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怀皇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
庚午，汉主渊寝疾……丁丑，渊召太宰欢乐等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己卯，渊卒；太子和即位。
刘渊领导的匈奴、羯（石勒）、汉（王弥）联合阵线（国号汉，史称刘汉，后称前赵）是晋的主要对手，另外就是在川蜀割据的李氏巴氐政权（国号成）。东北的鲜卑和西北凉州的张轨都还遥尊晋天子。
刘渊刘元海文才不错，警句也蛮多，但是稍欠“马上开国”的风采，也许是年纪大了些，主要还是在洛阳这个天上人间被污染得时间太长了，所以，只是看准了机会，扯起了大旗，纵横驰骋的活儿交给了儿子刘聪、侄子刘曜以及干儿子石勒等。
春秋战国的大动荡催生了许多思想家，为秦汉创立大一统大帝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莽大乱，鉴于王莽提出的思想理论太过花哨，刘秀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恢复秩序”；西晋的大动乱本来就是因为国家缺乏理想和方向（钱穆的观点），而周边的诸胡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更高明的东西，如果西晋周边是英美法德，也可能就是另外的局面了。
汉化的刘渊也想利用一下汉人的思想武器，想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造造“天命在我”的舆论。不过，他很快就会发现，中原的士族百姓不吃他这一壶，而匈奴内部的贵族以及低层族人，也觉得这一套不符合本族族情。所以，从外边拿来一套普遍真理来结合本国实际，这不是一件好练的活儿。刘渊一边做着汉皇帝，一边还继续做着匈奴大单于，他不得不玩双轨制，甚至是两套班子，后来他的儿子刘聪上台也得这样。从实际的效能来看，大单于的凝聚和动员本族群众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刘渊后来已经意识到天命王道不足以引导他成功，能支撑他的还是匈奴民族主义，打族群牌赢面更大。
利用民族矛盾和民族情绪，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这是一件动员成本极低的事，所有的政治家或政客都知道利用。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当你清晰界定自己是某一族群的代表，那么你也就很难做天下共主。
十六国时期的大动乱和战争，对于已经有丰富治乱经验和相当文明高度的中国来说，是一种低层次、原始的倒退，战争远离人类可能要假以更长的时间，但战争越来越“讲政治”，越来越“文明”，却是一种历史潮流。
刘渊一开始想讲政治，但时不我待，很快就完了。他的家族和政权，很快感染了司马病毒，兄弟之间拿刀说话，相斫起来和司马氏兄弟相比不遑多让。
刘渊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刘和，把大单于传给了另外一个儿子刘聪。大单于是蛋黄的核心，皇帝是鸡蛋的核心，这个鸡蛋于是成了有两个核心的坏蛋，那注定肯定一定会完蛋。刘渊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体制必须是一元化的，绝对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
刘和在皇帝座位上还没坐热，就决定改变权力格局，消除刘聪这个隐患，但是连个操办的死党都没培养好，时机不成熟，结果让刘聪反戈一击，自个儿脑袋搬家了。
刘聪不是正宫娘娘生的，而且他还准备把正宫娘娘单氏弄到自己床上，所以他建议单氏生的嫡子刘乂来做皇上。有个带兵的爹或许能坐享太平，有个带兵的哥就应该坐想风险，刘乂这孩子不傻，想明白透彻了，所以坚决不做皇帝，坚决不挡哥哥的路。
我想这时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的各位朝廷大员都应该知道，本集团内部又一个核心已经形成，那就是石勒。刘氏、石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统一战线，病急乱投医，情急俩相依，对晋是一家，实际早就各自心怀鬼胎。这就和国共两党合作一样，团结的口号越响，越说明相互之间有问题。石勒这个人元气充沛，老刘活着已是尾大不掉，单就对付石勒而言，让刘聪上位比刘乂要好很多。
刘聪假意推辞了一下，做了刘汉的皇帝。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立刘乂为皇太弟，这是一个死亡几率高过黑煤窑矿工的岗位。
刘聪把老爹的正宫娘娘单氏“蒸”了。在古代，儿娶母曰“蒸”（和馒头包子没有关系），弟娶嫂曰“报”，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和“三俗”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还有一个雅称叫“收继制”——女人是一种财产，爹死了，除了亲娘照单全收，全部继承。只不过汉人虚伪，偷着搞；胡人不在乎，公开或不隐蔽地搞。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蒸”多发生在富贵人家，因为老爹二奶三奶比较多，也年轻，子代父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把这些女人推到社会上去，也增加社会负担。“报”则富贵人家、穷苦人家都有发生，对穷苦人家而言，从“共妻制”到“收继制”等于是平滑过渡。
各民族的风俗也是差异的，也都是与时俱进的，道德也是与时俱进的。刘聪和单氏是一码，《雷雨》里周萍和继母繁漪又是一码，大马生小马，一马归一马。就算多尔衮娶了他嫂子，不碍你什么事，你干吗眼睛放光？《茶馆》里那俩逃兵计划“三人穿一条裤子”，你看不惯可以捐款给他们，他们倒是真心期望一夫一妻。
两晋南北朝是宫廷八卦的富矿，有两大特色，一是杀起来残忍，二是玩起来淫秽，人的原始状态——动物性表现得极为充分。我们的美人王昭君是被“蒸”过的，不过时间更早，发生在遥远的漠北草原，我们相信认定这是一种风俗；刘聪从小跟着爹在洛阳生活，此时此地已经对“蒸”有道德判断，所以我们判定刘聪的行为是“三俗”。晋武帝以来，朝野弥漫着“三俗”的风气，荒淫无耻的根子在这里，着纠风办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