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去有“避讳”的习惯；对帝王、圣贤及父祖亲长的名字，在言谈及书写时均须避免，不得已时，必须以缺末笔或他字代替。例如，清代人为了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千字文的“天地玄黃”变成了“天地元黃”；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的“玄”也缺了最后一“、”。研究古书版本时，常可借书中“避讳”情形来判断作者及版本的年代，和版本流传的情况。陈援庵先生曾著《史讳举例》一书，详述历代避讳的情形，目的即在“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锁钥也”。其实不但对史学研究有此功用，在小说研究上也是一样。至于《红楼梦》作者是否避讳，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1982年曾为文以述《红楼梦》之不避讳，但未区分作者和抄者讨论，而招致误解。今重撰，仅谈作者之不避讳。
几位前辈学者对避讳的看法
七十多年前，胡适之先生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文中，首先发现《红楼梦》小说第五十二回末页写晴雯补裘时，“庚辰本”在“只听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有双行夹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胡先生认为：
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避讳寅字。此注各本皆已删去，赖有此本独存，使我们知道此书确是曹寅的孙子所作。
但是潘重规先生却于1978年提出反证，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并没避“寅”字讳，因为小说中有三处未避讳：
（一）第十四回写秦可卿出殡那天，有“那凤姐知今日人客必不少，在家中歇一宿，至寅正……”句。
（二）第二十六回写薛蟠误识“唐寅”为“庚黃”有“宝玉……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了两个字……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一段描写，除了手犯祖讳，还又嘴犯。
（三）第六十九回写尤二姐吞金后，有“天文生回说……明日寅时入殓大吉”句。
由于清代极重视避讳，而《红楼梦》本文中又几度强调避讳，但作者却未避“寅”字讳，故潘先生的结论是作者与曹寅没有直接亲属关系。
潘先生在这篇大作里还讨论了冯其庸对避讳的看法。冯先生认为《红楼梦》小说的原稿里，可能以缺写末笔的方式避寅字讳，但现存的抄本都是过录本，所以看不出缺笔。潘先生却举实例说明“缺写末笔”是另一种避讳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引用或抄写前人的文字时，表示敬意，“如果自己写作，那只有设法把忌讳的字避开，这种方法是根本用不着的。”
赵冈对第二十五回这批语的看法则是《红楼梦》的作者并无意避讳，但避讳是件事实，因为“此批者如果不知道作者上世某人名字中有‘寅’字，他根本就不可能联想到避讳之事。”“潘先生举出薛蟠看画一段……只能证明作者无意避讳，于此批者的猜想是错误的。”
但是，研红学者似未注意“庚辰本”第五十二回的双行夹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表示“批者”不避“寅”字讳，与曹寅没有直接亲属关系！ 至于是否有原批乃以缺笔避讳的可能，在“庚辰本”这样错误百出，只知依样葫芦照抄的抄书人笔下，恐怕其概率很低。
《红楼梦》并未避讳
实际上，若详加考察，便知《红楼梦》的作者在书中并未避讳。
《红楼梦》中不避“寅”字讳的例子实际还不止三个。例如第十回，给秦氏诊病的医生说：“寅卯间必自汗”。故所谓五十二回的双行夹批：“寅这样写法，避讳也”，实乃批者强作解人，而且更表示批者对作者的笔法及思想并不见得了解，“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只是《红楼梦》小说里描写时间的方法之一。
《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能有突出表现之一原因，即在其作者能用各种不同笔法描述同一事物。以“记时”而言，除了用一般的写法如：
今日五鼓已进京了。（第一回）
卯正二刻……午初三刻……寅正便起来。（第十四回）
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已时没的。（第十四回）
贾母问天有几更了，众婆子忙回三更了。（第五十四回）
但由于作者有“自鸣钟”“怀表”的经验，所以也在文中表现出来：
宝玉听了，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未亥初之间了。（第四十五回）
二更以后，钟打过十一下了。（第六十三回）
宝玉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第六十三回）
类似第五十二回“自鸣钟已敲了四下”的写法，书中他处还有，例如：
只听外间屋里槅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第五十一回）
在甲戌本第六回“陡听得当的一声……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句后也有双行夹批“细，是已时”。由以上各例可以推知，五十二回以钟响四声表示“寅”时，并不是为了“避讳”。“避讳”之说是批者的误解。
进一步来看，《红楼梦》的作者不但未避“寅”字曹氏“家讳”，连对帝王的一些“敏感字”也不避。乾隆帝即位前，在雍正十一年二月受封为“宝亲王”。《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写鸳鸯拒绝做贾赦侍妾时向贾母哭诉：
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这种写法，严格来说，也是犯讳的，作者却不避忌。
至于“甲戌本”中“玄”未改为“元”，亦未缺笔的问题，据潘重规先生1980年亲自查看原书后的报道说：“从玄字笔势的起讫和墨色的浓淡，大家都认为玄字最后一点，决非后人所添加。”2004年10月扬州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笔者曾怀疑“玄”字的最后一点是后来藏书人所添补时，冯其庸先生也表示和潘先生相同的看法。但笔者提醒“肉眼”的辨别能力有限后，冯先生乃于2006年亲往上海博物馆以高倍率放大镜检验“甲戌本”，确认“玄”字的最后一点是后人所添。可见传统的书画鉴识方法，有其局限。
不避讳的原因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避讳，并非表示其不知避讳。第二回写林黛玉幼时读书就懂避母名“敏”之讳；第二十七回也说丫鬟小红原名红玉，因避宝玉的讳而改名。但作者对“避讳”的看法是怎么样呢？第五十四回说得最清楚。在这回里，女先儿说书说到“王熙凤”，知道重了凤姐的姓名后，女先儿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凤姐儿笑道：“怕什么，你说罢，重名重姓的多着呢！”
第五十六回写到贾母听说甄府也有一个宝玉，李纨等忙欠身笑道：“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
所以作者的观点是重名的很多，根本没有避讳的必要。因此我们也无法从《红楼梦》书中是否避曹寅的讳来判断作者是不是曹雪芹，甚或是不是曹寅的后人。
虽然《红楼梦》一书之作者问题，屡有新说。管见以为曹雪芹是最后定稿者的说法，应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情僧录”“风月宝鉴”等“底稿”另有作者，最后总其成的仍是曹雪芹。换言之，曹雪芹是对最后稿子要负责的人。那么，曹雪芹不避家讳又不避御讳，是表示什么呢？
当代不少红学家认为曹雪芹借《红楼梦》来表现其反传统观念，或“叛逆性格”。更有人倡言所谓阶级斗争的意识。就“不避讳”这件事而言，浅见以为是显出《红楼梦》的作者有与众不同的独立自由思考能力，并无涉于其他。
曹雪芹不随俗避讳，并不表示他反对尊爱自己的亲长或皇帝，只是由于他觉得那些繁文缛节都是无意义的，没有必要遵行。试看他写贾宝玉宁可绕路，不愿经过贾政的空书房还要下马行礼；挨打后养伤期间，“连家庭中的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便了”，但心里头还是把贾母、贾政和王夫人放在最前面，第四个才轮到林黛玉。他借宝玉的话批评一般赞扬“文死谏，武死战”的观念，是因为表扬死谏之臣等于指责皇帝昏庸。第十六回写黛玉奔丧北返后，宝玉把北静王所赠“圣上所赠蕶苓香念珠一串”“珍重取出来，转送黛玉”，但是黛玉认为这串念珠北静王已戴过，所以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并不是轻视皇帝的赐品。
《红楼梦》里描述歌颂君王圣德的地方不少。第十八回黛玉代宝玉所作“杏帘在望”有“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句。第七十六回写黛玉湘云联诗，黛玉联到“色健茂金萱”后：
湘云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着多少力，这样现成的，被你得了，只是犯不着替他们颂圣去。
从字面上不易看出这句诗是在“颂圣”，但很可能是指康熙帝曾赐给曹寅母亲孙氏一块“萱瑞堂”匾额这件曹家殊荣的“真事”。作者借湘云之口表示在贾妃省亲的场合可写“颂圣”的应制诗，但平时吟诗联句无歌功颂德之必要。一方面表现他对“纯”文学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嘴里经常挂着“颂圣”字样的人一种讽讥。
曹雪芹在两百多年前封闭的社会环境里，就能有这种不同俗众的观念，可说是极难得，而他这种不被传统或潮流牵着走的能力，更是可贵。
一些相关的问题
《红楼梦》的未避讳除了反映出上述的作者独特思想外，还能说明不少相关的问题，现提出几点供读者参考。
（一）曹雪芹写书不避讳，并不是故意犯讳，而很可能是为了写实不顾忌讳。“寅卯间必自汗”大概是医生对清晨出汗的一种习惯说法；平儿于“寅正”请凤姐起身梳洗，也许就是一般管家少奶奶起身的时刻；错认“唐寅”为“庚黃”的笑话更可能是当时确有其事。例如： 《元明事类钞》卷十七记有一条类似的故事：
唐寅以降王世懋集文征仲生年与灵均同，尝为图书取离骚句曰唯庚寅吾以降。一郡守问曰：文先生前尚有喜画于先生者否？或对曰有唐解元寅。守跃然曰：信吾见先生图书，唯唐寅吾以降。
《红楼梦》小说里写实的地方应很多，这些未避“寅”字讳的地方，大概真的就是记述事实吧。
（二）很多红学认为“脂砚斋”与《红楼梦》的作者很接近，对作者也很了解，其实未必如此。从第五十二回批语“寅此样（写）法，是避讳也”可知这位批者（未具名，是否即脂砚斋？）除了知道作者先人中有名“寅”者，对作者的思想及笔法，了解并不深。因这位批者认为曹雪芹在此处避了讳，可以说明他是位强调避讳的人。然而他本人却直书“寅”字，则知他不是曹寅的后人，故无需避讳。这一线索，当对探讨批者的身份，有所助益。
（三）一般人评论红楼人物常不能就其行为作理性的全面考虑，而只在一框架中随意发挥。如前述黛玉偶出“颂圣”诗句，并不突兀，实表示她乃有理性一面的才女。又如宝玉的思想行为虽常离经叛道，但无绝对唾弃科举制度之意图。第十七回宝玉吟对为：“新涨绿天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明显表示期望贾妃（好云）佑护贾府读书人考试有成（采芹人）。
原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5》269—280页，
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2013年11月增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