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有南非的亲属。外祖父菲茨帕特里克是殖民地部的一名法官，晚年在开普敦供职。在早期的官宦生涯中，他一直是爱尔兰自治运动领导人巴涅尔的秘书。后来，到殖民地部任职时，被委派到那时的殖民地黄金海岸，即现代的加纳。那时，加纳被称为“臭名昭著的贝宁海岸”，出入那里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我的外祖父虽然从黄热病中死里逃生，但疾病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外祖父有三个女儿、四个儿子。我母亲年龄最大。她出生在爱尔兰，但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开普敦长大。外祖父的长子培尔西（后来称培尔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布尔战争[4]前后，在南非政坛十分活跃，著有《南非灌木丛中的爱尔兰乡下小伙子》一书。该书讲述他早年在西非旅游时的见闻，此外，他还写过几本有关政治的书。外祖父的另外两个儿子分别死于1896年马塔贝利人[5]的叛乱和布尔战争。
我父亲一方的家史，因为是用传统口述的方式留传下来的，所以颇富传奇色彩。大约在18世纪末叶，当法国的革命军侵占奥地利的尼法兰（比利时）的时候，我的曾祖父与弟弟马里奥一起来到南非。他身穿齐膝的短裤和丝质长统袜，脚蹬饰有银质扣形饰物的皮鞋。有人说他穿扮得像个18世纪的绅士。他在开普殖民地北部靠近奥兰吉河的地方获得一片土地。也许在那时之前，或者正在那个时候，英国刚刚占领了那个地区。他对任何人都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让人叫他桑依尔。桑依尔是流经他故乡的一条河流的名字。那条河不大，部分流经现在的比利时，部分流经卢森堡。那时，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如通常所说，奥地利的尼法兰。曾祖父会讲法语、荷兰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不讲英语，甚至在刚到那里的时候也不讲。
曾祖父到达南非以后的某个时期，也许在1805年左右，与一位姓理查德的法国小姐结了婚。她出身于一个胡格诺教徒[6]家庭。理查德一家可能也是逃避欧洲革命的流亡者，因为我的曾外祖母讲的是法语。几年过去了，滑铁卢战役以后，曾经有两位绅士从欧洲来南非找我的曾祖父。他们在曾祖父的农场里待了两天，试图劝说曾祖父返回祖国。这件事是我那位年迈的姑妈——我父亲的第二个妹妹，1929年告诉她的妹妹M·弗兰彻·穆兰的。我姑妈说，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和我的曾祖母一起住在开普殖民地东北部曾祖母的农场里。她的祖母告诉了她这件事。那一定是1850年左右。那时，我的曾祖母可能已经七十出头了。
她说，那两天，两位客人与我曾祖父整天在农场屋前的游廊里走来走去，争论得很激烈。可是曾祖母听不懂他们使用的语言。他们说的既不是荷兰语，也不是法语。最后，曾祖父向全家宣布：
那两位绅士历经千难万险，不远万里前来找我，劝我返回祖国。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为我的利益而进行的努力深表谢意，但我拿定主意，坚决不回法国。此外，我将永远不暴露我的真实姓名。我在这里的朋友们也已表示，他们也不会说出我的真实姓名。我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就这样，他们在那里扎下根来，下一代被进一步同化。在父亲著的《过去的非洲》（伦敦，1937年）一书中，只字不提他的家世，对他的家庭也同样含糊其词。书中谈到，祖父是一个基督教徒，一度曾在奥兰吉自治州做官，后来好像又搬迁到奥兰吉河旁的开普殖民地。祖父的宗教信仰十分坚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姑妈或者叔父都不曾虔诚地信仰过任何一个教派。我的父亲更没有。我母亲是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徒成长起来的，而我父亲却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加尔文主义信徒。开普敦成见很深的神父拒绝我父母亲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他说，他俩的婚礼只能在教堂外侧的走廊里举行。我母亲回答说：“倘若我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我将不再踏进教堂一步。”她未能走进教堂。他俩举行了一个没有宗教仪式的婚礼。因此，他们所有孩子都只受到一种自然神论者的宗教教育。我的两位姑妈在晚年时又回到罗马教堂，其他人都变成了不可知论者。
19世纪70年代初期，我父亲离家去苏格兰的爱丁堡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在那期间以及返回南非之后，他在南非中部城市金伯利的钻石矿当了几年卫生官员。后来，又到约翰内斯堡，在曾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塞西尔·罗兹手下工作。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从事过医学工作。他曾经远征到马塔贝利人聚居的津罗本格拉（现在的津巴布韦），与另外一位随员一道，陪同罗兹去迈托普山脉，与马塔贝利人的首领会晤，并且最终达成和平协议。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在他著的那本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大约在布尔战争期间——也许是1901年——父亲到伦敦为罗兹管理财务。我认为，这次永久性的移居也许和我父亲在布尔战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英国一边有关。而他的几个兄弟和其他亲属都站在布尔人一边。
我出生在威斯特布恩大街二号的一幢房子里。我上的幼儿园在切尔沃斯大街，而我新近的住址在格卢西斯特大街。这条街正好在上面说的那两条大街中间。这也许让人想到某种连续性，而事实上，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存在这种连续性，更不存在地域上的天意安排。所幸，只有那些早期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物保持了它们七十多年前的建筑风格。所有那时的私人住宅，现在有的变成饭店，有的夷为平地，就连那所幼儿园也改造成一家地毯公司的办公楼。不过，那些街道的外观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我父亲在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有房地产。记得，我因为听说我们全家都要去那儿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据说那里的房子周围都是六英尺多高的荒草。我还知道那里有凶猛的野兽。狮子、豹子和其他猛兽成群结队地出没在离布拉约市不远的地区。于是，我预见到一种索然无味而又担惊受怕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些身处险境的人在狮子从藏身之地跳出来之前，可能会发疯似的冲进隔壁的大门。
实际情况与我的想象有相当大的距离，但那些想象中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仍然那么清晰。对我们四个孩子来说，罗得西亚农场的生活绝对谈不上单调乏味。偶然还有几个惊险场面。庭院里有许许多多美丽的蝴蝶。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和我对它们着了迷。我渴望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一天，在自由飞翔的理想的蛊惑下，我爬到停在马厩围栏里一辆高大的拉货四轮马车的车轮上。车轮足有五英尺高，设计得足以越过非洲南部丛林地带的任何障碍。我摆好姿势，伸开双臂，口中念念有词：“好，潘蒂要飞了！”身子猛然前倾，向坚硬的地面纵身跳去。结果可想而知——重重的撞击碰坏了我的脸、膝盖和手臂，也摧毁了我那自由飞翔的信念。
第二年，1906年，我们举家回到英国，并且在格洛斯特广场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定居下来。新居与以前的房子依然在同一个街区。那时，我们常去海德公园或者金森顿花园散步。在维多利亚门附近，从兰开斯特门吐博汽车站向上的一道斜坡上，我第一次看到置于低速档的公共汽车嘎吱嘎吱地响着，缓慢地驶向坡顶。这是未来的象征。这种征兆给人的感觉，与相对久远的过去给人的那种迷人而模糊的感觉十分相似。每当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就动身去公园散步。穿过苏塞克斯广场的时候，从广场的一幢住宅旁总会驶出一辆敞篷马车。车上坐着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她的衣服可能是五十多年前流行的款式。在驭者座上，坐着马车夫和一个男仆，他们都身穿号衣：帽顶有花结的黑礼帽，红外套，白裤子，长筒黑皮靴。老太太身后坐着一名身穿同样号衣的小听差。拉车的是两匹非常漂亮的灰色高头大马。更令我们兴奋不已的是，马车的后车轴下面，跑着两条没有锁链、步态优雅的达尔马提亚狗。它们从不偏离指定的位置。进入公园之后，老太太和她的护送者们乘马车览一圈风，便回到住宅。
我对国际事件的第一个记忆也发生在1906年。这个事件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对马岛海战。保姆给我和哥哥读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是关于俄罗斯旗舰最后沉没时悲壮而浪漫的一幕：“当旗舰倾侧、进而沉没的时候，舰队司令依然站在舰桥上立正敬礼。”舰桥？我不明白什么是舰桥。我知道桥是什么样子。金森顿公园就有一座桥。那座桥横跨在弯弯曲曲的河上，我们不仅亲眼见过，而且几乎每天都跨过它。可是，在一条船上，难道能有类似于桥的东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无疑这才是我牢牢记得这件事的真正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对马岛海战意味着什么。
马布尔拱门本身既是一道景观，又是公园的入口。公园的正门留给王族成员出入，通常大门紧闭。普通的马车就从东门入，西门出。星期天下午，作为一种“款待”，我们常常坐着父母亲的马车去逛公园。可这种“款待”并不总是令人高兴。首先，有几百辆马车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都是要通过马布尔拱门进入公园。拱门很窄，一次只能通过一辆马车。因此，不计其数的马车排成的长队便一直延伸到伯斯维特大街。我们像蜗牛爬行一样，在马车的长龙中行进。等啊，等啊，好像一直要等好几个小时。车前车后，马都在流汗、排粪。炎热的夏天，那种刺鼻的臭味令人终生难忘。现在，伦敦街道上的汽油味固然令人不快，但是，抱怨汽车的人实在应该想想往日的那些马车。
1910年12月，我，哥哥和两个姐姐在公园里散步。两个姐姐分别是十六岁和十四岁。我八岁，哥哥十一岁。哥哥不厌其烦地唱着当时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两句：“1910年，德国人将进攻我们。”我们再三恳求也中止不了他引吭高歌。我实在忍受不了，尖声喊叫起来：“照你这个唱法，再有三天德国人就要打来了！”我的话受到大姐的赞赏。那以前，她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说出什么值得一听的话来。我也为自己的“妙语”非常得意。我的“妙语”另外一个效果是终止了哥哥那无休无止的歌唱。现在人们已经不大知道，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德国人打仗的预测就已经沸沸扬扬，甚至在儿童中间漫延开来。我的父母对战争也一定怀着同样的恐惧。大约第二年，父母亲带我们去看戏，剧名是《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剧名便隐含了德国人入侵及其灾难性结局的主题。该剧描写一位英国乡下绅士，起初忽视了德国人入侵的危险，后来就用他的房屋作堡垒，抗击入侵的敌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戏剧。
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欧洲脆弱的和平局面。那以前，我在预科学校读书。战争爆发的消息至少在一部分孩子中间引起巨大的兴趣和派性。我们分成亲保加利亚派和亲塞尔维亚派两派。没有人站在土耳其一边。保加利亚人在柯克凯利斯的胜利令亲保加利亚派感到骄傲和欢欣鼓舞——我便是其中一员——而在亲塞尔维亚的一派中，却激起一片妒忌和沮丧。实际上，被他们认为有希望获胜的塞尔维亚人在其他战场上打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柯克凯利斯（亚得里亚堡附近）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土耳其人失去了他们在欧洲的几个省。次年，预料之中的胜利者内部发生争吵。保加利亚人吵得最凶，我们这一派转而感到尴尬了。我已经变成一个所谓“近东问题迷”。我阅读能够得到的有关巴尔干诸国的一切资料。通过阅读，我知道了瓦尔几人是什么人？巴尔干半岛的非正规军是怎么回事？对马其顿的管理应该授权给谁？我也有了鲜明的观点（当然，是保加利亚人的观点）。那就是，因为希腊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渊源，应该允许他们占领君士坦丁堡。我也明白了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的领土要求，而波斯尼亚被奥地利帝国表面上作为土耳其省管理了许多年以后，最近才正式被吞并。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些知识非常重要。由于自治的权利还没有得到欧洲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塞尔维亚应该拥有波斯尼亚，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辩。
1913年年底，我们在瑞士东部的滑雪胜地阿洛萨欢度圣诞节假日。我的父母亲发现，我在那儿上学期间，依斯特堡冬天的严寒已经明显地损害了我的肺部。因此，他们突然把我从学校里带走（我没有为此而流泪），然后把我安置在阿洛萨的一所疗养学校里。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来自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奥地利、德国（大多数）、法国和意大利。我是唯一的一个英国男孩。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学会了说德语，后来却丢弃了它。一来，在未来的岁月里，德语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语言；二来，在我读书的公立学校里，我担心有关德国的知识会引起同学们的怀疑和嘲笑。我在阿洛萨的学校里读书期间，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一个塞尔维亚人，在萨拉热窝暗杀了奥地利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弗兰茨·裴迪南大公。我自以为自己是一名“巴尔干问题专家”，立即卷入了这一事件。学校里，欧洲各国儿童的年龄都没超过十二岁，多数比十二岁小一两岁。他们也同样激动。大家都确信，这一惨案将意味着欧洲大战。这些明确的看法大概都来自他们的父母亲，但我非常怀疑，在1914年的夏天，英国儿童对即将出现的战争危险是否真的心存忧虑，或者的确了解这一惨案的真正含义。我是一名“巴尔干问题专家”，加之整天与欧洲各国儿童为伴，很快就理解了时局的要点：奥地利一定会为她的王子进行报复，既然俄罗斯是全体斯拉夫人的保护国，塞尔维亚就一定要向她的保护国俄罗斯求助，法国是俄罗斯的盟国，是德国的夙敌；德国是奥地利的盟友，意大利人希望从奥地利人手中得到里亚斯特和特兰提诺。意大利虽然不是奥地利热心的盟友，但也可以算是奥地利的一个盟国。对我来说，英国似乎被排除在这场战争的阵线之外了。但是，德国的小孩子们却完全不那么认为。他们把英国看作敌对阵营的成员国，不仅叫我“英格兰陀螺”，而且还横眉冷对。
假期来临，我丝毫不感到遗憾。随后，我被接回英国，旅途中穿越法国。战争被不幸言中了。大约一周以后，大战就爆发了。然而，我不记得从火车窗口看见过这场危机的明显迹象。六月末，尽管各方已经剑拔弩张，但是，长辈们对漫长的战争依然存着一丝幻想。他们希望等到九月底，我能返回瑞士，取回我留在那儿的大部分衣物和学习用品。遗憾的是，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物品中的任何一件。而最令我懊悔的是，再也没有取回我的滑雪板和轻便木制雪橇。阿洛萨坐落在格里森山脉的坎顿地区。那时，该地区还不通汽车。在铁路终点站以远的地方，所有的运输，冬天依靠雪橇，夏天依靠四轮马车或者驿车。丘尔是通往阿洛萨的一个火车终点站。从丘尔到阿洛萨需要经过大约十五英里长的陡坡和多风的山口。因此，穿过这段路程必须乘坐雪橇或者四轮马车。由于阿洛萨已经成为一个受人青睐的滑雪胜地，那儿盖起了几家大型饭店，经常有许多瑞士和外国游客。他们需要的四匹马拉的雪橇的数量可想而知，何况还要把各种货物和补给运上山去。各个季节交通的繁忙姑且不说，最困难的是在春天（大概还有秋天积雪融化，或者没有降雪时，通向阿洛萨较浅的山谷变成了一道深谷。雪橇和四轮马车不得不在中途互换。大声疾呼的阿洛萨人虽然被允许利用汽车，但是，不管怎样，那时还没有必要添置一些清理山道的设备。而且，那个年代的汽车肯定没有能力顺利通过长达数英里的积雪。）
日渐蔓延的战火将我热衷于研究的巴尔干问题降到次要地位。奥地利已经侵占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加入了敌人的阵营；希腊在矛盾重重的中立中举棋不定。土耳其是一个公开的敌人。战争证实，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而且联想到它在巴尔干战争中的表现，就让你更觉得难以对付。此外，战争并不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在圣诞节前结束”。我父亲从来没有同意过这种观点。当他向一位邻居表明他对那种观点的怀疑时，邻居吃惊地问道：“您认为战争会妨碍打猎吗？”父亲回答说：“上校，四年之内您恐怕不能去打猎了。”事实证明，父亲的预言十分准确。
1917年夏天，我十五岁，在一所公立学校——克雷夫顿学校——读书。那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它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给我指明了终生不变的发展方向。事情是这样的：每年的暑假，我都有余睱和机会阅读《泰晤士报》。那年暑假期间，也许西方前线的战事相对平稳，没有值得我花费精力去评点的事件。然而，不管怎么说，1917年9月10日到13日，却是我终生难忘的几天。那几天，《泰晤士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报道地球那边发生的一件并不引人注目的事件——被废黜的大清朝皇帝复辟。复辟的闹剧是短命的，从7月1日至12日，历时不到两周。这一闹剧仅限于北京，是由军阀张勋一手策划和进行的。张勋其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却以残酷、反动而臭名远扬。他不准部下剪掉头上的辫子，认为那是对清王朝不忠的表现。他自己也留着长长的一根辫子。在共和军中，他的几个还算有点教养的同僚率兵包围北京，并且在7月12日占领了那座城市。毫无疑问，这些人与张勋原本就是一丘之貉，但是，他们都不想让张勋乘机变成战火连绵的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对付张勋。
《泰晤士报》对这一事件作了深入的报道，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我知道，1912年（应为1911年，译者注）中国曾经发生一场反对君主政体的革命，可是，那时我正迷恋于巴尔干诸国及其战争，从来没有读过有关中国的任何书籍和报纸。那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泰晤士报》的文章完全改变了我的兴趣。地球那边，居然存在着一个我全然不知的、历史迷人的广阔世界，而这个世界不合校方的口味，因而没有列入学校的课程。就学校的历史课程而言，除了对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片面的、不真实的讲述以外，中国是不存在的。其实，与巴尔干诸国相比，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让人兴趣无限的国度。在我的心目中，巴尔干诸国虽然没有被完全忘却，但已经退居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了。中国，才是我应该努力研究的主要目标。正是从读完《泰晤士报》上那篇文章之后那天起，我开始在父亲的图书室里寻找有关中国的书籍。
然而，父亲的图书室里几乎没有和中国有关的书，更没有我渴望的中国通史。我只找到《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和《北京宫廷史及皇帝传略》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由J·O·P·布兰德和埃德蒙·贝克休斯爵士合著的，分别出版于1910年和1912年。当时都曾引起过轰动。第一本书，包括著名的“亲善日记”，激起我对中国浓厚的兴趣，可是不能满足我的需要。现在发现，“亲善日记”是那位“才华横溢”的贝克休斯爵士杜撰出来的一件彻头彻尾的赝品。书中有一些参考章节，提到中国古代的历史和神秘的唐朝与宋朝。不过，即使那些朝代的鼎盛时期，这本书对有关的人物也没有做过哪怕是简单明了的交代。同样明显的是，作者们——更确切地说，撰写正文的布兰德和没有动笔、而只是挂名的贝克休斯——过度蔑视了他们的题材和中国人。他们写的是一个处于晚期的腐朽没落的王朝。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把清王朝所有恶习和愚昧统统归咎于中国人民，而把整个中华民族看作一个毫无希望的劣等民族。除此而外，作者也不能以同样鲜明而确切的事实使他们那种评价自圆其说。因为他们所写的是一种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这两本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这种古老文明的有史可据的材料。因此我开始怀疑，这些疏漏是否反映了作者对那个刚刚被推翻的清王朝别有用心的态度。尽管如此，有这么两本书总比什么也没有好，而且好得多。他们使我明白，中国历史，至少它的近代史，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因此，为了达到了解中国历史的目的，我必须找到更多的资料。这样，我就变成《各国背景情况》丛书的一名热心读者。《各国背景情况》丛书中，有一本介绍东方古代奴隶制国家的书。我们宿舍的监舍在我的书架上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尖刻地奚落我说，我对非必修课程的历史远比对必修课更感兴趣。他的评论绝对正确。《各国背景情况》丛书中，有一本是关于中国的，可是令人失望。那本书中，构成中国历史的学说只有简短的一两章。或者说，是前二千七百年历史的一个提纲，其余的内容便是叙述十九世纪清王朝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显然，这套丛书对中国历史这一课题的处理也颇有偏见，十分片面。
我仍然不停地寻找与中国历史有关的书籍。大概第二年，在我母亲所属的伦敦图书馆的协助下，我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以藏书丰富闻名于世的伦敦图书馆里，竟然没有一本中国历史。唯一一本记载重要历史事件的中国历史著作，还是由一位耶稣会神父翻译成法文的。译本在1777年出版于巴黎，共十二卷。伦敦图书馆藏有这本书。我从头到尾读完了它。
也许，那本书不仅对我学习法语大有益处，而且还变成了我的《圣经》。经过一年，或许两年，我用千方百计节省下来的二十二英镑，买下了这本书的原版。实际上，不仅是原版，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版本。那个年代，二十二英镑，是一个不菲的价格。我想，现在这本书的所值决不会低于这个价格，也许要高出它的十倍。更重要的是，它已然归我所有了。实际上，这个法文译本是从《资治通鉴》的满文缩写本翻译过来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用编年体编著的通史。编著于公元11世纪时的宋代，主要叙述宋朝以前各个朝代的历史，此外还包括一些不属于历史范畴的目录、考异之类的资料。后来，直到明代，其他学者还在继续编纂这部著作。尽管不是原著，只是一个译本，可是至少，我已经挖掘到了名副其实的原始资料。我当时不知道——实际上，过了几年以后才知道——这部著作的前身，是一部论述到更为久远的、辉煌年代的圣贤哲人，以及远古时期神话般的祖先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汉朝。当时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把公认的事实和传说中各种版本的传奇故事收集到一起，加以整理，以编年史的形式编写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史记》。当年，那位耶稣会翻译家也如法炮制，只不过与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无法同日而语。
我第一次“涉水”，起步向我的“目标”游去。我不会再偏离航道了。这就意味着，我要前往中国，并且生活在那里，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除此以外，再也没有适合于我的职业了。从预科学校毕业后，战争也结束了。我一直想上牛津大学，而且通过了入学考试。可是，我们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无力供我上牛津大学。那时，也许还没有为上不起大学的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的制度，也许我的父母亲对教育制度不了解，不知道助学金制度的存在。他们对学校的选择就说明了这一点。总而言之，理想的大门似乎对我关闭了。当时，外交部下属的远东领事馆分为中国公使馆和日本公使馆。这两个公使馆的外交官员只在这两个国家任职，而且受过汉语和日语的专门培训。不过，首先得有大学毕业文凭。我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了。
我的理想虽然十分明确，但似乎无门可投，无路可走。当时，我的舅舅培尔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正在英国，住在我们家里。他非常热情地提议我去南非，在农场管理或者其他商业活动中创业。他非常忠诚于南非。南非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的未来。对于一个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男孩子来说，拒绝这样一个发自内心并能使计划变成现实的人的提议，恐怕非常困难。我母亲特别喜欢她这个弟弟，又对我的心思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她对我说，倘若我想拒绝培尔西舅舅的提议，就得亲自对他讲，她可不想插手。这样，我和培尔西舅舅进行了一次面谈。首先，他向我说明，在南非，现在和将来他能为我做些什么。他的允诺十分慷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一定会过上丰衣足食、甚至相当富有的生活。可是我明白，这样的生活不是我的追求。倘若那么做，我就会像培尔西舅舅一样，彻底与中国无缘了。可是我又觉得，培尔西舅舅为我谋划的经商生涯并非毫无吸引力，而且，我对在经商活动中取得成功还有那么一点儿信心。
可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两者择一，中国对我仍然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去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活，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对培尔西舅舅说明了我的想法。“可是，为什么非去中国不可呢？”培尔西舅舅听完我的话后问道。他接着指出，无论我，还是我们家，和中国都没有任何联系。就是熟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与中国有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我打算怎样在那里生活以及如何挣钱糊口很不明确，而这些问题都非常现实。我只好说，那不过是我的一个想法罢了。我对他的好意表示深切的谢意，但谢绝了他的慷慨帮助。我要高兴地说，培尔西舅舅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决定而生气。后来，我们几次重逢，他都一如既往，对我友好而亲切——尽管他也许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傻的年轻人。
哦，南非去不成了。可是，能去中国吗？怎么去？父亲认为，倘若我在当地一家与远东有商务联系的公司里谋到一个低等职位，也许会找到去中国的机会。于是，我就去一家公司工作。实际上，我当了一名勤杂工，领取相应的报酬。事实上，这家公司与远东的关系只限于与缅甸的联系。涉及中国生活或者文化的业务范围也只是在缅甸招募中国移民劳工。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金融公司，持有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的股权。它在伦敦的主要活动是操纵那些公司的股价和股份。涨起来，落下去，再涨起来。对我来说，我实在不知道这种活动怎么能使我去一个离中国不远的地方，哪怕是缅甸。不过，都市生活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使我有所发现，并且成长起来。我工作的办公大楼在芬斯布里广场的一角。在那个“沙漠绿洲”中，有一所东方研究学院，但不是现在坐落在布鲁巴里的那个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我给那所研究院打电话询问，得知该学院教授汉语，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在那家金融公司干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意识到，对我来说，那是一条死胡同。我也有同感，于是辞去工作，成了东方研究学院的一名全日制学生。同时，也间或去伦敦大学听课，但没有得到学位。
1922年，我在东方研究学院学习了五个多月中文。教师中有位多拉·伊文思小姐。她后来成了这个学院的中文教授。在东方研究学院兼职教授中文的中国人中，有一位舒舍予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笔名叫老舍。他发表了许多部小说，其中，《骆驼祥子》一书被译成英文。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还未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学生，我想，他们是未来的传教士）同时要学习中文的各个方面——会话，用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写作。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口语文学的表述形式。老舍用这种新式文体写作，是继胡适之后又一位提倡白话文的先驱。
大概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家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名叫乔治·桑塞姆（后来的乔治·桑塞姆爵士）。即使在那个年代，他已然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日本问题权威了。他在英国驻日本公使馆任职。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的缘故，我父亲才肯筹措一笔钱，用作我去中国的旅费。乔治·桑塞姆正打算离开英国，几个月以后，要乘船远航去上海，寻找自己开办公司的机会。在城里的熟人中，父亲又发现一位熟人的妹妹嫁给一个名叫沃德的英国律师。沃德夫妇住在上海。父亲的那位熟人很热情，给沃德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一来，学习中文五个月的资历，一封推荐信，去上海的旅费，加上一张香港＆上海银行的一百英镑的信用证书就构成了我在1923年最后几个月去中国谋生的资格和财力了。天哪，我终于开始去往中国的梦想之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