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上浇水，却不把水管拿给邻居，还不应该被人家指为傻瓜吗？”
美国国会认为，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补给品，让它们继续作战，从而使美国本身保持非交战状态，使战争不致蔓延到美国本土，这对抱中立的美国来说是有益无害的买卖。于是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并第一次就批准了将价值7亿美元的军事物资提供给其他国家。
《军火租借法案》的通过，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连同上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充分表明中国处于得道多助的地位。
而作为敌对一方，日本帝国主义在外受到美国等国的经济制裁；在内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内阁连番改组，动荡不安。因此，以武力征服中国已为不可能！往日企图迅速解决中日战争的计划，彻底粉碎！
“1月17日”
一、决定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命令，与惩处该军正副军长案，文人多主和，而军人皆赞成。此事对俄关系最大，然为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计，若严肃军纪而遭外人之干涉，则以后国家旁落，比抗倭失败尤恶。故决心下令严处，即使俄已运到我国边境之武器与飞机停止不来，亦所不惜。此正可以测俄助我抗战之诚意为如何也。
二、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在日寇向国民党防御的正面战场发动进攻、中国大片领土沦丧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敌后却给予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在抗日斗争中，由于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
对此，蒋介石心存恐惧，处心积虑要加以消灭而后快。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自卫的原则，给予来犯者以有力回击，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领导抗日军民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仍不死心。1940年10月，他命令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在苏北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事件，调集重兵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发起进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打垮了韩德勤的进犯，取得黄桥之战的胜利。
在此期间，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在华北500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有11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4次，攻克敌人据点293个，歼灭日伪军4？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800多件和其他大批武器、军事物资。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使正太路、平汉路停运1个多月，摧毁敌人大量设施。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威望。
1940年10月19日，正当八路军在华北进行著名的“百团大战”的时候，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命令如下：
“……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1)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2)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3)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4)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
“兹将前经会商并奉梳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送：
“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指示案所规定之战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此“皓电”首先对八路军、新四军极尽诬蔑之能事，捏造了种种罪名；接着，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1个月撤至黄河以北。并以“中央指示案”(7月间所定)的形式提出，要求把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取消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这便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11月9日，由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向国民党政府及全国人民发表通电，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一方面表示，愿“顾全大局，遵令北移”。
但是，蒋介石还不放心，步步紧逼。
12月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令调动。其令文如下：
“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
“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希即遵照参谋总长10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恪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布置包围进攻皖南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开始北移，6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7个师8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极为愤慨，被迫自卫，英勇还击，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 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叶挺在与国民党交涉谈判时被强行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并颠倒黑白，滥加罪名。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解散新四军，取消其番号，通令如下：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称：新编第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瞻念前途，痛慎无已！职为应付危争，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据此，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
通令发出同时，第三战区奉蒋介石之命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予以坚决回击。并且及时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取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办法。
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得到全国人民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之中。
蒋介石这页日记，不过是他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记录，他的这一罪行将永远刻在耻辱柱上。
“1月25日”
新四军案，余波未息，共党与苏俄皆对国际宣传甚烈，此应早日发表其罪状，粉碎其阴谋；俄使今正式质问，实为变相之压迫与恫吓，余以严词正色对之，彼乃技穷。
“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通过报刊揭露事实真相。
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消息，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蛮横扣压，妄图掩盖事实，封锁舆论，报上开了“天窗”。周恩来在“天窗”上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还亲自到重庆街头卖这份报纸，以示抗议。
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中的立场和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获得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同胞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月12日，宋庆龄等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当局“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32页。。冯玉祥说：消灭抗战有功的新四军，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
通过“皖南事变”，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各小党派及中间派”也“对国民党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一些民主党派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邹韬奋为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发表了向国民党参政会的辞职电。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表通电：“制止内战，加强团结。”《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40页。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也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曾在1941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说，“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的反响也”，可事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抱病来到蒋介石重庆黄山官邸就“皖南事变”提出质问。
潘友新大使：今日会见，欲有所陈。贵国中央军队与新四军之冲突与斗争，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
蒋介石：关于这次事件，本欲与贵大使一谈。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完全在整治军纪之一点上，……绝非政治问题，更非党派问题。必须在军队能树立森严的纪律，维持统一指挥，……否则，军不成军，国亦不国，何能抗战？何能革命？4年以来，贵国及各友邦对于我国始终援助，愿期我国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革命成功。……唯一旦军纪废弛，命令无效，必无以抗战，更无以答复友邦援华抗战之盛意。
潘友新大使：闻此次新四军系被顾司令长官所部大军包围。
蒋介石：此与事实不符。新四军首先进攻邻近之友军。……
潘友新大使：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
蒋介石：新四军之违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贵大使如欲知其详，余当派贺主任详加说明。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季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能觉悟。……
潘友新大使：请问委员长今后如何把握大局？
蒋介石：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
潘友新大使：请问今后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将如何处置？
蒋介石：新四军已经解散，再无新四军问题可言。余已为贵大使言明，此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例如第十八集团军之一部，如能遵照余2月前所发之命令，如期北调至冀察战区，则中央仍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自当一视同仁。……总之，更无损及抗战力量之顾虑，此乃余所能自信者也。
尽管蒋介石如此狡辩，但“同室操戈”分裂“反共”终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苏联政府公开表明态度，反对蒋介石破坏中国国内团结。美、英出于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的企图，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美国总统罗斯福打来电报；惊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将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来电表示遗憾。
这一切，都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1月27日”
泰越将接受倭之调解而停战，并将于东京举行会议。可知倭阴谋操纵两国之计已成，则敌南进之期亦必不在远矣！
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其侵略本性，越是处境困难，越要发动战争，因只有侵占新的地区，才能从中掠取急需的资源，以保其残喘的生命。
日本南进政策的实施已在加快速度。
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发生武装冲突。日本看准这一机会，于是进驻越南北部的日本军部，以调解纠纷为借口，加强对泰、越等中南半岛(中印半岛)地区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这样，日本便对法国、英国(马来亚、新加坡)、荷兰(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威胁作用。
对于在日本的调停背后所存在的危险性，泰国和越南自然是有所觉察的，因此曾一度婉言拒绝。但在其所炫耀的武力威慑下，非得接受“强行调停”不可。
蒋介石分析，泰越将要会谈，“知倭阴谋操纵两国之计已成”，预测到“敌南进之期亦必不在远矣！”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所预测是正确的。
“1月28日”
敌首相近卫在其会议中发表演讲，对中倭战事引咎自责，略称：“中日战争现已进入第五年，当无结束之象，所有一切责任，皆应由余(近卫)负之，自问此罪，应无可赦免，今决以全力解决现局以自赎”云。由此可知敌国之困难日增，与近卫内心之悲哀矣！
日本弹丸小国，倾其国力，侵略960万平方公里偌大的中国，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还只不过勉强保持住“点”和“线”的占据。日本帝国主义已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里，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中国还有充裕的余地，还有国民党军和锐不可当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的抗日军民，更何况有英、美、苏等国的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胜利在握，日本只有“悲哀”！
“1月30日”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自觉决心坚强，不为外物所诱，不为谣诼所动。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而内外形势，必更为好转矣！
“皖南事变”的确是“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可是蒋介石却“以子之矛击子之盾”。
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扩大纪念周上讲：“即就我们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顿军纪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情也很普通。”既然是“很普通”，便是小事一桩也，何谓之“大事”。忽而“普通”，忽而“大事”，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实在是理不直，气不壮！
至于蒋介石提到的“民国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年国共合作后，蒋介石担任了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务。1926年3月18日，蒋为排挤共产党人，进一步篡夺第一军的军权，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派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又伪装“惊异”，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3月20日，蒋介石便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令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在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事先一无所知，这显然也是一种排斥，打击汪的跋扈举动，汪被逼称病出洋。4月16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由谭延铠、蒋介石分别取代汪精卫任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这已是铁铸的史实。蒋介石说的一点也不假，“皖南事变”“其性质”的确“甚于民国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但这“性质”非是别的，而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
当年扣留共产党人李之龙的借口是：不服调遣擅入黄埔；如今对新四军罗织出什么不听调动、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碍抗战等罪名。
蒋在日记中说：“自觉决心坚强，不为外物所诱，不为谣诼所动。”可见他死不认罪，顽固到底。可后来又怎样呢。3月6日，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30页。
日记末尾竟说“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这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且不知，3月6日的那番话，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使国民党当局陷于被动地位而被迫说出来的吗？！
“皖南事变”是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打垮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而且使新四军和华中解放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36页。
“2月1日”
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子文甚以此为虑，余乃以千虚难当一实，泰然处之。
这就应了那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抗战之前，蒋提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顽固地坚持“反共”内战的反动立场。
抗战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同胞的催促、呼吁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抗战刚刚有点眉目，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做出蕴藻浜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国际形势日紧，德意在欧洲、非洲气焰嚣张，连连得利；日寇在中国猖狂急进，同时又在实施南进计划。
可以说，各个遭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都在急于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抗击法西斯，可蒋介石却不顾大局，将枪口对内，杀戮英勇抗日的新四军。
谁人听了不心寒，哪个见了不愤慨？国际国内自然一片抗议声，这还需要什么宣传，还需要什么“蛊惑”？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作为明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美国总统罗斯福，怎能不表现出“对华政策，几乎动摇”？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民怨沸腾，友邦都已“动摇”的当口，蒋介石还能“自欺欺人，以“泰然处之”来掩饰内心的极度恐慌！
“2月22日”
(一)
美倭战争如得以暂避，而不使第三国际之阴谋得逞，此虽于中国目前之战局不利；然为世界永久和平着想，则美倭之战决不能在倭俄之先也。
“余始终不愿美国加入此次战争，盖期彼作确保世界和平之柱石，而为恢复和平之重心，此则又全视敌之能否迅速变更其侵略政策而定耳！
提到暂避“美倭战争”也是美、日两国的愿望。
从1940年底，美国和日本之间就进行了秘密的外交谈判。谈判过程中日本政府极力要达到美国承认日本在整个远东的主宰地位。日本的漫无边际的要求，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利益，使谈判最终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方面，自己比起盘踞在这里的欧美敌人有更大的力量和有利的条件。另外，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盛产的大米、橡胶、石油、柚木、锡等重要物资，都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因此，美、日之战必不可免。
蒋介石是担心如果美、日发生战争，苏联会坐收渔人之利。这是他一贯所不希望的，但也没办法，只好“视敌之能否迅速变更其侵略政策而定耳！”(二)
英海军宣布封锁新加坡海港，美国亦宣布警戒太平洋上各战略要区，尤其于关岛设防，美国国会全场一致通过。--此为三年余所殷切期望者，而今得实现；乃我国同胞10年来牺牲忍耐所获之最大代价，亦为余苦虑所计划而得之成果也。
今我中华民族已开辟胜利之坦途，而敌人东亚新秩序之迷梦亦从此粉碎矣！此我抗战第一步之成功也。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南进动向，美国、英国、荷兰以及印度、新西兰、澳洲都为之警戒起来。
1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国务卿和陆、海军部长举行会议，商讨日德两国空袭美国时的应战对策。
1月19日，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包括印度、新西兰、菲律宾和澳洲等国家在内的远东地区安全问题。
2月22日，美、英、荷、澳四国在新加坡举行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面对日本可能进攻新加坡、荷印(印度尼西亚)而商定了“ABCD包围圈”(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计划。
美国国会通过了在太平洋马利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关岛设海空军事基地，警戒太平洋各战区；英国海军也宣布封锁新加坡海港。
这些都是蒋介石三年来“所殷切期望者，而今得以实现”。
令蒋介石遗憾的是，他一直指望列强各国给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里一个重要地位，可到眼下发现，英、美、苏乃至荷兰，都还没把他当作真正的盟友，在新加坡商定“ABCD包围圈”计划，竟没有邀请他参加。但不管怎么说，英美等国行动起来了，“而敌人东亚新秩序之迷梦亦从此粉碎矣！”这是蒋介石非常高兴的事。
“3月8日”
中共以不出席参政会为要挟手段，余以严正处之，并宣布其中真相，使国内外人士皆明了是非曲直之所在，乃能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仍力求以斗争求团结，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与汪精卫为首的降日派有所不同，蒋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派。蒋在抗战期间始终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战，一面又摧残进步势力。基于此种情况，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所采取的斗争不是为了打倒他，而是以斗争求团结，争取顽固势力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而且时间越久越好，维护合作，避免破裂，以利于最终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出于斗争需要，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于国民党亲日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的抗议”，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同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惕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1月29日《新中华报》刊出了“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2月1日《解放周刊》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2月15日，毛泽东等致电国民参政会，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制造的“皖南事变”提出抗议。
同时，中国共产党7名参政员发出通电，拒绝出席3月1日开始在重庆所举行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以示抗议。
3月4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参政员训话中说：
“中共7名参政员此次不出席会议，为其自暴自弃，自绝于参政会，自绝于中国国民，而于本党毫无损失。本党于国内政治、军事皆已立于主动地位，目前中央仍采取过去宽大态度，促其改过自新。”
这真是极尽蒙蔽视听之能事，故作姿态而已。
其实，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
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尽管仍大谈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30页。”此外，虽然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但其他党派参政员仍选举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会员。蒋介石并约周恩来谈话，表示许多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
“3月9日”
松冈之目的，在加强轴心国之勾结，并期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我应对德外交积极运用。
日本在实施强行南进计划之际，为确保北方与苏联的关系能够平安无事，1940年7月，日本政府就已向苏联政府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1941年1月，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再一次向苏联政府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由于日、德、意三国签订了旨在共同反苏的“柏林协定”，苏联认为日本不可信任，因此拖延下来。
但是，日本仍不死心，就在它促成泰、越调停的同时，加紧促进对苏谈判。
3月12日，日本政府派遣外相松冈洋右前往苏、德、意三国访问。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我应对德外交积极运用”，意在暴露法西斯集团内部的分歧，让德国出面反对日苏签约。
“3月15日”
美国国会通过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总统正式声明积极援华，此为抗战中一大事也。
1940年底，英国政府在战争中从美国购货用去30多亿美元，国库黄金储备几乎完全耗尽，濒于财政危机的边缘。
1940年12月30日，英国向美国又请求15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中有些人认为，应该让英国人“典尽卖光”，然后再给它贷款。罗斯福担心如果拒绝，英国政府可能向德国投降，因此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挤了英国这头财政奶牛的奶，这头奶牛曾经有过充足的奶水，但是现在几乎快被挤光了。”
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众议院以260票对165票分别通过了“借贷或出租武器法案”（也叫“美国国防法案”、“军火租借法案”)。国会决定美国负责支援那些反侵略国家的防务。受援国家也有义务援助美国，而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应归还剩余的“借贷或出租”的武器和物资。
罗斯福总统正式声明：“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3月29日”
俄倭订立协定，正在进行中，对于暴日终当有害无益也。
3月2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举行会谈。为正式交涉做好准备工作。
松冈洋右向苏联方面表示：
“日本人虽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从个人家庭传统看来，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
松冈妄图以此取悦于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未予以理睬，只是作了礼节性的接待。
松冈洋右声称日本政府准备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并建议尽快进行。
接着，松冈洋右前往德国访问。
“3月31日”
(一)
倭、泰、法越协定成立，东亚祸乱又增一层，唯于我国此时之利害，尚不甚大也。
泰、法越停战交涉，是从1月29日开始的。
1月31日，在日本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此期间的1月30日，日本大本营与日本内阁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了一个“对于法属东印度及泰国的施政要纲”。
其内容是：“借调停之机，加以威压，得视情况在法印行使武力，以确立日本对法印及泰国指导的地位。”由此可见日寇以调停为名，硬拉泰越进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之险恶用心。
就这样，越南与泰国被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接着，于3月11日，在日本东京，日、泰、法越三方经交涉签订了协约。至此，“东亚祸乱又增一层”。(二)
美总统罗斯福15日晚广播明言：“必援华获得最后胜利而后已”，此有助于我抗战军事者当在其次；而对敌国精神之打击则更大。从此敌寇不唯其灭华之野心消灭，而且其胜我之信心亦必粉碎无余。
溯自“九一八”以来，10年之国难，“七七”以来，经4年之苦战，乃始由美国关岛设防，继至军火租借法案之通过，而至最近罗斯福援华声明，不唯我恢复失土，已有把握；而太平洋上之和平，亦从此巩固。然要仍在我之能奋勉自强耳！
3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亿万中国苦难人民，在抵抗割裂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的意志。他们通过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美国宣布“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并催促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尽早兑现。
1941年3月31日，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自1940年6月出使美国的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项具体援华办法：
一、扩大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毛邦初和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所提的志愿航空队计划；并替中国建立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由美国提供飞机、技术训练和飞行员。
二、帮助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
三、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
4月16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请他进一步催促一下美国早日实现对于中国的军事援助。詹森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国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朋友，应该受到和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
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国民政府。电报称：
“业已批准4 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器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他项目正在研究中。”
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于美国国防是很重要的。”并正式表示“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
两星期后，依据“军火租借法案”，美国将第一批借给中国的物资运往中国。
5月25日，美国又将总额4500万美元援助给中国。
“4月12日”
松冈由德经俄返国，归途滞留莫斯科，超过其预定之期，是倭俄必有特殊重要之交涉；但俄于此时，对松冈定有其作用，故留松冈多住数日，是其必有之手段，松冈又多受俄国一度玩弄而已。
3月26日至4月5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柏林和罗马，与德、意两国首脑举行多次会谈。
希特勒和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罗甫对于日苏交涉表示反对，他们极力煽动日本积极南进：
“如果日本攻占新加坡，则世界大部分都在轴心三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将完全孤立。要是这样的话，则德国便会将其大部分军队集中于东线，假定苏联攻击日本，德国立即进攻苏联，相信只要几个月，就可让你看到他们屈服。”
这乃是欺骗之辞。
其实，希特勒早在1940年12月18日秘密签署下达了准备进攻苏联的第21号命令(“巴巴洛萨计划”)。因此，德国希望日、苏关系停滞在不安定状态之中，这样，苏联就会加强西伯利亚方面的防卫部署，削弱苏联在东欧方面的兵力；另外，如果日本南进作战，英国也会分兵到亚洲方面，也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兵力，这样，在形势上会大大有利于德国。
对于这些，松冈洋右不甚了解，只是为了其南进顺利而一意孤行。
1941年4月7日，松冈洋右返回莫斯科，要求苏联正式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
在交涉过程中一度因对于苏联领土北桦太岛的日本权利问题意见发生对立，有所停滞。这恐怕便是蒋介石所说“松冈又多受俄国一度玩弄”吧。
“4月13日”
倭俄在莫斯科于14时签订中立协定，闻其内容有互相承认外蒙与伪满领土完整之条文，此乃俄损人利己之一贯惯技，如果属实，则为俄国在国防信义上最大损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奉行的是中立政策。
1939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划分边界条约，以皮萨河、纳雷夫河、西布格河和桑河为界，划定了苏德分界线。
1940年2月和1941年1月，苏德双方签订了两项关于相互借贷的经济协定，解决边境冲突和事件的专约、边境法律关系条约，以及从伊戈尔卡河到波罗的海的苏德边界条约。苏联政府极力避免同德国发生摩擦，并十分谨慎地处理双边关系，不让德国有以任何借口破坏苏德协定。
但是，德国政府在对苏关系方面是不忠诚的，它从1940年夏季便秘密开始了反苏战争准备。
1941年4月5日，也就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再次来到莫斯科前两日，苏联政府同南斯拉夫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希望加强南斯拉夫的地位，有助于维护巴尔干半岛的和平。但是，希特勒企图尽快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决定提前完全占领巴尔干半岛。于是南斯拉夫成了希特勒德国的附庸。
就在日苏交涉进行中，斯大林接到本国侦察部门报来“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美国和英国也得到了德国在苏联边境附近集结军队的情报，并两次向苏联提出“希特勒有进攻苏联之危险性”的警告；外交界也盛传即将开始德苏战争的消息。尽管斯大林将这些情报和警告置之度外，但为了防备万一苏德战争发生而不得不有所准备。
于是斯大林不想再拖延时间，立即决定签署协定。
1941年4月13日，在克里姆林宫，苏日双方达成了协议，正式签署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有：
(一)相互尊重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二)缔约国之一方面在成为第三国的军事对象时，他方的缔约国须守中立。
条约的期限定为5年。
双方附带发表一项声明：
“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
蒋介石说“如果属实，则为俄国在国际信义上最大损失。”这的确也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4月14日”
对俄倭协定我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无效，以示我自立自强之决心，而不予俄国以丝毫可乘之隙。
对于4月13日苏联和日本所缔结的中立条约，国民政府立即做出蕴藻浜反应。
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表示了严正的态度：
“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领土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协定。”
当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美国政策不因日苏中立协定而有任何变更。”
4月19日，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谒见蒋介石就苏日中立条约作了如下说明：
“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
4月24日，蒋介石向各地军政长官发出通告，分析苏日中立条约的利害得失，提醒大家注意。通告要旨如下：
“第一，此条约之订立，其主动全在苏联，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其于敌寇，实有害无利，且适是以增加其失败因素。
盖苏联订立此约之用意不外四点：
(一)为欲消灭敌国(日本)之海军，而策动其南进。
(二)为欲消耗敌国在我东北整个之陆军，不得不鼓励其南进，或转用于中国之战场。
(三)为预防德国攻击苏联，而解除苏联本身东顾(西伯利亚)之忧。
(四)其最深刻之用意，则在以此一举而动摇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基础，使德国认清日本之不惜背盟弃信，因而加深对日之疑忌。
第二，今后，敌人无论先以全力侵华，抑或发动南进，而太平洋联系之防势(ABCD包围圈)已成，敌国陆海军实已处于包围之中而于被动之地位。
至就敌国在此约中实质上所得之利益言之，至多为其驻屯我东北陆军之一部分自此可有抽调之自由；然即使苏联之远东红军大部西调，但敌军为维持东北治安与防止朝鲜革命，仍不能不驻防相当军队，故预计其能抽调之最大数额，不能超过在6个师团以上。以此6个师团用于中国之战场，当然不能解决中国之战事；若以之用于南进，亦无济于事。
反之，因此次苏日中立条约之订立，已使英美对日备战益亟，敌视益深；是敌国为换取其6个师团抽调之自由而不惜在太平洋上造成最强大之敌势，其得不偿失，又不待言而自明。
第三，就我国在外交上及对敌政略上而论，苏日中立条约其最是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性之共同声明，此乃我国始料不及。但此事纯为目前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
今日远东之形势，美英之联防已成，太平洋上对日整个之警备至此实已完成。而且敌国陆军实力，已在我国战场消耗大半，而我中国在太平洋上所占军事地位之重要，更非昔比；此项‘苏日中立条约’订定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也。
第四，日本在东北所能抽调之6个师团，如实行移调，以其兵力进窥川省，其所需之消耗与时间，固将数倍于攻击武汉之时也；我陪都可固若金汤。将见敌人全力犯川，方在与我鏖战之中，而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不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
第五，苏日中立条约订立之后，敌寇可能之动向，以余观之约有三途：
(一)彼必投机南进。唯日本海军决不能与英美相敌，而其陆军则早已陷于中日战争之泥淖，日见消耗，是则其海陆即有全部覆灭之危机，而岛国命运自必归于整个之灭亡。
(二)待德国在欧得势而进攻苏联时，彼(日本)则对苏乘胜夹击，是则‘苏日中立条约’在改善日苏国交之根本关系上，可谓不能发生任何之作用。
(三)此外又一可能，即敌寇既不北进，亦不南进，而专用兵力以先对我中国，以达其全力解决‘中国事件’之目的。然我国4年间之抗战，已牵制其陆军兵力四分之三，今即再加上其残余未用四分之一，而以我作战准备之充实，国际援助之日见增加，彼如倾国而来，亦明为行险而无可侥幸。……
综上五点，苏日中立条约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为有害，无宁谓之有益矣！盖苏联自有苏联一贯之政策，与其整个的打算；唯日寇已陷于最大之困境而忧不自觉耳！
吾人今日所尤应特别注意者，即美国自在远东设防以后之立场。若非达到其恢复国际正义与中国门户开放之目的，决不对日妥协，此又可以断言……”
蒋介石料到：苏日缔结中立条约，产生了促进反法西斯各国团结的客观效果。
“4月19日”
俄倭协定签订后，松冈由俄启程时，斯大林亲赴车站送行，而斯且向松冈拥抱接吻--此实为苏俄自来所未有。但绝非俄有意谄倭，其用心在离间德倭关系，倭愚而不知其中诡计也。
可见此时此刻，苏日签约对于签约双方意义重大。
一方可以抽调兵力加强欧洲方面的防卫；还可以此暴露德、意、日三国之间的分歧。
一方可以无后顾之忧而南进，尽管日本政府在决定进攻对象和日期上不受任何外界之干扰，包括德、意在内。
但不管怎么说，在目前签约对双方是有益的。故此“送行”“拥抱接吻”也就不足为怪了。
“5月14日”
(一)赫斯驾机飞英，其必影响于德国对英、对俄之政策。(二)美总统罗斯福对时局之讲演忽宣告展延至两星期以后发表，此或受余转告德俄关系而有所考虑。果能转变，实关于世界全体人类百世之祸福也。
5月，德军集结于德苏边境，逐渐产生了战争危机。
5月12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告以德苏开战日期已近，促美国提高警惕电文如下：
“最近得悉，6月中，如美与德关系仍能维持现状，不加恶化，则德决定于一个半月内对俄发动战争。此息有便请转达贵总统参考。”
5月13日，蒋介石与即将调任驻澳洲大使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其辞行时谈到中美合作乃是世界大同的基础，同时请其转达对美国的建议如下：
“美国如能不参战，是为上策；否则，亦须待俄国参战后，如能达到世界人类共享民主自由正义和平之目的。对于德俄关系，更望美国能密切注意。”
5月14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被视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德国纳粹党(国社党)副总理赫斯于5月10日驾驶梅塞希密特战斗机飞离德国，在英国跳伞降落。赫斯此行，是携有希特勒密令对英国进行和平工作。由此可见，希特勒意在放弃跨海进攻英国，而是打算与英停战，挥戈东去进攻苏联。
美国总统罗斯福本欲5月14日发表演说，又以“身体不适”为由“宣告延至两星期以后发表”。
在此之际，蒋介石忧心如焚，不知形势如何“转变”，是祸是福全系于大国定夺之中了。
“5月17日”
美国务卿赫尔于14日接见苏俄驻美大使。此为一年半以来赫尔第一次接见俄使，其性质之重要，非比等闲，或亦余之建议所生之效也。
饯别美使詹森演说词发表以后，英政府立即声明积极援华；对倭亦发生很大影响。此种浩然正气，足以慑敌胆，而使其勿再存威胁利诱之妄想也。
在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欧战局势上，大部分力量用于对英国的支援。随着欧洲战局日益紧张，美国开始重视苏联的作用。
1941年1月，美国国务院通知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1939年12月2日总统转告报界代表的声明中所谈到的，通常称之为‘道义禁运’的政策，今后对苏联将不再采用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放弃了在苏芬冲突时期所实行的反苏措施。
美、英两国根据所获得的情报，于三四月分别通知苏联政府说，德国准备攻打苏联。
特别是5月13日，蒋介石饯别美使詹森演说词发表后，美、英两国的动向显得有点匆忙。
英国在与德国副总理赫斯交涉。
美国务卿赫尔于14日接见苏联驻美大使，共同研究对德日的对策与方略。
英国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工作，坚决站在美、苏、中、法的一边，共同对抗德日意法西斯侵略。
英国政府尽管濒于财政危机的边缘，但在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援助的同时，也立即声明表示“积极援华”。这不仅对中国抗战是有力的支持，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是一个有力的反击。
“5月28日”
美总统对我抵抗侵略所予世界之贡献，已有充分认识；而对我援助之表示，亦甚适宜也。
4月16日，美国为防止日本扩大侵略行动，在继续交涉中对《日美两国谅解案》(第一试案)进行了修改，删除“美国应不再援助中国”等部分内容。
美国国务卿赫尔强调说：
“在美国政府立场，只有一个最高前提--就是日本放弃征服和侵略的政策，回到和平的原则上去。”
并且提出四项原则：
(一)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平等原则。
(四)不得用和平以外的手段搅乱太平洋的现状。
赫尔并表示：美国对《日美两国谅解案》有修正、删除乃至重新提议的权力。
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中国政府，通报援华的具体物资项目。
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于美国国防是很重要的。”并正式表示“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两星期后依据该法案所提供的第一批物资便开始向中国运送。
5月2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就美国对美日交涉的见解作了说明，赫尔在指出“欧洲战争虽越来越危险，但欧洲和远东乃是一整体问题”之后，表明美日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次协议；同时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
5月25日，美国又批准总额约为4500万美元的对华军事援助。
蒋介石认为美国对《日美两国谅解案》的修改，便是对中国“抵抗侵略所予世界之贡献”的一种理解和肯定。也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抗日地位有了“充分认识”。
接下来，美国“对我援助之表示”，蒋介石很为之感动，认为这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是非常“适宜”的。
“5月29日”
美总统27日发表广播演讲，完全与余之意见相符，可知余对彼之建议已生效矣！
美国总统罗斯福27日的广播演讲就是“第二次炉边谈话”(亦称“炉边闲话”)
罗斯福的演讲是在《日美两国谅解案》交涉进行中发表的。对《日美两国谅解案》，国共两党都发表了声明。
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强烈抗议，称此为远东慕尼黑！蒋介石对此出卖中国的条约也表示反对。
可是对“第二次炉边谈话”，国共两党却持有不同态度：
蒋介石表示，“美总统27日发表广播演讲，完全与余之意见相符”。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此相左。在报上揭露说：“27日罗斯福发表了炉边闲话，这闲话引起了重庆某些人物的对之感激涕零，可是，他对于日本的关系却声称‘尚未研究’，而对于中国的抗战甚至不敢提及抗日战争的性质而称之为‘阻碍希特勒征服世界计划之因素’，证明美国统治阶级仍然在力求与日妥协。28日罗斯福在特别新闻会议上说明：‘目前美国政府无意禁止石油运往日本或更加限制石油之对日输出’。同时赫尔声称‘美国对日政策并无变更’。更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炉边闲话并不是值得感激的东西，而是值得重大的警惕的东西。”《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5月31日)：《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
“第二次炉边谈话”的确重申了保卫海上自由及应付侵略的决心，并强调对于中国、英国之遏阻侵略，美国必须增加作战工具之供应。
同时，“炉边谈话”也不隐讳地提到：援助英国和中国抗战，主要是以避免英国对德妥协，中国对日妥协，如果两国都妥协，那美国便独木难撑了。
这就一语道破天机：美国是自私的，自私到贩卖别国的主权与利益。《日美两国谅解案》即是一有力的明证，尽管还没有最后达成。
另外，日美的谅解已经违背了原则。
早在1939年7月26日废除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如今又加以恢复，的确是令人气愤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在日美之间频繁招手，置中国利益于不顾，用美元换取中国的妥协与屈服，而且即将签订《日美两国谅解案》的紧急关头，为有关各方敲响警钟，是难能可贵的，是无比正确、非常适宜的！
国民政府中“某些人物”的“感激涕零”，有为获得美援、加强抗战力量而高兴的正确的一面；也有“寄其全部希望于美国和日美战争上”《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5月31日)：《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害了软骨病的错误的一面。
“6月1日”
美国此种友好表示，实是令人感奋。
6月1日，中美之间正式宣布同意：“美国于战争结束之后，放弃在华一切特权。”这是由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和美国国务卿赫尔所会商决定，于5月25日换文，使中国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迈进了一大步，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协议。
与此同时，并与日方换文成约，连同谴责日本外交政策声明也一并面交日方。
蒋介石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外交的一大失败。
“6月7日”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谈之后，倭国外交与军事上之措施遂行慌乱，其必随德、意之政略与军略而作根本改变之计也。倭寇外交方针至此已失去自主之余地矣！
美国拒绝与倭缔结互不侵犯协定，是敌在外交上又一失败也。
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就《日美两国谅解案》继续进行非正式谈判。赫尔表示删除“美国停止援助中国”等部分内容，并表示美国将对其他条款也要进行修正删除乃至可作新的提议，否则，不同意现有的草案。
5月1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日本东京联席会议上提出对《日美两国谅解案》进行彻底修改的要求，但联席会议没有采纳松冈这意见。但松冈却训令野村向美国政府送去一份“日本由于三国同盟的友谊，不拟有害德意的行动”的谈话记录。
5月11日，野村面交赫尔关于修改意见的谈话记录如下：
(一)日本表明三国同盟乃防御性的合作，是为了防止现未加入欧战的国家参战；不过，日德意三国之中的任何一国如有被第三国攻击的情况，则采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互相援助行为。一方面，美国也表明将来不得援助某一方面国家而攻击其他方面。
(二)美国承认日本近卫声明以及和汪政权所签订的“条约”暨《日满华共同宣言》之原则，立即向国民政府劝告和平。
(三)改善日美通商关系，确保必要物资之相互流通。
(四)美国对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需求资源之生产和取得，给予协助。
在野村提交日本这一修正案的同时，松冈洋右致电赫尔：
“日本应允和美国会谈，是以美国不参战及对蒋介石劝告和平为前提。”
赫尔表示冷淡和不信任。
松冈一方面拖延日美交涉，一方面将交涉经过通知其同盟的德意两国。
5月17日，德国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与第三国缔结条约，是使三国同盟弱化，而且美国已为轴心国的敌国。”同时要求日本拒绝与美国交涉，并牵制美国，使它不参加欧战。
松冈接受了德国的抗议后，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
“如因美国援助英国而发生战事，日美也就会有战争；是则被责难为侵略国的该是美国。”
对此，美国方面表示无比愤慨，对改变独立自主方针、随人仰俯的日本政府更加不信任。
5月30日，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美国的对案。在对案中，美国对于《日美两国谅解案》的内容作了进一步修正，将日方所要求的“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得以互相援助”、“承认满洲国”、“国民政府与汪政权合并”等项一概删除；还加了一项：“中日之和平，以日军撤退为前提。”
日本政府大惊不已，甚感失望。
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命令野村向美国试探一下，能否以《苏日中立条约》为蓝本签订《日美中立条约》？
美国当即予以拒绝。
“6月22日”
果不出余之所料也。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了190个师的庞大兵力，3 700辆坦克，4 900多架飞机，近5万门大炮，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法西斯军队越过苏联国境，“巴巴洛萨计划”付诸实施。
跟随德国参加反苏战争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府也对苏宣战。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初期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在最近25年来，没有人比我更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凡是我曾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话，我决不收回。”但是，希特勒“侵犯我国只是侵略不列颠诸岛的先声……因之，苏联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他表示英国将站在苏联方面。
6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声明：“美国决定于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希特勒不但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自由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敌人。”
苏德战争的爆发，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超乎预料之外的情况。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正在东京陪同访问日本的汪精卫观看歌舞。当日本外相听到此消息，便慌忙入宫奏告天皇，并主张配合德军进攻苏联。但是首相近卫则以德国失信为由，主张退出三国轴心，仍坚持“南进”。于是“南进”和“北进”之争又激烈地争执起来。
“6月28日”
美总统罗斯福对余观察苏德必战之情报，表示钦佩，将益见尊重与信赖矣！
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大为钦佩。
蒋介石听有此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他深感荣幸。以往一直想与罗斯福有所接触，主要是希望罗斯福对他本人有所理解与同情。为此，他从1938年底即派著名学者和亲美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0年6月，又命宋子文以“私人代表”的身份去美国活动。
至此，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对他“将益见尊重与信赖矣”。
“7月17日”
敌国昨日内阁总辞职，今日倭王仍命近卫重新组阁，是敌国已难于物色组阁之适当人选，即使对美、对俄作战，亦不得不仍以近卫继任首相为宜。
时至今日，倭寇已非单独解决中国问题即能达其独霸远东之目的。现英、美、苏在远东对倭包围之势已成，而中国苦战4年亦已脱离险境；然而以后我国内政外交之困难必倍于昔者，自当戒慎恐惧，以完成国家所赋予之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部发生“南进”与“北进”的激烈争执。
6月26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第一天就决定了与“南进”方针有关的南方施政的促进事项。其内容是：
“为设定和法属印度的军事结合关系，在法印南部驻屯必要军队；如法印当局不予同意，则以武力达成目的。”
可是，外相松冈洋右等的“北进”派也很强硬，于是两派又展开连日不断的激烈争论。
7月2日，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一个《随形势推移的帝国国策要纲》，订出一个“首先南进，相机北进”的折中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为促进蒋政府屈服，更进一步加强对南方各地区的压力；并因应形势变迁，适时对重庆行使战权，并接收在中国方面有敌对性的租界。
“二、做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首先依据‘对法属东印度施政要纲及有关南进施政之促进事项”，达成对法印及泰国的各项方案，并从而加强向南方推进的态势。帝国为达成本项目的，即使对英美开战也在所不辞。
“三、秘密做好对苏联在武力方面的准备，自主应付；视苏德战争的变化，设其进展于帝国有利，则行使武力以消除北方问题，确保北方安定。……”
日本“首先南进，相机北进”原则一旦成立，便开始与全世界为敌，使自己陷入更加艰难之困境。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立即着手两面作战的部署。
南进方面，令饭田祥二郎为司令官的新编第25军进驻越南；北进方面，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在东北伪满地区聚集70万大军及庞大武器装备，对苏联备战。
日本的南北动作，引起国际上的注意。
美国怕日本更加猖狂，危及自身，同时更怕德国称霸世界。
于是，一方面派兵进驻冰岛，援助苏联，对抗德国；一方面积极援助中国，以期拖住日本。
7月12日，美国又批准“向中国提供飞机短期计划”。此计划中有从中国起飞以燃烧弹轰炸日本本土的内容。
在日本“南北”两派激烈争论的同时，有关《日美两国谅解案》的问题进行着最后交涉，因此结果而震撼着日本政府。
6月21日，美国方面国务卿在5月30日向日本驻美大使提出对案之后，又向日本提出口头声明如下：
“在日本政府领导者中，有倒向纳粹德国征服政策的人，只顾想到当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时候，便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线；像这样的领导者在公职的地位上如果一意继续采取如此态度，则将招致日美交涉的幻灭。”
显然，这是针对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表明了美方对松冈的不可信任。
松冈对此异常激怒。他对日本驻美大使转来的美国对案严加抨击，并主张日美交涉宣告结束。
可是首相近卫文？认为交涉仍可进一步进行。
而在日本政府的联席会上，多数人支持首相的意见。
松冈愤慨之至，擅自电令野村对美方的口头声明予以拒绝。
与此同时，松冈对在联席会议上由陆海军所共同拟定的促进日美交涉案也拒绝审议。
首相近卫感到很难处置，决心排除松冈洋右。
7月16日，近卫宣布改组，松冈被迫提出辞职。
7月17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
蒋介石认为“首先南进，相机北进”原则一定，日寇即陷于英、美、苏包围之中，中国再不是孤军作战，“苦战4年亦已脱离险境”。然而松冈的辞职又是“南进”派的胜利，这将使“以后我国内政外交之困难必倍于昔”。
“7月19日”
敌阁改组，外相松冈引咎去职，是敌国外交方针有转变之趋向。但其投机取巧阴谋欺诈之心决无变更之理也。
这是对7月17日日记的补充。
7月18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命前任商工大臣、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转任日本外相。
近卫文？说：“奏荐丰田海军大将担任外相，此乃表示余对日美交涉务期成立之热忱。”
此时，日本陆海军统帅部对于新内阁提出三点束缚其行动的要求事项：
(一)依据7月2日御前会议中所决定的帝国国策要纲，对法属印度支那实行军事行动。
(二)促进南方、北方两面战备。
(三)在日美交涉方面不得违背三国同盟精神。
关于越南方面，日本已于7月14日片面通知法国维琪政府“无论是否同意，日军都得进驻越南南部”。
可以看出，日本方针的转变，一方面为迎合德意，牵制苏联，期望能够一举攻破日本多年“假想敌国”的苏联；一方面又不能不被东南亚的丰富资源所诱惑，使国策重点进一步转为“南进”，决定侵占越南。
“7月26日”
倭寇悍然占据越南南部陆海空军根据地，德国并声明赞助其举动，此乃表示轴心同盟密约已付诸实施矣。
美英两国封存倭之资金，英且废除英倭通商条约，此事之影响，政治重于经济，以后美英与倭妥协之公算更少矣；而倭则唯有追随德意之绝途而前进矣！
7月23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越南当局接受了进驻细则。
7月24日，日本军队悍然进驻了越南南部，完成了对印度支那的占领。
希特勒见日本“南进”牵制英美，甚为高兴，当即声明表示“赞助其举动”。
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日军从越南撤退的劝告，并提议越南中立化。但日本政府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7月25日，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冻结日本资产并停止和日本的贸易。英国和印度、缅甸、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政府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并废除和日本的贸易协定。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国民政府声明如下：
“日本此项行动，乃对于越南征服之扩大，及其南进政策之推进。自今以往，越南全境实应视为日本之军事占领地区。此种发展，不仅继续威胁中国西南边境，而且危及西太平洋其他诸国之权益与领土。
中国政府必以全力尽其本责，厉行反抗侵略之国策，以促日本冒险行动之失败。中国政府与人民并深信其他有关各国亦必不至纵容日本扩大其侵略，而使整个太平洋局势益趋恶化，甚或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地。”
蒋介石认定：“日寇已面临四面楚歌，唯有追随德意之绝途而前进矣！”
“7月30日”
英除封存倭之资金以外，并宣告废除英倭商约，荷、印与英各属地亦相继宣告废约，此乃出于倭意料之所不及也。故自17日以后，英美对倭经济压迫开始，而倭所谓北进攻俄与南进胁美这计划，皆完全粉碎。
此若非由余告美以倭与德意订立秘密条约之阴谋，则美国不致下此决心；而若非余之诚信以孚，则罗斯福总统亦未必余言之真也。故欲期外交运用有效，全在平时以诚信为其基础。
在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相继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和废除对日通商条约后，日本顿时孤立。
7月28日，日本政府冻结了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作为报复。但实际上，美日之间的贸易还在秘密进行。美国主要用外交手段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
蒋介石认为由于他对罗斯福的影响才促成诸国一同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局势。
“8月2日”
美国将菲律宾陆军15万人正式编入于其统辖范围之内，并特派麦克阿瑟为美远东军总司令以指挥之。此可证美有逐渐加强远东防务之决心也。
7月26日，美国在军事方面采取了措施，编组远东陆军，成立远东军司令部，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将菲律宾部队列入远东军司令部指挥之下。同时，在重庆召开了中美两国军事合作会议。英、中、荷一些国家也相应采取了措施。在日本强制向越南南部进军不到一周的时间，已经形成封锁日本的“ABCD包围圈”。
但此时的美国还不想马上与日本开战，仍在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对日本施加压力。
这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担心远东权益遭到损失，所以极力怂恿美、英、荷联合共同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仍继续向南推进，英、美、荷即可向日宣战。罗斯福没有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他只答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再作一次认真的谈话后再定。
罗斯福对美国的参议员解释说：
“丘吉尔积习难改。他希望这场战争的结果也和别的战争一样，大英帝国得到新的扩张。现在他最担心东方--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和缅甸的命运。我不得不一再拒绝他那种对日本采取危险的手段的请求，因为我力图避免对我们的进攻。”
由此可见，美国并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打算，也仅仅是“逐步加强远东防务”而已。
“8月12日”
美国禁于汽油赴日，至今方得实现。敌国受英美之经济压迫，而其国内舆论并不激愤，其政府犹望有妥协之可能；然敌内之烦躁与苦闷亦可推知矣！
8月1日，美国决定对日本施加强大的压力，全面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这无疑是对日本的致命打击。
石油是日本的命脉，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南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谋求荷属东印度的石油，7月份荷印跟随美国冻结日本资金，同时也断绝了对日石油供给，如今美国又禁止对日输出石油，这样，日本所面临的形势，不仅是战争能不能继续下去的问题，而是国家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了。
日本海军的储油量，仅能维持一年，而陆军仅能用9个月。这样下去，作战时，连战车与飞机都将无法发动。
在这种情况下，“敌内心之烦躁与苦闷亦可推知矣”！
“8月16日”
英美两领袖联合发表宣言，其对象为全世界的侵略国家，无形中对倭寇与德军已视作同额相济之辈矣，实于远东形势之影响甚大，可断美国对倭往日妥协政策已根本改变矣。
敌国舆论对英美联合宣言之反应，似均抱强硬之敌对态度。此乃必然之势，倭亦决不因此而中止其侵略也。
面临经济制裁的深重打击，日本陆军极力主张对英美开战。他们认为，此刻是难得的好机会，因为欧洲战场，德国正乘胜前进，这样，东南亚敌对力量势必薄弱，可造成一举获胜的把握。
但是，日本海军方面并没有获胜的信心，因而依然希望继续对美交涉。近卫首相也倾向于海军方面，有意选择与美交涉的途径。
8月5日，日本政府以“不派兵进驻越南以外地区”的让步案，训令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交涉。
8月7日，野村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直接会谈的要求。
然而，日本陆军极力反对。
无奈，日本又决定基本态度不变，仍坚持其要求美国让步与妥协的一贯立场。
罗斯福对日本政府出尔反尔的态度极为不满。
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举行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谈后发表了《英美共同宣言》(即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其主要内容有八条：
(1)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
(2)对于领土之转移，反乎当地人民自由愿望者，不予赞同。
(3)尊重人民选择其本国政体之权力。
(4)在纳粹暴虐侵略被摧毁之后，希望建立和平状态，并提供全世界人民以无恐怖、无匮乏的保证。
……
这一宣言的主要精神是尊重人民选择本国政体的权力和战后和平状态的保证。这个文件在战后一段时间内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8月23日”
美国于22日向倭提出抗议，不许其侵略泰国、荷印与马来西亚，远东整个反倭形势已完成矣。
敌机选于我后方各地狂炸，尤其轰炸江上运输，使我对前方接济困难。但我国幅员广大，彼虽到处轰炸，而仍难奏效也；况其飞机与汽油有限，决其不能持久！
《大西洋宪章》发表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连发表警告和谴责日本的声明与讲话，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许侵略东南亚。
8月17日，罗斯福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面交两项声明：
(一)日本如为军事支配邻近国家而再有任何措施，则美国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二)日本如果进而实行太平洋和平政策，则同意重新举行美日交涉。
从声明看，美国一方面提出近乎于“最后通牒”的警告；一方面仍然留有日美交涉的余地。
日寇并未因《大西洋宪章》和美国的警告而收敛自己的侵略行径，相反，对中国实行了更加猖狂的进攻。
8月间，冈村宁次继任日本侵略华北方面军的总司令，集中13万以上的兵力，分13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与此同时，对西南、中南各地实行空袭，尤其对长江运输用空军轰炸加以封锁。
正像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日寇的狂妄野心已不可遏止，它绝不会因英美的态度“而中止其侵略”！
蒋介石断定，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日寇的“飞机与汽油有限”，因此，“决其不能持久”。
“8月25日”
英首相丘吉尔于昨日发表广播演说，誓必制止侵略狂焰，并对倭提出警告。是即此次罗、丘海上会谈着重远东政策之表现。
英国首相丘吉尔于8月24日发表广播演说，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和侵占越南，并强调必须阻止日本侵入新加坡与菲律宾，接着表示：
“我们衷心希望美日交涉成功。但万一无望，当然我们便会毫无踌躇地站在美国的一边。”
“8月27日”
美总统罗斯福于26日宣布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之消息，此必(美日)谈判决裂之证也。
自本月14日罗邱联合宣言发表以后，经22日罗斯福总统对倭提出说帖；再由24日丘吉尔首相对倭提出非和则战之警告，以促成美倭之交涉：现美国终于派遣军事代表团援华，至此乃可断言美倭交涉之失败。……
美国总统罗斯福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牵制和消耗日本军队方面，有它极为特殊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想用美国的援助使蒋介石政府拖住日本军队，尤其在日寇日益嚣张，强行南进的时候。
8月25日，美国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
8月26日，罗斯福宣布派遣援华军事代表团来华，并运来一批大炮、机枪等武器。
蒋介石推测美日交涉失败。
“8月29日”
敌国内，近卫与丰田于27日分别晋见倭王；28日，其陆相东条、海相及川又先后入宫晋见倭王。
而其国内一般舆论对美亦相当激昂，其内阁内部又争辩不置，是倭寇今日对内、对外之形势皆非常紧张，有不能不作最后决定之势，近卫何能渡此难关也。
日本与全世界为敌，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其国内意见也很难统一，真可谓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只好软下来，以求日美交涉获取成功，作为缓兵。
8月28日，日本首相近卫文？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建议举行双边首脑会议；同时提出日本政府的态度与计划，其内容是：
(一)如果中日战争解决，远东和平树立，日军便自越南撤退。
(二)日军之进驻越南，并非欲以武力进入邻近地区的准备行动。
……看来，近卫似欲以妥协“渡此难关也”。
“9月12日”
据各种情报，美倭似有妥协在即之势，中外人士对此均甚忧虑；唯余穷究此事所得之结论，美倭绝无妥协之可能。
余以为今日之美倭交涉，决无须十分顾虑者。以中国之抗战为主动，为独立者也，绝非甲午三年干涉与上次巴黎和会时为列强所出卖之可比也。而且我国抗战牺牲之大，由道义而言，实过于任何国家之上。故能操诸在我，而非英美各国所能强制者也。
其次，美国要求于倭者，第一，退出三国同盟。第二，退出越南。第三，退出中国。倭对以上三个退出之要求，其中任何一个皆不可能允诺也。
然而，美国对第二个退出要求已用正式书面提出，美国对此绝不可能让步；至对于第一个要求倭退出三国同盟，实为美国目前对倭政策唯一之基本立场，美国亦焉能放松而随便与倭妥协？
故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最多乃为彼此间虚与握手、拖延若干时日而已。
然而美国万一对倭妥协，而以中国问题作为让步，以为倭退出三国同盟之交换条件时，则我国虽在国际形势上至为不利、而于精神上之打击尤大，自无疑义；但我国仍唯继续抗战，以待国际局势之演变，与英美被倭进攻时间之到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日本首相近卫文？致电建议举行首脑会议一时颇感兴趣，但因国务卿赫尔反对，乃决定还是先行谈判，条件成熟，再召开首脑会议。
9月3日，国务卿赫尔约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面交便信，信中称：“为保证首脑会谈成功，有必要对于基本性的重要问题先作预备讨论”。同时，又作了口头说明：前此美方所提示的“赫尔四原则”，乃在预备讨论时必须意见一致之点，询问日本在根本上究竟有没有改变侵略政策的意思。
9月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会晤时，向中国说明：
美国和日本仅是进行试探性会谈，并没有觅致可以进行谈判的基础。
胡适认为：“日本在若干时间内，可能放弃武力，寻求和平。”
赫尔于是就美国方面的观察指出情况发展有如下可能性：
(1)日本崩溃。
(2)日本接受美国的基本原则。
(3)日本面临抉择的歧路，在若干保留下成立协议；并主张在某种形势下用武力对付他国。
(4)在目前，拒绝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
赫尔之所以向胡适做出蕴藻浜解释和说明，是因为美日间的交涉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切身利益的，因此，美国认为及时将他们双方交涉经过告诉给中国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对于美日交涉的趋势有着不同的情报和揣测，其中多数认为美日之间的妥协是有其可能性的。但蒋介石则认为，美日谈判仍不可能成功。如果万一成功，甚至美国出卖中国，中国也决心抗战到底，等待日寇对美英开战时间的到来。他对美日必战，是坚信不疑的。
蒋介石看来是言中了。9月6日，日本在御前会议中决定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确定：“外交交涉虽继续进行，但以10月下旬为目标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作此决定，是由于日本现已置身于“ABCD包围圈”中，而其军事物资日益消耗，如美日交涉再拖延下去，现有的一点物资便会坐吃山空，使日本陷入更加进退维谷的状态。因此日本迫不及待地做出蕴藻浜提前准备对美作战的决定。
9月10日，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重新说明不管美日交涉成功与否，中国的抗战决心毫不动摇，并指出美国对日本的禁运不应放松。
“10月18日”
敌阁改组，近卫引去，东条继任。是敌国崩溃之期更加速一步。
美日交涉之际，日本仍然继续对中国采取恫吓的姿态。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日本由于内阁中强硬派占了上峰，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
9月25日，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出包括有所谓日中和平基础条件的《日美两国谅解案》的日方最后提案，其内容有：
“为防止共产主义对于日中两国安全上之威胁和其他扰乱秩序运动以及维持治安，得在内蒙古及华北之一定地区及必要之期间留驻日本军队。”并再一次提出“承认满洲国”、“重庆和南京合并”等条件。
这简直是对以往让步的全盘否定，公然宣称继续将其军队留在中国不撤，并提出其他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无理条件。
对此提案，美国国务卿赫尔当即断然予以拒绝。
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会谈中签订了三国协定，规定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行动，这就为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10月2日，赫尔在华盛顿约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重申“赫尔四原则”之后，表示强烈反对日本继续在中国驻兵。最后说：为期实现日方所要求的美日首脑会谈，则希望在有关这一根本问题的讨论方面要能有所进展。并明白表示：“日本的态度如不能改变，则拒绝首脑会谈。
同时，赫尔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告知：美国首脑会谈之实现，将不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此时，日本坚持探求继续进行美日交涉途径的近卫内阁行将结束，而坚持对美开战，拒绝从中国撤兵的强硬派东条英机等人愈发得志与嚣张。
10月16日，近卫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宣告辞职，由原任陆相东条英机继任日本首相。
10月17日，东条英机除了重申“解决中国事变”及“树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外，公然声言，要“以铁石之意志，闪电之行动”以“根绝中国事变之祸患，打破敌对诸国对日之大包围”。
“东条英机已奉命出面组阁。这件事，不仅对于中日战争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对于整个世界局势，亦将发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4年多抗战以来，有一个最大的希望，可以说：就是希望日本有一个军人内阁出现，使他们一般文治派组阁不成，而直接由军人出来担当国政。如此，他们势必扩大侵略，从单纯侵华的战事，进一步冒险侵犯国际，来参加世界战争，这就达到了我们抗战策略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就可以联合世界反侵略的各友邦，共同一致制裁日本，很快地就可以击溃日本，来消灭远东侵略的罪魁祸首！……
新任外相东乡茂德，原是日本前一届驻苏大使。苏联朝野对他的评论，认为他是日本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为现任大使建川美次郎所不及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乡茂德出任外相以后，东条内阁不一定就要对苏联作战。……必采用外交攻势，如能达到不战而屈的目的，那也就不必北进攻俄。
对南太平洋问题，他也显然要用和平方式与美国外交谈判，以求获得南洋经济权益，如此也更可以全力实行大陆政策来侵略我国。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美国是一个保持正义的民主国家，决不致违反其外交基本原则和他对远东一贯的政策，故他亦决不能与倭寇侵略者来妥协，这是可以断言的。
日本新阁的政策--第一，就是处心积虑要想解决中国问题。第二，就是与轴心国家更密切地联合，要想解决世界问题。但就整个世界局势来判断，他这样的阴谋野心，绝对不能得逞；他们所企图建立的东亚新秩序与世界新秩序，亦将终成泡影。如他在陆上海上能与德国打通一路，使欧亚两大侵略势力联系起来，那他就可以与轴心伙伴在经济上交换物质，在军事上东西策应，那他就毫无忌惮地来参加世界战争了。这样，今后世界的局势，就更趋尖锐化，更要急转直下了。”蒋介石《第三次南京军事训词(二)》(1941年10月)。
蒋介石此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新首相东条英机，把大权集一身，他还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对于日寇能否北进，蒋介石剖析较为中肯，而美国在这方面判断几乎发生错误。美国认为，东条英机于1931年至1938年在关东军充当过指挥员，并和北进派有密切联系，因此，东条英机一旦执政，日本就很快要进攻苏联了。而蒋介石不但指出东条英机具有超出过去文官的狂妄野心，他的目标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而且还指出曾在苏联任大使的东乡茂德对苏联作战的困难，因此决定倾向实行南进的侵略政策。
和美国长时间无结果的谈判，激起以东条英机好战强硬派的日益增长的狂怒，因而发生内阁再次改组，也促进了日本军阀要求最后解决战争问题。
“11月8日”
敌派其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乘机赴美，其必另提妥协条件。然其对侵略中国之野心如不放弃，则美必不能容忍。以其如统治中国，那独霸太平洋，无疑驱逐美国于太平洋之外；而且今日美在菲岛防务已固，更无退让之必要。倭之愚，实不可及也。
自本周英美情报与其对倭态度观之，可以断定美已有制倭之决心，而且其时必不出于下月。英美对倭不久当共同有明朗之表示，只要我国能在滇支持到下月中旬，则抗战最后目的当可实现矣！
倭之商船“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俄之漂雷所撞没，然倭对俄之态度并未作强硬之表示。--是其一则对美有所顾忌，一则对俄之战争尚未敢发动之故也。
11月5日，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帝国国策遂行要纲》，决定于12月上旬对美、英、荷三国开战。但在开战前，仍安排了希望美国妥协的谈判呼吁程序，并决定于11月25日(最晚12月1日零时)之前协议成功，否则即开战。为了帮助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日本政府将前驻柏林大使老练的外交官来栖三郎派到华盛顿。
至于对美交涉案，则重新决定为甲、乙两案，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案。在御前会议的前一天(11月4日)，日本政府就已电知野村，并给予最后训令：“在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只有决裂。”这是日本对美交涉中所持的态度，一切表明，日本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但美日双方的交涉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美国对出卖中国的条件，临战前又答应考虑。
日本对美交涉重新决定为甲、乙两案，这两案都是将9月25日的最后案做了一点让步，先以甲案试探，如不成，再拿出乙案。
在甲案中，日本主要让步之点如下：
(一)通商问题：将过去“日中通商，应以彼此之间有其特殊的密切关系为原则”的主张，改为“如果全世界适用通商无差别之原则，则日本承诺在日中之间也适用此一原则。”
(二)三国同盟问题：更加表明没有极端扩大自卫权范围的意图。
(三)自中国撤兵问题：和平成立以后，得于华北与蒙疆之一定区域和海南岛在必要期间驻屯军队；其余日军则于2年内撤退。所谓必要期间，乃予人以并非“无限期”的印象，而大致是以25年为目标。
(四)自越南撤兵问题：在日中战争解决或远东和平确立之后，立即撤出。
(五)赫尔四原则问题：极力避免将其列入正式协定事项之中。
乙案其内容如下：
(一)日美两国确实约定--不向法属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伸展武力。
(二)日美两国互相协助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需的物资。
(三)日美两国恢复到冻结资产以前的通商关系，美国借给日本以石油。
(四)对于日中两国和平之努力美国不得有给予妨碍的行动。
乙案中只提出使美日关系通过解决越南问题来解除危机，而把美日之间原则上的“中日问题”搁置起来，并且第四条要求美国不得妨碍日中之间的所谓“和平之努力”。
至于蒋介石日记中所讲的“倭之商船‘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俄之漂雷所撞没，然倭对俄之态度并未作强硬之表示”一节，正是发生在御前会议的当天。不“表示”的原因除蒋介石所谈的原因外，再一个就是从东条英机组阁那天起，便把方向定在“南进”方面，因此不会轻易更改作战意图。
“11月30日”
倭派专使来栖三郎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之战迁就列强，唯独胁迫中国之故智，以售其狡计。
果尔，美国务院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八，只看其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
幸赖上帝眷佑，得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5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
就在日本大本营下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准备对美、英、荷三国作战，下令南方日军作攻取重要地区准备，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甲案”，罗斯福总统接见野村进行最后交涉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留学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忠告美国不要轻率地倾向于妥协方面。
11月10日，宋美龄通过无线电广播对美国呼吁：
“我觉得美国这一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美国决不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4年有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
12月4日，宋美龄再次对美广播，强调：中国是拼上了民族生存和人类自由而站在民主国家的最前线，她说：
“……反侵略的各国、各民族，为了共同的目标，分担着责任，寻求着和平与自由的鹄的。”以唤起美国的舆论。
美国终于对日本所题的“甲案”没予理睬。
野村吉三郎与来栖三郎看到美方如此强硬，便认为即使提出“乙案”恐怕也不能接受，于是将“乙案”进行了匆匆忙忙的修改，使其更有妥协性。首先使日军恢复进驻越南南部以前的状态，并以从越南南部撤军为交换条件，要求美国解除冻结日本资产令，以及重新对日输出一定数量的石油。
11月20日，日方将作了最大让步的“乙案”向美国正式提出。
罗斯福与赫尔慎重地研究“乙案”，认为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援助的第四项，很有问题。美国如果接受这一项，就是对日本侵略中国予以承认，也就是出卖了中国，并进而让日本控制太平洋，尤其要招致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不过，美国国务院不少人为了作好战前准备和援助日益紧张的欧洲战线，提议不妨对“乙案”作有限的接受或与日本缔结临时协定。
罗斯福总统本来决心予以拒绝，但受国务院大多数人意见影响，拟提议作3个月至6个月临时协定的打算。
如果这样做，日本也是十分乐意的。
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紧急会晤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赫尔谈起美国有意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并出示协定草案，其内容有下列各项：
(一)日本撤退在越南南方的驻军，并将越南北部驻军减少到7月26日进驻越南南方之前的总额25000人。
(二)有限度地恢复美日通商。
(三)中日间任何问题之解决应基于和平、法律、秩序、公正的原则。
胡适对于美国态度转变到如此超乎想像的程度而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提出：如果让日军在北越留驻25000人，则滇缅公路将有被攻占的危险；同时逼问一句：“在临时协定的3个月期间内，会约束日本不攻击中国吗？”赫尔则含糊其辞地答辩：“这是在将来讨论长期协定时再作决定的问题。”
当日(11月22日)赫尔将这一草案同时告知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荷兰公使劳顿、澳洲公使凯西，这3人均未表示异议。
由此可见，美国及其英、荷、澳诸国出于重点支援欧洲和使本国有充分备战时间，竟不惜出卖中国。
胡适当天(11月22日)立即急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如下：
“美国邀商者为：倭撤退在越南驻军之大部，保证不南进、不攻滇，而由美国放松经济封锁事。其对中国撤兵问题，毫未提及。”
蒋介石立即复电胡适，指示阻止美国妥协，其电文如下：
“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
同时，蒋介石电嘱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转达：
“任何放松对日经济压迫的措施，都将会严重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
蒋介石又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发出电报，要求其对美国拟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一事严重反对。
11月24日，赫尔再度约见胡适、哈里法克斯、劳顿、凯西四位大使，出示临时协定草稿的美方定稿。
除胡适据理反对外，其他三国大使对此临时协定都表示大致满意。
当天(24日)胡适急电重庆报告：
“情势紧迫，难以遏阻。”
就在这危急严重的时刻，国际方面，首先是英国有了反映。
英国首相丘吉尔急电罗斯福，表示反对临时协定，他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于是，赫尔由于中英的强烈反对而改变了念头，在国务院重作商讨后，决定放弃临时协定的打算。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感谢上帝的保佑。丘吉尔本来对蒋介石素无好感，但他怕美日妥协后日本转而对东南亚加速侵略，危及英国在远东的权益，而最后英国也不可避免一战，因此极力反对美日妥协。
11月26日晚，赫尔将“赫尔备忘录”即美方提出以九大原则和十项要点为内容的“和平方案”面交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
“赫尔备忘录”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四项原则：
(一)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通商机会与待遇平等。
(四)用和平方法解决纷争。
其次是通商方面的五项原则：
(一)无差别待遇。
(二)废止国家主义。
(三)无差别地获得原料物资。
(四)在国际商品协定之运用上，应充分保护消费国家及民众利益。
(五)树立国际金融机构及协定。
最后是美日两国政府应采取的十项要点。其中第三、四、五、九各项关系到中国问题及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的内容如下：
(三)日本撤退在中国及越南的陆海空之军队与警察。
(四)美日两国，除对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不用军事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力量支持在中国之任何政权。
(五)美日两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租界及居留地内有关权益与1901年义和团协定(辛丑条约)的所有权利，并设法使英国也同样地放弃上述权利。
(九)美日两国同意：任何一方与第三国缔结之协定，对于确立太平洋之和平方面不得作有所抵触的解释。
日本帝国主义对“赫尔备忘录”自然持否定态度。如果它承诺下来，就意味着它的军队要无条件撤出中国和否定汪伪政权，并完全平等地对待中国，如果他承诺下来，不仅涉及处置“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问题，而且还要追溯到中华民国建国以前列强侵略时代所有问题，要作根本的解决。对以侵略中国、称霸亚洲为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赫尔把备忘录交给日方代表之后，通知英国政府说：“我们和日本谈判的外交工作，事实上已告结束，今后的事情应转归军事统帅部负责了。”
11月27日上午，赫尔又在电话中对陆军部长史订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事情已经转移到你们陆海军手里了！
11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来栖三郎。
野村吉三郎首先表示：日本对美国案感到失望。
罗斯福当即答复道：
“在赫尔国务卿和贵大使的会谈中，未曾听到贵国领导者有任何和平的表示，使交涉进行得非常困难；美日两方面的根本方针如果不能一致，虽则有一时性的解决，但其结果还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日本终于在美日交涉上败下阵来。
中国在外交上终于获得了胜利。
“12月3日”
美罗斯福总统已要求倭政府解释在越南集中兵力之理由，以及向其所提之方案如何迄今尚未作答？最后并询其将来之目的究竟如何？
唯设如美国当日提出暂时过渡办法，则其今日之形势，必已逆转矣！罗斯福总统对此若有回顾，当知吾之不唯不误，而且亦足以代其挽救彼国之危机也。
1941年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于12月8日开始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宣战。南方战役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保证制海权并夺取南洋各国的丰富原料。日本武装力量必须占领菲律宾岛、关岛、香港、英属马来西亚、缅甸、俾斯麦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帝汶岛，并沿着千岛群岛、帝汶岛、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西亚和缅甸一线建立防卫圈。
12月2日下午5时30分，为了保证南进，击溃美国太平洋舰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对正在开向夏威夷的机动部队发出电令：“攀登新高山1208”，这就是“按照预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的密码隐语电报。所谓新高山，就是台湾的最高峰--玉山。
同时，日本决定进攻泰国的日期也是8日。又为准备攻击马来西亚与菲律宾，所以有大批运输船队驶向越南南部。
而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还深恐开战，致电询问日本政府对于提案“如何迄今尚未作答？”其实日寇现已反过来不理睬美国，有意拖延。
蒋介石认为当初他多方竭力阻止美国妥协，确实功劳不小。“罗斯福总统对此若有回顾，当知吾之不唯不误，而且亦是以代其挽救彼国之危机也。”
不然，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还是由于英国的极力反对所致，但不管怎么说，蒋是有他的功绩在里面。
“12月4日”
英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其他等舰多艘驶抵新加坡，此乃予倭以最大之威胁。
12月1日，英国在新加坡发布了戒严令。
12月2日，英国又派遣了“威尔斯亲王号”、“却敌号”两艘战舰及其他舰艇到达新加坡备战。
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发出警告：“战事正要涉及远东方面。”
这确实是对日本的“最大之威胁”。
“12月5日”
倭使来栖等在美答复记者之谈话，乃为其首相东条英机于上月29日所发表之演说攻讦英美‘在东方之剥削势力非驱逐不可’之语竭力辩解，言辞卑下，可怜极矣！
就在赫尔将备忘录提交给野村和来栖的当天(11月26日)，在担任偷袭珍珠港任务的南云忠一中将指挥之下的联合舰队机动部队，就已经从集结地--南千岛群岛的单寇港悄悄出发了。
11月27日，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认定“赫尔备忘录”乃是“最后通牒”。于是，好战的强硬派以此压抑日本国内对于开战的慎重派。
与此同时，日本陆海军开始大规模的调动，然而美国在远东的武装部队却没有进入战备状态。
11月29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日汪条约一周年纪念”的致辞演说中，露骨地指出英美为“敌性国家”，并声称：“必须断然加以抨击。”
东条英机之演说，给美国刺激很大。正在休假中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之提前返回白宫。
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和特使来栖因东条英机的演说，终日受到美国新闻记者的诘难与质问，而野村为其遮遮掩掩，漏洞百出，“可怜极矣！”
“12月6日”
倭答复罗斯福总统对其增兵越南之质询复牒，乃藉口为我国在滇越边境增兵之故，是其遁词搪塞之所为，美必不以此答复为满足也。
12月6日，罗斯福总统致电日本天皇，要求其撤退在越南的日本部队。这是对日本最后的忠告。
可日本政府却以中国在“滇越边境增兵”作借口，而一再拖延。其实，日本精心策划的对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的突然袭击即将开始了。日本对罗斯福的另一电报的处置更证明了这一点。
同一天(12月6日下午9时--日本时间7日上午11时)，罗斯福让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转电报给日本天皇，说美国非常希望与日本政府继续谈判。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迟迟没有复电。原来这一电文被日本军部故意扣压下了，未交给天皇。
直到当日晚，华盛顿才截获了日本政府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极为详尽，是日本政府回答美国政府11月26日建议的简单备忘录的原文，并指示在12月7日13时前(开战后)把它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
日本政府认为美国11月26日的建议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自身生存的威胁”。复照里没有谈到宣战，但却是“最后的通知”的意见，也就是“继续谈判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12月6日深夜，罗斯福总统接到破译出来的备忘录原文报告。他看后，提出：“这就是战争！”
12月6日，蒋介石通过美籍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将中国方面的决心转达罗斯福：
“中国决不放弃东北。否则，更引起日、俄、英在中国之利害冲突与斗争，是使远东与世界之战争循环不已。如欲求太平洋上以后长期和平，唯有辅助中国独立、而不被他国侵略之一途。”
1941年12月6日，是最紧迫、极危急的一天。
美国所截获的密电，在日方指定时间的3小时之前，日军开始攻击的80分钟之前，罗斯福方知其内容。他当即电令驻夏威夷海军司令部严防偷袭，并对菲律宾、夏威夷群岛、美国西海岸及巴拿马发出警告：日本大使于今日(7日)13时将提出实质上等于最后通牒的文件。但是这电报发生迟误，到达夏威夷海军司令部已为时过晚。
“12月8日”
(一)
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威惧！
本日闻倭袭击英、美后，余对美、英、苏俄三国即提出共同作战之建议；同时即对倭与德、意分别宣战，而且对德、意宣战尤先于美国。此皆可见我政府独立不倚之精神也。
12月8日凌晨4时许，蒋介石在重庆郊外黄山官邸接到了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军事基地的紧急电话，立即返城。接着又接到了香港、菲律宾、马来亚半岛已受到日本飞机空袭的电报。上午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下午又分别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高恩、卡尔、潘友新谈话，告知：中国决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同时并分别面交建议书，内容如下：
“一、最近美日谈话，美国虽以诚意进行，而日本于谈判中实行袭击。于此，可见日本侵略计划果经预定。
二、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
三、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之德、意同时宣战。
四、中国政府以为反侵略阵线各个国家必须对于各个轴心国家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
五、为谋军事胜利起见，中国政府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澳、荷、加、新)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举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实为必要。
六、中国提议：中、美、英、苏、澳、荷、加、新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
蒋介石的确在当时国际关系中十分活跃，也有不少正确的国际形势分析。在关键时刻，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此，蒋介石很为自己的“独立不倚之精神”沾沾自喜。(二)
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也甚容易。……且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中国的地位特别重要。我国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有左右战局之势，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后对日态度能否一致，我国实可操决定性之影响。因此，在对日宣战以前，必须将我国对于此次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事先通知英、美、苏各友邦，并征询他们的态度与主张。
我国的政策，可归纳为三点：
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
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
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
我们这个政策的三原则，乃是为被侵略各国共同的利益而决定，必须求其贯彻，然后反侵略的战争，始能获得完全的胜利。
1941年12月7日(星期四)晨6时(夏威夷时间)，日本未经宣战，由南云中一海军中将指挥，日本特遣舰队6艘航空母舰载着423架飞机，在两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3艘大潜水艇、5艘超小型潜水艇的护航下，前往珍珠港实施偷袭首批日本突击机群起飞了，编队后立即飞向瓦胡岛。
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司令部得到了关于发现去珍珠港的国籍不明的潜水艇和大群飞机的情报，但是没有介意。
7时55分，首批日本飞机袭击珍珠港。
这天早晨在港口停泊了美国各级军舰96艘，占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半数以上，其中有美国当时部署在太平洋的全部主力舰8艘。日本的轰炸机和鱼雷飞机像进行训练似的投掷炸弹和鱼雷，顿时，珍珠港呈现一片火海。基地和军舰上的高射炮仓皇地进行还击。
9时，第二批日本飞机到来时，驻防军恢复了常态，使日机遭到密集火力的反击。参加袭击的423架飞机中被击落29架。5艘超小型潜水艇的全部和一艘大潜水艇被击沉或下落不明。南云作战联队袭击后，立即匆忙返航。
不管怎么说，偷袭珍珠港，日本是成功的，而美国损失惨重。击沉或击毁美国战舰18艘，其中有全部主力舰8艘，瓦胡岛飞机场有飞机188架被击毁和128架被击伤。美军死伤2500多人。
12月8日，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美国国会一致同意通过决议：从1941年12月7日起对日宣战。至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蒋介石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非常高兴。
12月8日上午8时，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别会议。蒋介石这天的日记后半部文字，便是这次会议决定中国应采取的政策内容。这次会议决定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并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由美国作为领导。
罗斯福当即回电蒋介石，表示赞许，还建议由美、中、苏、英、荷等5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12月10日”
英驻新加坡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2艘，本日在马来亚海面被敌机炸沉；檀香山美主力舰8艘，8日，亦被敌机炸沉者3艘，炸伤者3艘。可说太平洋上英、美海军总力量已消耗十之八矣！以目前形势而言，英、美在军事上太无准备，且虚张声势，致遭此败，势所必然。
但由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争最后结果而言，反可因之转祸为福。以英、美以后则不能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否则，英、美仍以远东与中国为次要也。
蒋介石在今天的日记里分析：罗斯福在日本武力面前表现很是徘徊不定、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难以下应战决心，因此在“军事上太无准备，且虚张声势，致遭此败”。以至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之后，紧接着在马六甲半岛登陆，占领了属于美国的威克岛和关岛。
12月10日，日本空军又击沉了停泊在马来亚沿海的英国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
在摧毁珍珠港美国舰队之后，又击沉了这些英国的军舰，这就保证日本不仅在太平洋西部，而且在印度洋掌握了制海权。这使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作战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蒋介石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无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百万大军，罗斯福恐怕对日本武力挑衅更不敢应战了。那样，太平洋战争也早就爆发，美国或许难以保住太平洋防区。因而中国战场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有着决定性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认为世界形势将转变为除了起重大作用的中国抗日战场外，英、美也要集中全力，成为“解决远东之倭寇”并取得中国战场最后胜利的劲旅。
“12月13日”
敌如进驻南洋各地，则其兵分力弱；如此，其战区扩大，战线延长，再加为时较久，则人力物力皆不足以支持，其结局之惨，必非所能想像者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侵入泰国。侵略者没有遭到抵抗，泰国政府接受了日本的关于军队过境对马来亚作战的最后通牒，并与日本结成了军事同盟。
12月10日至12日，日本军队在菲律宾群岛登陆，这里的美、菲军队总计有54000人(其中美国人17000人)。击溃了守卫吕宋岛沿岸的部分军队之后，日军急速向马尼拉方向挺进。
蒋介石认为由于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进驻南洋各地”，“兵分力弱”、“战区扩大”、“战线延长”，日本选择南侵，以求补救在中国战场久战不决的局面，不惜孤注一掷，正中中国之下怀。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必须首先解决远东问题，而日本这一南侵行动，实是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无异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便生动而透彻地阐述了这番道理：
“日寇这次发动太平洋战争，正用得着我国一句古话--所谓饮鸩止渴。这就是说，他拿烈性的毒酒，来求片刻的兴奋，而实际是自寻绝灭。……
自经英美对他实行经济封锁以后，他海上运输力一天天的减退，原料、燃料以至劳力、机械处处感到缺乏，重要的产业半陷于停顿；这种种危机，都反映到他国内一切岌岌危殆、不可终日的险象。但是他现在还要继续他荒谬绝伦的侵略思想。扩张他侵略野心，由东半球以至于西半球，要与世界90%以上的人类作战，这明明是他行险侥幸、失了理智的疯狂行动。只看日寇对英美宣战诏书中所谓：‘旷日持久，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日增’以及‘帝国生存将濒危殆’，这就是他全国上下焦渴欲死的心情自白。他因为熬不过‘焦渴’，所以不得不‘饮鸩’；至于‘饮鸩’之后，在短时期内自然会‘止渴’。
今天，日本军阀所夸耀的战争胜利，正是日寇‘饮鸩’以后得到‘止渴’功效的一刹那；但是他最后结果如何呢？他腹中所饮下去的毒药不久就会发生作用，日寇最后必然惨败，正像‘饮鸩之狂夫’，必定是毫无疑问的了。”
眼下，日寇已是从悬崖跌入山谷的半空中，即使勒马，已经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