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也。
蒋介石考虑再三，实逼无奈，最后答应将九龙租借地暂时搁置，以此作为让步，以期1943年元旦能顺利签署新约。可是，时间一到，英国又变了卦，片面地提出要求延期，而美国也亦步亦趋地凑热闹。于是，蒋介石热切盼望的签署新约不得不延期。这实在是令人焦虑的事情。难怪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道：“乃为平生遗憾，更加外交被动之苦也”。
“1月10日”
美国对新约一再延搁，以致日汪先行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
正当新约延期签署之际，汪伪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抢先演出一幕滑稽戏。汪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美英“宣战”。并于同一天，宣布日本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交还租界，并签署所谓新约。
蒋介石见此情况，甚为不快，认为晚于汪伪政权宣布废约大事，“未免因之减色”。于是，他急迫地向美英敦促，并说明其中利害，让两国抓紧与国民政府签署新约。
美英终于在1943年1月11日，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
在新约上，对于九龙租借问题悬而未决；不过，国民政府在签约的同时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
“5月26日”
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
1943年4月，苏联因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开始战略上的反攻，无暇顾及到新疆的问题，加之无意与国民政府弄僵关系，因此同意将驻在哈密的红军第八团与武装警备队撤走。
6月，中国军队进驻哈密。
在此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共产国际决定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6月10日正式解散。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之解散原因是受美国力量的影响。因为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而以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将共产国际解散。
这是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变化了的形势需要。共产国际在捍卫、宣传马列主义，加强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的联系，培养干部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6月28日”
今日下午约彼来见，问其所说海军兵力数量等之文件带来否；彼答：“此不能交任何人，译文故未带来。”后复转口称：“回去可交商主任代陈。”乃商携其所交来之译文，即罗斯福总统前日寄我电报之同样文字，而未将余所索之海军兵力表呈报。可知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余令商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来，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有；美国有此军官，而其长官马歇尔且视为一等人才，岂不怪哉！
这里所称的“彼”，是指史迪威。蒋介石何以对史迪威那样地积怨，竟说“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愚顽、卑陋，实世所罕有”！
真是，提起来话长了。
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盟国单独开辟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为感激罗斯福，便请求美国委派一位将军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美国答应了蒋的请求，由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其老部下、好朋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
史迪威(1883―1946)，美国西点军校步兵科毕业，是职业军人。1920年至1923年，曾来北京学习华语，后来在美国天津驻屯军任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1935年起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去武汉、开封、徐州、台儿庄、德安等地视察，向美国财政部代理人卜凯建议援助中国抗战。由于史迪威先后在华10年，他对中国的民俗风情颇为熟悉，而且粗懂中国语言，能用中文会话，在美国人之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1939年5月返回美国。1942年1月奉罗斯福令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治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等职。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赴中国重庆途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适值蒋介石和宋美龄由昆明乘飞机来腊戍视察缅甸战线，作战事部署(当时，国民党军第5军杜聿明部和第6军甘丽初部已开进缅甸)。史迪威到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波特酒家拜会了蒋介石夫妇。蒋介石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只简单地聊了几句［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第335页。。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是：他看上去同上次见他时没什么变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像一尊圆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他总是像过去那样似笑非笑，一看他的眼神就看出是强装笑脸。他身穿一直扣到领子的笔挺的黄军装，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灰色头发，他剃了光头。
史迪威上次见到蒋介石，是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驻华陆军武官期间的1938年12月28日，专程去陪都重庆拜会蒋介石的那一次。
当时，史迪威同蒋介石夫妇只会晤了15分钟，但会晤是在愉快中进行的，史迪威记载道：
“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
然而，这次会晤，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看法大有转变。他在给美国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自己对蒋的看法：
“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史迪威在他的笔记中还写道：“蒋介石总想让自己的部下耳目闭塞，因为他不信赖他们……因为他们如果全部什么也不知道，就绝对不会凑到一起谋反。”委员长“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去，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同样，由于他存在着这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总是盘算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
难怪人称“中国通的中国通”，史迪威对蒋介石简直是了如指掌，对其分析得深刻透彻！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了解远在其任武官期间既已有成见。那时，他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搜集情况，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许多的军政要员。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在这些年里，黄埔集团形成了联盟，使蒋介石有了一批门徒。他并不像孙中山博士那样通过政治启发，使人效忠与尊敬他，而是靠使人印象深刻的个人魅力。他身体修长，言谈简洁，脸上毫无表情，但一双眼睛很机敏，好像一个人带着假面具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的平衡术而锻炼出来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
史迪威藐视蒋介石及其嫡系高级将领。他背地里称蒋介石为“花生”(可能是因为蒋介石的光头中间有些道棱)，称何应钦、陈诚等为“一篮子花生”。
史迪威以“醋性子乔”(意为尖酸的家伙)这个绰号著称。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时，说明其来华职责有六项：
1、美国总统的代表：
2、驻华美军司令官；
3、驻华空军司令官；
4、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
5、滇缅路监理官；
6、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些官职都是罗斯福任命的，然而，史迪威在蒋介石面前以傲慢的神气强调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忽视作为蒋统帅的参谋长这一职务，并提出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要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当然不高兴。史迪威走后，蒋介石面部阴沉地独坐在会客室里，久久沉默不语。
蒋介石与史迪威分别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合作刚一开始，彼此便有了芥蒂。这预示着双方冷战将愈演愈烈。
1942年3月7日，日寇攻占仰光，滇缅路有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急令史迪威赴缅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中国远征军第5军入缅作战后几乎全军覆没。本来史迪威命令杜聿 明部向印度撤退，但杜聿明不听其命令，致使迷失方向，损失惨重。史迪威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遥控，因此中国军队不听他的指挥，他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从此，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缅甸作战，既不与蒋介石联络，也不向蒋作任何报告。史迪威认为不听他指挥的国民党军将领，均以“不合作”为名，逐回中国。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大骂史迪威是“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发展到白热化：
1943年2月9日，史迪威向马歇尔拍发电报，建议排除蒋介石。
罗斯福收到马歇尔所转达的史迪威建议之后，考虑到战时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可以牵制亚洲大陆上的百万日军；战后美国还可有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盟国，并可借以抵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势力，同时中国又是美国的庞大贸易市场，因此依然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于是对马歇尔告诫如下：
“我深觉史迪威所提对待蒋委员长的办法大有错误……
“我们知道――蒋委员长经历过多少艰辛，才得为四万万人民的领袖。……他是一位行政首长而兼统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和苏丹酋长的办法向其作严厉声口。……”
罗斯福并电告重庆，将陈纳德的空军扩编为第14航空队，使之独立。
3月3日，蒋介石遵照罗斯福的提议，成立第14航空队，特任陈纳德为队长，并晋升其为空军少将，以此压制史迪威的作用。
5月，华盛顿三方会议决定，拨给中国500架飞机。
5月25日，罗斯福将缅甸作战计划通知蒋介石，但未告知详细计划。其中指挥权属谁？以及英国是否出动海军在南缅甸配合作战等问题都不清楚。
于是，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向史迪威索取英美参谋团会议记录，海军使用兵力预定表，但史迪威先是不给海军兵力表，后经商震再次索取，史才全部交出。对此蒋介石极为不满，到了“阅之痛恨”的程度。这便是今天――1943年6月28日日记的渊源。
“8月11日”
此一谣言，耸动美国当局。美国参谋首长马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切。
蒋介石虽对史迪威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但也不大敢过分得罪他，因蒋深知史迪威乃是马歇尔的人，马歇尔又是罗斯福所言听计从无比信任的人，积多年之经验，蒋介石知道其中利害，不能因得罪史迪威而得罪美国，因时下他正需要美国的支援。
于是，蒋介石一方面为了安抚中国远征军，派何应钦到印度向中国将领传达他的意旨：现在仍然需要忍辱负重，虚与委蛇，先领取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利用美国训练机构把官兵都训练好，团结自己官兵，自己内部暗中保持整然系统。凡中国军官与美国人有摩擦者，暂时调换职务……。总之只要把武器装备拿到手，美国人最后总不能把我们的部队带走等等。
另一方面，蒋介石唯恐史迪威的态度影响到罗斯福，尽管罗斯福现已向中国拨来500架飞机。而且罗斯福还于5月18日向宋子文告知四点决定：
(一)自7月1日起，经由印度对中国的空运，每月增加到7000吨，其中5000吨供应陈纳德的空军，其余2000吨属于陆军。
(二)印度阿萨姆机场如能按期完成，则每月空运应增加到10 000吨。
(三)5月、6月两个月的空运物资，除每月以500吨供应陆军外，其余悉数分配空军。
(四)反攻缅甸计划，决定年底会同英军实行。
虽然罗斯福眼下热心援助中国的态度没变，但难保不受史迪威和马歇尔的影响，今后有所更变。蒋介石出于此，乃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拍去电报，嘱她不着痕迹地让罗斯福明了其情况，电文如下：
“史迪威在华，如只对余个人之不能合作，则余为大局计，必能容忍与谅解，不足为虑。但其态度与性格对中国全体之官兵与国民成见太深，彼始终以20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中国革命之军民，不只动辄欺侮凌辱，而且时加诬陷与胁迫，令人难堪。……
“彼根本不信华军能作战，更不信华军能有胜利之望。彼之心理既对华军绝无信心，若再欲其指挥华军，以求胜利，岂非缘木求鱼？……
“然余为史事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诫，令与史氏合作，且尊重其意旨，俾史氏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自当用尽心力，维持友谊；唯长此以往，若时时发生此种误会，则有不胜防制之苦。故余为大局之前途，为作战之胜利计，甚望罗斯福总统明了此中真相与现状。”
蒋介石满以为经此番“夫人外交”，可以彻底压制史迪威，坚定罗斯福援华的信心。不想风波再起：
在此之前，史迪威向华盛顿送达这样一份报告：
“中国人在军事上犯有最基本的错误――首先，他们忽视战略战术的基本原理；并不懂得援助武器的用法；轻视军事情报；司令官与暮僚之间没有明确的命令系统；没有建立情报网；运输车辆和武器都未具有战备状况。”
接着是，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运动”，批评蒋介石集团腐败丑行。
最中要害的是，史迪威把蒋介石利用美国援助的钱并不是利用在抗日上面，而是壮大国民党军队，储存丰富物资准备抗战胜利后消灭共产党的这一事实通过马歇尔报告给罗斯福。
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并欲攻取延安。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中外人士揭露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并将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于是引起美国政府公开声明：美英武器不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以示抗议。苏联也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这是铁的事实，并非什么谣言蛊惑所致，也非美国参谋长马歇尔被史迪威所煽动。一切的后果，当由蒋介石本人负全责！
“9月11日”
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
故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法以求解决也。
1943年春，欧洲战场形势很好。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一个关键的划时代的战役，苏军从此开始了战略反攻，迫使德军转入战略防御。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转折。
1943年5月13日，北非战场上最后一部分德意法西斯军队向同盟军投降。
7月10日，美英联军一鼓作气，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
8月16日占领全岛，并威胁整个意大利本土。这一形势加速了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终于把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赶下了台。
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盟国投降。至此，欧洲法西斯阵线土崩瓦解。
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鼓舞人心。美军1942年五六月间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斗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随着1943年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2月间，美军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日军在此岛遗留下战死、饿毙的25000具尸体而败退；其后，在联军反攻之下，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东部的日军皆陷入死亡边缘的苦战境地。由于美国海空军的封锁，日军补给断绝，太平洋占领区粮食、弹药储存殆尽。整个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转入了战略防御。
4月18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所乘飞机在所罗门岛上空被美军飞机击坠毙命。
5月29日，阿留申岛和阿图岛的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
盟军在太平洋一带恢复了制海、制空权，为日军所占领的一些岛屿相继被夺回，缩小了对日本的包围圈。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打击下，受到很大消耗和削弱，其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士兵投降自杀者日益增多，战斗力大大下降。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形势，全世界的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
蒋介石当然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心中暗忖，中国抗战的胜利已稳操胜券，最可怕的敌人再也不是日寇，而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他尤其担心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全国人民更加觉醒，共产党和民主力量更加壮大，其独裁统治将难以为继。于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为大造“反共”舆论，于1943年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是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依照蒋介石的旨意捉刀代笔、又经蒋的审阅修改而成。
这本书共八章，近20万字。内容是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认识以及满人入主中原后，对中国民族意识的摧残、中国的迅速衰弱以及中国的各种不利影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书中还介绍了民国和北伐历史以及他“反共”的原因；“中国革命”的根本哲学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但，终归一点，即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污蔑共产党为“奸党”，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奸军”、“新式军阀”，污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为“新式割据”，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说到这，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恰恰是蒋氏自己！
不是吗？《中国之命运》发表的同时，蒋介石密令其包围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线部队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进行严密封锁，阻止其向外发展，并要求各“清剿”部队认真包围“进剿”，彻底消灭抗日的人民军队，如不可能时，即将共产党军队向敌伪后方压迫而封锁之。
3月上旬，驻华中阜阳、蒙城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越津浦铁路东犯淮北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淮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部也乘日军对苏北进行“扫荡”之机而西犯，侵占了苏北淮海区宿迁以东的里仁集、东道口等地，企图与王仲廉部会合，建立洪泽湖畔的新“反共”阵地，切断苏北和淮南根据地的联系。
3月中旬，韩德勤率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西渡运河，进占淮北中心区青阳镇以北的金锁镇、界认集、山子头地区。并令第八十九军赶赴灵璧以北，接应王仲廉部。顽军所到之处，大肆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抗日军民，从而激起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慨。
为粉碎王、韩东西对进的阴谋，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总部决定王、韩两部会合前，先给韩部以沉重打击，然后移兵阻止王部东进。
3月17日夜，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在第二师、第三师各一部配合下，对山子头一带的韩部进行了自卫反击。
18日上午，新四军俘韩部官兵1 000余人，韩德勤本人也被生俘。迫使王部及韩之余部仓皇逃跑，从而粉碎了顽军建立“反共”阵地的图谋。
山子头自卫战后，新四军仍以团结抗战为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释放了韩德勤，归还其部分人员、枪支，并划出睢宁、宿迁之间地区由其驻守，以促其与新四军共同抗日。
4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乘日伪军对苏南茅山根据地进行“清乡”之机，调动其第二十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八军的两个师向溧阳、溧水地区进犯。新四军第十六旅奋起自卫，激战3昼夜，将顽军击退。
5月，蒋介石在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的同时，又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向皖北出动，经冀鲁豫边区进犯山东抗日根据地。李部主力对微山湖西抗日根据地实行三面包围，但在冀豫鲁军区主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一部的有力反击下，进犯被击溃。
蒋介石“反共”的军事行动连连受挫后，一方面作积极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准备；一方面又在作“反共”的舆论准备。
5月5日，共产国际根据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做出蕴藻浜《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蒋介石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于是，他指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将这一消息广为刊布。
与此同时，蒋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拟定了《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提出“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在军事上施极大压力”，“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达到“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使“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其他部队一律编遣”的目的。1943年6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
同时，蒋介石密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兵遣将，准备在共产党八路军不肯就范时袭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
据此，胡宗南先后从守卫黄河河防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第二线部队中抽调10个师，加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线兵力，并分三步夺占陕甘宁边区。
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
15日，何、白、胡检阅了驻耀县的部队。可以说是磨刀霍霍、咄咄逼人。
18日，胡宗南又在洛川召开了作战会议，并决定在洛川、黄陵、宜君、同官、耀县、淳化等地设置兵站派出所，在络川、宜川、韩城设立野战医院及抢修同官境内的咸榆公路。
6月底至7月初，国民党军连续派出小部队对边区进行侦察袭扰，并炮击关中军分区警戒阵地。
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月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至此，蒋介石集团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达到顶点。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和动向，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及“有理、有利、有节”的一贯方针和原则，一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一面在军事上作好自卫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
7月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以使之提高警惕，作好迎击准备。
同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大后方人民和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揭露国民党军进攻边区，挑动内战的阴谋。
7月4日和8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分别致电蒋介石和胡宗南，对其发动内战的行径提出严正抗议与警告。
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边区的宣传攻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开展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支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
9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
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立即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纷纷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大后方人民和爱国人士也纷纷集会和发出通电反对内战，反对分裂。
与此同时，边区军民迅速作好迎战准备。
6月，中央军委调第258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加强防御力量。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八路军由晋察冀、太行山等地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应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也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
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向大后方人民及中外人士揭露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并将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朱德在电文中指出：蒋介石“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1943年7月6日，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
7月7日，重庆的中外记者在抗战六周年纪念会上，纷纷质问国民党官员。美英苏等为使中国继续抗战，消耗和牵制日本力量，以利其欧洲及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公开表示：美英武器不能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加之陇南民变蜂起，使胡宗南不得不抽兵前去弹压，这样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从而削弱。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边区军民有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对边区的大规模进攻。
7月10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
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内战虽被制止，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华中的“反共”军事行动并未停止。
7月8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再令位于鲁西南成武、金乡地区的李仙洲部东犯山东抗日根据地，妄图占据鲁南山区。
7月中旬，李仙洲又令巨野以南的第二十一师及山东保安第七旅等部队和丰县、砀山地区的第九十二军之一部在南天宫庙地区集结，准备东犯。为阻顽军东进，7月24日冀豫鲁军区集中部分主力，开始发起反击。
8月9日，李仙洲遭到打击后，分三路南撤。
9月13日，山东军区鲁南部队向3月间进占滕县、峄县地区的顽军142师主力发起反击。
8月18日，将顽军击溃。
8月底，李仙洲部主力撤到砀山南北地区。
在华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于7月上旬积极部署对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进行“围剿”，并在罗田以北的滕家堡设立“清剿总司令部”，以其副总司令刘和鼎为总指挥，集中第三十九军、第八十四军的4个师、2个挺进纵队向黄冈、浠水和广济地区进犯。
面对顽军大规模的进攻，新四军第五师坚持严正自卫立场，采取深入顽军后方调其回援，抓住顽军弱点相机予以打击的方针，展开了反顽作战。各路顽军深入抗日根据地，但却找不到新四军主力，反而不断遭到袭击，弄得大部队疲惫不堪。8月中旬不得不停止进攻。
9月初，顽军又增调兵力，重新部署，继续进犯根据地。新四军依然采取疲劳战术先后在鄂东、鄂南、鄂北和豫南等地，进行50余次袭击战，阻挠疲惫顽军，迫使其停止了“围剿”。
这次“反共高潮”之所以被击退，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在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及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挑起内战的阴谋，并有力驳斥其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之无耻诽谤。动员解放区军民和大后方人民进行坚决斗争唤起国内外舆论对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并促使美英等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在军事上坚持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并做好充分反击准备，对于一切敢于进犯的顽军予以坚决还击。从而打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使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立于主动地位，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赞扬。
蒋介石在这次“反共高潮”中不仅损失了军队，而且丢尽了脸。他就是在这种难堪的情况下写这篇日记的，在这里，他自欺欺人，倒打一耙，结果是欲盖弥彰，令人齿冷。
“9月12日”
“此其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有威胁之意。余不屑驳复，乃置之不理，表示拒绝其干涉之意。但可知中共之欲毁坏中央之宣传方法，已无孔不入，无所不为矣！余唯一以正气主之，毫不为动。”
美国政府在反法西斯胜利之前，是不希望在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更不希望利用美国援助抗日的物资去进攻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在华美国人――不止是史迪威一人，纷纷向美国政府反映，如战端一开，蒋介石未必能打败共产党。美国总统决不希望蒋介石垮台，如其垮台，美国的长期投资将付诸东流。因此，竭力制止中国的大规模内战爆发。
1943年8月11日，马歇尔电询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之事究竟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
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部等国民党军队调往山西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
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是“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和“干涉”。
但是，蒋介石深感形势对己不利，再一意孤行下去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
同一天(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称：“中共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再次去重庆，恢复了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谈判。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迫停止了。
蒋介石在9月12日日记中写下的“以正气主之，毫不为动”等语，活画出了他本人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失败后的那副既无可奈何又死不服输的可笑嘴脸。同时也暴露了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主意已定，誓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到底。
“10月16日”
“余直告其1年半以来，为史隐忍已极，然总不能使其与我军精诚合作，殊为遗憾之至。”
1943年夏，在欧洲及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开始加强对法西斯轴心国的反攻。中、美、英三国商定，准备11月份开始全面反攻缅甸。英美出动海军在空军配合下从仰光登陆，进攻南缅。中国出动陆军进攻北缅。南北夹攻，收复缅甸。蒋介石对此颇为满意，这样即可打通滇缅公路，美国大量军用物资可运进中国。他随即调动国民党第二军、第七十一军向滇西集中，准备11月入缅作战。
同年8月19日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六天高级会议。主要讨论中、英、美今后对德、意、日作战问题。这次会议，虽然未邀请中国方面参加(为此蒋介石让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美提出抗议，说中国既为盟国，理应以平等地位参加会议。英美敷衍搪塞而已)，但决定了1944年2月在缅甸发动对日军的反攻。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三国轴心开始瓦解。由于欧洲战场有了新的进展，英国出于本国利益，重视欧洲战场，拟提前从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于是它与美国商定，取消与中国联合全面反攻缅甸的军事计划，只限于反攻北缅，而把主要兵力集中于欧洲战场。美国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的军用物资。宋子文在美国得此消息，便急电蒋介石，蒋阅电文后大骂英国“反复无常”、“欺人太甚”，骂丘吉尔是“狡猾的狐狸”。
但不管怎样，反攻北缅已为定局。同时，中、美、英三国决定新设东南亚战区。罗斯福、丘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说：已决定派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兼任副司令。还说蒙巴顿即将赴重庆面陈魁北克会议精神。蒋介石对这样的决定略为满意，但对史迪威的兼任，大为不快，认为这样史迪威将更加狂妄专行了。并打算找机会从中作梗，降低史迪威的威信。
1943年10月16日，蒙巴顿携带丘吉尔手书偕同美国代表，美国空军补给司令索摩维尔中将抵达重庆，参加战略会议。
蒋介石看到中伤史迪威的机会来了，于是乘此会议之际，蒋介石和索摩维尔详细地谈了史迪威的问题。他讲，自己忍耐着史迪威的侮辱言行，已经是到了极限：即使再强忍下去，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会影响到中国军队的士气，妨碍抗日战争。并向索摩维尔表示，有可能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这便是蒋介石这篇日记的背景。
至于这次重庆会议并未得出好的结果。蒙巴顿在会上极力说服蒋介石让中国单独从北缅发动对日作战。蒋介石坚决表示，如果英美不以充足的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进攻南缅，中国军队决不单独在北缅发动攻势。会后蒋介石对何应钦说：这又是英国的一个骗局，我们不能上当。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军事计划，遂被放弃。
“10月17日”
“最后允史悔改留任，重加信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乃知安危成败之机，全在最后5分钟几微之间也。”
10月17日傍晚，蒋介石又和参加三方战略会议的美国空军补给司令索摩维尔商谈了约1个小时，蒋介石向其明确表态，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当天晚上，蒋介石召见了史迪威。不想史迪威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坦率地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声明今后绝对服从领导，其态度极为恳诚。蒋介石乃又取消撵走史迪威之意，“重加信用”。
“10月18日”
“与索摩维尔续谈史迪威事――准其悔过自新，取消昨日之议；彼乃欣然，其感余对史宽大为怀之精神”。
10月18日，即蒋介石与索摩维尔谈话的第二天，由于史迪威承认错误，并声明今后绝对服众领导，蒋介石向索摩维尔告知，他已原谅史迪威，不再计较前嫌。
从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争告一段落。
“11月13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
在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提议战后应以中美苏英四国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丘吉尔表示同意。
9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中美苏英四强宣言建议。但莫洛托夫不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因此宣言未能通过。
10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讨论欧洲战后问题。会中赫尔又一次提出四强宣言建议，苏联外长仍不同意，赫尔当即离席而去，苏外长无奈表示妥协，同意了四国宣言建议。
10月28日，在莫斯科所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接近尾声时，蒋介石接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来电：
“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得能有裨于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也。我当不知斯大林能否与吾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之下，余极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我想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当为良好地点，……会议日期约为三日，……并祈极守秘密为盼！”
10月30日，四强宣言通过。中方由驻苏大使傅秉常与三国外长共同签署。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由四国共同维持世界战后和平。
蒋介石如今跻身于“四大强国”领袖之一，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四巨头”国际会议，受宠若惊，踌躇满志。于是，蒋介石立即对罗斯福10月28日建议回电答复“同意”。
11月1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电报，却显示情况有微妙变化，电文如下：
“我尚未接获斯大林元帅之明确回答，但丘吉尔与我仍有会晤阁下的机会，我望阁下能决定11月26日，约在开罗邻近之处，与丘吉尔及我相晤。”
接着，罗斯福为召集开罗会议，又分别邀请丘吉尔、斯大林参加。斯大林因对蒋介石有蔑视之心，不愿和蒋同席，拒绝参加，丘吉尔同意参加。
蒋介石对苏联反对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斯大林又坚决不与蒋同席开会，蒋介石认为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藐视，同时也是对中国的一种难以容忍的歧视。因此心中感到怏怏不快。
其实，斯大林回避与蒋介石在一起开会，还有另一层“难言之隐”；意在麻痹日本，使之放松对苏联的警惕，保证西伯利亚一线不受日本侵犯，从而使苏联力量集中在欧洲战场上。
11月9日，罗斯福第三次给蒋介石发电报。电文如下：
“我于二三日内即将前往北非，望于21日抵达开罗，丘吉尔将晤我于此。我与丘吉尔拟于26日或27日在波斯与斯大林相晤。故我殊愿阁下、丘吉尔与我得先此相晤，盼阁下能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
11月12日，蒋介石接到赫尔送来的正式邀请，蒋介石决定参加这历史性的“开罗会议”。此刻的蒋介石兴高采烈！
“11月17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11月12日，即在接到赫尔送给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邀请的同时，曾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以罗期福总统特使身份，为就开罗会议预先交换意见而来到重庆。赫尔利除解释罗斯福的用意之外，并说明：关于亚洲问题，中英两国如有分歧，罗斯福可以第三者的地位从中调解。
蒋介石以“无求于人”的方针，与赫尔利先后谈了6个小时。会谈后，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如下：
(一)蒋介石与中国人民赞同民主自由原则。
(二)蒋介石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总统当然赞同民主与自由，但为了联合作战，或许暂时须与帝国主义及共产主义国家合作。
(四)蒋介石了解：未来联合国的合作与团结，端赖罗斯福总统同化而消除不同思想的能力。罗斯福必须找到能使四强所一致同意的原则；在寻求这些原则时，罗斯福必须有广大的活动自由。……”
11月14日，中国方面对于将在开罗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整理概要如下：
甲、战略方面之主要提案：(1)反攻缅甸海陆军同时出动之总计划。(2)成立中、美、英三国联合参谋会议。
乙、政治方面之提案：(1)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2)保证朝鲜战后独立。(3)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
丙、筹建战后有力之国际和平机构。
丁、对日本投降后处置之方案。
戊、中、美经济合作之提议。
己、对美租借物资之提案。”
另外，讨论的问题，以与中、美、英三国都有关系者为限，决定避免提出香港、九龙、西藏等中、英两国间的悬案。
“11月23日”
(一)
“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如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该归还中国；唯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之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实较我专管为妥也。朝鲜独立问题，余为此事特别注重引起罗斯福之重视，要求其赞助余之主张，使朝鲜人民达成独立之目的。”
11月23日夜晚，罗斯福与蒋介石会谈的内容中，蒋介石所最为关心的是领土归还问题。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能达成协议，蒋介石极为高兴。
在领土问题上，蒋介石所持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二)
“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余首言：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但彼(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焉。余亦不便表示可否也。”
11月23日，开罗会议开幕的晚上，蒋介石和罗斯福进行了会谈。在座的有宋美龄和罗斯福的秘书萨姆纳？韦尔斯。
晚7时共进晚餐，一直谈到午夜零时，气氛融洽。
会谈主要话题，是日本的天皇制问题。
罗斯福提到：美国国内已在传播着对日本天皇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不容忽视。日本的天皇制是保留还是废止？特征求中国的意见。
蒋介石坦白地答复罗斯福说：“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干预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接着他又说：“如果日本国民族能起来对他战争祸首的军阀而革命，推倒它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灭他侵略主义的根蒂，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
关于罗斯福的态度及蒋介石这段讲话的宗旨，蒋介石在1944年1月发表的《民国33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作了追述：
“罗斯福总统也深以为然。我们这个主张，完全是根据于1942年联合国宣言精神。我今天发表这段谈话，就是要我们军民认识――我们这一次战争的胜利，不但要解放所有被敌寇侵略奴役的民族，同时要拯救日本国的善良无辜的人民。”
罗斯福在与蒋介石会谈中进一步问到：“那么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到明天的会议中讨论呢？”
蒋介石回答说：似乎不必列入正式议题。
开罗会议采纳了蒋介石的意见，“确定了“日本国体由其民族自决”的方针。
会谈的另一个话题，是对于日本的占领问题。
罗斯福提议：派军进驻战后的日本一节，应由中国为主体，但蒋介石则坚持日记中所言，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他认为占领问题，是一个重要课题，应慎重研究。
(三)
“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为问题之重心。余嘱其(罗斯福)尚须注重俄国今后之行动与事实为要，明告其余对俄不敢深信也。”
在23日晚间的会谈中，蒋介石向罗斯福说明了国民党军队为什么非监视共产党军队不可的理由，罗斯福对蒋介石以重兵监视陕甘宁边区表示不能理解。
罗斯福最后希望蒋介石建立一个国共两党合作与统一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说如果苏联不插手东北，则可予同意。
罗斯福当即表示：他可和斯大林洽谈。但蒋介石对此表示怀疑。
关于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使蒋介石很失望，并有所忧虑。怕由此而失去美国的援助，所以只好提出如果苏联不加干涉，这问题不难解决。
从这次会谈后，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信心大不如从前了。他认为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是令人厌恶的。但他还认为支持中国局面的，除了美国，只有蒋介石了，不管蒋介石的视野多么“有限”、“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多么糟”，他仍然是战后唯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的人。因此，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的联合政府的希望。
“11月24日”
“当宴会之前，彼曾导余至地图室，告余以攻缅时期及其海军各舰艇数字之大略。余问其海军登陆时期，彼乃告余须待至5月间，不禁大失所望。
“宴后，丘又导余至地图室，指示各战区海陆空作战之现况；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乃津津乐道，约1小时之久，最后谈到反攻缅甸时海军登陆预想之各地点，而未肯明确告余。……
“丘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总统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
1943年11月18日上午11时，蒋介石自重庆乘飞机启程，飞往开罗。随行者有宋美龄、王宠惠、董显光等10多人。途经阿格拉、卡拉奇各留一宿后，于11月21日上午7时5分在开罗郊外的培因机场着陆。史迪威、商震等人已先一日抵达开罗。
当天(21日)下午3时半，丘吉尔也抵达开罗。
同日下午6时半，蒋介石先往拜会丘吉尔，当时在座的有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谈话约30分钟，除初次见面寒暄之外，并对国际形势交换了一些意见。
11月22日上午，罗斯福抵达开罗。
11月23日上午11时，开罗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在可以眺望金字塔的米纳饭店举行。在该饭店附近新设了高射炮阵地及雷达基地，并驻有英军一个旅，戒备森严。
会上，首先由罗斯福致辞。接着由蒙巴顿报告英国方面在拟议中的反攻缅甸计划。
英国的计划是，在1944年1月中旬，中国军队向缅甸北部，英军向缅甸西部同时进攻，预期在4月间收复北缅。
这计划对蒋介石来说是大失所望的，蒋介石早就主张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夺回包括仰光在内的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
蒋介石在当日(23日)的发言如下：
“余之意见：如海军未集中，则陆军虽已集中，仍乏胜券。吾人须知，敌人决不轻易放弃缅甸，盖敌人如在缅甸事败，则彼在华南、华中皆将不守也。……敌人之生死战场有三：一为缅甸，二为华北、三为东北。缅甸之重要于此可见；是故陆军与海军必须同时集中。”
这是蒋介石针对丘吉尔最关心的是不让日军进入英属印度，以及收复新加坡陷落基地，只要求中国单独在缅甸北部作战，牵制住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行了的自私心理而发的。
蒋介石在向丘吉尔提议中强调指出：在陆军反攻缅甸的同时，英国宜采取向孟加拉湾出动海军，夺得制海权，切断日军补给线，自南北两面夹攻缅甸的海陆协同作战。
丘吉尔当即表态：“英国海军集中时期，当在春夏之间”但接着又说：“海军集中，事关机密，不便在此宣示，其详细内容，容俟面告。”
这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关于反攻缅甸成了一项悬案。
会后，蒋介石曾与丘吉尔连续举行三次会谈，以求早日见诸实现，但丘吉尔始终对“陆海军同时行动”一节未作明确答复。
11月24日，丘吉尔举行晚宴，其情况正如蒋介石日记所述。
“11月25日”
(一)
“彼(罗斯福)对余慨然叹曰：‘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的问题。’又称：‘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彼且郑重表示其对于殖民地政策极不以为然。言下对于将来东西方民族问题颇有忧色；余因慰之曰：‘这是时代问题，时代总是前进的，只要时间到来，总是会解决的。’请其不必悲观。”
丘吉尔在讨论开罗宣言草案时，对于“东北四省、台湾等归还中国”以及“使朝鲜独立”等措施表示反对，而坚持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及“脱离日本之统治”就可以了。对于这种态度，蒋介石十分不满。
11月25日下午，罗斯福和蒋介石单独会谈中，对于英国这种态度，罗斯福向蒋介石深致慨叹。同时他表示，中国应取得四强之一的地位，平等地参加四强机构，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欣然同意。
(二)
上午11时，丘吉尔首相、蒙巴顿勋爵、艾登外相来访，先谈反攻缅甸计划，余力劝丘氏提早其海军登陆时间，彼虽未如前日之复绝，然亦未能明允也。
丘吉尔这次来访对反攻缅甸一事如此消极之原因有二：
一、丘吉尔原本想与罗斯福单独会商，决定以欧洲战场为优先的对德战略之后，再行研究缅甸战事；不料，罗斯福却把与中国会谈放在前面，而把丘吉尔放在后面，因而他显得不热心。
二、英国正准备夺取孟加拉湾的安得曼群岛，进而攻向苏门答腊，以谋收复新加坡的大规模海军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是得到美国方面赞同的。对反攻缅甸因无大利可图而不热心，但对于中国则密不宣。
11月25日(即英国来访后)，居间调停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反攻缅甸战事向蒋介石保证：“在陆军反攻北缅时，英国海军必能在南缅同时行动。”
虽然中国的建议已被采纳，但蒋介石怀疑是否是一张空头支票，丘吉尔未能直接“面告”便是一大疑点。
“11月26日”
与罗斯福会谈至4时半，丘吉尔、艾登(英国外相)、贾德干(外次)、哈里曼(美驻苏大使)及王秘书长宠惠(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皆到会。
“彼等已将公报(宣言)草案商讨修正，乃即日艾登在会中朗读一遍，余与罗、丘二氏皆同意，遂作为定稿，唯须待罗、丘与斯大林于德黑兰会谈完毕后，再约期公布；余允之。乃即与罗斯福总统作恳辞道别。”
11月26日下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做最后一次会谈，决定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处理事宜以及为战后建立世界秩序树立大方向的《开罗宣言》。此宣言草案经商讨修正后终于定稿。但还不能发表，必须在德黑兰会议上经斯大林同意才能公布。然而德黑兰会议未邀请蒋介石参加，也没有向蒋介石征求任何意见，美、英、苏三国擅自删改了开罗宣言。甚至罗斯福与斯大林决定苏联出兵东北，可以得到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特权等内容都未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这使蒋很恼火，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歧视与辱慢。
“11月30日”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一斑；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
“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
“是以罗斯福总统虽保证其(英国)海军在缅甸登陆，与我陆军一致行动，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并不愿以‘英海军如不同时登陆，则我陆军部队亦停止行动’之语出诸吾口，以为其他日推诿之口实。
“然而缅甸反攻时期，此心断定其非至明年秋季决无实施之望也。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由此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对英国真是看透了，恨透了，因此在言辞上极尽挖苦而后快。
在开罗，蒋介石与丘吉尔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共同反攻缅甸。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丘吉尔只要求中国单独在北缅牵制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行了，因此不接受蒋介石的任何一项意见。缅甸不能收复，滇缅公路打不通，美国援华物资就不能运往中国，这就破坏了蒋介石要囤积物资以供将来内战之用的计划。所以，蒋介石恼羞成怒，怨恨异常。
1943年11月26日下午，中英美三国开罗宣言定稿通过(该宣言12月3日公开发表)。宣言中说：“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所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掠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国转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11月27日，蒋介石一行乘飞机离开埃及返渝。
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的德黑兰举行了美英苏三国第一次首脑会议。会上，由于英国的极力反对，罗斯福口头向蒋介石保证的协同反攻缅甸告吹了。
蒋介石在写这篇日记(11月30日)时，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反攻缅甸的计划已破产，因此，自回重庆以来，他逢人就讲，说在开罗得到美英两国的保证(其实只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厢情愿的口头许诺，丘吉尔压根就没有答应过)，将协同反攻缅甸。当然，蒋介石也将信将疑，在日记中流露出“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的话头，并且“不愿以‘英海军如不同时登陆，则我陆军部队亦停止行动’之语出诸吾口，以为其他日推诿之口实”。
“12月4日”
“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
《开罗宣言》于1943年12月3日正式发表。其内容有：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使朝鲜自由与独立；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坚持长期作战等项，以中、美、英三国大同盟国的名义提出。
从宣言看，苏联获利最多。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争取到英、美于1944年5月1日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美国以太平洋战场为核心，后在太平洋收复的岛屿上设飞机场，继续轰炸日本本土。所以，开罗、德黑兰会议后，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美国拒绝了给蒋介石10亿美元的贷款。英国则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计划一笔勾销，将重点转向欧洲，连兵员物资也一起转走。这些，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在会上与丘吉尔所反复会谈的等于白费，蒋认为自己被人耍了。
宣言的公布，蒋介石喜忧参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