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转型中，宗族学校主动地服务国家和社会，而抛开了原先狭隘的家族观念。宗族学校将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外姓子弟。宗族祠堂办学不但满足本姓学生，也接纳外姓学生；不但普遍对本族学生免费，对成绩好的外姓学生也可免学费。据大面正街水巷子85岁的魏春山回忆，大面薛氏小学分甲、乙、丙、丁4个班，每班40人，共100多人，每班一个老师。本姓子弟不收钱，对外姓成绩好的学生也免学费。魏春山民国时期先在官办的小学读书，后在大面镇薛氏小学读书。魏春山本在私塾读书，后因在薛家祠堂教书的老师认为他成绩好，便推荐到薛氏小学读书；本来外姓人入学是要收学费的，因他成绩好，又是族人推荐的，故也不缴学费。十陵镇青龙2组曾其文也因成绩好，曾被推荐到范家祠去免费读书。
（三）客家宗族办学情况
有客家的地方必有学校，一部客家移民史，就是一部客家拓荒与办学的历史。“后记”客家分布于封闭的丘陵山区，自给自足是客家生活的基本特色，在传统的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结果是使“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的全部。因而，一部客家移民史，就是一部客家耕读的历史。客家宗族为了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多在祖屋或祠堂内办学。客家宗族办学分族塾和近代宗族学校两类。
1.族塾
祖屋是客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也是客家人早期办学的主要集中地。早期族塾多分布于客家祖屋中。各宗族为光宗耀祖相互称雄竞争，多利用祠堂或会馆开办私塾，聘请严师教育族中弟子。如东山廖氏在乾隆年间修建祖祠，祠产2000多亩。嘉庆六年（1801）开办族塾，平时请名师在此教育，凡廖氏后裔均能免费就读。客家祖堂外的左右两侧往往还各建有一附属配院，以便用于兴办族学。如十陵镇千弓村的朱氏老房子内有子弟读书识字的学校，洪河镇冯家老房子内有不同年龄儿童读书的小学堂和大学堂。金堂许多客家大姓都有族塾。如雍正年间，福建陈氏入四川金堂，“未几聚族建宗祠，创家课，作育族中子弟，凡年龄及学，均延师肄业焉”。因此，金堂曾氏、陈氏、钟氏、黄氏、邱氏、李氏、周氏等客家大姓，“其子孙之登科出仕者颇不乏人”。客家宗族办学多为义塾，不收学生费用，专为族内清寒子弟提供读书机会，体现了客家人善于利用家族势力团结办学兴教的一致性，是家族和睦的典型象征。
2.近代宗族学校
清末民初是我国教育的转型时期，四川客家宗族学校由族塾过渡到近代新式学校。一些大族相继建立学校。祠堂学校的学生起初一般为本族子弟，后渐放松，除允许外姓亲戚子弟来就读外，有的也接纳无亲戚关系的外姓子弟入学。区别在于，本族子弟就读于祠校是无需缴学费的，外族子弟则需酌情缴纳学费。如成都南打金街侧龙王庙钟氏总祠办离山小学和离山中学。钟氏后裔钟汝滨先生小学和中学都在钟氏总祠上学。据他回忆，凡钟姓本族子弟在此寄宿读书，只缴伙食费。金堂县大族如陈、曾、萧、李等姓祠产素称富饶，在科举时代对取得功名的人士进行了奖学活动，科举停考后，又相继举办宗族学校。“今因科举停罢，族众集议提拨此款，即于各祠中添修房舍，购买书籍，开设蒙养学堂，专教族中子弟，闻已组织就绪，一律开办矣”。东山廖氏祖祠自嘉庆以来开办族塾，民国初年改私塾为公读小学，即廖氏义读完小，由于地点适中，金堂、简阳、华阳等三县学生均来上学。学校由复式教学改为单班制教学，多达10个班，教师16人左右，有学生约400人。学生书本费、教师工资、膳宿、校工杂役等费用全由祠产开支。
四川自贡的胡慎怡堂开设“上学堂”、“下学堂”等延聘教师，教授胡家子弟，其对象既有成年人、青年人，也有启蒙阶段的少年儿童，视各种情况分别聘请教师讲授，凡胡氏子弟均免费入学。1913年胡慎怡堂分家后，仍保留族塾，提留了部分资产作办学费用，为了方便学生住宿，胡慎怡堂内设了床上用品，以“崇安”二字印在被子单上，供族中子弟住宿。胡氏族塾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
雍正七年（1729）邓氏从江西临川上川。邓氏前三代都是佃农，第四代邓洪顺上学不久后辍学去学纺线，后又经营盐业，成为江津最大的盐商。致富后创办聚奎书院，免费招收儿童入学，1904年次子邓鹤祥积极办新学，1905年成立聚奎学堂。
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多来源于公产学田。为避免军阀提留祠产，30年代是四川宗族办学的高峰期，但从表5-5看，1年来四川省教育厅备案的中小学校206所，其中私立学校80所，占38.8%。而私立学校的主办方又包括宗族、教会、个人和其他团体等，四川宗族办学总共只有25所，占私立学校的比例为31%。1929年四川公立小学11567所，私立小学4596所，共16163所，私立学校比例为40%。宗族办学的总体数量不多。除私立成都钟氏离山初级中学校和华阳县私立范氏小学校能确定是客家宗族办学外，其他哪些是客家宗族办学很难确定。再如广汉县有宗祠140多座，一般祠堂均有房产、地产，多的达2000多亩，少的数亩，但宗族办学数量并不多，到1948年广汉县私立完小1所，私立初小3所，其中有以客家为主的大姓张氏在1940年成立私立汉群小学。因此，客家宗族办学数量不是很突出，与客家原乡存在很大差异。
不过，相对湖广人而言，在四川客家宗族教育较发达。据民国《华阳县志》，华阳县民国时期城乡共有学校138所，其中私立中小学22所，东山客家区共11所学校，即成都市区私立离山初级中学校、得胜乡孙氏私立第一小学、孙氏私立第二小学，西河镇一善会私立茹古书塾、薛氏私立初级小学校、陈氏私立务本小学校，隆兴镇范氏私立小学校、张氏私立初级学校、隆兴镇仁和场三邑共立小学校、廖氏私立初级学校和钟氏私立初级学校等，其中中学1所（客家钟氏兴办），客家私立学校占一半。而根据钟禄元的研究，民国时期的华阳县东山客家区包括保和场、仁和场、同兴场、隆兴场、西河场、大面镇、得胜场、三圣场等乡场。华阳东山客家区面积和人口都占华阳县的三分之一。可见，客家私立办学数量多，比例大。从办学质量看，客家范氏私立小学校“该校虽属私立，而校款充裕，成绩颇有可观”；而私立离山初级中学校，“校规严肃、科学亦备，私立中校之井井者”。也就说，在华阳县的私立中小学中，以客家宗族创办的学校比例最大，成效最显著，成为四川宗族学校中的佼佼者。
三、客家家族的助学、奖学活动
客家祠堂除办学设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部分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对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子弟，还给予重点扶持，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客家人利用其宗祠的场所和资产，开展办学、奖学和助学的活动，对提高客家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宗族办学或奖学、助学，在社会上形成了尊师重教的风尚，推动了客家社会力量办学。
（一）客家社会力量兴教助学
在了解客家宗族办学之前，先看看客家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情况。客家区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某种意义上是客家宗族办学的延伸。因为家族重教风尚，也使社会普遍流行重教风尚。客家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情况包括商人、政界人物、军人以及文化人士的助学。
1.客家商人的助学活动
近代商人与教育发生联系的两大方式是弃儒经商和商人业儒。家境贫寒、迫于生计是弃儒经商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这些商人在业儒的同时又对儒业有强烈的兴趣，在致富后不遗余力地希望子孙后代返归儒业。客家热心助学的商人多有弃儒经商的背景，对儒文化有难以割舍的情结。洛带镇巫作江12岁读书，“伟公命之就傅受学，亦能日记百余言”，后因“艰于衣食，旋弃儒业，自十五岁货殖重庆”，后在洛带发家致富。致富后，积极兴办私学堂，培养后人。在洛带镇办起私学堂，并实行奖学制度。巫作江的后裔人才辈出，后继有人，这与巫作江的助学分不开。金堂曾氏是客家助学、奖学的典型家族。金堂曾秀清弃儒经商而致富后，资助清寒子弟读书，“姚渡置一店，往来儒绅过从者，必厚礼之，人比于郑庄驿，云邑中书院膏火不能济寒士，公特施地百余亩，其寒士游泮暨乡举者从厚助”。
2.客家政界人物的助学活动
以曾秀清后代曾道和曾绍琪叔侄两人的热心助学为代表。
曾道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绍琪，北京法政学堂毕业，历任四川省议员、四川盐运使署秘书长及代理盐运史等职。叔侄两人兴教助学的典型事例有三：一是开风气之先，设立女学。1930年动员族人捐出城厢镇余家湾的曾氏宗祠五福堂作校舍，在原金堂县立中学内首次增设女生部，后该部发展为单设的金堂县立女子初级中学；二是抗战期间动员族人腾出曾家老寨300多间房屋，争取到山西“铭贤学校”搬迁到金堂，并力促该校增设大专部，后发展为铭贤学院。据统计，仅当年曾在铭贤学校就读而成为教授和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技人员，迄今就达200余人；三是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后，在原校址上为“私立蜀贤中学”的创办积极出力， 曾道任董事长，曾绍琪任副董事长，主持校务，曾绍琪每年捐谷200石作奖学金，两叔侄多方为学校募集资金，设“工读生”、“奖学金”，对清寒学生免收学杂费，以奖助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上述举措为客家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3.客家军人的助学活动
客家军人的助学活动除前文提到的孙震将军出资创办的树德小学外，这里重点谈客家人王铭章烈士捐资办学。王铭章出征前曾告诫家属说：“我幼年双亲相继病逝，家境窘迫，无力读书，后赖心田大爷爷的资助，才毕业于新都县高小第一班，读书不多，便到军队。现在新都还没有一所像样的中学，我很有心在新都办一所学校，为家乡谋利，为国家培育人才，但至今尚未实现。”1938年王铭章牺牲后，为实现烈士的遗愿，王铭章遗孀周玉华决定将政府给予的特恤费1.2万元捐资创办铭章中学，1941年6月周玉华又捐田产613亩，将所收859石租谷作办学经费。中学校址占地60亩，由创办人周玉华于私有田产内拨出，赠与学校，1945年再捐校门外田地20亩扩充校址。
此外，还有客家文化人的助学活动，如著名诗人兼音乐家叶伯和祖父叶祖诚，清光绪朝五品衔光禄寺署正，诰封朝议大夫。废科举后，他捐资创办成都崇实学堂。
以上社会各界的办学或助学多属于私人行为，且奖学活动扩大到家族外，超出了传统的血缘界线，但在传统的宗族社会中，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是客家宗族奖学、助学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客家族谱也鼓励家族个人以各种形式奖学或助学，以回报宗族、光宗耀祖。
（二）宗族奖学、助学概况
传统的宗族社会中，宗族办学多为义塾，不收学生费用，专为族内清寒子弟提供读书机会。无论是科举时代还是学校教育时代，客家家族在强烈的宗族观念中，都希望本族人才辈出，因而在传统的宗族社会，客家宗族的奖学、助学活动一直存在。
1.科举时代“赶考有助，及第有奖”
科举时代的奖学、助学包括对宗族子弟考试费用的补贴和对取得科举功名的奖励两种情况，即“赶考有助，及第有奖”。如雍正年间从福建入川的汉州张氏规定：“子弟童试及岁科、乡试、会试等有补助相关费用，考上者另有奖励。”
1）对宗族子弟考试费用的补贴
根据碑刻资料记载，清代四川童生参加生员（通称秀才）考试，每年县试、府试、院试，考试规费为240文。另考生中榜后需向教官以及为他们考试担保的廪生交纳规费，根据考生的经济状况，纳银从20到80两不等。有人统计，清初一个童生参加县、府两试要花10两银子，可买10石粮食，供三口之家全年食用。如此高昂的科举费用实非平民百姓所能承受。因而，科举时代宗族的奖学、助学活动非常必要。各家族对族内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补助包括考试卷钱、场用钱以及路费等费用。各家族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给予卷钱或卷纸的补贴，数量从200多文到几千文不等；对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考生给予赴省城或京城的路费补贴，数量从3000文到上百两银子不等，这些奖助多少减轻了考生的负担，有利于清寒子弟能应考成才。
2）对取得科举功名的奖励
科举及第、光宗耀祖是客家教育的最终目的。在科举时代，客家宗族的奖学、助学活动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族内子弟取得科举功名的奖励。奖励金额根据各家族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科举考试各层次都有奖励，科举及第的层次越高，则奖励金额越多；在同一层次，分正途出身和非正途出身，正途出身者奖励金额多，非正途出身奖励金额少。如表5-8所示，生员阶层，一般奖励花红银1至3两，最高的如广汉张氏规定，游泮者奖花红银32千文；中举者一般奖花红银8两到50两不等；中进士者一般奖花红银16两到160两不等。
总之，科举时代的宗族奖学、助学活动的两种情况体现的基本原则是“赶考有助，及第有奖”。目的是鼓励族内子弟尤其是清寒优秀子弟走科举考试之路，保证家族声望和社会地位。
2.对学校教育的“入学有助，毕业有奖”
科举考试废除后，新式学校教育兴起，客家宗族的奖学活动主要体现在对新式学校教育的奖助上。私塾学费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定，民国初期私塾学生每人每年要缴纳银2至5元，1936年四川的私塾平均每年每人缴学费3.7元。受抗战物价波动的影响，民国后期私塾收费以实物为主，一般是大米2-5斗。对于一般农民讲，私塾学费也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