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变法，后世充满了争论，无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都有强人坐镇。其中，肯定派如梁启超、列宁，否定派如王夫之、钱穆。此外，还有“半肯半否派”，如陆九渊、朱熹。
如果王安石没有主持过变法，人们又会如何评价呢？
笔者相信，一定会是高度一致的七个字——“怀才不遇，可惜了”。王安石在变法前的名望实在太大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187]你想想，王安石要是没被用起来，该留下多大的想象空间？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丰富，相关著述也不少，不过似乎多将变法定位在经济领域，轻忽了军事方面的改革。那么，王安石这个不懂军事的人是如何搞军事改革的呢？效果又怎样？
宋军到底有多“?”？
要论历朝历代军事之弱，宋朝“龙头老大”的位置怕是难以撼动——至少在人们印象里是如此。宋朝被挖苦为“送朝”，宋军也被戏称为“军”。王安石进行军事改革前，宋军到底到什么程度？
一看体制。北宋开国很不硬气——身为武将的赵匡胤欺负柴家孤儿寡母，十分不光彩地攫取了胜利果实。赵匡胤担心别人学自己搞“颜色革命”，于是定下本朝基本国策——“提防武将”，为此甚至不惜以损伤战斗力和降低军事效率为代价。一方面“以文制武”，部队训练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专业将领不得插手；另一方面，指挥与管理训练分离，指挥员平时接触不到士兵，训练管理者战时指挥不了部队，“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面对辽军和西夏部队，宋军为啥屡战屡败？根子就在变态的军事体制上。
二看兵力。北宋常备军在历朝历代中兵力也许是最多的，但打的败仗也最多，怎会产生如此反差？北宋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朝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奇葩”一朵。历代王朝开国后，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入经济，大兵们会陆续退伍，军队数量逐步减少。北宋倒好，国都定在四战之地的开封，加之外患不断，又攥着逢灾年把灾民吸纳为兵以求稳定的“传家宝”不放，结果立国后兵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渐次增加，造成积重难返的“冗兵”问题。改革前，宋军总兵力最多时达125.9万人。[188]当时，宋军和辽、西夏的大仗小仗不绝如缕，国库银子稀里哗啦倒进战争的窟窿，根本回不了本。就算不打仗，养这么多兵对国家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在太子身边工作、供职集贤院（相当于今天的社科院）的富弼指出：“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瞻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189]
三看训练。宋朝统治者追求的是稳定，满足的是偏安，讨厌的是外战，所以摆支军队在那儿能震慑老百姓就行了，至于训练不训练无所谓。战时要冲得上去，平时总要看得出来吧，宋军平时是什么形象呢？披上盔甲，连马都上不去，好不容易上去了，跑出去不远就跌落下马；练习射术，弓拉不满，“皆往空发箭”，射出去20步就掉地上了，根本上不了靶……[190]边防兵总人数挺吓人，可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十人不当一人”[191]，70万～80万人实际只有7万～8万人的战斗力。宋军什么总是打败仗？宋人自己做了很精练的总结：“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192]
四看管理。管理是静态的战斗力，但宋军的管理相当糟糕。以站哨为例，是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也是士兵的基本职责。但不少宋兵自己不干，雇人代工，行军时连随身携带干粮都嫌重，也要雇人。宋军没有军人的样子，倒像街上的小混混，“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193]。欧阳修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着急：“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战斗乎！”[194]
五看武器。体制不行，训练不行，管理不行，武器好也行啊，可宋军在装备上也一塌糊涂。史载，士兵们常“执钝折不堪之器械”[195]。这话说得有点模糊，来点具体的：刀刃不锋利，接合部没粘牢，长短大小也不合适……进一步“追究”，则是体制问题。武器研制由三司胄案负责，“三司”是个什么衙门呢？管钱管物的。也就是说，武器装备研制居然由财政部下面的二级部负责！这些人对对财务报表还可以，在武器装备上完全是外行，由他们监制武器，可以想见结果怎样。史载：“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196]您也许会问，难道没人告没人查也没人负责？答案是：“经历官司，又无检责。”[197]此外，与北军作战，马匹也是重要装备，但宋军极度缺马。据宋祁（《新唐书》主要作者之一）的说法，宋仁宗时期，骑兵没马的居然达到80%～90%。[198]
六看实战。古代中国军队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之称，宋军尤其对得起这个评价。打仗一看将领，二看士兵，三看武器。宋军的士兵和武器不行，将领也不行，他们在史家笔下是这样的形象——“兵谋战法素不知晓”[199]，“战则先奔”[200]。
可以说，一支糟糕军队所有的毛病，宋军几乎都集于一身。尽管国家把服役年限延迟到61岁[201]（比秦国的56岁还晚），但宋军除了在数量上壮观，其他方面几乎一无是处。
变法把军队推向手术台
银子是国家的血液，银子够则血供足。宋朝算富的了，仍入不敷出。王安石认为，与其“节流”，不如“开源”，所以他的改革手术刀主要切在经济领域。尽管王安石坚持“省兵非所先”[202]，但外患是北宋最严重、最直接、最耻辱的问题，所以王安石不得不把军队也推向手术台。王安石至少对宋军动了六刀：
军之减。宋军数量之多和战斗力之差可谓臭名昭著，还消耗不少银子。王安石军事改革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裁军，降到80万[203]。裁掉的40多万人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兵”——新法将服役年龄调低11岁，只要上了50岁，都可以选择退役回家。[204]裁军的直接好处是省下大笔军费，按照梁启超的计算，10年下来至少节约了一半。[205]那么裁军是否造成战斗力下降呢？非但没有，反而使战斗力提高了。这是因为裁掉的绝大多数为老弱，留下的多为精兵。
将之设。局部改变“以文驭武”的旧制，地方官不得干预军务。对编制体制进行重新洗牌，在全国各地至少设立了143个“将”。[206]请注意，这里的“将”不是官衔，而是3000～10000人的战术单位（梁启超类比为日军之师团[207]），并固定在某一地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两三年就频繁换防），由专人进行训练和指挥，不再受地方官节制，这就是所谓“将兵法”。此后，军中涌现出一批既长于指挥又知兵情的将领，尤以郭逵为代表，“每所至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208]。同时，加强训练之后，效果比较明显，居然也达到了“一人可敌数夫”[209]的水平。
兵之征。王安石从变法前辈商鞅等人那里取到“什伍法”的真经，经过简单包装，改名“保甲法”颁行于世。新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同时也可以培养一支后备军作为正规军的补充。王安石的指导思想是：“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210]如果家里有两个男丁，就出一人当民兵，忙时务农，农闲时训练，有事时出战。此类“农兵”全国有700多万人，却不需花费国库一分一厘。民兵建设有了起色，保甲遂于1075年（熙宁八年）从司农寺（相当于农业部）转隶兵部。
器之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安石从祛除病根入手，对着体制开刀，军器研制不再归财政部管，而是归于兵部新设机构——军器监。如此一来，军器研制走上专业化道路：质量上，实现了“戈矛弧矢甲胄刀剑之具，皆具完备”[211]；数量上，足够数十年征战之用。
校之建。一线专业指挥员缺乏是制约宋军战斗力的瓶颈，为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创设了一所军校。学制3年，招生100人，学习兵法、阵法、战例、忠义等，还要进行实兵演练。今天鼎鼎大名的兵书《武经七书》，就是当时编出来的教材。毕业后，必须到边远地区服役3年，没有差错才可升迁。
马之养。宋军打不过北军，除了人不行，马也不行：一是太少，二是太差。改革前，马匹由官方养，但效率实在不敢恭维，马匹既不高大也不威猛，还占地又费钱。如河南河北12牧马监每年担负养马1640匹的任务，结果却只有264匹可作战骑，其他的只能用来驮邮件。养马效率之低，可见一斑。为此，王安石鼓励民间养马，由政府提供马匹或直接给钱让民户自购，然后由民户饲养，这就是所谓“保马法”。民间散户养马成效不错，不仅节省一半银子[212]，还提供了更多优质战马。有不少数据为证，这里只说一个：改革结束之年（1085年），全国骑兵有60%～70%有马可骑[213]，比起改革前的10%～20%，实现了质的飞越。
以前说王安石变法，军事改革常常被冷落，其实他的“军改”还是挺有料的。
不懂军事的宰相如何搞军事改革？
军事改革的主持者，多为军事行家，吴起、商鞅、赵武灵王等，莫不如此。王安石是政务官，缺乏从军经历，对军事并不懂行。既如此，王安石是如何搞军事改革的呢？
在历史的土壤里深挖一锹，不难发现王安石的军事改革措施其实并无多大创意，多数办法有人提出过，甚至局部已在实施，他不过采取“拿来主义”并上升到全国和全军层面。
王安石是宰相，精力集中在经济改革上，军事改革措施主要由军事指挥部门（枢密院）提供草案，再交他定夺。例如，“将兵法”的创意就不是来自王安石，而是范仲淹麾下将领蔡挺。蔡挺在陕西任职时实施过“将兵法”，效果不错。他担任枢密副使后，于1072年（熙宁五年）通过王安石将此法推荐给宋神宗，随后推广普及到全国各地。设立军校，也是枢密院的提议，而且早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搞过，只是当时遭到激烈反对，很快夭折。[214]“保马法”则由马政官丁度、叶清臣、李中师等先后提议过，逢王安石变法，枢密院不过旧议重提，付诸实施。[215]更有甚者，50岁以上老兵可选择退役，早由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提出。[216]
当然，王安石在军事改革上也并非毫无原创性贡献，“裁军”正是他提出来的。当时，枢密院表示反对，理由是常备军不足，可能导致唐代藩镇之变重演。但王安石坚持，宋神宗支持，裁军也就搞下去了。王安石力主裁军，主要是从省钱角度考虑，还是为了“节流”。
王安石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变法期间就漏洞百出，但军事改革相比之下效果还行。反对派攻击改革，主要针对经济措施，对军改措施反对没那么激烈。王安石之所以罢相，一般认为是反对者声音太大，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来自皇帝宋神宗。
宋神宗是历代北宋皇帝中比较有想法也比较有作为的一个，他当太子时说过：“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217]他早听说王安石的大名，即位后就委以重用。在改革的总体目标上，王安石与宋神宗是一致的，即富国强兵，但在实现目标的先后顺序上，两人意见并不一致。宋神宗设想“先措置得兵乃及农”，把“强兵”放在第一位，意图恢复汉唐故土，洗刷对辽称臣纳贡之耻。但王安石认为“亦不可以在兵事之后”[218]，所有改革都必须建立在“不差钱”的基础上，经济改革必须放在第一位。最后，皇帝谦虚地同意了臣子的意见。
宋神宗有点类似明崇祯皇帝，有重振国势之心，无扭转乾坤之能，对大事大势缺乏独断，犹犹豫豫。虽然他同意了王安石的主张，但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当改革出了问题，太多的人攻击新法，宋神宗本来就不够坚定的决心开始动摇。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一年后又复相，一年后再罢相，就是摇摆的直接表现。对此，王安石是不满的，曾当着皇帝宋神宗的面说其“刚健不足”[219]。
王安石回南京过清闲日子去了，但改革还在继续进行着，接过军改担子的正是宋神宗自己。[220]
经济改革失败，军事改革成功？
王安石变法前后搞了约16年（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即1069—1085年），王安石任宰相期间搞了7年，罢相后宋神宗没有停止改革，沿用新法亲自搞了9年，直至去世。
单看前述“军改六条”，都是对症下药，但效果究竟怎样呢？时人这样评价[221]：
“神宗皇帝挺英武之姿，有并吞西夏之志。不幸所委非人，所建非策，尝兴师深入矣，乃无尺寸之功；尝拓地进垒矣，或有覆军亡将之辱。民苦于转饷，而关陕虚竭，兵疲于征讨，而亡逸自如。倾天下之财，委于一路，如填沟壑，而贼气不少衰。”
这段古文不难懂，意思很明了——北宋军事形势没有因为军事改革得到改善，颓败依旧。改革期间的1073年（熙宁六年），宋军曾在甘肃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被称为“断西夏之右臂”。但请注意，宋军的作战对象是分散而弱小的羌族部落而非西夏主力，“拣软柿子捏”用来证明军事改革成效难免牵强。之所以号称北宋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大概是宋军在外战中取得的胜利实在太少，好不容易打赢了，自然要意淫一番。
王安石军事改革措施主要有六条，就从中抽一管血化验化验——保甲法之民兵制。它确实加强了社会治安，也增强了后备力量，但违反了基本规律——军队职业化。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得专心军务，脱离其他工作（如种田、做生意等），所以保持一支常备军才是正途，亦兵亦农的民兵只能作为补充。
王安石的“军改六条”，有点治标不治本，主要是重新捡起过去的经验，缺乏“颠覆性创新”。同时，宋军有两个要命的顽疾，王安石的手术刀是不敢动的：一是重内患轻外忧；二是军人地位低下。
宋军兵源之差，可以说创了历代之最。凡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各色人等，全部弄进部队，军营成了收容所，成了乌合之众的大本营。北宋招募的都是什么人呢？多为“游惰不逞民”“失职狂悍之徒”“偷惰顽滑不能自振之人”（王安石语[222]）。这些人素质极差，在世人眼里如同罪犯，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对社会产生报复心态，不严格训练就罢了，还时不时闹事。要这些人到战场上出生入死，可能吗？这个道理，是个人都懂，难道北宋的统治者们是一群笨蛋？但造成这个局面，事出有因。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初，雄心勃勃想要收复北方，御驾亲征与辽军打阵地战，并亲自到阵前督战。可惜，宋军仍打不过辽军，赵光义自己还中了一箭，要不是御前亲兵给力，他都成俘虏了。赵光义不甘心，再次北伐，结果再次败北。两连败之后，北宋信心给打没了，从此有了心理障碍，干脆放弃北方，满足于偏安，并定下国策基调：“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223]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司马光（时主政陈州，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为何如此攻击“军改”中的民兵制：“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民兵中“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势必“风起以应之”[224]。潜台词就是，改革可能造成内患，还不如不解决外忧。所以，重内轻外这个基本国策，王安石“军改”的动作再大也不敢碰。
军人的地位待遇和战斗力成正比，所以商鞅搞“军功爵制”，很快把秦军变成虎狼之师。但在北宋，谁也不敢改变开国皇帝赵匡胤定下的基本国策，武将始终被文官踩在脚下，普通士兵更是抬不起头来。在北宋，当兵最不幸，入伍后脸上会被刺字，直接跟你一辈子。“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就是宋代流传下来的俗语。
一句话，王安石的军事改革不能说没效果，但效果有限。
王安石为啥打退堂鼓？
有人说，王安石是被反对派骂下台的。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他面对的反对派空前强大，一望阵容便知：欧阳修，司马光，韩琦（三朝元老，曾一日弹劾四名宰相），富弼（三朝元老，两度拜相），苏轼、苏辙兄弟，范纯仁（范仲淹之子，时任兵部员外郎）……就连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反对改革。
王安石也许很嫉妒商鞅，因为商鞅改革的时候谁敢饶舌就要谁好看，不是罢官那么简单，而是要进行肉体摧残甚至物理消灭，连太子的师傅都成了受害者。王安石根本没这个胆，也没这个权，因为宋朝的祖训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换句话说，反对派可以尽情地对改革喷口水而不用担心有杀身之祸。你也许会说，反对派们不是被贬到地方去了吗？不错，在朝堂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耳根子是清静了不少，可这些反对派到地方后手握实权，更有条件用行动来反对新法，而且照样可以用书面的形式向皇帝告王安石的状，只是明战变成了暗战而已。
反对派阵营强大的对面，是改革派阵营的弱小。从王安石的两个亲兄弟都反对改革来看，王安石是非常孤立的，几乎无人可依，不得不启用一些“有才无德”之人。于是，吕惠卿和曾布成为王安石的左膀右臂。这两人确实有才，这一点连反对改革的人也承认，但两人无德也是人所共知。他们加入改革派，不是像王安石那样一心为公，追求国富民强，而是私欲很重，有着强烈的个人利益诉求。尽管如此，王安石也只能抱着“唯才是举”的态度加以重用，所以改革草案多出自吕、曾两人之手。王安石的改革派阵营，99%都是吕惠卿和曾布这样40岁上下的“少壮派”，这成为司马光等人反对改革的理由——王安石排斥元老重臣。当改革遭到司马光等人攻击时，改革派阵营尚能团结一致，但当反对派纷纷遭到贬谪时，改革派就开始内部的争权夺利，甚至不惜与王安石交恶。
外部的攻击，内部的争斗，外加皇帝的动摇，王安石大有心力交瘁之感，产生了撂挑子的想法。王安石担任宰相期间，多次自请罢相。1074年（熙宁七年）3月第一次罢相前，王安石曾六次上疏请免。1076年2月复相后，他又多次请求免职。王安石第二次任相不久，为何多次上疏求免？因为这次出山，皇帝的支持明显不如上次，最多听他一半的话。[225]王安石把改革比作煮粥，抱怨自己烧一把火，马上又被皇帝浇一瓢冷水，怎么可能煮得熟呢？[226]
王安石屡求自免，前期或许有以退为进向皇帝施压的考虑，后期则是对改革前景灰心所致。王安石认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如果再干下去，改革不仅成功不了，连他个人也难有好下场。可以说，在个人气质上，在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上，王安石比商鞅差太多。在私人书信中，王安石如此透露个人心迹：
“某羁孤无助，遭值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以国，岂辞糜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且据事重而任事久，有盈满之忧，意气衰而精力弊，有旷失之惧。历观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终不累国者，盖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诛，欲及罪戾未积，得优游里闾，为圣时知止不殆之臣。庶几天下后世，于上拔擢任使，无所讥议。”[227]
换句话说，干了七八年，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现在，得罪了这么多人，还是急流勇退为妙。不过，王安石还是比范仲淹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只搞了一年，就因遭到反对派攻击主动偃旗息鼓，自请到西北任职。
1085年（元丰八年）3月，宋神宗去世。一个月后，司马光上奏新皇，建议废除新法，并强调“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228]（三事两关“军改”）。5月，司马光拜相，废除新法更提上日程：6月罢保甲法，12月罢保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