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者天助之”，这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警世良言，是人类的丰富经验所得。自助精神是每个人成长成才的基石，而且正如历史上诸多例子一样，它构成了真正的民族精神和力量。依靠外界的帮助通常会削弱个人的意志，而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自助精神必定可以使其奋发向上。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别的个人或集体为个人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些帮助都只会消除个人的激情和自己动手的必要性。如果对个人的监督和管理过于严密，他们内心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消极心理。
国家的力量由国人的性格所决定
即使是最好的体制也不应为个人主动提供过多的帮助。或许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保证个人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发展，改善自我的生存状况。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和福利待遇应当通过制度来加以保障，很少有人意识到只有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才能真正地保障幸福和福利。所以说，人们对人类发展结果的代表之一——法规的作用通常期望过高。政府组成成千上万个立法机关，通过三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选出一个或两个公民，尽职尽责地履行他的职责，但这对于其他公民的生活和人格都起不了任何作用。而且我们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看到，政府的职能是被动、有限的，不应该是积极、主动的；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民主以及财产安全，解决各种大小的问题。法律如果运用得当，可以确保人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个人的牺牲，减少社会的不平衡。但是法律或更严苛的规定，都不可能使懒散的人变得勤劳，使贫穷的人变得富有。这些改变只能通过个人的行为来实现，比如勤俭节约、自我牺牲等等，而这些靠的是良好的习惯而不是法律上赋予的更多的权利。
一个国家的政府本身就是由个人组成的，通常也代表着所有组成该国家的个人的利益。如果政府的发展水平超过个人的发展水平，那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人民素质水平发展的制约，从而减速以与人民发展的步伐合拍。同样，落后的政府则会受人民较高发展水平的影响而迎头赶上。根据自然法则，国家的集体主义特征肯定会在法律和政府管理方面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像流水总是趋于同一平面一样。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价值和力量根本不是由其制度形式决定的，而是由国人的性格特点决定的。因为国家只不过是个人的集合，而文明不过是人类，也就是组成社会的男子、妇女和儿童个体如何发展的问题。
个人的勤奋努力推动社会进步
国家的进步是个人的勤奋和积极向上努力的总和，而国家的衰退则是个人懒散、自私和堕落的结果。我们通常谴责那些社会罪人，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个人生活习惯不良的后果；虽然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将他们镇压或流放，但是他们还是会以另外的方式重新活跃起来，除非他们的个人生活习惯和性格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如果对这个观点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慈善行为并不是修改法律和调整制度，而是应该帮助、激励个人，提高他们的品质，并让他们依靠自己自由和独立的个人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
如果单从外界来管理制约某个人，那一定收效甚微，但是如果从内心世界来引导管理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整个局面了。真正的奴隶不是那些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虽然他们很顺从，但是也很危险。真正的奴隶是那些受自己的无知、自私和堕落奴役的人。如果国家的国民在内心受到了这种奴役，那么单纯的变更统治者和制度是没有用的；而且由于民主取决于政府并与政府保持一致，所以只要出现毁灭性的谬论，并盛行开来，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不管影响的代价多沉重，实际意义如何，持续的时间多长久，变化始终会发生，就像千变万化的风景中的景物随时都会变化一样。自由的坚实基础应当建立在个人的特性上，个人的特性也是社会安全和国家进步的唯一保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即使暴政没有产生明显的严重的现实影响，实际上它的影响遍及于暴政下每一个个性所存在的时间；泯灭个性就是暴政，不管它表面上被称作什么。”
以前阻碍人类进步的谬论经常会出现。一些人提倡恺撒主义，一些人提倡民族主义，还有一些人提倡议会法案。当我们在等待“恺撒们”的时候，他们终于出现了。他们提出了“为认可和追随他们的人民谋福利”的口号。这个学说简而言之就是，一切归属人民，但是一切又不为人民所用——如果将这个学说定位为指导方针的话，那么就必须消灭社会的自由意识，迅速地为任何形式的暴政做好准备。恺撒主义是个人崇拜的最糟糕形式——仅仅对权力的崇尚，它世俗的一面就是对金钱的崇尚。我们应当在各国宣传一个更健康的学说，那就是：自己拯救自己。一旦这个学说被彻底的理解，并且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就明显相形见绌了。这两种学说是绝对对立的，就像维克多·雨果所说的矛和盾的关系——“这个可以戳穿那个”一样。国家的权力和议会法案也是普遍互相监督的。爱尔兰最忠诚的爱国人士威廉姆·达甘曾在第一届都柏林工业展会闭幕式上说过这样一席话，这席话现在仍被广泛引用。他说：“说老实话，每次提到独立这个词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想到的始终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人们在这块土地、那块土地或其他地方要求获得独立的情况非常常见，其中最大的独立愿望莫过于推翻来自外邦统治者的统治，获得独立。因此我极力赞成任何人为了获得这种独立而向我们求助，我总是深切体会到我们的工业独立是依靠我们自己完成的。我相信只要有了工业，加上我们合理、精确地利用我们的能源，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前景也是非常光明的。我们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但只有坚持才会胜利；而且只要我们满怀激情地继续努力，我相信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能够达到人人平等、人人幸福、人人独立自主的境界了，不论是谁在统治我们。”
让自助精神深入每个人的心中
一个国家发展成为什么样子，取决于国民世世代代的思考和工作。各行各业坚忍不拔的劳者、耕种者、采矿者、发明家和发现家、制造商、技工以及艺术家、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所有的人都为这个伟大的过程做出了贡献，一代人的生活条件建立在另一代人的劳动之上，并将这种生活条件继续发展到更高的水平。高尚的工作者——文明的艺术家们——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为混乱的工业、科学和艺术创建良好的秩序。这样生者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先辈用技术和工业为我们提供的富饶资产的继承人，这些资产交到我们手中，让我们继续发展，继续流传下去，不是原封不动，而是有所改进地遗留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就像很多人以积极的行动所表现的那样，自己拯救自己的精神自始至终都是英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已经发展为衡量我们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方法。稍微向上看，就可以发现很多比其他人出色的人，他们当之无愧受到公众们的敬仰，不过我们的进步更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更加渺小、更加平凡的人所作的贡献。尽管在历史上的各场战役中，只有将军的名字被记了下来，但是胜利的获取无一例外都来自于战士们的英勇奋战和英雄气概。生活也是一样，所有成就伟业、留下芳名的人物都是那些伟大的劳动者中的一员，同时，很多无名英雄同样对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像那些被载入史册的幸运的伟人一样。即使地位最卑微的人，如果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勤劳、节俭、正直和诚实的表率的话，那么他也为他的国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他的生活和品德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和性格，并且这一良好的榜样会被一直效仿下去。
通过观察获取智慧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心态积极的人能够对生活和其他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并且由此产生的实际的教育效果是很显著的。与此相比较而言，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只是最纯粹的学术教育而已。在家庭、街道、商店、工厂、农田、账房、作坊以及市井闹区的日常教育，都要比学校教育有效得多。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应当接受的教育，席勒曾将此称为“人类的教育”，它由行为教育、行动教育、自学教育、自我控制力教育构成——所有这些都旨在真正训练一个人，使其能够胜任相应的职责，适应相应的商务活动——这种教育是无法从书本中学到的，也不可能仅仅通过纯粹的文化培训就可以达到。伟大的思想家培根就认为，“学习不是教育知识本身，而是知识以外，并且比知识层次更高，通过观察而获取的一种智慧”。这句话真正道出了实际生活和培养智慧的真理。所有的经验都能够教你记住并学会教训，一个人能够不断提高，不断进步的关键在于工作而不是死读书——因为最终并且永远都能够促使人类进步的是生活，而不是文学；是工作，而不是学习；是个性，而不是传记。
伟人的传记，尤其是那些优秀的人的，总是非常有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可以帮助、指导和激励他人。其中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传记，其作用几乎等同于真理——它教给世人更高层次的文化，更深刻的思想，以及积极的工作作风，从而促进个人和世界的发展进步。有很多例子都能够表现他们的自我拯救能力、坚韧的意志力、不懈的工作和坚定的忠诚，这些都是以一种坚贞的英雄个性表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因为语言的因素而被误解的话，这些例子显示了一个人完成自己使命时的力量，并且雄辩地证明了自重和自恃的伟大功效。无可否认，这对于那些即使地位卑微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鞭笞，能够激励他们为使自己赢得出色的才能和崇高的声望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伟人大多诞生于平凡之中
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既是伟大思想的传播者，也是高尚情操的主宰，他们从来都不是来自于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级，也不是来自特殊的生活层次，他们就来自于学校、工厂和农场，他们有来自贫民区的，也有来自富人家庭的。其中一些最杰出的传教士还出身于士兵。最贫穷的人有时候也可以位居要职，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没有明显可以阻碍他们前进的障碍。很多时候，这些艰难险阻都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他们获得成功，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助手，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可以劳其筋骨、磨其意志，并且激励他们施展才能，如果不是这些困难，也许他们就无法表现出潜在的超人的才能。克服了这些困难，也就能够获得胜利了。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证明了一句谚语：“有志者事竟成”。就拿一些著名的例子来说，泰勒，出生理发店的小学徒，最终成为一代诗圣；阿克莱特，多轴纺织机的发明者，也是纺织制造业的奠基人，同样出生贫贱；罗德·泰特登则成为著名的大法官；而特纳则成为了最著名的风景画家之一。
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莎士比亚的出身，但毫无疑问，他也是从一个平民发展成为一代宗师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屠夫和牧场主，有人认为莎士比亚本人在早期是一个纺织厂的梳毛工；有些人认为他是一所学校的传达员，后来又干过公证处文员。他似乎是真正“典型的多面手”。由于他在一篇关于航海的散文中用词过于精准，使人们不禁怀疑他曾经是一名水手。甚至有牧师断定，他很有可能是一名牧区职员；一位有名的伯乐则认为莎士比亚应该是一个马贩子；还有人说，莎士比亚无疑是一名演员，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很多角色”，汇集了他自身在各行各业的丰富经历和观察体会。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学生和努力的工作者；即使到了当今社会，他的作品还继续影响着英国国民的个性品德的方方面面。
在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劳动者也能成为工程师，如布林德莱、航海家库克以及诗人彭斯。泥瓦匠和泥水匠则应以本·约翰逊为自豪，他仅仅用手中的泥铲和口袋中的一本书就建成了林肯律师学院；爱德华兹和特尔福特是工程师；休·米勒是地质学家；阿兰·科宁汉成为了作家和雕刻家；在众多有名的能工巧匠中，爱尼格·琼斯成了著名的建筑师；哈里森是天文表制作者；约翰·亨特则是生理学家；罗姆尼和欧皮是画家；教授李是东方学者；约翰·格博森是雕塑家。
在纺织业中也不乏伟人，例如西蒙森是数学家；培根是雕刻家；大小米尔纳、亚当·华尔克、约翰·福斯特、威尔森是鸟类学家；李芬斯托博士是传教士；而坦纳希尔是诗人。鞋匠中我们知道的有著名的海军司令克劳德斯利·休福尔、电学家斯图琼、散文家塞缪尔·德鲁、《季刊评论》的编辑吉夫德、诗人布鲁姆费尔德和传教士威廉姆·卡莱，而毛利森则是另一位传教士，他的出身是鞋带制作工。不久前在巴福刚刚崭露头角的著名自然学家托马斯·爱德华兹就是一位鞋匠，他在维持自己的生计之余，将生平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贡献给了自然科学各个分支的研究，他的有关甲壳纲动物的研究被认为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被自然学家们称为自然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