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相比第一任更有名一些。索尼娅·布朗内尔，小说《1984》中女主角裘莉亚的原型（“她是个年约二十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得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小说这样描述）。她与奥威尔结婚后3个月，作家就病死了。这位作家遗孀得到的最多评价是：“她是个幸运的寡妇。”这一方面承认了奥威尔的名声与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对这桩短命婚姻的质疑：比奥威尔小16岁的索尼娅有不错的前途（她是《地平线》杂志的主编），也十分迷人（认识作家前后有数位情人追随），而结婚时奥威尔已经躺在临终的床上，从没离开过医院。不论婚姻的目的如何，奥威尔结婚当天精神着实不错。根据他的朋友安东尼·鲍威尔的回忆：“奥威尔兴奋地坐起来，带着一种未曾出现过的享乐主义者的表情。”作家甚至考虑再写一部中篇小说，因为他相信，“一个还有书要写的作家是不会死的。”婚姻对奥威尔来说，是多么重要呀。
实际上在他的第一任妻子艾琳·奥修斯英年早逝后，奥威尔一直在寻找下一个。他对贤妻的渴望超乎常人。他曾向一个叫西莉娅，一个名为安妮·波帕姆两名不大熟的姑娘求婚，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前者说：“他比我大很多，而且……他身体也不好。”后者认为“他留的短髭不自然，只有法国人才留。”奥威尔甚至给被求婚者写下这样的信：“我真正要问你的，是你也许愿意当一个文学中人的遗孀。如果目前情形多少保持不变，当遗孀也有一定乐趣，因为你大概会收到版税，而且你也许会发现，编辑未发表作品是件有趣的事……”“如果你想和别人生个自己的孩子，我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在肉体方面，我几乎不会有嫉妒。你年轻而且健康，应该找个比我好的人……倘能再活十年，我想我还能写出三本有价值的书……但我想要平和及安静，还有一个喜欢我的人。”听上去，奥威尔要找的不是老婆，而是活着时的工作伙伴，死后的文学编辑。按这个要求，索尼娅很称职，她接手了小说《1984》的出版事宜，作家死后也负责处理小说版税，她甚至一直将“奥威尔”这个笔名作为姓，改嫁的时候都没有放弃。
如果不是第一任妻子艾琳·奥修斯死得早，大概也没有奥威尔那些求婚逸闻。但关于艾琳的逸闻，人们却知之甚少：她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当过教师，学过心理学，做过情报工作。1936年与奥威尔结婚，1945年在一次小手术的麻醉事故中去世。关于她的相貌性情，散在奥威尔传记中的零星说法有“喜怒形于色”，“聪明、迷人、独立”，但这样的概括描述可以随便放到一个女性头上。最近一组艾琳与好友诺拉·梅勒斯的通信被发现，它们写于1936年—1941年，信的内容丰满了这位作家亡妻甚至是作家的形象。出于对艾琳学历的揣测，想必她有些学识，通信不仅证明了这一点，还显露了她的敏感、幽默，颇富文采。有一封信是写二战临近下的英国：“各种疾病缓缓蔓延，藓菌病、肺结核、疟疾。当运尸车路过饭馆，苍蝇便如黑云般涌过去舔舐尸体，之后又很快聚回到桌子上。”这一段被奥威尔一年后发表的随笔《摩洛哥》全盘抄袭。婚后的奥威尔带着艾琳住在英格兰东南部沃灵顿镇，距离那里最近的城市也要30英里。他们的房子逼仄、潮湿，连室内洗手间都没有，二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一间杂货铺。
艾琳这位名校毕业生，在这种以贫困为主旋律的生活中不仅坚强、独立，给予作家支持，还很有调侃精神。刚结婚的一封信里，她写：“婚姻让我改变了准时写信的习惯，因为我们经常争吵。不过我很快对吵嘴驾轻就熟，能节省出不少时间写信。”在去西班牙拜访过担任战地记者的丈夫后，她又写：“西班牙人实在残忍，他们给乔治面包却不给他黄油；一天的安排中竟没有睡觉这一项。不过这也让他不那么焦虑。”她还能轻松谈论自己的病情：“我已经卧床不起4个星期。他们诊断我为膀胱炎，但又转为肾结石，之后是热伤风、结核病。他们至今还没有诊断我为癌症或全身瘫痪，但我相信，很快会的。”这段婚姻期间，奥威尔开始创作小说《动物庄园》，正值战争降临、生活窘迫，但艾琳以乐观态度给予支持，她是作家的第一个读者和意见提供者，而她的才华，仅仅体现在通信中。这样的贤妻让奥威尔不仅没有对婚姻失望，反而渴望得很，他后来一直在寻找的是艾琳的替代品，可以在温柔热情的气氛下给予抚慰、理解、鼓励和倾听的生活伴侣。可惜艾琳1945年3月，《动物庄园》出版前5个月，去世。到死，她都没见到作家丈夫出名。
这世界如果分成三类人：不需要Google的，需要Google的，Google不着的，那作家的妻子正处于尴尬的第二类。她们的名字需要作家引领，她们也多是作家的注脚。这些妻子期望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一个个天才的诞生，着实有甘做幕后英雄、舍生取义的信念。做的好了，可以成为某部伟大小说的不朽主角，甚至参与到传世佳作的创作中。约翰·福尔斯的妻子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做到了，她不仅是永恒主角，《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两个迥异的结尾，也是她的创意。但大部分还是像奥威尔的艾琳，是作家身旁的符号，才华被埋没的牺牲者。还有更糟糕的，当意识到作家迷恋的仅仅是文字中的她们，而非现实中的她们那一时刻。
亨利·米勒的五任老婆，海明威四个老婆中的三个，皆不能逃脱这一景况。亨利米勒说：实在想不清楚就找个姑娘干；海明威的逸闻也是塞纳河边用典型电报式的短句与姑娘的对话：“干不干？”答：“干。”他们追寻与描述的对象永远是性和爱情，而不是妻子。即便始乱终弃，那也是男性气概的展现。不过假使天堂里有个海明威妻子俱乐部，有三位会跪下来抱着作家腿说：“求求你，别再离开我。”惟独一个在大骂：“你这奴隶主般的畜生！”那是硬汉作家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她因仰慕作家的才华而嫁给他，又因无法忍受作家的跋扈、放荡与恶习而离开他。玛莎拒不当海明威的注脚，成了知名的战地记者，也有小说问世展露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