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郁
夏洛蒂·勃朗特与张洁，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女作家。前者，已经取得了时间的承认，她的生命（当然是艺术生命）绵延这一个多世纪，同各种肤色、各种年龄的生命一起激动，一起抗争，一起喜悦，一起欢欣，而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后者，也获得了一时的荣光。她的脚步已走出古老的亚洲大陆，遍及欧美，使那些“总觉得中国是那么远和神秘”的白种人知道了“中国人的幸福和烦恼原来跟他们的一样”[17]。她们是不同的，她们之间横亘着一百三十年的历史长河，横亘着整个欧亚大陆，但我总觉得她们又是那样相像。张洁跟艾米丽、安妮一样，也是夏洛蒂的一个姐妹。一样出身下等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性格执拗，一样的蔑视虚伪。我们可以从人们对两位不同作家的评语中看到那样多相似的字眼。读她们的作品和传记，我首先感到，她们是一对——
激情的姐妹
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一股力量牵引，每一句、每一行、每一页都能感受到主人公那发自内心的激情，它像荒原上“经久不息的凄凄寒风”狂驰而过。有时它被深深地压抑，如深海底的漩流，表面上是宁静的，温顺、安详、不动声色；有时却如火山般喷发。人们都说，激情是《简·爱》百年不衰的魅力所在。勃朗特笔下所有的女主人公，其性格都是既静穆又强悍的，她们都有着“毫不松懈的精力和毫不动摇的坚毅”，有着强烈的爱和同样强烈的自制力，她们都是激情的产儿。
在张洁的小说中，激情同样是吸引我们的力量所在。谁都会想到她那篇《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那刻骨铭心的爱，他们那因道德和责任而自我压抑的痛苦，无不是一种激情的表现。《方舟》的偏激，《沉重的翅膀》的议论和《祖母绿》中那深沉、宁静的微笑，无不是激情的产儿。其实，这激情在张洁最初发表的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就蕴藏着了。那时，它还没有喷出火焰，掀起激浪，它像处女般宁静，有些拘谨，小心翼翼。它在应该有眼泪时，露出一抹明亮的微笑，这微笑，就像原始森林那浓郁绿色的，透出内在的激情。
激情必然是真情。它是发自心底，恒久不变的感情，它的表现形式可以不同，内核却只有一个。它是一种力量和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爱——对生命，对一切合乎道义的事物的由衷的爱的表现。它有深藏的潜意识作强大的动力，又建立在对事物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之上。它可能是粗糙的，因为它真情坦露、不加修饰。任何虚情假意、半心半意、三心二意，带来的都只是矫揉造作。就个人性情来说，勃朗特和张洁都是不满现状，执着追求的人。这种个人性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演化、升华，成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夏洛蒂生活的时代，正赶上英国宪章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要求民主、平等的思想对她产生深刻的影响，工人生活的贫困和妇女地位的低下都激起她的愤怒。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宗教的熏陶又使她坚定地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要求平等的社会地位的人道主义思想成为她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的精神支柱。对张洁来说，当她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时，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普及全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使她明辨了真理与谬误，美德与丑行。她懂得了人生的责任和义务，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做一个全面发展的文明的人，这是她所追求的。“文革”十年对人性的漠视和扭曲，更强化了她的追求。可以说，作为她激情的凝聚点，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它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主体，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它建立在对人的科学认识上，并不像夏洛蒂那样带有宗教色彩。
以激情打动读者的作家，往往是主观型的作家。夏洛蒂和张洁都是如此，她们笔下的一切不是现实生活的纯客观描摹，而是经过作家个人主观感情这面镜子的折射，对日常现实生活的观察在强烈的感情下变形，所有的对象都打上了“我爱”或“我恨”的印记。如果按公认的小说结构章法去要求她们的作品，或许经不住推敲。英国当代批评家米丽亚姆·阿洛特曾说夏洛蒂的作品“最引人入胜的因素来自她们本人的个性给人的强烈印象。在夏洛蒂身上，这种个性表现为清新的、强烈的、惊人的素质，最终弥补了她小说中所有那些不大可能的情节，纰漏和荒诞不经”[18]。而张洁的许多小说也是如此，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尾灯》《他有什么病》等小说都曾被指责为不合章法。张洁曾说：“我没有那种本事——随便即景编一篇。我不能那样做。没有激动过自己的事，我就写不出来。”她二人的小说各自在艺术上并不平衡，也显然不同于周围的人甚或前人，却都充满了灵感，充满了天才的闪烁，燃烧着激情的火焰，这激情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力量，来自表层的明确意识与深层律动的合拍，所以格外强烈。
良知与责任感
良知与责任感同样是夏洛蒂和张洁这两位作家身上体现的突出特点。我们所说的良知并非是唯心的，它是千百年文明开出的优秀之花。人类在千百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关于人格的理想，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人类的进取心，正义感，辨别善恶的道德意识，总之由人类共同生活和积淀下来的各种优秀的心理素质，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人类优秀分子身上，不仅形成他们的意识，许多还沉入意识的底层成为一种无意识，却随时支配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使他们无须理性的思维，仅凭直觉就能明辨善恶是非，做出正确的选择，夏洛蒂和张洁都属于这种人类的优秀分子，她二人都具有一个作家最可贵的良知。
作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夏洛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但家境贫寒、交往狭窄的夏洛蒂在当时不可能接触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理论，她只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在自己的小说中发出不平的呼喊。她的小说就题材来讲并不开阔，也无甚新鲜，但是由于她对不公平的强烈反抗，由于她对自身进而广及到整个妇女命运的深入思考，她都从狭窄走向了宽广。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比表面看来深广得多。但夏洛蒂不仅关注妇女问题，她的笔也力图涉及更广泛的社会面，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她的生命能更长久些，她一定会写出反映更广阔的生活面的小说，她的《谢丽》一书是英国最早的一部表现工人自发地反抗压迫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的小说。小说中对妇女命运的思考和对工人命运的关注平行发展，使作品具有了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夏洛蒂曾称同时代的作家萨克雪为“当代第一位社会改革家”，“力求匡正时弊的工作队的首领”，还把《简·爱》的第二版献给了这位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这表明，她是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匡正时弊的工作队伍的一员的。作家的良知使她清醒地看到了现存社会的种种不平等：贫富悬殊、等级分明，善良被污辱，人才受压抑，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打上了赤裸裸的金钱污痕。因此她在作品中真实和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和伪善，揭露贵族的寄生性和贵族资产阶级对工人剥削的残酷。她的揭露和抗议，给虚伪的贵族资产阶级以有力的一击，以至当时就有人惊呼：“象这样恶狠狠地以牙还牙地还报不公平待遇，还是前所未见的。没有比她更心怀深仇大恨的人了。每一页都燃烧着道德上的雅各宾主义。‘不公平，不公平’——老是反复叨念着这句对现状和当权者不满的叠句。在作者看来，一切美德都不过是伪装的罪恶，一切宗教职业和行为都不过是粉饰的墓穴，一切自我克制都不过是更厉害的自私”[19]。
从自我走向社会，由狭窄逐渐宽广，由对妇女切身问题的敏感进而发展到对社会认识的深刻，这同样是张洁小说发展的轨迹。张洁最初发表的几篇小说只能算是试笔，她还没有找到自己。尽管这几篇小说行文优美，情致独特，充满了对纯洁美好的精神的礼赞，但它们还不能显示真正的张洁风格。张洁小说真正引起震动的是《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家对那些不合理的事物的敏感，对现存婚姻状况的深入思考，她的激情和执拗的个性都集中地体现在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是有一定深度的，但不够宽广，从这里出发，张洁越来越显示出她创作的潜力，作家的笔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及中央部级领导，下到普通工人，街道妇女。《沉重的翅膀》发表于1981年7月，是第一部正面反映我国城市四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作品不仅写了工业部门中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更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领域里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在革命的旗帜下谋一己私利的投机家、伪善者的丑恶嘴脸，也揭示了封闭、僵化的思想意识和陈腐的道德观对一些善良人的毒害和侵蚀。小说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当代文学甚至在我们当前的生活中更是首次提出，它充分显示了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张洁同样特别强调作家的良知，她说过：“作家最起码要诚实，要有良知，说实话”，对于那些为人和为文都不负责的作家，她表示极大的愤慨，认为这些人“太恶劣了！”对于那些“歌舞升平、谈猫论狗”的作品她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写“对不起中国人”[20]。女作家那每一篇充满着激情的小说，都如一枚响箭，向麻木、僵化、陈腐的旧意识射去。
良知和责任使这两位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阶级，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语言的作家身上表现出那样多的一致之处。在创作倾向上，两人均为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现实社会问题，她们始终怀着极大的热忱关注。张洁有篇文章，题目就叫《热情拥抱生活》，显示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她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社会问题小说。夏洛蒂也始终坚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她们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尊敬和爱戴。
为女性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奋斗
作为女性作家，从人道主义出发，她们的目光更多地注视着自己的同性，注视着这一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妇女的地位，妇女的命运，妇女的需要和妇女的未来，这些问题始终缠绕在她们的脑际，成为她们的作品关注的对象。
夏洛蒂一生共创作了四部成功的小说：《简·爱》《谢丽》《维莱特》《教师》，这四部小说几乎都是表现同一个主题，这就是女性的痛苦和女性的抗争。张洁的几篇代表作，也突出地表现了妇女问题，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沉重的翅膀》对这个问题也涉及颇多。维护女性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这是两位女作家为妇女解放寻求的一条共同道路。夏洛蒂清醒地认识到：妇女的独立首先在于经济的自主，她笔下那些敏感的姑娘之所以要忍受非人的劳务去当家庭教师，首先是为取得经济独立。夏洛蒂在自己的书信中多次表示妇女不应只成为婚姻市场上待售的货物，应该用积极的劳动挣得自己的地位，这一见解在她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很先进的。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没有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即使宪章运动，也没涉及男女平等，因此社会观点普遍认为“女子唯一的出路是结婚”，这我们从较早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同期作家萨克雷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出。夏洛蒂则认为女子的出路同工人一样，要通过反抗改变自己的命运。
经济独立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关键，然而妇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关键还在于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自信和实现。夏洛蒂笔下的女主人公绝不像同时代作家萨克雷笔下的利蓓加，为金钱和地位而不择手段，抛却一切人格和尊严。张洁笔下的女性的奋斗就更显示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为女子提供了几乎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机会，经济独立是容易做到了，然而千百年来的封建意识使社会和大多数女子自身仍然认为“女人是弱者”，是二等公民。这种社会和女子自身心理结构上的弱点，是女子不能实现彻底解放的主要障碍。《沉重的翅膀》中有这样一段。副部长郑子云对他那花瓶式的妻子夏竹筠说：“你防范这个女人，防范那个女人，恰恰不防范你自己。为什么把你看得这么轻，又为什么这样死乞白赖呢？我对有些女人感到不理解，她们年年过三八节，天天高喊妇女的解放，回到家里，却和依附于丈夫的旧式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我以为仅仅把妇女解放运动理解为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不够的。妇女解放还应该靠自己的自强。”对那种凭恃姿色取媚男性，依靠男人的势力来炫耀自己的女人，张洁有着本能的反感，决不放过每一个揭露挖苦她们的机会。有时，这种反感甚至给人过于苛刻的感觉，如对《方舟》中的钱秀瑛，《沉重的翅膀》中的夏竹筠就是这样。
出于对女性人格独立的主张，在婚姻观上，两位女作家都坚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简·爱》中简对罗彻斯特由爱到出走到最后的结合，《谢丽》中谢丽对地位卑微的家庭教师的选择，都证明了夏洛蒂的婚姻观。女主人公们为了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孤独地，却是坚定地向一切世俗观念挑战。当时就有人称夏洛蒂为“妇女独立运动的先驱”“叛逆性的女人！第一个发出女性反抗呼声的人”[21]。《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的宣言。她曾对记者说：“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问题的小说，是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写的读书笔记。”小说通过女作家钟羽与老干部之间的爱情悲剧，明确指出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爱情与婚姻分离的不合理现象。作者不仅抨击了那种低级的、廉价的性吸引造成的结合，抨击了被金钱拜物教污染的婚姻，也揭示了那种从道义出发结成和维持的婚姻的不合理。《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人们争相传阅这篇小说，其盛况也许不亚于当年《简·爱》发表后在英语世界引起的轰动。正如《简·爱》成为当年多少少女模仿的对象，《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提出的问题也引起众多已婚和待婚的青年女性的思考。这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当时爱情刚刚结束了被流放的境遇，恢复了自己在文学中的位置，一些战战兢兢写爱情的小说还根本不能区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张洁却勇敢地、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夏洛蒂和张洁都是勇敢的女性，她们在妇女问题上所做的探索和实践无论在她们生活的时代还是后代都将被人们记取。
激情、良知和责任，女性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这几点是夏洛蒂和张洁这两位女作家的一致处，这种相似引起了我们对她们出现的背景的兴趣。英国民族的特性是很突出的。勃兰克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曾认为英国作家普遍对政治感兴趣，“这种对政治的兴趣是英国民族一向讲求实际的产物”。“这种对于实际事务的强烈兴趣，可以说明为什么纯文艺问题，由于与生活完全无关，在英国文学中从来没有变得像它们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丹麦乃至法国的文学中那样具有夸大了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民族有异常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与其他国家文学家相比，他们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是比较讲求实际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正确的观念稍许要多一些。他们全部以具有追求正义的强烈意愿而著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家一般都有高度的严肃性、使命感，明确地意识到作家对人社会应负的庄严责任。夏洛蒂也不例外，她还在少女时代就把责任看作人的第一要旨。她曾说：“责任、需要，这都是严峻的女主人，不容你不服从。”[22]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与夏洛蒂很早就承担家庭重担的经历有关，但民族的固有素质和时代的影响也是决不可忽视的。
中华民族恰恰也是一个注重实利的民族。在欧洲，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英国民族那样更像中国人了。强烈的道德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面对现实的人生观，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生活。有些外国记者不理解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表现出的爱的激情和对待激情的自我克制态度。事实上，为社会责任和道德来牺牲一己的感情，从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种对理性的推崇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是一样的。
没有材料证明张洁直接接受了夏洛蒂作品的多少影响，但她的小说最能说明问题。张洁曾表示过她受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影响很深。看来，张洁与夏洛蒂·勃朗特的相似，有不自觉的文学影响，同时也是由两个民族文化的特征和作家个人的素质决定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有时竟会开放出异常相似的艺术花朵，这并不奇怪。比较它们的相似是有趣的，更重要的却是在相似中寻差异、比较二人间的所长和所短，寻找差距的原因，这将使我们的工作不仅有趣，而且富于意义。尽管夏洛蒂和张洁在个人经历、气质、和作品的内容风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二人又毕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最醒目处便是世界观的差异，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头脑的张洁，在立场、观点和创作目的上，绝不会等同于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女子夏洛蒂·勃朗特。不过本文的立足点是中国当代文学，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比较，发现不足，促进我们当代文学的发展，因此这里将主要谈张洁的不足及产生这不足的原因。
智力、才气
夏洛蒂和张洁都是才气横溢的女作家，这一点谁也不会提出疑问，但是她二人仍然存在着差别。夏洛蒂的小说不仅表现出才气，还显示出一种高度发展的智力。才气主要是一种表现在外的聪明，一种思维的敏捷和独创性，它主要来自先天的素质。智力却不仅决定于先天的因素，还决定于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的训练、习惯。它不仅包括思维的敏捷和独创性，还包括反映客观事物深刻、正确、全面的程度上，它是人类文明积累的结果。1840年前后，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最强国。工业革命的飞跃使这个民族充满了自信又积极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经验为己所用。生产力的飞跃促进了思维方法的变革，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提出，他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确认对整个西方意识的变革产生了积极作用。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文化水准在整个世界都遥遥领先。具体到夏洛蒂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刚结束了政治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即托利党执政的时期，政治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开明。这种较高的文化背景和比较开放的政治空气，使一大批优秀作家应运而生：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和夏洛蒂·勃朗特正是这时期英国文坛的四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夏洛蒂的文化起点就很高，无论是从她作品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显示出这一点。在她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智慧的个人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思索，对妇女的地位和命运她都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指出明确的道路。她的小说不仅有较深的思想容量，在艺术上也是很精致的。这里所说的精致，不是那种精致细刻的精细，而是从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智力雄厚的人的细致的感情和精致的眼光。
遗憾的是这种思维之美、智慧之美我们在有着如此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中国作家那里却难以感受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尽管有过辉煌的时期，三十多年前，当她重新站立起来时，已是伤痕累累、虚弱不堪了。几千年封建制度造成的生产力低下，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造成的思维的僵化、封闭，百年来的外侮带来的国力疲弱，使我们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准。我们民族在智力上曾经是早熟的，但是它早早地停顿，没有更上一层楼。早期那丰厚的文化积淀使我们在看事物时，仅凭直感就能达到某种准确的程度，但是这种显然是表层的、片面的准确，却妨碍我们进一步用科学的精微以及系统的方法对事物进行理性的分析。我们可用于单维单向的思维方式，特别容易凝固于一个点。这种民族意识的弱点使我们对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难以避免直觉式的感知事物带来的强烈的主观性和情绪化。文学也如此，除了历史的原因和民族思维的特点外，还受到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1949年，社会制度的更替在人民面前展开了一片希望的原野，对前景的憧憬，向往，使我们的作家难以按捺喷涌的激情，接踵而来的新事物使他们应接不暇，几乎顾不上去深入思考和精细描绘，急匆匆地记录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已使作家们感到笔钝。整个民族文化水准的低下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幻，使作家们难以避免反映生活的表面化、概念化，难以避免艺术上的粗疏和形式上的单调划一。往往激情洋溢的议论充斥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的真知灼见却极少。文学是要以感情打动人的，但是作品中的激情和作家观察思考问题的情绪化是两码事，这种主观情绪化会使文学作品失去艺术品必备的精美与隽永，缺乏想象和超越的过于写实和概念化造成的浅薄与粗疏，情绪化带来的形象类型化、脸谱化比比皆是。
新时期的文学在尽力矫正这些弱点，但这种带有深厚的民族历史胎记的情绪化弱点仍然难以避免。对生活做深入理智的思索和艺术上的精微细腻仍然是缺乏的。在新时期的作家中，张洁无论是文化修养还是艺术准备都是较充分的，但是她仍然难以避免这种粗疏和空泛，她难以超越整个民族文化的水准。在张洁的作品中，伴随着激情的是一种浮躁不安，像一个聪颖活泼却缺乏教养没有耐性的孩子，对人物事件的看法尽管不乏才气，却缺乏冷静的分析推理。在张洁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她在急切不宁地追求着。她感到了现实中那么多不合理，那样多卑劣与龌龊，她憧憬，她向往，她追求。但是，追求什么呢？追求过程的高度个性和追求目标的概念化，成为她小说中的一个致命伤。这也难怪，任何从较低的文化层次一下子跃到较高地位的人，难免会产生底气不足进亏空，这种急躁不宁，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情绪。缺乏理性分析的直观性弱点也影响了张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她笔下的人物明显地分成两类：好人或坏人。要么是高尚正直，纯洁如赤子，要么是卑劣伪善龌龊的小人，就像我们传统戏剧里的人物一样：红脸忠巨，白脸奸佞，完全脸谱化，非此即彼，缺乏中间层次。就每个形象来说，也缺乏立体的个性，缺乏丰富的心理层次，单向单面，性格单一。张洁还特别喜欢在小说中发表激情洋溢的议论，但有些议论给人的感觉就仿佛小学生在背条文。这些概念本身并非不正确或不深刻，但它并不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有时不免显得空泛、干巴，“不贴肉”。
才气，是难能可贵的，它是通往智慧的起点，它能开出鲜美的花朵，却难以结出丰硕的果实。当代中国作家是不乏才气的，智力却更多地显示出人——文明的生物的力量。要创造真正的艺术之果，必须积极地运用我们的大脑并使它变得更加智慧。将当代中国作家与举世公认的优秀作家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原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