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为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务管理。大到管理一个国家，小到管理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都要牵涉到用人的问题。用人好，管理才有效；反之，管理就很难办。因为管理并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可见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论语·为政第二》中说：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鲁哀公问道：“怎么才能使老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选拔正直的人，让他们在那些不正直者的上边，老百姓就会服从；而提拔不正直的人，让他们在正直人士的地位之上，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这是孔子和鲁哀公的一段对话。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才能让人民服从？孔子回答了上述的话。虽说答话极为简单，但却很有针对性。因为当时的鲁国由三家大夫掌权，在用人的问题上搞得很不好。即使是人才，只要他们不满意，那么就很难得到重用。所以孔子针对这情况，提出要让老百姓服从，用人一定要做到公平正义。要把正直的人士选拔上来，而不能相反。
这段话虽然是对一个诸侯国国君说的，但是到今天仍然有它的普遍意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你用什么人。你用正直无私的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大家就会信服；相反，你用的是邪恶自私的人，人们了解了真相，就不会信服，就不会真正服从。
用人问题在历史上是有过很多经验教训的。凡是一个王朝的兴盛，在朝廷里总是有刚直不阿的大臣；而一个没落衰败的王朝，往往是邪恶之人当道。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西汉和东汉的经验教训时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国君跟贤臣亲近，远离小人，那自然国家兴盛；反之国君疏远贤臣，亲近小人，那国家就难免灭亡。所以一个国家用错了人，不是小事，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的大事，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
在一个单位，要管理一些人员与事务，虽然与管理国家、地方会大不一样，但如何用人，则有共同的特点。作为一个领导者或者是管理者，要让手下人信服，当然会有很多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人唯贤，举贤授能。这就是说你要任用品质好的人，要任用能力强的人。真是这样做，谁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就不会不服从。相反，只凭个人的好恶，只凭个人的感情办事，任人唯亲或任用只会吹牛拍马、品质能力都极差的人，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使手下人成为一盘散沙，根本不会有凝聚力与战斗力。
有一个事业单位，本来内部团结不错，在当地口碑很好。负责人退休之后，上级派来了一位新的领导。这位领导上任不久，就任命了几个新人担任部门的主管，不看能力如何。只重用讨好自己的下属。看到这种情况，一些有才能的人很快就辞职了，很快这个单位的形象和业绩就大不如前了。可见，用人的问题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有的民营企业能持续发展，有的却只是昙花一现，原因何在？关键就在用人的问题上。有的老板很不放心外人，凡重要部门全都用家族人士，而有的亲属又无德无能，自然使人们不服。这样企业就很难进一步发展。而有头脑的企业人士就不这样，他们聘用有德有才的人担任经理和重要部门的领导，自己只实施监督的责任。各个岗位都选用人才，这样人人尽其才，企业兴旺发达。
用人之不易，并非道理难懂，而是做起来难。因为人总是有感情的，一般来说，谁都愿意听到赞扬、恭维的话，谁都愿意下属服服帖帖。而正直的人往往就不会吹吹拍拍，阿谀奉承，所以作为有权力的领导者如果不特别注意，就很难亲近这些正直之士，而容易亲近那些迎合他的人。而你一旦把那些不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正直人士之上，你显然就脱离了群众，你的团队就无法团结，你的威信也难以树立。即使人们无可奈何，但内心是不会服从的。你这个单位，这个企业也就开始有隐患了。
所以在谈到为政之时，孔子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是很重要的。这话虽然简短，但很不简单。它要求一个领导者有一个很好的作风，有一个正确的用人标准。
一个领导者或管理者，如果要让手下人信服。除了注意自身的榜样作用外，还要重视用人的公平。你信任什么人，提拔什么人，都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如果用人唯亲，亲小人，远贤人，那谁也不会心悦诚服，只会涣散团队的凝聚力。相反，若是用人唯贤，举贤授能，亲贤人，远小人，你就会有威信，谁也不会不服从。因此作为领导者与管理者必须从事业出发，去除私心，秉公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