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192年），董卓死了。
在权倾朝野三年后，董卓被灭三族，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家族顷刻间烟消云散。似乎没有人同情董卓，无论在史书，还是小说戏剧，他都是反派，脸上一个大写的“坏”字。
那么，被嫌弃的董太师到底有多不堪？
董卓的少年时期颇为励志。
他所生活的凉州，是当时汉羌百年战争的前线，民风彪悍，猛将如云，就连妇女都能“挟弓而斗”，正如史学家夏曾佑所说：“东汉经羌胡之乱，天下精兵猛士，恒聚于凉州。”
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活下来就已经不是省油的灯。
董卓偏偏还生得人高马大，一个人顶一个连。史书说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就是说，董卓仗着自己力大无穷，马上常备着两副弓箭，并能在骑马的时候左右开弓，战斗力爆表，天生就是当带头大哥的料。
董卓从军入伍之时，正值东汉朝廷多次派兵平羌，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在30年的岁月里，董卓与羌族进行大小百余战，又笼络李傕、郭汜、张济与樊稠等凉州豪强，组成了威震一方的军事集团，从无名小卒白手起家，凭借赫赫战功拜将封侯。
拥兵自重的董卓自然引起东汉朝廷的忌惮。
汉灵帝曾下诏命董卓进京为少府。少府掌管天下赋税和宫廷起居，是个美差，可是没有实权。
董卓不傻，知道是个坑，就不往下跳。他上表称，凉州贼寇未灭，正是臣为朝廷奋发效命的时候，且弟兄们跟我相处日久感情深厚，车马都让他们拦下来了，去不了，只好愧对皇上。
汉灵帝去世前，又下诏改封董卓为并州牧，并令其将兵权转交给皇甫嵩。这次董卓接受了任命，死活不肯交出兵权，而是带着兵马驻扎在河东，密切关注朝中消息。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终于等到机会进军洛阳。而引狼入室的人，是屠夫出身的外戚——大将军何进。
东汉自汉和帝始，皇帝多幼年即位，经常出现外戚掌权的情况，而皇帝亲政后，为夺权不得不依靠身边的宦官。于是，外戚与宦官陷入了长期的争斗。
汉灵帝死后，其长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皇帝的舅舅何进执政，外戚与宦官的“百年战争”也将落下帷幕。
何进上台后，袁绍劝他将宦官斩尽杀绝，称宦官执掌大权，坏事做尽，大将军如果能将其铲除，是为天下除害。
袁绍出身四世三公（家族连续有四代人官居“三公”）的汝南袁氏，典型的门阀士族。宦官乱政时曾发起两次党锢之祸大肆迫害士大夫，袁绍的建议虽是为自己的阶级考虑，但对何进也有利无害。
何进却犹豫了，他本来只是个杀猪的屠户，问他猪肉怎么卖可能还行，谈到政治，他就懵圈。
宦官集团打听到风声，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趁何进入宫之时一刀砍下他的脑袋，之后草拟诏书，准备昭告天下。宦官们不知道，他们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
何进死前，已经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手握杀伐大权，王允为河南尹，管理京中治安，并且听从袁绍建议，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为威慑宦官做准备。
何进一死，袁绍的人马就在京城大肆屠杀宦官，看见没长胡子的就杀，几天之内竟杀了两千多人。很多小伙子一见袁绍部队的大刀砍过来，急忙大喊，脱裤子验明正身。丁原也带着数千人马进军河内，在京城外围制造骚乱，为诛杀宦官制造声势。
此时，董卓一直驻扎在洛阳城西的夕阳亭，静待城中消息。斥候先后来报，称何进被刺杀、袁绍带兵捕杀宦官，董卓都不为所动。
直到听到最后一个消息，中常侍张让挟持皇帝刘辩和其弟弟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
董卓这才抬动肥硕的身体，起身望向京城方向，只见那边火光冲天，于是当机立断，下令追击。不管是在城中大开杀戒的袁绍，还是在城外虚张声势的丁原，都不及董卓在最合适的时机展开行动。
皇帝一行人逃到了黄河岸边，京城的大臣已经追上来。张让自知大势已去，对刘辩说：“臣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啊！”之后投水自尽。
至此，外戚与宦官在历经九十多年的斗争后同归于尽，再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将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东汉的政治局面在这一刻悄然发生转变。
正如张让所说，一个真正的乱世即将到来。
正当皇帝一行人惊魂未定，董卓及时赶到，将少帝迎送回京。
董卓最初进入权力真空的洛阳，其实挺没有底气，当时他手下只有3000兵马。
因此，董卓故弄玄虚，让手下趁夜悄声出城，第二天再大张旗鼓入城，每隔几天就这么忽悠一次。这可把朝中大臣吓得够呛，以为董卓把凉州的兵马都搬到了洛阳。
随后，他收编何进的残部，并以高价收买丁原的亲信吕布。当时丁原已经是执金吾，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是董卓在京城最大的军事威胁，董卓借吕布之手将其谋杀，又兼并了丁原的部队，就此掌握洛阳军权。
进京一个月后，董卓打算干一件大事，废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
董卓霸气地问一声谁赞成、谁反对，如此悖逆的举动引起朝臣不满。
董卓想起四世三公的袁氏素有名望，于是找袁绍商量。袁绍当场表示反对，还和董卓抬杠。
董卓听了，勃然大怒道：“小子！如今天下事都是老子说了算，谁敢不从？你是想尝尝我老董的刀是否锋利吗？”
袁绍也不服软，昂首挺胸说道：“天底下难道只有你的刀锋利吗？”说罢佩刀作揖而去，逃出京城，跑到冀州。
汉献帝即位后，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以示恭敬，上殿时不用脱鞋子、解佩剑，待遇可比汉初功臣萧何。
废立皇帝仅仅过去三天，董卓又毒死了何太后，而汉献帝的生母王美人早就去世，外戚干政被彻底杜绝。
董卓独揽大权，一个有别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朝廷新秩序正在形成。
没有人会以祸国大盗为人生理想，董卓也是如此。
相反，董卓原本的想法是做大汉新秩序的建立者，借由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恢复中央政府的正常运作，而不是做一个毁灭者。
所谓门阀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职业官僚集团。或是几代人担任中央和地方高官的高门大族，如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又或是研究经典的儒学世家，如卢植、蔡邕。
史书记载，董卓进京后“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董卓以庶族地主的身份执政，注定孤掌难鸣，不得不依靠实力雄厚的门阀士族。
于是，他为当年被宦官诬陷的“党人”陈蕃、窦武平反，任用他们的子孙为官，又笼络天下名士，提拔了一批受宦官迫害的名士。自己从凉州带来的老同志反而只能屈居下级军官，不参与政治。
出身颍川荀氏的荀爽，在宦官专权时为躲避党锢之祸，在汉水之滨隐居十余年。董卓征召后，仅用93天就将其从一介布衣升为司空，位列三公，升迁速度堪比坐火箭。
大学者蔡邕堪称一代国士，平生创飞白书，校熹平石经，续写《东观汉记》，是汉代最后的辞赋大家之一。但他早年屡受迫害，险些丧命，不得不避难江南十二年。
直到董卓掌权，才召蔡邕入京。
蔡邕起初不愿投靠，称病不去。董卓以霸道总裁的口吻强行拉他入伙，说：“我有能力灭人三族，蔡邕就算再傲慢，杀他也不过一个转身的工夫。”蔡邕听说后，就只好奉命而来，被董卓委以重任。
蔡邕是少数敢于直谏董卓的人。当董卓僭越，乘金华青盖车驾，蔡邕提出抗议。董卓的党羽想让朝廷尊其为尚父，与姜太公相提并论，蔡邕又跳出来说不行。
直到董卓死后，蔡邕仍对他感恩戴德。
但是，董卓的身份是庶族地主，没有高贵的出身，没读过几年书。董卓所构想的政治秩序和他本人所在的军事集团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最终让他和他的对手们一同走向覆灭。
董卓拉拢士族，对士人敬重有加，让世家大族子弟实现再就业，为党锢之祸的被害者平反，确实难能可贵。
士大夫参政，势必可以改善外戚、宦官争斗时乌烟瘴气的朝政，这都是顺应民心之举，可最后想要灭董卓的还是同一群人。
士族不愿和董卓合作。出于门第之见，他们对这个专横跋扈的庶族武人嗤之以鼻。更何况董卓无故废立皇帝，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他的部队还在洛阳烧杀淫掠，更是失去了民心。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董卓“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
这些凉州兵生于战乱，没过过几天安稳日子。到了洛阳，他们见城中多有富贵之家，家家户户藏有金帛，自然垂涎三尺，一心想洗劫一空。蔡邕的女儿、东汉才女蔡文姬有一首诗写董卓之乱，其中有一句“来兵皆胡羌”，可知董卓的凉州兵中夹杂了不少天性好掠夺的异族。
有一次，洛阳附近的百姓正在“作社”，聚集于社庙欢庆节日。董卓的将士闻讯赶来，二话不说就将在场的男人杀死，砍下头颅挂在车辕上，又将妇女载于车上，高声呼号而回。所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仿佛从战场上掠夺战俘、得胜归来，令人发指。
凉州兵的野蛮习性暴露无遗，而董卓不加以管束，洛阳城的豪门富户任人宰割，对董卓大失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