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愧而已！
1941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重申敬意，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
12月10日，蒋介石发出肯定团结与友谊之意的复电如下：
“际兹文明遭遇悲剧之时，美国亦受狡诈侵略者之攻击。中国对于美国所曾给予之援助与历史传统之友谊，重申其永志不衰之感。现时我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
12月11日，美国对德、意两国宣战。
同日，德意两国向美国宣战。
至此，欧洲大陆的战局和亚洲太平洋的战局，已经名副其实地形成“一个战争”；而中国的抗战，也从此具有反轴心国联合战线的性质。
就在美与德、意两国互相宣战的当天(12月11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提议召开反轴心国联合军事会议，并通过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达建议如下：
(1)请美国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中心。
(2)在苏联未对日宣战以前，请美国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具体计划。
(3)五国初步谈判的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待讨论决定之。
(4)由美国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方案。
罗斯福立即复电同意，其电文如下：
“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建议：由阁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南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代表；同时本人可立即派勃兰德将军为美国代表，由马格鲁德将军副之。本人并希望――此等初次会议，或可产生一永久机构，以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之努力。”
对于联合军事会议的提议，丘吉尔也复电表示赞同。
斯大林复电云：“苏联现负对德抗战之主要任务，不宜将力量分散于远东。”从中可以看出态度是消极的。
荷兰也流露出不甚积极的态度。
但中、美、英还是坚持召开，会期定于12月30日在重庆举行。
1941年12月30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如期召开。苏联、荷兰未到会，只有中、美、英参加。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
在预备会议上，英国军事代表魏菲尔将军提出三点要求：
1？加强在缅甸的空军力量。
2？请将美国根据军火租借法案已运到缅甸援助中国武器中的一部分拨供保卫缅甸之用。
3？请中国军队协助保卫缅甸。
这三点要求反映出英国只重视它自己的利益，并且表现出轻视中国国防的态度。但蒋介石为顾全大局，还是采纳了魏菲尔的提议，并重行说明联合军事会议的意义如下：
“魏菲尔将军报告之三点，皆属专门技术问题，余兹同意其原则。盖余主张集中器材与集中人力为制胜之必要条件。英、美之战争，即为中国之战争，反之亦然。
“此次开会动机，系最近由罗斯福总统来电建议，今该会已正式在重庆成立矣，此实为太平洋各国代表第一次之正式会议，此次集会之主题，则为研究在东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此即为罗斯福总统来电最后之一句。
“故除业已‘讨论之三点’(魏菲尔提议)而外，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
联合军事会议上，中国主张：规划是以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向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报告。
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达成协议。将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勃兰德将军的草案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仰光与缅甸和中国继续抗战关系重大，使免受敌方攻击为当前要着，目前应尽现有实力，对日军发动空军攻势。
2？继续以器材供给中国。
3？中国军队继续对日发动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于其战线。
4？希望在美国组织之总机构能早日实现。
(另外两项从略)
在华盛顿方面，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与丘吉尔自12月22日起连续举行会议，制订同盟国合作体制，并拟就联合国宣言草案。
1942年元旦，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共同宣言》，在宣言中相约：
“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和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
这与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向美、英、苏三国所提建议书的内容是一致的。
1941年12月2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并在宣言上签字。宣言在开列签字国顺序时，罗斯福最初亲笔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后来，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位，把中国排在第四位，再后面则是其余22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签字。即使这样，中国也成为《联合国共同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
1月3日，罗斯福建议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
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表达了自己欣喜得意之情。在1月份反省录中此情此意更是跃然纸上：
“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容，能不戒惧乎哉。”
“1月11日”
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这是指第三次长沙会战之胜利。
这次会战于1941年12月17日开始，至1942年1月15日结束，历时28天。
湖北、鄂南之日军在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唯矶指挥下，以第三、第四十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为基干，配以炮兵、工兵、战车和舰艇部队，约7万余人。这时的日军，由于全力倾注于太平洋战争，不仅阿南所部已被抽出一部分兵力，而且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武器弹药均未得到补充。在兵员减少、粮弹均缺的情况下，阿南唯矶仍然决定日军冒险深入。
1942年元旦，敌两个师团主力，猛攻长沙，国民党军李玉堂部沉着应战，同时，我岳蒙山炮兵也适时予以火力支援，重创敌军。
1月2日，敌增兵长沙，激战4昼夜，我阵地屹然不动。
1月4日，国民党军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之下，以第十九、二十七、三十集团军为主力，吸取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教训，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日军诱至长沙附近后，自三方面对日军形成反包围，并切断其后路。敌陷重重包围之中，死伤惨重。
1月4日夜，敌开始突围撤退，我军紧追不舍，大量杀伤敌人。
经过10余天苦战，将长沙周围之敌全部肃清，恢复到会战前的态势。这次战役歼敌5？6万多人，缴获机枪115挺，步枪1138支，炮11门，马270多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美国海军部长兴诺克斯说：“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胜利。”
蒋介石在《国军入缅作战经过和决心与我军对世界战局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中总结如下：
“敌人此次……不仅要占领长沙，而且希望进一步侵占衡阳，打通粤汉铁路。……
“现在，敌人对于香港、越南、泰国等地军队补给，都靠海上运输，将来必然遭受英、美各友邦空军的威胁；如果它打通了粤汉路，就可以从朝鲜的釜山由火车直达广州、香港，就不怕补给被截断，这是敌人最高的战略。……
“赖薛长官以下各军、师长及一般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卒使敌人始终不能窜进长沙市区一步。
“现在，我们增援各部队亦已经在长沙东南北三面开始攻击敌人的侧背；同时，在敌人后方我军更有强大部队布置就绪，准备随时袭击敌寇。到昨天为止，敌人的阵线已经全部动摇，今后在300公里以内的地区，他要想退出去，绝不是容易的。……
“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安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
“4月12日”
英印交涉，已经破裂。英人宁让倭寇侵印，而不许印人自由，以为于战后我同盟国胜利时仍可无条件统治印度，是不愿印度自由参战以增加同盟各国之实力，此种自私之心，恶劣极矣！
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日本攻占了英美在太平洋上的领地之后，印度作为英国的经济、军事基地的作用更加增强了。
在英军中有200多万印度士兵。印度把粮食供给300万人的英印军、南非军以及美军和中国军队。印度工业为这些军队生产被服、装备、弹药和轻武器。英国政府把军费重担转嫁在印度人民的肩上，战争使印度几乎耗去30亿英镑。除物资损失外，战争还夺去了印度许多人的生命。
然而，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客观因素，军队对于工业品、武器装备和被服的大量需要及外国列强忙于战争而竞争的削弱，印度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印度大资产阶级的积累大为增加。
苏联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博得印度人民的极大同情。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当中反法西斯情绪日益增长。
然而，印度人民与英国共同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斗争愿望受到国内殖民制度的压制。印度有识之士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无权地位，因而在反法西斯情绪增长的同时，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对抗情绪也在增长。因此，进步人士和国大党提出，印度人民站在反法西斯联盟方面参战的条件是准予印度独立，作为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是成立责任制国的政府。
英国当局想要利用包括国大党成员在内的一些社会人士的反法西斯情绪，为了同他们建立合作于1941年12月把一些国大党领导人释放出狱(这是1940年10月，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袖依据本党决议宣布开展不合作运动。就在运动刚开始时，几乎全部国大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
1942年1月初召开的国大党会议与英国当局期望的相反，重新宣布拒绝在战争中支援英国。会议决议指出，在印度成立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前，国大党将不同英国政府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乘此机会妄图像在缅甸和马来亚所干的那样，利用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仇恨为自己利益服务。高喊什么“把英、美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等口号，对印度人民施展怀柔政策，扶植印度的“亲日反英”势力，在缅甸建立以亲日派苏？钱？鲍斯为首的“自由印度”政府，并在他的指挥下开始把被俘的印度士兵编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利用这支军队入侵印度。
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日本移兵攻击印度，则失去民众支持的英军，将立即土崩瓦解，甚至如果印度民众脱离同盟国或是站到反同盟国的立场，则对于同盟国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基于此种紧急情况，蒋介石于1942年2月4日至21日偕宋美龄出访印度。
蒋介石访问印度的目的，一是加强在印度方面的中、英协调；二是站在同盟国领导者之一以及同为亚洲人的立场，要劝说英国和印度国大党双方冷静地促膝会商，一致协同抗日。
蒋介石分别会晤英国驻印度总督林里资哥与印度国大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尼赫鲁等人。但双方都不肯让步。英方对蒋介石的劝说拒不接受，不肯变更其一向对印政策；印方列举英殖民主义者自统治印度以来的各种迫害事实，详细说明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起源与成效，并表示：自此之后，仍将坚持此一主义，斗争到印度获得自由为止。
蒋介石在2月18日中午，于加尔各答的一个公园里与甘地会晤时对其劝说道：
“中、印两大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之半数，故欲求世界人类完全解放，则必须先获得中、印两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唯革命有两个因素――一为争取时间，一为争取世界同情。前者有赖于中、印切实合作，后者则完全在印度是否实行参战。
“我以中国革命党员资格前来印度访问，与印度革命友人会谈，主要目的，就是在联合反抗侵略势力，以奠定中、印两民族求得自由的基础。”
2月21日，蒋介石在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了临别赠言《告印度人民书》，全文由宋美龄以英文代读，其要点如下：
“余敬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建议：吾人在此人类文明死亡绝续之交，唯有各尽所能，以取得人类整个之自由。……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已随时代而有一甚大之转变，各民族求得自由之方式，今昔实亦有所不同。现在，各反侵略国家无不要求印度国民在此新时代中尽其应尽之责任。……同时，世界大多数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种宝贵难得之同情，应特加珍重而使之勿失也。”
2月22日，蒋介石由印度归国的第二天，便通过驻英大使顾维均将如下意见转达丘吉尔首相：
“如不转移印度政治现状，则难以防止日本之侵略。”
2月24日、25日，蒋介石两度电嘱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罗斯福进言：“……印人对英积恨愈深，背道而驰，是无异驱印资敌。……为盟邦及东方共同作战计，以为此时唯有改变印度之政治现状，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并建议由中、美两国对英国共同劝告与保证。
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印度有产阶级及其政治组织首先是国大党的支持。
1942年3月，英国战时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浦斯为同印度各政党领导人谈判来到新德里。他转达了英国政府的建议如下：
战后将在印度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由各邦立法会议的代表和各土邦的王公委派的全权代表所组成，由这个机构制定新宪法。宪法将规定依法建立包括英属印度各邦和各土邦在内的印度联邦自治领。如果任何一个邦或任何一个土邦不愿加入印度联邦，那么它可在印度联邦以外保持“独立”，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在新宪法制定以前(即整个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将保留负担印度防务的责任。
英国政府表示希望：“印度人民的主要党派的领袖立刻参加印度、不列颠联邦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
国大党领导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全是许诺未来的事情，而现实则毫无变动。英国有关各邦和各土邦有权不加入印度联邦的建议遭到国大党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鼓吹分裂主义，肢解印度，拆散印度人民。英属印度穆斯林联盟在这个期间坚决要求建立伊斯兰教徒的国家巴基斯坦。
尽管穆斯林联邦的领导、印度的王公所本是倾向于同意英国建议的，但几经谈判都没有为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的合作建立真正基础。主要是国大党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不肯让步。
英国与印度的交涉终于在4月11日宣告决裂。
蒋介石的印度之行，虽未起到什么立见功效的作用，但为战时开通中印公路奠定了基础。
“5月10日”
丘吉尔的态度，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因无论矣；而史迪威对我在缅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飞往缅甸北部要冲――腊戍，视察缅甸前线。
在由仰光通往云南的滇缅公路上，每日有2万吨军需物资运往中国，这是至今保持的中国最大补给线，中、美、英必须严密地保卫这条路线。
日军对此路线也极为重视，由饭田祥二郎中将担任司令官的第15军，从1月20日开始越过泰国边境，侵入缅甸。
在此之前，在重庆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对英国代表团团长魏菲尔提及：
“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8万人入缅甸作战。”
可是魏菲尔当即回答：
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
因此，英国对中国派兵协防缅甸，一开始是拒绝的。可后来，他又急于向中国求援。
于是中国以第5军、第6军、第66军编成远征军，由罗卓英任司令长官，急速由云南入缅。但这时已为时过晚，日军已捷足先登，形成进窥仰光的态势。
3月7日，日军攻占仰光，滇缅路有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急派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入缅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不想，英国军队贪生怕死，防守仰光的英军不待中国军队来援，便置中国军队死地于不顾，竟自放弃阵地回印度。致使中国第五军杜聿明部侧背受敌，杜聿明不得不率部放弃缅甸首都曼德勒，逃进缅甸北部的野人山热带丛林，迷失了方向，几乎全军覆没。
防守在通往滇缅路同古的中国军队第200师，面对日军的进攻，经过长时间的遏阻之后，始于3月30日撤退到平满纳预先构筑防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可是担任比邻普罗美方面防务的英军则于4月1日放弃该地，致使第200师孤军奋战。
4月16日，英军继续退却，当退到缅甸石油产地的仁安羌时，被日军包围。中国军立即派遣新38师(师长孙立人)的一个团驰援，救出英缅军7000多人、军车百余辆。由于分兵救援英军，中国军队在平满纳战线上的战斗力更加薄弱。日军乘机以战车开路从同古经毛奇、罗衣考，而迂回平满纳的东侧北上，于4月下旬直扑滇缅路最重要的据点――腊戍。
这是出乎中国方面意料之外的突击行动。因为在中国军队使用的地图上，并未记载有毛奇至腊戍的公路可以通车。4月29日，腊戍终于失陷。对此，蒋介石叹道：
这一次，我们左翼空虚，使敌军得以窜进腊戍，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对于地图，必须特别注意研究，而且地图绘编时日要愈新愈详细愈好，举凡一切地形、地物、水、陆交通都不能有一点疏忽。……总之，地形不熟，交通通讯不灵，这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蒋介石《国军入缅作战经过和决心与我军对世界战局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1942年5月)。其后，蒋介石指示史迪威速调中国主力北上，使之集团结于接近中国国境的密支那和八莫方向。但史迪威率数万中国军队在缅北地区犹疑不定。
5月9日，密支那和八莫相继失陷，截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于是史迪威在日军的追击下，只带少数人徒步逃往印度。而中国军队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留在缅北壮烈牺牲。一部分官兵趁雨季攀越泥泞的山径回到云南境内，一路上由于饥饿疾病死亡甚多。
中英联军在缅甸的抗日作战，就这样终于失败。
5月10日，丘吉尔发表演说，在战局方面，对于苏联和美国所担负的任务加以称道，但却只字未提中国军队援救缅甸的战争。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丘吉尔蔑视中国的态度极为不满；对史迪威不执行自己的命令，擅自撤往印度的举动耿耿于怀。此次，蒋介石与史迪威失和。史迪威认为蒋介石在遥控中国军，因此他指挥远征军在印度、缅甸作战，既不与蒋介石联络，独断独行，也不向蒋介石作任何报告。凡是史迪威认为不听他命令的国民党军将领，都以“不合作”的罪名驱逐回中国，调美国军官来直接统率中国驻印、缅的军队。史迪威常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傲慢无礼也十分恼怒，大骂他是“帝国主义者”，“把我们当北洋军阀对待”。
“5月25日”
闻敌国防卫司令部对于上月18日东京被炸之布告有：“被空袭而崩溃之国家世上实无先例可寻”之语，此殆指中国受其3年残酷残暴之轰炸，而毫无动摇之象欤！然吾料倭国之崩溃，必由轰炸开其端也。”
日军在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一带的初期战争中，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继而在婆罗洲、西里伯斯登陆，接着进占关岛、威克岛乃至新不列颠岛的拉布尔。
1月18日，日、德、意签订了关于划分日本和欧洲“轴心”国之间作战范围的军事协定。日本的范围包括了东经70°以东到美洲大陆两海岸的水域，以及澳大利亚和位于这些水域内的岛屿。在亚洲大陆上日本的范围包括了东经70°以东，亦即大约从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地区。德国和意大利的范围包括了从东经70°往西到美洲东海岸的地域和整个美洲大陆。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有恃无恐。
2月间，日军攻陷新加坡、苏门答腊、？里岛、帝汶岛；
3月间，日军攻陷爪哇、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在珍珠港事件后，在日本军政界比过去更有势力，提出了大规模向西进攻的计划。司令部提出要求占领锡兰岛，确保印度洋上的制空权，以便最终在近东和德国武装力量连接起来。
1942年3月中旬，在日本御前会议上审查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的计划并加以拒绝。陆军统帅部坚决表示反对这个计划，因为预定的战役要求大量的陆军，并指出军队应当以其全部战斗力准备用在一旦日本对苏联的战争上，因此不能把兵力用在别的战场上。由于这同一原因就没有接受向澳大利亚开战的建议。在印度洋的作战只限于本年4月7日本舰队派往孟加拉湾。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了锡兰的沿岸。
4月间，日本海军机动部队按计划进入印度洋，空袭锡兰海岸的科隆坡及东海岸的亭可马里，炸沉英国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3艘。
至此，只有澳洲、新西兰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未遭侵占，其余大部地区已为日军所据。
日军的狂妄，激怒了美军。
4月8日，东京、横滨遭受空袭，继而名古屋、神户也遭轰炸。
这次轰炸是由美国陆军中校杜立特指挥，共计16架B25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直飞日本本土。
轰炸之后，这些飞机全部飞向中国浙江境内的中国军队守备区域，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80人之中有64人为中国军队和民众所救助。
这一次轰炸，是对骄横得意的日本一次迎头痛击。
中国政府对此发表声明如下：
“此次空袭，当使日本人深知，日本本土有被进攻之可能与同盟国力量的强大，由此可以否定日本军部保证之言。”
由于来自空中的突袭而狼狈不堪的日本军部，乃在惶遽中实施对两方面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是在中国大陆打通浙赣铁路，一方面是在太平洋上开辟战线。
5月5日，日军占领了瓜达尔卡纳尔岛。
5月7日、8日，日本舰队与美国海军在珊瑚海发生激战。日本损失航空母舰和105架飞机，美国也损失了航空母舰和89架飞机。双方其他的军舰都被击沉了。
“6月16日”
日寇在浙赣尽力进攻，虽占有几个城市；而其最近在中途岛海军之损失如赤城、加贺各航空母舰均已沉没重伤。其所有之主力母舰几乎丧失殆尽矣。此岂得浙赣数城市所能偿其损失于万一乎！据此一点，日寇之失败可立而待也。
日本本土遭到轰炸后，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发起新的进攻，一方面在太平洋上实施中途岛作战计划。
浙江方面，由于还保有金华等几个中国飞机场，作为美国空军飞机袭击日本返回的基地，所以日军要打通浙赣线，摧毁这些基地。
日军调集了以第13军为中心的10万兵力由杭州向奉化方面推进。
5月15日，日军出动大部队，携带毒瓦斯向金华进击。
5月29日，金华被日军攻陷。
6月末，日军先后占领中国军队飞机场所在地的衡州、丽水、玉山等。
日军所到之处，狂轰滥炸，肆意破坏，对中国官兵和手无寸铁的民众百姓，任意屠杀，殉难者竟达25万多人！
但日军已无力维持新占领区，不到1个月，便因受中国军队反攻而后退。
8月末，衡州、丽水等地飞机场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中。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所发动的中途岛之战，则是生死存亡的决战。
中途岛是一个直径仅有10公里左右的环状珊瑚礁，但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它是由夏威夷到东京的中转站，设有航空、潜水艇、无线电通信等多种基地，为美国海军机动舰队接近日本本土的重要据点；也是可以直接攻击已被日军占领的威克岛的唯一基地。
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东南部遭到反击特别是东京等地遭到空袭之后，日本大本营为确保在太平洋的制海、制空权，决定实行早已制定的“中途岛作战计划”，以期消灭在该岛的美军机动舰队及其基地，并打击夏威夷群岛的美军据点。
为了进攻中途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动员了联合舰队的全部力量，投入11艘主力舰、6艘航空母舰、333艘各级舰艇、1000架飞机、10万余名官兵组成庞大的联合舰队。
美国此时已从无线电截听站准确地判明了日本的意图。于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冒着巨大风险，紧急集中了以“大黄蜂”号、“企业”号、“约克郡”号等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机动舰队埋伏在中途岛附近，在通往中途岛要冲处隐蔽布置了潜水艇，并把飞机调到中途岛飞机场。本欲向中途岛突然进攻的日本联合舰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美军的包围圈。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发动进攻，于是美国海军航空队立即果断出击，双方在通往中途岛要冲的海面上展开了激烈的大会战。首次大海战，日本打了大败仗，日本联合舰队的“赤诚”、“加贺”、“苍龙”、“飞龙”4艘航空母舰和1艘巡洋舰被击沉。美国损失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1艘。会战主要由空军进行，日本飞机被打落253架，美国被打落150架。日本海军从此丧失了主要的进攻力量，再也不能离开陆上基地向远处进攻了。这次会战，成为决定以后日本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7月11日”
本日中午，由朱长官转呈盛世才来书，叙述彼与俄国一切秘密交涉之经过，详尽无遗。于是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而其1940年11月间迫盛签订了‘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尤有过之。此种举动，昔日倭寇对东北张作霖作所未能为之者而俄竟为之，其狠毒可谓帝国主义之尤者矣；我国何不牵而至此――东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国在我西南百年来杀人不见血之阴谋，早已根深蒂固。
若不有此5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顺，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
这位朱长官是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他所转呈盛世才来信，确实暴露了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尊重。
从苏联1941年4月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就可以看出其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苏联一直抱有控制外蒙古的奢望。
他不仅与日本相互承认外蒙独立和伪满洲国，而且进一步将原已占据外蒙古一部分的唐努乌梁海划为己有。
而今又向中国新疆扩大势力范围。苏联曾于1940年11月，与盛世才签订《新疆锡矿租借条约》，其中涉及铁路、公路的筑路权和采矿、居住以及武装警备队的驻留权。这纯属不平等条约。
1942年4月，在苏联驻新疆领事巴克宁等策动下，发生了新疆政变，新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盛世才之胞弟)被暗杀。盛世才自知苏联是要搞垮自己，这不过是敲山震虎的把戏。
1942年7月7日，盛世才被迫具函通过朱长官转达国民政府，表示归顺，请求保护。
仔细考察起来，苏联在中国抗战期间，的确有功也有过，难怪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
“10月10日”
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
日本海军和空军在中途岛大会战中遭到重大损失后，太平洋战争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日本转为战略防御。日本依然把主要兵力配备在中国。80万日军陷在中国持久战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由于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1942年1月3日，蒋介石即向全国宣布，美英自动放弃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并依平等互惠之原则，另定新约。但当时并未实行。
10月9日，美、英两国考虑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终于送交中国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告。
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下午4时，蒋介石在重庆夫子池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国庆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可喜可贺的消息，他说：
“我们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与此同时，蒋介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
“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今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
“10月17日”
际前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抑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之国民也。
所谓“推行战时生活”，是蒋介石1943年3月10日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思想发端，但，这又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它与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倡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如出一辙。蒋介石在今天日记中提出的“改造民众心理，转变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该如何解释呢？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教联合而成的。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第2页，中央训练团印行。。”这显然是曲解了中华民族的含义，这里是在宣传中华民族为单一民族，其目的是提倡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蒋介石在书中美化封建农业经济；崇尚封建人生哲学，说此乃是世界最好的哲学，把封建的四维八德，说成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纲”，中国在四维八德的“熏陶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第9页，中央训练团印行。。此论，无非是为其独裁统治寻求历史根据。进而，他在文中诬蔑中国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同上，第208页。。这显然又是为其继续掀起反共浪潮制造舆论。联想1934年的那次“新生活运动”，一再标榜“礼义廉耻”让人们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真是相对有偶，同是用封建道德麻痹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的精神，以便于实施其独裁政治。
当时人民的生活到底如何呢？国统区民族工业在国民党经济政策的统治下业已破产；国统区农村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生产力严重萎缩，经济衰败。据调查，1942年后方13省农作物面积比1937年减少17%，产量减少13.3%。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苦不堪言。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刘明扬等曾说：“抗战以来，最黑暗者莫如农村，最受压迫者莫如农民。”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然而，利用抗日对人民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的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他们独占金融业、商业、垄断工业，控制交通运输业，使民族资本身无立锥之地，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种时候，奢谈什么“发展经济”呀，“平抑物价”呀，“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呀，……简直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1941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内，国民党配合日伪猖狂进攻，对解放区封锁、摩擦，使解放区出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47页。的严重困难的局面。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无法使解放区抗日军民屈服。他们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持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蒋介石听到“双十”这一天，在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了31下，对于中华民国31年国庆节遥致祝福的消息，便有些飘飘然，似乎觉得在他的统治下中华民族真的走上了独立之路，感慨之余，又扪心自问，深觉不足，于是在日记中作了“不失为现代国民”的“推行战时生活”之规划图。
“10月23日”
北京政府之昏聩，一至如此！百年积耻，桎梏重重，皆欲由吾一时代负责解除之，未知后之视今，作何感想也。
10月23日这一天，外交部将不平等条约的原文送呈蒋介石重行过目，看到“百年积耻”，他深深地感到每一条都是国耻的烙印。在他更加痛恨昏聩的“北京政府”的同时，他也为“桎梏重重，皆欲由吾一时代负责解除之”而欣喜若狂。
中国与美、英两国经过谈判，终于达成废除在中国一切特权的协议。这些特权包括：
(一)领事裁判权。
(二)使馆界及北宁铁路沿线等区域所有的驻兵权。
(三)租界。
(四)租界内的特别法庭。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
(六)在中国领水内行驶军舰特权。
(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
“10月29日”
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方案，闻已送出；照英大使涵义测之，则九龙等租借地当不肯放弃；而西藏之特权，当更不愿提及矣。然余决促其同时撤销也。
在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新约的阶段，英国政府却不肯放弃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租借的九龙半岛，借口是九龙租借期限为99年，由于期限未到，暂不归还。而英国在西藏的特权根本没有提及。
蒋介石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将有关英国归还九龙等租借地和废除英国在西藏特权的问题同时解决。“同时撤销”，以实现国父之宏愿。
“12月31日”
(一)
晨5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唯有自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应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之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英国拒绝九龙租借地归还中国，一直到蒋介石写这天日记(即新约签订之前夜)时，仍未能解决。
蒋介石大伤脑筋，也怕因小失大错过了机会，实逼无奈，只好准备把“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但“狡狯”的英国反要求蒋介石“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
怎么办呢，蒋介石衡量来、衡量去，也只好“暂时保留”。也只能这样了。
(二)
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此实为对英政策与技术一大改变也。
直到今天，英国对“九龙交还问题”“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蒋介石虽拒不接受，可是美国明显偏袒英国，加之蒋介石不愿同英国弄僵，虽则他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向来反感，对英国的外交也是从不信任，但实逼无奈，也只好“暂忍之”。
(三)
新疆省主席兼督办盛世才于7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回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3000公里之领土(古代亚欧主要交通路线所经过之地区)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此不仅领土收回而已，盖新疆归顺中央以后，我抗战之后方完全巩固，日本更不能再有消灭我政府之妄图；而俄国与中共之态度亦大为转变，不敢复为我抗战之害。此非上帝赐予中华民族之恩泽决不至此也。
蒋介石接到朱绍良来信，立即下令将新疆纳入第八战区，并派国民党军队前往援助盛世才。
1942年7月16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明确告之：今后凡关系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政治、经济事项，均应与中央交涉。
8月20日，蒋介石派遣宋美龄前往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慰问，对盛世才指示如下：
(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住哈密俄军。
(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
(三)肃清新疆共党。
(四)着俄军退出新疆等项。
8月28日，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北巡视，并在邻接新疆的青海省会西宁接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他们这时已把甘肃境内的黄河以西地区的驻军撤回到青海中部的柴达木盆地，从事屯垦。
蒋介石要他们同舟共济，把古丝绸之路修复起来，并建设飞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