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凯罗琳·威克曼 刘娟译
《市场街：一个中国妇女在哈尔滨》是一组文笔细腻的自传性散文集，记录了女作家萧红三十年代早期在哈尔滨两年的生活经历，那时满洲尚处日本统治之下。这些散文文字优美，娓娓叙述了女作家那段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那时，她刚刚逃离封建家庭，初次尝到了饥饿寒冻的滋味，不久又遭日本宪兵的缉捕。全书无渲染铺陈之句，却富有感染力；用词简约，却不失生动。这些散文十分闲适地写来，充满意象，令人久久难忘，其中似萦绕着詹妮·里斯的忧郁之声。市场街的情景、声音深深地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萧红的视线局限于她的栖身之处、她的街道和她所在的城市，然而她的观察和经历却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特质，有时她的声音会显得十分刺耳、令人吃惊：
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适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些把四肢都冻丢了。
有时她又充满讥讽嘲弄，例如当她讽刺日本占领时期中国政府的软弱无力时，写道：
店铺的铁门关得紧紧的，里面无人了。街灯和警察还存在，警察如垃圾箱似的失去威权。他背上的枪提醒他的职务，若不然他会依着电线柱睡着了。
但是她的基调却是忧郁、轻柔而抒情的：
电车不停地响着铃子，冒着绿火。半面月亮升起在西天，街角卖豆浆的灯火象个小萤火虫，卖豆浆人守着他渐渐冷却的浆锅，默默打转。夜深了！夜深了！
萧红用这种巧妙而多变的形式深刻地思索了那段黑暗时期。
从这本自传性的散文集中我们得知，后来萧红的处境有所改善，她摆脱了贫困。她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而作为作家，她也已从无名小辈中脱颖而出。收入增加了，她便在市场街上租了一间屋子，并零星添置了几件家具。饱受了饥寒和无家可归之苦后，她对这个虽简单却属于自己的家兴奋不已。然而，好景不长，她的作品引起了日本宪兵的猜疑。业余剧团的同仁一个个被捕了，她被迫离开这个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最后她和恋人萧军一起来到上海避难，在准备去上海时，书的结尾处她这样写道：“小包袱在我的手上挎着……”字里行间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悲哀。这种心灰意冷的颓丧之气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北方无处不在。
张洁小说中的人物换了天地，她们已不再受饥寒威胁，恐怖和耻辱已在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伴随贫困和外国军队一同离去的，是萧红生动捕捉的黑暗和绝望之感。四九年革命后的三十年中，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繁荣和安全感，民族威望也持续提高，这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根本不敢想象。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些坦诚而深刻的小说之后，我们发现解放时的种种诺言并未全部兑现，尤其对中国妇女。自卑感、从属感、不安全感还常常困扰她们。
《爱，是不能忘记的》收集了张洁的中短篇小说，其中《爱，是不能忘记的》争议颇多。叙述者即女主人公直言不讳谴责了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感情需求的轻视。人们通常对爱情不屑一顾，否认爱情，甚至加以指责。婚姻的基础是方便或实用，有时出于慷慨，很少出于互相的爱慕和尊敬。在《条件尚未成熟》中，一个官僚为晋级升官，竭尽他虚伪和投机取巧之能事，滥用职权，把一位合格者排除出党外，使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一纸空文。在《未完成的记录》中，一位老学者临终前回顾自己动荡的一生，痛苦地发现，自己永远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幸福和人间温暖。中篇小说《方舟》也有同样的悲剧主题。《方舟》被看作中国文学中第一篇女权主义作品。作品中三位同丈夫分居或已离婚的年轻妇女承受了种种社会压力。这个社会不许她们偏离生活常规，胆敢越规者注定失去幸福和事业。
尽管张洁似乎性情脆弱，但她并未被批评指责吓倒。她毫不犹豫地撕去现代生活的表层，揭示深沉的思想，描写虚妄度过的人生和窒息、压抑的人际关系。但是，她描写的女性的悲惨处境唤起了广泛的义愤和同情。她们面临着双重困难，一个是与男性共有的艰难生活，另一个则是她们独自面对的污辱和失败。自一九三〇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妇女境况的变化却微乎其微，这正如《方舟》的副标题所写的：“你尤其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原载《外国文学》198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