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总结经验教训，此后多年，流动作战就多于据地防守了。先由陕西流动至晋、冀，崇祯六年（1633年）由山西渡过黄河，从此就在河南、湖广、安徽、四川等广大地区与官军周旋。李自成农民军同其他农民军一样，胜则长趋，不胜则疾走，在流动中赢得了主动，保存了自己，发展了队伍，取得了消灭明总兵曹文诏、俞羽中霄等许多大胜。
《流寇长编》卷八记，崇祯八年，“中原千里，北至大河，南连楚界，蔓延皆贼。……贼介马有副，去来如风，一日夜驰数百里。官兵马少，走不逐飞，胜贼之期远矣。……流贼如野烧，随处可发，是以难讨。若有期会谋画，非流贼也”。同书卷八还载，这年四月，陕西总督洪承畴至汝州，针对农民军流动作战的情况，“谋曰：李自成我至豫而贼走秦，我至秦而贼又走楚豫，是自毙于道路，而郡邑皆残破矣。今当分信地制之，使（农民军）不得流。我自率麾下击之，使无遗类”。官军因农民流动难讨，千方百计对付，但效果甚微。
有明方官员以为，由于受“地方牵制”，“贼利于战，不利于守”。实际上农民军之所以不守，主要是因为势弱难守。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农民军攻下洛阳，曾留少数兵员守城，但没有守住。此后较长时间攻下城邑不守，还将城墙拆毁，以免敌据难攻。由此可知，并不是李自成不想守城，而是当时拥有的兵力还不足以破城即守。
一年多之后，兵力大增，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能够做到“守土不流”。《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载：“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既而连临荆、襄、鄢、郢，席卷河南，群盗附之，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思据有城邑，擅名号矣。”《流寇志》卷七说：“初，闯破城多不守，至荆始谋守土自王。使任光荣守荆，蔺养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高一功守信阳，白旺守安陆，叶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马世泰守景陵，周凤梧守禹州。”荆州、安陆等地，直至顺治二年（1645年）春，清军追至，李自成才不得已放弃。
（2）分与合
《流寇长编》卷六记载：“此贼（紫金梁王自用）能统领诸贼也。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时合。”紫金梁死于崇祯六年，他死后，部众“归闯将”。实际上，李自成等农民军从起义开始，就存在时分时合，分多于合的现象。
在一般情况下，李自成农民军是单独作战的，其他农民军也是如此。各支义军分散流动作战，有利于补充兵员、给养，扩大战果，使明方到处受敌，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能有效地牵制明军。张缙彦所谓“贼之长技在分”、“无处不被贼”、“分股以牵制我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分兵力弱，农民军这样分散行动，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官军，还易遭到官军的各个击破。高迎祥被俘杀，李自成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大败，就与分兵单独作战有很大关系。
农民军见官军来战，不足以应敌，于是寻求与其他农民军联合作战，这就是所谓“穷技在合”。一般是弱者寻求强者合作。李自成常随高迎祥作战。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农民军成为诸军中的一支劲旅，过天星、蝎子块等部常来与他合兵行动。合则势强，农民军多部联合往往能取得大胜。崇祯八年（1635年）夏，李自成与乱世王郭应聘、过天星张天琳部合兵对付官军，击毙明总兵曹文诏。
在战争实践中，李自成等农民军首领认识到联合的重要，逐步走上真正的联合。崇祯十四、十五年，罗汝才部与左、革五营先后归附李自成。至此，除张献忠部外，农民军各部尽合于李自成。
李自成与张献忠在困难时期，曾有合作和相互支持，但后来未能联合。崇祯十一年冬，李自成至谷城会见张献忠，张想让李自成相从，李自成不应。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时，有意让张献忠附己，但是张献忠自恃实力强大，不愿俯首听命，两人终未走在一起。后来两军遭到清军的分别打击，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倘若李、张能较早形成联合抗清的局面，就不一定鹿死清手。李自成、张献忠未能联合抗清，不能不说是他们致败的原因之一，教训是深刻的。
2．野战与攻城
（1）野战
李自成农民军在对明防御作战阶段，兵力较弱，作战形式主要是分散流动的游击战，用袭击、伏击等战法灵活机动地消灭官军。使用武器以冷兵器为主。近战多，与敌交战白刃格斗，以致“人无全面，身无全体”。
戴笠在所着《流寇长编》自序中，论列明亡之由四十八条，第三十二条中说：“贼每遇将弱兵薄则战，将猛兵多则奔，奔之不及则诈降，降事垂成则忽遁。”李自成等农民军在防御作战阶段，确有这种情况。
进入反攻阶段，其军实力较强，就以优势兵力组成正规兵团，在较大的战区和较长的战线上打运动战，也与据守野战阵地的官军打阵地战。部队的进攻性强，流动性大，炮、铳等火器得到了大量使用。运用这种作战形式，在中原基本歼灭了官军主力。
《流寇长编》卷六记：农民军“遇官军，则令数骑诱之深入，大队两旁裹之。”卷八说：农民军“有伏路静听以防剿杀，有前拨、倒拨、左翼、右翼，以备策应。收一丁壮即给一良马，授一美女妻。逃出即杀，其管阵一退缩，立置之死，故人皆为尽力死斗。”记载不是专指李自成农民军。但有助于了解其军的作战情况。
史籍记载了大顺军野战的一些情况，特别提到了“三堵墙”战法。如《明史·李自成传》：
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剌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
临阵，铁骑三重，反顾则杀之。战不胜，马兵阳北，官军乘之，步兵拒战，马兵绕而合围，无不胜矣。
《流寇长编》卷十六：
临阵，列骑三万，名“三堵墙”。前行返步，后行即斩之。战久不决，马贼佯退诱追者进。步兵三万，击刺若飞，马贼回践之，靡有孑遗，名为“打倒翻”。
“三堵墙”是马步协同的大兵团围歼作战。临阵时，先列骑兵三重，有进无退，战久不胜，佯败诱敌，步兵拒战，骑兵绕回与步兵配合围歼敌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大顺军与孙传庭督率官军进行的郏县之役决战中，就用了这种战法，取得大胜。
（2）攻城
李自成农民军实力较弱时常攻小城，攻城的目的，主要是夺取粮食、物资，补充军需。破城达到目的，即弃城而去。当实力强大时，就对大城打攻坚战，除缴获物资外，也为守城。此外还有政治意义，中心城市一下，附近乡村就可传牌而定，“牌所至，日蹙千里”。城市的攻守作战是阵地战。李自成农民军“善攻城”，攻城有放进、爆破、梯冲等法。
《流寇长编》卷六记李自成等农民军攻城作战：
其攻城，则先伏数人于城中，外贼夜至城下，城内贼杀人，城民自乱，遂得入。多行金钱以布奸细，有信先知官兵。出贼不意击之，必在四五十里来，故战胜不能远追。
《流寇志》卷七记：
攻城分昼夜为三番，更番不休。间用云梯、洞车，多以铁骑外围，步兵强弓、鸟枪连发，守者不可外瞰。人带铁胄，蒙铁衣，携椎，凿得城一砖即还，竞日免其再攻，易人以进。取砖成窟，可容一人，则一人匿之，筐土担以出，以次相继。至十百千万，穿空三五步，留一土柱，巨组系之，相续数十百丈，牵絙倒柱，而城崩矣，望风迎降者不杀，守一二日杀之三四；三日之外，则必屠矣。城将陷，步兵围濠外，缒城者杀之；骑兵巡逻于外，以防步围之逸者。……屠城则夷其城垣，皆可走马，令后莫为守也。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载：
其攻城，分昼夜三番，以铁骑布围，步兵肉薄向城。人戴铁胄，蒙铁衣，携椎斧凿城，得一砖甓即还，易人以进。穴城可容一人，则一人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继，遂穿空旁侧。迤四五步留一土柱，巨纽系之。去城十百丈，牵絙倒柱，而城崩矣。
《明史·李自成传》也记了这种摧毁城墙之法，还载有用炸药爆破的所谓“火攻法”：
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瓶，得一砖即归营卧，后者必斩。取砖已，即穿穴穴城。初仅容一人，渐百十，次第传土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系以巨纽。穿毕，万人曳纽一呼。而柱折城崩矣。……贼乃即城坏处用火攻法，实药瓮中，火燃药发，当者辄糜碎，名曰“放进”。
《流寇志》卷六说，放进还有“小放”、“大放”之分：
凿城土，容酒罂，实以硝黄，一发进裂，曰“小放”。穴城数丈，用硝黄填之，一发震天，曰“大放”。
陕北人口语中现在仍存“放进”一说，仅指将土或墙的下面挖空，不用炸药使之倒塌。《明史》等书说的“火攻法”“名曰放进”，实为爆破法。《豫变纪略》卷五记，李自成农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在城东北角即用此法：
凿城一大穴，均广丈余，长可十余丈，以布囊运火药于其中，无虑数十石，置药线三，长可四五丈，大如斗。……火烟一起，黑迷如深夜，其声之震，如天崩地裂，大磨百余片，砖石无算，皆飞舞半空中，碎落城外二、三里。
李自成农民军攻不同城，总的看是诸法并用的，但攻一城就不一定诸法皆用。如攻北京城就用了梯冲法，未用破坏城墙的爆破法，非如《明史》所说“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
大顺军攻城多于守城。顺治二年李过守延安城，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坚守20日，粮尽才撤走。这说明其军守城能力也是较强的。大概是大顺军攻城办法多而有效，每攻必破，史料故有“贼善攻城”之说。
李自成农民军攻城作战，一般是出其不意的袭击，如第一次攻开封。有时是刻期约战。《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记，崇祯十六年九月，“自成书巨牌至官军，刻期会成”。崇祯十七年进攻北京前，也向京城宣明战期。同书卷七十九说，这年二月初一日，崇祯帝正在视朝，忽得李自成战书，“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顺天会同馆暂缴’”。这种约战，多行于农民军实力强大后，有瓦解威慑敌军的作用。
3．李自成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大顺军的战斗力
李自成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大顺军的战斗力如何？明方的看法很能说明问题。《平寇志》卷六记载，崇祯十六年，有谋士向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献“灭贼”之策时说，对李自成农民军有七可虑，实际谈到了李自成的指挥能力和其军的战斗力问题。如说：
一是“贼尽多谋也。闯贼声色货利，毫不动念，经夜不眠，图画大利，求其必中，变幻虚实，莫可测度，非有绝智之将，不可轻敌也。”
二是“贼多拼死也。……彼见利而诱之，此复力而驱之，每战反出死力。”
三是“杀人熟惯也。发难十五年，习惯自然，人无全面，身无全体，铅子、箭头，处处皆是，闵不畏死。一闻兵至，乐如渔猎，我方望而畏之，彼已狎而玩之。”
四是“贼营多马也，贼马二万，马既甚多，……饱腾如是。”
五是“贼器坚利也。我甲以铁，重而难耐，贼甲以绸、轻而最坚。枪刀弓矢，皆夺获官兵，取其至精者用之。一切铳炮火药，动以巨万计，器用犀利。”
六是“贼善攻城也。计自贼起，无坚不破，惟郧阳末破，虽死守之力，亦恃江山势耳。若夫平地，非有以大备之，万万难支矣。”
七是“贼善给养也。贼营百人，止抽二人作精兵，安坐以听给养，子女玉帛，尽厌其求。我以一兵为一兵，贼以数十人养一兵，无怪乎贼之踊跃也。”
以上第一点是说李自成的多谋和善于用兵。第二、第三点是说将士们也敢战、能战。第六点所谓“贼善攻城”，也就是说李自成农民军攻城有很强的战斗力。其余几点说的是此军能战的原因。第四、第五点是说武器装备多而良好。第七点是说后勤保障有力，所说“精兵”与其他人员比例较大，相当于一连之长，可谓精兵中的精兵，既当基层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其实原因何止这些，此外如严明的军纪、教育训练、宣传鼓动等等，也是其军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因素。
《豫变纪略》卷五记：“明末群盗，李自成最为雄杰。”戴笠在所着《流寇长编》卷八评论说：“贼莫狠于献忠，莫强于自成。彼其骁勇自雄，盖未尝为人下者。”
《平寇志》卷二记载，崇祯九年二月，明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奏曰：“‘流寇数十万，最强无过闯王。行兵有部伍，纪律肃然不乱，其悍不可当也。对敌有冲锋、埋伏，奇正合法，其狡不可当也。攻城无不破，对垒无不摧。”有人以为文中“闯王”是指李自成，其实是指高迎详。不过李自成部也是农民军诸营中的一支劲旅，这年之前，常与高迎详联军作战，高迎详的治军、战法，李自成也会借鉴运用，记载一定程度上也是李自成农民军的真实写照。
李自成的“多谋”和善于用兵，表现在他能借鉴运用古代兵法战策。史料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明季北略》卷十九《顾君恩议取关中》条记载：“张献忠欲入蜀，先于巢湖习水师；李自成谋取秦，佯于荆、襄造舟舰。俱欲止南兵不上，且使秦、蜀不戒也。二贼声东击西，诡计略同。”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欲攻的下一个大城是开封。他没有直趋汴城，而是声东击西，先走鲁山、汝州。农民军离洛远走，豫抚李仙风、副将陈永福不守开封，而收复洛阳，果中李自成调虎离山之计，李自成于是乘虚进袭开封。郑廉在所着《豫变纪略》对此感慨道：“贼在洛十余日而我不动，贼去洛十余日而我始出。不知我方人洛，贼已乘虚而袭开封矣。……且贼之陷洛而走鲁、汝者，非不欲攻开封也，其计必曰：李自成‘汴闻洛陷，备必严，严则难犯。不如姑远走，俟其懈而忽袭之，可以得志。’不谓仙风果为所愚也。”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第三次攻开封时，一面对此城实施长期围困，使之粮断援绝，坐以待毙；一面在朱仙镇打击左良玉等来援之敌。战前先断官军水道，又在四周要道遍掘深沟，断其归路，还派兵假扮左兵，让开封守城兵民切勿出战。此战，农民军攻其必援，陷敌困境，围城打援，“诈传止兵”，取得大胜。
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明督师孙传庭率官军从关中人豫战大顺军。李自成从陕县至郏县都不置城守，并先以弱兵迎战。孙传庭果中李自成示弱隐强、诱敌深入之计，终致惨败。邹漪《明季遗闻》记此战说：“自成已据全洛，直窥陕西。总督孙传庭，九边精锐，悉隶麾下，又据潼关之险。自成欲诱致之，每战辄匿精锐，驱难民当前。因是多所斩获，传庭志益骄。……兵部侍郎张凤翔独言，贼多狡诈，示弱不可信……。未几果覆师。”
《平寇志》卷十载，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贼只数万，声言数十万，互易旗帜，海岱、顺城诸门，分番出入，以示其多”。懒道人《剿闯小史》也记此事说：“贼兵不过四五万，兼以童稚插伍，东朝而出，西暮而入，扬寡为众，虚张贼势。”大顺军的这种举动是兵家常用的虚张声势。
李自成这些作战用兵的事例，与古代兵法暗合，表明他多有军事谋略，并有较强的军事指挥才能。李自成有刘某、徐佳和在军时间较长的宋献策等军师，以及顾君恩、牛金星、李岩等文人参与谋划军事。大顺军能打胜仗，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发挥了集体智慧的结果。我们也看到，史料中几乎不见李自成的军师们参谋取胜的战例。这说明大顺军作战用兵，智勇多谋的李自成是最主要的谋划决策者。
史籍对李自成农民军的战斗力有高度评价。《南疆逸史》卷二十一说，李自成农民军“覆神京，戕帝后，屠毒中原，莫之与抗”。《豫变纪略》卷三记，其军自破洛阳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明）诸将皆望风走”。其军在中原五败明军主力也颇能说明问题。
李自成农民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防御阶段，和后期面对明、清联合进攻时，也打过不少败仗，这是有原因的。总的看，李自成农民军有较强的战斗力。
（二）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