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倚靠栏杆,身子前倾,就像要接住刚掉下的某个东西。我看着塞纳河,水流平缓,让人惊讶。塞纳河是不是没在流淌呢?我沉迷于这棕褐色的河水和我父亲抽烟的形象,思忖着也许他就是我此次游河的间接原因。
我想起第一场鸟雨之前我连着几个晚上做的梦,其中有个梦仿佛给我指引了一条地图上没有的路。似乎是在一部关于动物的纪录片里,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清晨,我看到自己在河边,但同时又在河里。我在河床上观察水流,就像一只逆流而上的鲑鱼。此时父亲出现了,但他到底是鲑鱼还是人类?我只记得水流、鲑鱼和“逆流而上”这个词,以及我从河岸上看着它时产生的怜悯之情。
醒后我开始思考鲑鱼的一生,想起它们的生死和繁殖,想起众多岩石。溯河洄游到自己准确的出生地前,鲑鱼皮会从灰色变成红色,头则变成绿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会变成三色信号灯,而这信号灯又会变成战斗的盾牌、矛和钩。它们下颚巨大,雄性的背上会新长出一个大包块,在死亡之前要完成自己繁衍后代的使命,因此得为获得雌性而战斗。
要完成这个使命就需要洄游上千公里,这需要难以置信的体力。鲑鱼的一生就是一趟长途往返行程,其间要跳跃无数瀑布,过程中会遍体鳞伤,还要躲避天敌,有时是狗,有时是熊,还有猞猁、渔夫,当然最常见的还是筋疲力竭的状态。在词典上它们的名字写的是拉丁文salmonem,来自动词salire,即“跳跃”。鲑鱼是个跳跃者,真正的跳跃者。我从奇怪的梦中醒来,突然想飞奔着大喊:“我们都是鲑鱼!”甚至更夸张地喊,“我也一样,我也要洄游、跳跃、逆流而上、不畏天敌!”
这个梦是在以过于简单和晦涩的方式指引我前行的方向,让我沿着河流,去探索我人生故事开始的那个郊区,去看我的父亲?父亲一直待在庞斯库,他只会偶尔写信捎来消息,这涉及他可笑的自尊和身份认同。信中有无数过长或过短的句子,读起来像广告传单。我曾尝试给他回信,但每次都深感疲惫。小时候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竭力阻止家庭讨论演变成论战。因为父亲认为,大家都应该选择自己的阵营,然后和现实作战。对他来说,一切都让人失望,或者不完善。要么太左,要么太现代,要么太庸俗或者太蠢。他认为要么反抗世界,要么选择逃离。过去的日子里,他用各种方法渐渐远离了自己的周遭:朋友、兄弟、女人和孩子。我实在厌倦了争斗,所以逃离战场,跑到巴黎,只是偶尔回他的信。
二战刚结束时,我父亲诞生在诺曼底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边是现当代的诱惑,另一边则是19世纪无尽的苟延残喘:一成不变的传统和众多失败的革命。我的祖父母是包办婚姻,所以我父亲应该是在一个僵化禁锢的环境里长大的:猎后的晚餐、后悔没把儿子送到陆军子弟学校的军医、令人窒息的价值观、各种侮辱人的规定。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在他周围渐渐敞开胸怀,前景渐渐变得广阔,但他在饭桌上仍然没有发言权。他被迫学习法律,祖父专制且阴沉,对人横蛮,令人难受。
其实我对他的青少年时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怎么提起,也许比我想象的要幸福。他只讲过他在巴黎参加托洛茨基[20]分子反抗运动,那是他生命中一次致命的失败,也是一个重大的启示,他尽其所能夸张地抨击那些岁月,自己却是在那些岁月中长大成人的。他学会了写作、反抗一切、永不停歇地辩论,直到敌对阶级筋疲力竭。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遇到了我的母亲,我猜想这其中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欢乐吧!至少他会因年少时的激情满满而微笑。可他并没有保留这些美好的事物,只知道将其化作幻灭的哀歌——一首有关欺骗和被个人与集体奚落的哀歌。对他而言,五月风暴[21]完全不像他人歌颂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而只是一场灾难的开端——在法国,也在他自己身上——引发了一连串错误。尽管他激烈反抗自己的家庭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但他依旧喜欢把这个事件当成一个彻底的失败,没有快乐,没有自豪。
就像无数能言善辩的疲惫者一样,他从不敢自我反抗,反抗自己深深的悲伤。这一切,他从未清楚地讲过。我只能这样猜:他的那些政治抱负是否剥夺了他从事其他事业的可能性。他声称的“参政”是否真的扰乱了他和旁人的关系?他出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梦想成为列宁一样的人物,结果发现最后成了一个有点学问的小公务员,被禁锢在一个自己无法去爱的小家里。我就是这样理解这些事情的——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英雄主义梦想,过于热衷于巧辩,至今还耿耿于怀。
他给我念过很多书,也让我自己看很多书,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他培养了我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对道德败坏的仇恨,也许也遗传给我这种焦虑,我尽力不让它变得乖戾。在巴黎,我感觉离他很远,这反倒让我有了安全感。如果是鲑鱼,它们会怎么做呢?这个河流的美梦是否会激励我回到那个灰暗的家?我可不太情愿重回父亲那个神经质的家。我刚醒,我不是特技演员,也不擅长游泳,自然可能被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