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八十高龄的金岳霖面对林徽因的作品时，仍是记忆清晰、赞叹不已。他仍然兴奋地念诵林徽因著名的诗篇《八月的忧愁》，仿佛那些美好的往昔，在念诵的那一刻，又重新在他脑海中栩栩如生起来。当有人拿出林徽因的照片请他辨认时间背景时，这位老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说：“给我吧！”而当有人请求金岳霖给林徽因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时，这位哲学家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答道：“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说完，他闭上眼，垂下头，久久地沉默了。
曾经有人说，爱情都是自私的很多人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人，都会一往无前，哪怕伤害他人。可是，这句话对于金岳霖来说是不适用的。他选择了爱，却没有选择一往无前，而是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他把自己那份真爱，深深地包裹在内心，却没有从此变得冷酷无情。相反，他一如既往，用自己的一生，爱着、欣赏着那位佳人。就像他苦心开导一位因失恋要自杀的学生说的那样，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金岳霖做到了，他的退出，他对林徽因的深沉眷念，成就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婚姻的幸福，也成就了这段千古佳话！
没女人缘的才女
情感丰富、才思敏捷的林徽因虽然有着很好的男人缘，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女性的喜欢。相反，在林徽因的一生中，似乎就没有几个真正的女性朋友，甚至可以说她就是个没女人缘的才女。
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这样描述林徽因的性格与为人处世：“（她）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没有林徽因的绝顶聪明外，有着这类性格的女子有很多啊。为什么林徽因会没有女人缘昵？
原来，在李健吾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是的，就是那如火一般的生命热情，以及对真理的无比热爱，再加上林徽因在文学、艺术上的卓绝才华，使得她缺乏了一种大多数女子都会具有的幽娴美德，遇事喜欢与人争辩，欠缺了少许的谦逊，进而难以与女性朋友相处。有趣的是，恰恰是这样一种性情和才华，却为林徽因赢得了许多男性朋友，其中既有一般的钦慕者，也有一生的伴侣，还有深爱她一生的知己。
林徽因的没有女人缘，首先就体现在了她的婚姻大事上。上文曾说过，梁启超对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是支持甚至积极撮合的。然而，梁启超的大夫人李蕙仙却并不同意这门亲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梁思成出车祸之后，林徽因抛开世俗偏见，悉心照顾恋人。这一举动，在李夫人看来，是有违传统礼法的。这位李夫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出身以及所受的教育。李夫人是前清礼部尚书的堂妹，由尚书做主嫁给了梁启超。这位大家闺秀年长梁启超四岁，遇事有主见，意志力强，因此在梁家地位十分高，里里外外都是好手。这样出身的一位夫人，其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肯定是“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伦理学说。因此，林徽因的所作所为，让这位夫人十分不满。因此，对于这门亲事，她可以说是大加阻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才迟迟没有订婚。
不久，李夫人病故，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可是，李夫人的长女梁思顺却成了反对梁、林婚事的“中坚力量”。梁思顺是梁思成的姐姐，由于是长女，梁启超自然宠爱无比，叫她“大宝贝”，还为她的书房起名“艺蘅馆”。这位艺蘅馆主人继承了父亲的聪慧，极具文才，曾编成了传诵一时的《艺蘅馆词选》。糟糕的是，在弟弟的婚事上，这位才女却同她母亲一样，极力反对。而且由于是同辈，她反对的态度表达得直接许多。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留学美国期间，跟外交官丈夫一起住在加拿大的梁思顺，好几次与林徽因发生了正面冲突。这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由于上面所说林徽因的性格。
幸好，偏袒未来嫂子的梁思永不断写信回国，向梁启超说明情况。梁启超接信后，极力劝说梁思顺，数月后冲突才得以化解。闻讯，梁启超欣喜不已，写信给孩子们说：“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尽管平安地渡过了“婚事危机”，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仍然在自己写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讲到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的相处不和谐，而只与梁思庄之间没有芥蒂。
可见，林徽因确实没有什么女人缘。这一点，更好地体现在了林徽因与冰心的一次“过节”上。
李健吾曾经回忆说：“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在李健吾看来，林徽因与冰心之间“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切都得从冰心的一篇文章说起。
冰心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完成于1933年10月17日夜，从10月27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开始连载。
文章一开头，冰心就开门见山地写道：“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春天的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在《我们太太的客厅》的结尾，冰心还写道：“这帮名流鸿儒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
这段文字更加清晰地点明了文章讽刺的对象，其实就是林徽因、梁思成和徐志摩。虽然，事后冰心曾辩解说，自己写的是陆小曼。可是，聪明的林徽因怎么会相信这种辩解呢？从山西回来的她，派人给冰心送去了一坛子又酸又陈的老醋，以示“回敬”。
林徽因的一生是浪漫多情的一生，是才思飞扬的一生；是美丽的一生，是哀愁的一生。她虽然如幽兰般气质绝代，美得让人心碎，可她仍旧是个凡人，因而也有着凡人无法避免的性情缺陷。没有女人缘，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1955年，5l岁的林徽因驾鹤仙游。关于她的一切，她的才华卓越、她的气质如华、她的感人爱情，人们还将继续讲述下去。让我们记住，曾经有那么一个鲜活的精灵，诗意地来临这个世界。她，就是林徽因！
如此精致的世俗张爱玲
倘若要用两个字形容民国文坛奇女子张爱玲的一生，那最好不过的便是她一本著名文集的题名《传奇》。正所谓人如其书、书如其人，《传奇》在现代中国文坛轰动一时，张爱玲也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一个生命的传奇。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了各种传奇：身世的坎坷、成就的斐然、爱情的痴狂……甚至，就连她的名字“爱玲”，其来历都是一个传奇。
张爱玲原本名叫张瑛。她十岁的时候，受过现代教育、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母亲就主张把她送进学校，不再遵守女孩子不能离家求学的传统观念。可是，守古的父亲却一再不同意，而且几次在家大闹，跟母亲吵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这位倔强的母亲最后还是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是把张爱玲送到了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那时的张爱玲，由于在家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学业基础，因此一到学校就被直接安排到黄氏小学的四年级插班。就在母亲为她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却非常不满意自己女儿“张瑛”这个名字，觉得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她认为，年少的张爱玲，或许这时已经继承了自己身上那种叛逆的精神气质。她踌躇了一会，忽然眼睛一亮：“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对，就用‘ailing’，意思就是烦恼。”于是，一个后来响彻20世纪中国文坛的名字“张爱玲”，就这样诞生了。虽然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随意表达了母亲当时烦恼的心情，可是一经文坛才女张爱玲的日后造化，却响彻云霄、声名日盛。在那之后，张爱玲就不愿意改，也认为没必要改名字了。这个名字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仍然魅力不减。这个姓名，伴随着张爱玲那奇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并逐渐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孕育出一个个瑰丽的传奇。
张爱玲名字的来历，已经让她显得那么的传奇。然而，这个事情的背后，却隐伏着她许多痛苦的生活记忆。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张爱玲传奇般的家世。
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出生于上海。她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清流派”大臣代表张佩纶的孙女，而清末重臣李鸿章，则是她的曾外祖（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之女）。从这个角度讲，张爱玲也算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
然而，如此显赫的家世，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可以想象，张爱玲的父亲由于出身显贵，绝对是个典型的“遗少型”少爷，作风专断而又保守。可是，这位遗少却偏偏取了个时髦的新女性。这就为以后张爱玲家庭生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不过，童年时代的张爱玲，还是感受到了家庭温暖的。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一起生活在天津，那是一段短暂却幸福的时光。“遗少”父亲虽然性格专断，却还是受过古典教育，因此风雅能文。在他的影响下，年幼的张爱玲背了很多唐诗，有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也培养了她的文学爱好。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熏陶的母亲，则在生活情趣及艺术品位上十分西洋化，因而张爱玲的精神上，从小就有着现代的精神气质。尽管平时生活有些小磕碰，但总体上，张爱玲的家庭是温馨幸福的。
然而，好景不长，深信“男人应该三妻四妾”的父亲娶了一位姨太太回来。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拥有现代爱情观的母亲。这位母亲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在爱情上，只能是两个人的世界，不允许第三者插足。于是，倔强而独立的母亲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与同样西化的姑姑一起出洋留学。
从那之后，年幼的张爱玲失去了母爱。更不幸的是，她还要承受来自父亲和后妈的冷眼、歧视。有一次，父亲甚至扬言要杀死她。这些惨痛的生活经历，在日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也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的深层心理原因。
就在这段时间里，张爱玲的文学天才开始闪现。遵照父亲的意愿，她6岁入私塾读诗背经。而在这同时，她已经开始了小说创作。
她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庭悲剧，从中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而第二篇小说，则是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充分显示了张爱玲的文学创造力。试想，那时的张爱玲才几岁啊，就能对成人世界里的生活现象进行文学表达。真可谓是天才纵横。
此外，年幼的张爱玲还写过一篇名为《快乐村》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乐园。很明显，这是在寄托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追求。
1927年，7岁的张爱玲随家搬回上海居住。不久，母亲留学归来，张爱玲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有着良好西洋艺术修养的母亲，带着张爱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这些，都为张爱玲以后文学创作中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切体悟，打下了基础。张爱玲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部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可见，张爱玲的艺术爱好，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彰显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