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布罗斯·帕尔，著名的法国外科医师，则是另一个能够说明密切的观察、勤奋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毅力的重大作用的例子。帕尔是梅因州拉瓦勒一个理发师的儿子，1509年出生在那里。他的父母由于家境贫穷而无法供他去上学，他自己就来到一个乡村的元老院当小侍从，他希望那里有学识的人能够教给他一些知识。但是，他在元老院的工作非常繁忙，每天洗骡子、打扫房间，几乎没有时间来学习。在那里工作期间，有一次，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切石专家，克托特，他来为元老院的一位同胞做手术的。帕尔当时就观看了这场手术，并且对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说，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从事外科医生这项工作。离开元老院后，他来到一个名叫维罗特的兼职外科医生和牙医的理发师那里当学徒，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止血、拔牙以及其他一些小的手术。他在那里工作了4年，之后来到巴黎求学，钻研解剖学和外科，他依靠为别人理发养活自己。后来他被任命为迪奥公馆的助理，在那里，他的工作被当作模范，他的进步也非常迅速，得到了主治医师们的赏识，其间，格皮尔就把他自己无法照看的病人都委托给帕尔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帕尔获得了主治医师的称号，并且不久之后，被委任到皮埃蒙特区的蒙特默伦西军队当医师。帕尔在工作中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满怀热情和创新精神，他一直都勤奋地研究疾病的病因，苦苦思索适当的医治方法。在他之前，受伤的士兵在治疗过程中总是要经受外科医生在治疗中导致的巨大痛苦，这简直比在战场上受到的伤还要痛苦。为了给枪伤的病人止血，以前野蛮的治疗方法就是使用沸腾的热油，还有就是用烧红的刀对伤口进行烧灼疗法；必须进行截肢的时候，就用烧红的刀直接切除。一开始帕尔进行的手术也是按照原来的方法。庆幸的是，有一次，热油用光了，他就用一种比较适中、柔和的疗法代替。整个晚上，他都担心他的疗法是错误的，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第二天，他就轻松了很多，因为其他伤病员都因为传统疗法致使伤口疼痛不已而非常痛苦，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而他的病人的状况比其他病人都要好。这就是帕尔对伤口疗法的伟大改进的开始。后来，在所有的治疗中，他继续采用他的温和疗法。他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改进就是绷带止血疗法，这种方法取代了原始的烧灼疗法。但是，帕尔也经历了革新家和改革家们所遭受到的同样命运，他的手术被他的外科医师同行们指责为危险、不专业，以及经验主义的冒险，资历较老的医师们也联合起来一起抵制他的革新疗法。他们责备他不学无术，并且对于拉丁和希腊文明一点都不了解；他们用那些无法证实，也无法反驳的古代作家的话来攻击他。对那些攻击最好的回答就是实践的成功。受伤的士兵都点名要让帕尔为他们进行治疗，而帕尔也不辞辛苦，总是为他们效劳。他非常仔细地为他们治疗，并且充满了爱心，走的时候，他通常都会这么说：“我已经为你治疗过了，愿上帝保佑你早日康复。”
在军队里做了3年的外科大夫之后，帕尔返回了巴黎，这时，他已经名噪一时了，国王立即任命他为常任外科医师。当梅斯被查尔斯五世领导下的西班牙军队包围的时候，卫戍军伤亡惨重，前线有很多伤病员。但是那里的外科医师非常少，而且医术都不高明，尤其是他们那种野蛮的治疗方法，估计杀死的人数比西班牙军队用刺刀杀死的人数还要多。领导卫戍队的将军吉斯公爵写信给国王，恳请国王让帕尔过来帮忙。帕尔立即向前线出发，在成功穿过几个敌军的防线之后，安全抵达了梅斯。将军和士兵们都热烈地欢迎帕尔的到来；士兵们一听说帕尔来了，都大声喊道，“现在我们再也不怕受伤了，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在一起。”接下来那年，帕尔同样来到被包围的赫斯丁镇，但是城镇很快就被攻克了，将军萨瓦公爵也被捕入狱。但是帕尔却因为成功治愈了敌军的一个主要官员而被释放，安全返回了巴黎。
帕尔的余生都用来学习，自我提高，而且非常虔诚，广施善行。他的一个同行极力邀请他写一些书出来，他把记录下来的外科行医经历的结果收集成28本书，并且按不同时期全部出版了。他的著作非常有价值，都是大量的事实和事例，他没有做任何指点，所有的理论都包含在事实中间。虽然帕尔是一名新教徒，但他仍继续担任国王的常任外科医师。在巴塞洛缪大屠杀中，他被查尔斯九世所救，查尔斯九世曾经因为被一个庸医实行静脉切放血手术时受到感染，后来是帕尔治愈了他。布兰托姆在他的《备忘录》中，描述了国王在巴塞洛缪大屠杀那天晚上放走帕尔的情景——“国王派人把帕尔带来，让他在国王的房间里呆了一个晚上，命令他不许到处走动，并且说要是把这么一个拯救了那么多人生命的医生给屠杀了，真是太不人道了。”就这样，帕尔逃脱了那个恐怖的夜晚，后来又生活了好多年，并且在享尽天年之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流芳百世。
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哈维同样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在公开他的血液循环的观点之前，进行了8年多的研究和调查。他不断地重复试验来验证实验的结果，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把他的发现公布于众。他最后出版的那本小册子也非常平实、简单明了，而且详尽确凿。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众人的嘲笑，甚至有人说他是精神错乱的冒名顶替者。但是他没有做出任何转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因而受到了很多侮辱和辱骂。人们都认为他触犯了古代的权威，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观点是为了推翻圣经的权威，破坏道德和宗教的所有基础。他的学生也走了，朋友们一个个离开了他。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最后，哈维的真理在反对者的辱骂声中，引起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思考，并且逐渐生根发芽，最终走向成熟，大约25年之后，他所建树的理论终于被公认为科学真理。
詹纳在公布并确立防止天花的接种疫苗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远比哈维所遇到的要多。在他之前，很多人都听格洛斯特郡的挤牛奶村妇说过，种过牛痘的人就不会再长天花了。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且也是老百姓中间流传的说法，人们都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实验。后来，詹纳偶尔听到了这种说法。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在苏德布里上学。有一次，一个农村姑娘来找他的老师时说，“我不会再生这种病了，因为我得过牛痘。”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詹纳的注意，他立即开始对这个课题进行调查和实验。他的一个朋友听到他使用牛痘预防天花的想法时，很不客气地嘲笑了他一番，并且还威胁，如果他继续用这个问题来骚扰他们的话，就把他逐出学院。
幸运的是，在伦敦师从约翰·亨特的时候，他也对亨特说了这个想法。亨特给他的建议很有个性：“不要只是想，去试一试；要有耐心，要精确。”他的建议使詹纳又鼓足了勇气，并且使他很快投入到理性的调查中去了。他回到农村，进行了细心的观察和大量的实验，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将近20年。后来他的发现已经非常明朗化了，而且他对自己也非常自信，他还对自己的儿子分别进行了三次接种。最后，他用了70页四开大的纸公布了他的发现。那本书里，他给出了23个人体成功接受接种的例子，那些人后来都被发现没有再感染过天花。他的论文出版于1798年，而他的研究从1775年就开始了，时隔多年才形成一个明确的结果。
人们对这个发现是什么反应呢·一开始很冷淡，后来充满了敌意。接着，詹纳来到伦敦向学术界人士展示他接种的过程和效果；但是没有一个医学人士敢进行这种尝试，等待了没有结果的三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在那里，人们讽刺他、辱骂他，他们认为，把奶牛乳房中有病毒的物质注射到人体内部会导致人类的“野蛮化”。接种被公开谴责为“邪恶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小孩接种了之后，会长成“牛脸”，还会长出砂眼，接着长“牛角”，并且面部也会“逐渐变成奶牛的容貌，声音会变成牛的叫声。”但是，不管反对如何强烈，接种始终是对的，对接种的信心也逐渐在扩散。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进行了这种试验，那些愿意接受接种的人都被关进了自己的房子里，只要他们一出来，就会遭受到村民的攻击。
这时，德茜夫人和伯克里女伯爵这两位夫人勇敢地让她们的孩子进行了接种，她们的行为打破了当时的偏见。医学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当接种的重要性被公众承认之后，甚至有几个人想要窃取詹纳的发现成果。詹纳的事业最后也获得了成功，公众给予他荣誉和奖励。在他成功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当时有人邀请他到伦敦定居，并且告诉他可以要求获得10000英镑的年薪，而他的回答是：“不！在我早年的时候，我需要有幽静、平坦的道路通向人生——山谷，而不是山脉——而现在，我已经到了晚年了，我不会再为了名利去振奋精神奋斗了。”现在，詹纳用自己一生发现的牛痘接种在世界各个文明国家被广泛采用。居维叶说：“如果接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发现的话，他的影响也是永久的；他敲了20次才打开了学术殿堂的大门。”
成功属于有决心和意志的人
查尔斯·贝尔进行神经系统研究时表现出来的忍耐力、决心和意志力同样非常令人敬佩。在贝尔以前，有关神经的功能有很多混乱的观点，这个分支的研究自德谟克利特和阿那萨哥拉时期以来，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查尔斯·贝尔在大量细心、精确和再三反复的实验基础上，公布了对整个神经系统的完整而又独到的观点，他是从1821年开始研究的。贝尔的论文从最低级的生物开始研究，一直到动物王国的最高级别——人类。整篇论文，用他的话来说：“就像用自己的母语写的那样通俗易懂。”根据事实，他发现脊椎神经有两个功能，都来自于脊椎骨髓——意志是用其中一个神经根传输，而感官则是由另一个神经根传输。
查尔斯·贝尔研究这一课题花了整整40年时间。1840年，他把第一份论文提交给皇家学会。就像哈维和詹纳一样，查尔斯一开始也经受了很多嘲笑和反对。不过，等他的观点开始被人们接受的时候，人们也承认了他的真理，在国内和国外都出现优先研究这个课题的现象。他的论文出版的时候，他的学生也离开了他；他的研究每深入一步，就不得不用更多的经历继续研究，以便维护他创始人的名声。最后，人们终于认识到了查尔斯·贝尔的贡献。居维叶自己临死的时候，发现他的脸部神经受到一边神经的撑拉而扭曲，这种症状向看护他的人表明了查尔斯·贝尔先生理论的正确性。
在同一科学领域还有一位同样投入的研究者，他就是马歇尔·霍尔医生，他的名字可以与哈维、亨特、詹纳和贝尔相提并论。在他漫长而又卓越的一生中，他始终是一个细心、精密的观察者；很多事情虽然表面上并不起眼，但都逃不过他的注意。他对发射性神经系统的重大发现，令他的名字载入科学家们的史册，但是这个发现的起因却非常简单。当时，他在研究法螺的肺循环结构，被砍掉脑袋的法螺被放在桌子上；把尾巴去掉，并且把外壳揭掉的时候，霍尔发现法螺还能移动，却扭曲成各种形状了。他没有碰法螺的肌肉或者肌肉神经；为什么还能动弹呢·也许相同的现象也有很多人看到过，但霍尔是第一个锲而不舍的刨根问底的人；有一次他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找出原因，不能弄明白怎么回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对这个课题的关注几乎没有停止过，据估计，为了研究这个课题，他用来做实验和化学研究的时间不下25000个小时。同时，他还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司职圣·托马斯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讲师。人们也许无法相信，他提交给皇家学会的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被拒绝了。17年之后，论文才被接受，那时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已经被国内外的科学界人士肯定了。
威廉姆·赫歇尔先生的一生则是另一个例子，他在另外一个科学领域钻研，他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意志的巨大力量。他的父亲是一位穷酸的德国音乐家，他的四个兄弟都在父亲的影响下走入了音乐这一行。
赫歇尔到英国寻求发展，加入了达拉漠民兵乐团，在那里吹双簧管。军团位于唐开斯特，在那里，赫歇尔第一次认识了米勒医生，米勒医生听过他的小提琴独奏，非常赞赏他的才华。米勒和年轻的赫歇尔交谈了一会儿，并且非常喜欢他，他极力建议赫歇尔离开军队，到他的家里住一些时间。赫歇尔答应了，在唐开斯特的时候，他主要从事在音乐会上的小提琴演奏；空闲时间，他还可以在米勒医生家的图书馆看书学习。哈利法克斯教区教堂新建了一个管风琴乐队，教堂公开招聘一名管风琴演奏家，赫歇尔参加了应聘，并且被录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