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被明清官府骂为“流贼”、“流寇”。他领导的农民军，的确流动性很大。为争取主动，打击敌军、奔袭城池、保存实力，行军十分频繁。
史载：“百万之众，惟自成马首是瞻，席卷而趋。”这表明，李自成在军中有绝对权威，部队唯听其号令行动，而非百万之众没有章法地一窝蜂席卷同行。实际上，李自成拥众百万后，何营驻守，何营出征等，都根据形势需要指挥部署。行军组织警戒严密，编队有规定，翻山渡河有办法。
每日下午，各队、各营派一名值班首领或通信员到掌盘子处，议定次日行止，名曰“议话”。若要行军或有战事，人员四更即起，食后备马待命。所谓“夜四鼓，蓐食以听令”，“鸡再鸣，并起蓐食，鞴马以俟”。为轻装行进和随时准备作战，“营兵不许多携辎重”。
行军迅速，注意保密。所谓“行兵倏忽，虽左右不知所往。”急行军一日夜可驰数百里。崇祯十六年九月，孙传庭所率官军在河南汝州溃败后西逃。李自成命“大队疾追，一日夜驰逐四百里。”
行军序列轮番变更，注意行进中的安全警戒。行军中，若遇岔路，前队留有专人指道，名曰“传路”。
《平寇志》卷六记载：
行兵倏忽，虽左右不知所往。鸡再鸣，并起蓐食，备马以俟。……每日下午，各队、各营令一人到掌盘子处，名曰议话。老掌家云‘堕落’则住，说‘转’则去。鸡鸣俱起炊爨，俟掌盘子。大吹大擂，旗纛当前，各营随旌尾后。今日头、二队当前。四、五队催后，六、七队两边押巡，余俱从中散行。午饭后，打窝铺者先往何路，则于路口一人高叫曰：李自成‘某队在此’，名曰‘传路’。此队人马俱往此路去。明日则八、九队当前，十队、十一队催后，十二队、十三队两边押巡，周而复始，其传路亦然。
行军中逢山遇水，一般不能为之所阻，除黄河、大江需借助船只外，都有渡过的办法。
《明史·李自成传》说：“所过崇冈峻坂，腾马直上。水惟惮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流寇志》卷七说：“遇大川则囊土壅上流，旁溢去。虽泗、淮诸水，乱流而渡，渡毕决上流，唯黄河阻辔。”《流寇长编》卷十六也记：“遇冈岭必直上，不得之立而行。惟过黄河用舟，余则或翘足马颈，或把鬣持尾浮渡，马蹄所壅，水为不流，下流浅处不及足，步兵跣足而涉。”
（三）军事训练
李自成农民军主要由农民组成，他们参加起义之初作战能力不强，军事技能除了从实战中学习外，就是靠训练。为提高将士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在非行军、作战时，大顺军就进行军事训练。李自成和他的主要将领，带头参加部队的练兵活动。
《明史·李自成传》记：“军止，即出校骑射，曰站队。”
《平寇志》卷六载：“止则较骑射，谓之‘站队’，及夜方毕，习以为常。”
崇祯十六年冬，大顺军占领西安。《明史·李自成传》说：“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兵政（府）侍郎杨王休为都肆，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都肆是总阅演习武备的官员。《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三《李自成始末》亦记，李自成“阅兵于渭桥，金鼓之声数百里。每三日，亲至教场操演”。可见，大顺军除平时训练外，还有阅兵和军事演习。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同样坚持操练，李自成不仅校阅骑射，还亲自到练兵场射箭。权将军刘宗敏也“下营点操”。
这充分说明，大顺军的领导人对军事训练是重视的，抓得比较紧的，军事训练经常化、制度化了。
大顺军操练的内容，见于史载的只有骑射。说明骑射在作战中有重要地位，军事训练是按实战需要进行的。
史载，投于大西军的徐以显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李自成也有牛金星等文臣谋士给他颇讲孙吴兵法，军事操练应不止仅是骑射。
（四）警戒巡逻与扎营驻屯
李自成农民军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适应战备需要的一套做法。
其军有各营轮流战备值班制度，外防敌军袭击，内防人员逃逸。《明史·李自成传》记：“五营以序直（值）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流寇长编》卷十六则载：“轮一营值昼夜，四营休息，巡徼严密。”
《平寇志》卷六有较详记载：
“每屯驻以骑兵一营外围巡徼，昼夜更番，余营以次第休息，警候严密，不得逃逸；连营百里，逸出者竟日不能越，名曰‘落草’，追获必磔之。”
“扎营以火为号，晚宿床前各置一大火，总门前亦置一大火，恐兵马卒至，便于转动，曰‘打亮子’。各路巡绰之贼，先于数十里外将空房尽行烧着，却于数十里内歇宿，名曰‘空火’。官兵以为贼营在此，不知尚在数十里之外。”
“流寇住营日久，必有塘马于数百里外巡绰，一探官兵，二掠财宝，名曰‘逻山’。……贼扎营，每队必派一人上屋角嘹高，如无屋，必在高阜处。若见动静，高叫传塘马，顷刻至百里外。近边报马闻传疾去，远者渐次而来，官兵不知，以其贼少，赶入渐次贼多。每为所裹失利。”
酷暑炎夏不便作战，也不利战伤痊愈，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往往进入深山避暑休整，歇凉度夏，名曰“歇夏”。时日较久的休整，一般选择在便于隐蔽和出击，水草丰茂的山中。如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农民军就在陕西？开阳（今千阳）、陇州（今陇县）的陇山中和三水（今旬邑）东北的马栏山中牧马休整。夏去秋来，气候宜人，利于作战和获取给养，经过养精蓄锐的农民军就整兵出击。
（五）侦察与情报
李自成等明末农民军十分重视对敌侦察，频繁派出侦察人员，获取敌情和作战需要的其他情报。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部攻克凤阳。在大军到达之前，农民军就派出许多侦探和内应人员化装潜入凤阳，打探城防情况，侦察地形，准备接应农民军入城。《明季北略》卷十一《贼陷凤阳》载云：“贼自汝宁来，密潜壮士三百人，伪为商贾、车役，先人凤阳，或鬻锦悦椒枣，或为僧道、乞儿等，分投各宿，随以重兵继之。”这年春，农民军主力东进时，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农民军的密探，“凡江南诸郡，可攻、可屯、可入、可出之路径，一一打算不漏”。
崇祯九年（1636年），明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题称：“贼日发哨骑，布奸细，侦我众寡，伺我动静。”
崇祯十年（1637年）十二月，明守兵在山东兖西先后“捉获真正流贼奸细”傅一春、崔文举、陈斗魁三人。他们化装成乞丐、行客，“或结党接应，或暗地勾引”，“打探官兵众寡消息”，“兵马虚实”。
上述侦察人员，有的不是李自成农民军派出，但农民军各部的有关情况应是基本相同的。由于史料的缺载，上述记载也不能反映农民军侦察的全貌，但对农民军侦察的方式、内容等可略见一二。
《明季北略》卷十五《贼间》条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贼多购蕲、黄人为间、或携药囊、蓍蔡为医卜，或谈青鸟姑布星家言，或为缁流黄冠，或为乞丐、戏术，分布江、皖诸境觇虚实”。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官军拨丁在河南襄县拿住“贼民”高自成，获知“闯贼”委辛崇要等四人，“与死贼报事，若（官军）四路兵马到时，就报闯贼知道”。辛崇要等人也是所谓“贼民”，不是农民军战士。他们受委托为农民军打探情报。由此可见，李自成农民军获得情报的又一种方式，即依靠当地群众。
李自成农民军除向某地派出少数侦察人员外，为了投石问路，试探官军虚实，有时还派出少数侦骑或数量较多的骑兵部队进行战斗侦察。如崇祯十六年八月，孙传庭督秦军出潼关趋洛阳，“闯将令五百骑侦秦师，战于龙门”。
《明季北略》多次记述了大顺军攻取北京前，向明都派遣内应兼侦察人员事。卷二十《元宵贼入城》条记：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北京“时闹元宵，贼俱腰缠数百金，既入城，大者买将，小者买兵，各守城上，部内贪其厚贿，竟不核也”。同卷《李自成人北京内城》条说：“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内应耳！贼于数年前，先用西人开典卖货于京中，又乘国家开鬻爵之令，辇金易凭文扎付为护身符，人莫能诘，而新募军卒皆其党也。是辰（三月十九日），锦衣大堂尚出示禁讹言，而城中坑厕皆贼矣。”卷二十三《李自成人京城》条记：“闻贼预先埋伏京城，或卖羢货，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设帐市药。时宰相卖官鬻爵，故京城买官者大半是贼，贼由此里应外合。”卷二十《廿三辛亥诸臣点名》还说：明都司董心葵等人，是代农民军“贿买得隽”的“通线者”，“故率先降贼”。“自成特呼心蔡，再三称慰，留听用。”
《平寇志》卷八记载：“贼自陷中原，久窥畿辅，潜遣其党载厨帛诸货为巨贾，列市都门。更遣宁、绍、徽衢诸降者挟资入都，充各部、寺、院掾吏，刺探机事，数千里飞递，纤悉必知。”
《明史·李自成传》说：“始，贼欲侦京师虚实，往往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刺探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及抵昌平，兵部发骑探贼，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明通鉴》卷九十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由上可见，李自成农民军总是在进取目标前，派出或多或少的侦察人员；侦察人员以商人等身份作掩护，不仅侦察一般敌情，更兼刺探敌方的最高机密，还承担内应任务；既设法打入敌方内部，又在敌方人员中发展线人。记载还说明，大顺军获取情报方式多样，传递迅速，侦探与反侦探效果明显。
总观大顺军的军事活动可见，其军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较强。有人说李自成农民军是乌合之众，如指初期不无道理，若指中后期，是不符合实际的。
五、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队进行作战等的物质基础。为适应战争需要，大顺军通过制造、缴获等途经，获得武器装备。一些武器装备的性能、数量好于和多于官军，保障了部队使用。
（一）作战武器
大顺军是以冷兵器为主，火器为辅，近战兵器与远射兵器相结合作战的。有明官承认，李自成农民军“器用犀利”。
1．冷兵器
古代使用冷兵器时间长，种类多。大顺军常用和见于史载的冷兵器，主要是单兵作战用的箭、刀、枪，实有冷兵器应不止这些。
弓箭。箭是细杆前端有镞，用弓弦发射的兵器。安装有张弦机构，选用机械力发射的弓称弩。普通弓在用人力张弦的同时，瞄准发射。用弩射箭可先张弦安箭，再纵弦发射，比人力射出的箭命中率高，射程远。大顺军临阵，较远距离杀敌必用箭。如农民军首攻开封，“列万弩射城内竞日，箭着城如猬毛”。大顺政权向民间征集过“雕翎鱼胶”、“钢铁牛筋”。这些物品就是制造羽箭和弓弦等用。
战刀。刀是作战时用于劈砍的单面侧刃兵器，也是大顺军步兵、骑兵的主要兵器。《平寇志》卷六记，李自成农民军对“愿从者皆不杀，善战有力者给马匹弓刀。”作战一般用大刀，骑兵用大刀又称马刀。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大顺军曾用过的大刀。李自成农民军也用短刀。攻北京时，“孩儿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矫捷，四面登城，逢人乱砍”。
长枪。这是一种在长杆上装置尖头，用于刺杀敌人的冷兵器，非指管射火器。周在浚《大梁守城记》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攻开封曹门，“……步贼持枪先登，骑贼踵之”。《明史·李自成传》记述大顺军“三堵墙”战法时说：“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可见长枪是大顺军步兵普遍使用的一种兵器。
2．火器
火器是利用火药发射弹丸杀伤敌人和破坏目标的火药兵器。大顺军有炮、铳、鸟枪等火器，并制造大量火药用于火器。
史籍记载李自成农民军最早用炮，是崇祯十四年正月攻洛阳时。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说，其时“贼以大炮环攻城”。这次攻城用炮是投降的官军带来的。
明朝永乐年间就有使用铳、炮等火器的神机营，初期只是用于京军。明末泰昌、天启年间开始购买和仿造英制巨型火炮，并逐步装备前线官军，称红夷炮，清讳“夷”字，称红衣炮。李自成农民军崇祯年间从官军所获的当为这种火炮。
农民军的火器除炮以外，见于史籍的还有铳、鸟枪。崇祯十五年冬，李自成农民军向襄阳进军，襄阳百姓“抵死为贼抬驾铳、炮，协拥大队过滩”。《流寇志》卷七说：李自成农民军“攻城……，多以铁骑外围，步兵强弓、鸟枪连发，守者不可外瞰。”
铳是单兵管形射击火器，有火铳、鸟铳等多种，明代前期军队使用火铳，后期广泛使用鸟铳、鸟枪。明嘉靖年间开始仿制鸟枪，构造与鸟铳相似，只是加长管身、加大装药量，缩小口经，较鸟铳重量轻，射程远，但性能不及西方的步枪。史料所说李自成农民军使用的铳，应为鸟铳。
《平寇志》卷六记：“贼（李自成农民军）器坚利也。……枪刀弓矢，皆夺获官兵，取其至精者用之。一切铳、炮、火药，动以万计，器用犀利。”说明农民军拥有的这些装备数量较多，性能良好。
《平寇志》所说“刀枪弓矢，皆夺获官兵”并非事实。农民军使用的这些兵器，有的是从官军那里缴获的，绝不会是全部。有史料表明，农民军制造过这些常规兵器。一些简单的火器，农民军可能制造过，但较先进的大炮、鸟枪，当全部向官军缴获，或降军所献。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始，李自成农民军第三次围攻开封，官军总兵虎大威、左良玉、保定总督杨文岳、督师丁启睿四大营援汴，农民军大败官军于朱仙镇。《大梁守城记》说：“是役也，四军覆没殆尽，国家之物力、器械、火器甲胄尽为贼有，汴城之援绝矣。”
《明史·兵志四》记：“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人制（火炮），发各镇。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李自成农民军）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
明末官军装备的火器种类很多。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几乎全歼了明军主力，缴获甚多。官军有的武器装备，大顺军应该都有。
（二）战马
骑兵是大顺军的精锐部队，敏捷善驰的战马又是骑兵的重要装备，因此倍受重视和爱惜。《流寇长编》卷六说，农民军“掳掠最重骡马”。《明史·李自成传》说：“诸营较所获，马骡者为上赏，弓矢铅铳者次之，币帛又次之，珠玉为下。”“冬则以茵褥籍其蹄。”《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亦说“严寒则掠茵荐布地，以籍马足。”
为保证战争之需，在有条件时，农民军就及时补充战马。
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五之四说：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以马少，直趋秦州牛马营，掠马数千匹，攻陇州，破之，……且下三水县牧马”。
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李自成农民军由川北进入陕西文县、阶州，经西和、礼县进抵泯州、洮州、巩昌，又越长城至羌中番地补充战马。孙传庭《鉴劳录》记此事说，“惟闯一股抢马番地。”此“番地”是羌族牧区，盛产马匹。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大顺军一支先遣队至韩城芝舡镇（今芝川镇），当地百姓预备猪羊“迎入镇内”。农民军说“猪羊不用”，需要骡马，还出示说“骡马献矣”。《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人京城》条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贼骑塞巷，大呼民间速献骡马”。同卷《（三月）廿五拷夹百官》条还说：“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这些记载说明，农民军对马骡的需要和重视，一部分马骡来源于民间。
大顺军战马的主要来源是从打败的官军中缴获。如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大败汪乔年督率的陕西官军于襄城。“再败秦师，获马二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