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小学收费各时期各地区有不同的标准。据布朗1926年的调查，成都农村地区，教育费用每小孩平均为8.35元。以此推断，20世纪30年代小学教育消费支出年平均为10元左右。而中学费用则更高。民国时期，要供一个子弟上学，最低限度是较富裕户，或有点资本的商户，因一个学生每学期要缴伙食，学费、杂费、书费等约计30元，再加本人零用，每学期要50元，全年要100多元。但是客家人多住丘陵区的农村，离城市较远，而中学以上学校多分布在县城以上的城区。抗战前，东山客家地区无一所中学，抗战以后也只有8所，东山地区中学数量十分少，对学生接受中学教育有一定影响。大学费用则更高。单从学费看，20世纪30年代国立大学年约22-40元，私立大学年平均为90元，教会大学年约160元，这标准更非一般农民所能承受。据30年代对60户农民生活程度调查，平均每户每年生活费，总收入为190余元，每年每人的生活费不到35元，而且这还是一般有10到20亩田的农民家庭。因此，宗族对教育的奖助无疑很有必要。
客家大族对族中子弟的教育奖励本着“入学有助，毕业有奖”的原则。客家家族对教育奖助数额根据各家族经济状况来定。族田较多的家族对子弟“入学有助”，而族田较少的家族只对子弟“毕业有奖”。对小学的奖助从高小开始，年奖助4-14元，基本能解决小学费用；对中学生年奖助16-28元，能解决三分之一的教育费用，而对大学的奖助56元到100元不等，能解决部分学费。
多数家族奖励对象是中学以上毕业学生的奖励，如东山客家区谢氏规定，“族内有由中等学校以上及与中校相等学校毕业领有文凭者，无论男女须送报条至祠堂，春冬祭时亲身至祠谒祖，祠内奖以花红用资鼓励”。也有少数经济实力强的家族对高小毕业者进行奖励。如威远县观音滩崔氏规定，“凡族中子弟住高等小学堂，执毕业凭照，备办三牲入祠祀祖者，无论贫富，赏红花一堂，奖给钱八钏”。在国家还难以推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以前，宗族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实行的是义务教育，客家宗族担负起国家公益性事业的文教功能。及至今日，客家宗族奖学的做法在东山客家中依然存在。如居住在黄土镇的江氏家族就议定：凡族内子弟考上高中者，春分祭祖时均须各抱红公鸡一只，至祠堂内谢祖，鸡杀后将鸡腿带回，免交当年“吃烝尝”钱，并发给6元钱人民币，以资鼓励，对考上大专院校者，奖100元。
宗族奖学多是鼓励从文，体现客家崇文重教的风尚，但也有奖励武校毕业生。如雍正四年（1726）由福建武平入江津德感里的陈氏家族新增武校学生奖励条例：凡族人子孙在武校毕业者，照学习年限分别奖励：学习期6个月毕业者奖16元；学习期1年毕业者奖银32元，2年毕业者奖励银64元。该家族清代出武生7人、民国时期3人军校毕业，其中黄埔军校1人，从中体现了客家崇文尚武的风尚。
利用族田进行奖学、助学在新都黄家较为典型。新都黄家远祖从广东上川，世代以种田为业。到清末，黄春圃的父亲才开始读书，考上秀才，从此黄家有了书香味。黄春圃毕业于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师，认识到培育人才的重要性，但感到单靠一家是很难办到的，于是召集本姓族人，决定走族田兴学的育才道路。其办法是：由黄氏各家划出部分私田作族田，专门用作教育族人子弟的经费。规定小学读书费用各家自理，考上中学、大学后，一律由族田收入供给生活费和学费。族田兴学减轻了经济负担，强化了黄家望子成龙的心理。此后黄家两代共出14名大学生，2名留学生。其中，黄春圃的两个弟弟黄中留学美国，黄春阳留学日本，黄春圃的5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7个侄子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族田兴学使黄氏家族人才辈出，致使当地流行“金凤齐飞，黄家飞出一群金凤凰”的说法。
祠堂的族学与奖学活动是客家耕读的具体实践。客家宗族的“入学有助，毕业有奖”原则体现了客家教育双重教育观，即在注意普及教育的同时，更强调精英教育，其基本出发点是保证家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稳固。
（三）客家宗族对奖学、助学的管理
客家宗族奖学、助学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族内子弟的考核方面，即宗族定期举行的“课士”制度。“课士”是族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宗族定期检查、考核族中学生，对成绩优秀者按不同等次给予奖励，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族学的察课制表明族学要对宗族负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以东山廖氏为例。东山廖氏祖祠从嘉庆六年（1801）开办族塾，并开始定期考核族中子弟。民国《廖氏族谱》曾明载：“其入于学者必详加考校，第其高下，庶勤者鼓舞，惰者愧励。”具体办法是在文馆一年进行两次考核，即每年的春分前一日和十月十二日，按学生年龄分成年人、少年和幼童等在祠堂内进行考核，设内监二人、外监四人进行管理。内监出题，外监负责保管及分发试卷，并严加防范，以防舞弊。“课士”对考试舞弊者给予处罚。“查有传递代请之文，寘卷勿阅，名填榜末，以昭警戒。若幼童文无半幅者，概不收录”。考试后聘请名师评卷，分超等、特等、一等三个等次，按不同等次进行奖励。广汉张氏“于祭祀前三日来祠会课，已进者命题衡文，评定甲乙，上取一名，奖励钱壹千文，贰名捌百文，叁名陆百文，四五名四百文。中取一名奖励钱百文，以下各给卷纸一百张”。隆昌张氏也有约会衡文的规定：“今议各房子弟之秀者，每月初一、十五齐集祠堂，择各房之已入庠序及素常教学者一二人， 出题衡文高下，即贴祠堂作养后学”。
宗族教育中“课士”已定期化和制度化，学生分成年人、少年和幼童等类别进行月考或年考，按不同等次进行奖励，舞弊者给予惩罚。考后聘请名师阅卷，这些名师一般是科举考试中的及第人才，因而聘请名师考核，有利于传播科考经验。这些措施表明族学有完整的教学管理制度，而族学的课士制度表明族学要对宗族负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龙潭范氏对奖学有严格的规定，为我们了解四川客家的家族助学奖学活动提供了范例。主要内容有：凡学校未经案准者不给；不守学规被斥退者不给；凡试验不及格着不给；凡入学之初，不遵尝例，未经报名注册者不给；领费时须有担保付约存据；其家计充裕不需帮补者，则义会不给；非有大故半途退学者赔费；被斥退者赔费；如赔费者不照数付给，应由担保人偿还。“凡学校未经案准者不给”，即奖励教育部门备案的正规学校；“不守学规被斥退者不给，凡试验不及格者不给”，奖励品行兼优的学生。“非有大故半途退学者赔费”，“被斥退者赔费”，是对无故辍学或被退学者的警告，迫使许多客家子弟完成学业，而很少中途辍学，有效控制流生，保证宗族学校的生源。正如钟禄元调查，东山地区的客家子弟，“尚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读就要读毕业，若能读到高中毕业，一定就想读到大学毕业，他们的就学，很少中途辍学的，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性。他们纵不能读到大学毕业，在学籍上必须完成一个阶段，或小学，中学以及其他职业学校，总要以毕业为原则，学籍不论高低，以取得毕业文凭为最荣耀。客人的这种前进和奋斗精神，真是有始有终，有计划，有步骤，所以他们的成功可能性，较普通一般人为强”。
四、客家宗族办学的典型——龙潭乡范家祠
成都东山区龙潭乡是典型的客家聚区，客家范氏是当地的大姓之一。范氏祖籍广东长乐（今五华）。雍正年间，广东大荒，入川始祖范端雅于乾隆六年（1741）携五子金、锡、璋、璧、玉及其家眷远迁四川，初到永宁县，最后定居华阳。在此迁移定居过程中，范端雅及其第四子范璧是范氏家族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范端雅率领家人长途跋涉，辗转迁徙，几易其地，为家族在四川的安居、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范璧则为范氏家族在四川的繁衍、繁盛和家族文化的振兴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范家祠办学历史
龙潭范氏尊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为祖先。华阳范氏祖先神联：“晋隋会传文子；宋朝忠宣绍魏公”，表明了其家族渊源。范氏源于晋国，“隋会”即春秋晋国公卿士会，为范氏得姓始祖，其子为晋国的范文子；“忠宣”是北宋进士范纯仁，“魏公”指北宋范仲淹，死后封为魏国公，说明范纯仁继承其父范仲淹的事业。范仲淹于1049年在苏州创立范氏义庄，购置义田千亩，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并附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免费入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义庄，也是我国义学的开始。此后，各地知府、州官和县令纷纷效仿，对我国家族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龙潭乡范家祠是四川客家宗族办学的典型。范家祠办学的创始人是范璧。范璧，字对扬，范端雅第四子，其父范端雅公病逝后，兄弟分家各自立业，范璧与长兄范金一起生活。乾隆二十二年（1757）购得张姓田产，后家境逐渐富裕，乾隆二十三年又买得清水沟冯姓田宅。次年，范璧将石板滩产业赠与长兄范金，偕母亲廖氏、妻子曾氏及六子云泰、云舒、云程、云中、云高、云从，全家迁居清水沟，不久又重建宅院。
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范璧召集子孙，叙述家族迁徙历程，垂训烝尝义田之遗义，戒勉子孙耕读为本，勤俭为要。“余思人生处世，非耕即读，求富求贵，两不相悖也”，为此，对扬公在清水沟建立范家祠堂，设置蒸尝田，先后达4000多亩，鼓励子孙“志功名，务勤俭”，并希望子孙“箕裘永振，无改父道”，后又订立《烝尝戒约十四则》、《烝尝条例二十则》等，使范氏家族的宗祠管理、烝尝戒约、族规家法逐步完善和规范。
东山范氏作为范仲淹后代，坚持耕读传家的理念，效法祖先办义学，注重宗族教育。清代范家祠堂办族塾到族校的办学历程。范家祠堂的东院曾设族塾，聘请族人品学兼优者任教师。即族谱记载：“吾家设课已有历年，昔试八股试帖。停科举后，则试以经义史论、及时务策。入校有助，毕业有奖。数十年来，入胶庠食廪饩者若而人，优法政调农林者若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