毕竟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支持，英美是按照“合作方案”开始行事了。
“12月14日”
英倭与美倭关系，皆无法改善，美参战时期将日近矣！
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日本帝国主义要建立他所主宰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要掠夺中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的大量资源，其真正目的之一就是要击溃在太平洋的主要对手--美国及英国。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具有法西斯性质。日本统治集团企图打垮它的经济方面的强敌英、美，借助全面的经济军事化，最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掠夺被占领国的人民，以保存日本的优势地位，称霸东南亚。
日美、日英之战，特别是日美之战，已是一触即发之事！
同时，蒋介石还相信英美会认清中国所占的战略位置，开战之时，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伙伴，到时会请中国参战的。
“12月19日”
倭外相松冈在日美协会饯送野村席上，发表恫吓美国之演说。敌国有此外相，实予我国以不少利益也。
9月27日，日、德、意三国轴心同盟成立后，美英苏均立即做出蕴藻浜反响。
10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决不妥协。
10月13日，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对德国致函要求苏联加入三国轴心同盟，被否决。
10月1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再度打开滇缅公路，援助中国。
至此，中、美、英、苏共同对付德、意、日的营垒已经逐渐形成。
11月9日，蒋介石向英美提交了建立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
11月11日，英国空军袭击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军舰。
11月24日，中日发生鄂中会战。蒋介石命令冯治安、孙震等率部将进犯之敌3个师团全部击溃，伤敌7万余人，毙敌千余。
11月30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这时的日本天皇和内阁以至军人们均陷于困境中，非常沮丧。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将1亿美元借款给中国的议案。
对中、美、英、苏的协同关系，三国同盟疾恨无比，于是予以回报：
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关于对苏战争的第21号命令(“巴巴洛萨计划”)开始进攻苏联的备战。
于是，也就发生了“倭外相松冈在日美协会饯送野村席上，发表恫吓美国之演说”。
蒋介石对此，乐不可支，这是明摆着的，敌国是将美国往自己这边推，“实予我国以不少利益也”。
“12月21日”
英国在北非击败意国，此为倭寇最大之打击；以倭之制英根本计划，始终以意国为唯一之参与国，期能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东西双方夹击英国。今意既大败，则其计划势将成泡影矣！
法国覆灭后，希特勒德国着手入侵英国，代号为“海狮”战役。预定1940年8月完成作战准备，9月投入战争。
由于英国握有制海权，因此德国统帅部决定以空军压制英国。
7月10日开始空袭英国的港口和舰只。
8月1日，希特勒决定从空中给英国以密集的打击。
希特勒动用近1200架轰炸机、900架单发动机歼击机、250架双发动机歼击机，从8月8日至18日，日夜不停地轮番轰炸英国的海军基地、雷达站和飞机场。
9月7日开始对伦敦及其郊区实行集中袭击。
但是，在英国的坚决抵抗下，德国压制英国空军的企图并未得逞，反而遭到惨重损失，入侵英国没有成功。
从10月7日起，德国对英国只能进行夜间空袭了。
英军已遏制住德军对其国土的进攻。德国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苏联。
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参战以后，不仅在欧洲战场上，而且在东、北非也开始了军事行动。
1940年7月，意大利军队侵占了肯尼亚一部分和其他许多重要地点。
8月，意大利侵占英属索马里。
9月13日，意军向埃及发动进攻。
9月16日，意军占领了西迪巴腊尼。
英国政府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紧急向埃及调派增援部队。
11月11日，英国空军在塔兰托海战中，袭击了意大利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控制了地中海。
12月9日，英军“尼罗河”集团军在北非战线对意军转入反攻。
12月底完全肃清了埃及领土上的意军。
追击在继续进行，战局在徐徐转变之中。
至此，日寇企图与意大利“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东西双方夹击英国”的“计划将成泡影矣！”
“12月22日”
是可知其国内社会人心之极端不安与恐怖，及其右翼分子与冲动与嚣张，实为崩溃之明证也。
欧洲战场上，德军对英国本国久攻不下，最后反而遭致英军在北非向意军发动了反攻。
中国战场上，鄂中会战，日军3个师团全被击败，死伤万余人。
而美国实行援华抑日政策，在此关键时刻，美国会通过了对中国巨额借款的议案。
这时的日本国内呈现一片恐慌：
近卫首相所倡导的“举国一致体制”远远落后于时代，日本国民生活陷于物质缺乏的困苦之中。
1940年，日本政府发行“报国公债”，粮食、燃料、肥料、火柴、糖等等都实行凭票购买的配给制，餐馆根本见不到米饭。“国内到处米荒、煤荒，国民经济枯竭，生活日渐艰困，不能支持。”
在日本内阁的内部也发生了争执。海军主张撤退侵华海军，解决“南进”和“大东亚新秩序”问题后“中国问题”自然解决；陆军则坚决反对从中国撤军。最后陆军意见占了优势。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日本天皇和内阁感到极度的困惑与不安。
12月21日，近卫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其内阁进行了局部改组，任平沼骐一郎为内务大臣，任川古志郎为海军大臣。
与此同时，撤换了作为国内治安中枢的警保局长暨东京警视总监。
正如蒋介石所论断的那样，日本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