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南戏的出世，宣告了中国戏曲的诞生，八百多年戏曲所走的路是辉煌的，但也有过曲折坎坷。诞生不久，封建士大夫赵闳夫便张榜禁演，史称“榜禁”，随后，元、明、清历代和民国时期都有禁令，最终发展成刻石禁戏，名曰“碑禁”（见徐雪凡专文《浙江的戏曲碑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戏曲的生态，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将戏曲进行抢救、扶持和改造，将表演团体纳入国家体系，使戏曲真正走上解放的道路，曾一度辉煌。可惜到了20世纪60年代，“四人帮”窃据了文艺大权，又一次将传统戏曲推向绝路，禁止演出，大量解散戏曲团体，用八个“样板戏”封杀了数以千万计的传统剧目，形成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这个危机的可怕后果便是割断了几代人对戏曲的传承之路，使几代人失去了对戏曲的观赏能力，以致到了今天，中青年一代还视戏曲为“废品”！
为什么戏曲会屡遭不测呢？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戏曲担负着太多的意识形态任务。所演的故事往往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来“高台教化”，而又常常被人民大众用来反抗封建压迫的讲坛，因此便形成了禁而不绝，绝又重生那样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就其本质来说，戏曲不可能成为单一的娱乐载体，它必然、也必要担负起“教化”的责任。如是，如何使戏曲成为“皆大欢喜”而永葆辉煌呢？恐怕在哲学层面上的人民性和先进性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所在，我们希望今后在《温州戏剧》上多加探讨。
温州人有句顺口溜，说：“吃吃、嬉嬉、赀赀戏。”赀者，眼也，这里转为“看”的意思。这句顺口溜，请不要理会为绕口令式的玩笑，其反映出来的内涵，却是温州人休闲生活的写照。温州人会吃，君不见三街六市布满酒楼菜馆座无虚席？温州人好嬉，空闲时常邀请些亲朋好友喝茶聊天或出门游嬉。遗憾的是，“赀赀戏”这一条，现在却有点沧桑之叹了！
过去的温州，戏院不少，庙台林立，剧团遍地，声腔众多，一片繁荣景象，老百姓都喜欢去“赀赀戏”，城里人还经常邀朋带友赶到乡下去看。几经何时，城里人不太喜欢看戏了，竟到了白看戏也不愿意看的地步。但广大农村，却仍然喜欢，每天戏金要付一万、八千元也在所不惜！这又是个奇特现象，需要我们去探讨。我们认为：现代城里人在娱乐、消闲方面，提供的艺术活动品种多了，在对戏曲的欣赏能力断档情况之下，所以趋向新鲜、容易了解却有点浅薄的东西，自然冷落了戏曲。难道仅仅如此吗？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像农村，现在可选择的消闲品种也是不少的，为什么还这样偏爱戏曲呢？我们认为：这恐怕与人情世故有关。温州人历来是重人情的，邻里之间，乡情浓浓，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一张“人情网”，紧紧地联络着人心。戏曲，它正是最能宣泄这种情感的载体，戏曲以其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的魅力，把人众聚集在一起，融洽集体的愉悦，勾起浓郁的本土乡情，激起全族的情结，这是任何艺术品种所无法取代的。这种社会基础，在农村里到现在仍然存在，可是在城市，这种“亲情”已经淡薄了。人们把自己“锁”在“水泥盒子”里，甚至出现“声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城市人空间小，人际圈子也小，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决定了他们对消闲对象的另类选择，于是乎对戏曲疏远。是否是这样呢？我们希望在《温州戏剧》上能展开探究。
如果说农村和城市对戏曲有不同的取舍，其取舍是否不仅在社会基础的不同，而且在文化的追求上也有所差异呢？在城市，文化修养比农村高，对西方文化比农村接触多，也就是说，城市人和农村群众在审美追求及审美情趣上有不同。于是，城市人不满足于戏曲的陈旧，要求改革和创新；而农村观众却比较喜爱传统，要求老戏模式。这样一来，我们对戏曲作家和团体就有一个不同的要求：戏曲是否也应分为通俗的和高雅的？当然，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所谓“雅俗共赏”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很难做到，有也是少数的，难以满足广大的市场。为了戏曲能遍地开花，我们建议在专家们论证、评奖时，应关照到通俗和高雅这两方面的成果，显然他们是有不同的标准的。《温州戏剧》将尽量选编这两种剧本，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戏曲，生于民间，亦养于民间。翻开戏曲史，没有官办的社团，几经何时，中国戏曲却变成了官办国养的了。结果是流弊众多，其中最最糟糕的是与民众越来越远，终至流失观众，造成“危机”局面。现在我们觉悟了，戏曲必须回归人民，回归民间也不是一纸公文便能做到的，积半个世纪的脱离，戏曲群体已习惯于“官办”，不容易转换角色。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有个比较长的“过渡期”，好比被别人领养了多年的孩子，回归必须有一个重新建立亲情和措施的过程。这方面的探讨，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希望《温州戏剧》能有这方面的文章。
首期《温州戏剧》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之所以出版这个刊物，其目的就是“愿歌坛舞榭，再现辉煌”。
2006年《温州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