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的最后一期，对于学生来说，就意味着是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按照政策的说法，每一届的学生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读高中，另一种选择就是读中专。考上中专是国家包安排工作的，正好还可以赶上最后一次国家的福利。
要么就选择读高中，然后考大学。当然，考上大学也是包分配工作的。
无论是农家的孩子或者父母，都有这样的期盼，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中专，这样就不用再回到家里过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当某村有人考上了中专，就如“范进中举”一样，一定要放鞭炮庆祝，或者请上一顿酒席。
也有不让自己的子女读中专的，一般也有两种，要么就是学习成绩非常拔尖，对高考期望更多，要么就是家财丰厚，一届考不上，再复读几届，总是能考上的。因为考上大学，比考上中专，分配的工作待遇是不一样。
八九十年代，能考上大学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谁家的孩子要是考上了大学，全乡皆知，甚至于全县皆知。如果是重点本科，至少还要请上村里的电影放映队来放上几场电影，以示庆祝。
于是父母就常常会引用为典型案例来说教育自己的孩子，看看，谁家的孩子那么争气，考上了某某学校，看你这样子，成绩这么差，你以后怎么办？
虽然说父母是操尽了心，但是对这群无知少年来说，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该玩的就玩，该上课的就上好课，至于违反学校的规矩敢胡作非为还是不太多。
不过还是有件事情给爆发了。
那天学校有节体育课，到了初三体育课基本上不上体育，只是形式上做下体操，然后就是自由活动。吴永军不知道从那里搞了一副扑克出来，于是叫上了吴时杰、谢东东三个人一起去后山打牌。
这乡镇的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后面就是一片大山，随便找棵树荫底下，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事情被谁告发了，于是报告了班主任，而班主任正好又是吴家村的。初三毕业生，还在学校打牌，这还得了。
吴时杰和和吴永军不知道要怎么办，只知道事情搞麻烦了，吴永军说：“要不我们先躲一下吧，先不去学校露面，反正也就要毕业，应该也没有什么事情。”
打牌是吴永军提出来的，按道理说，他是首犯，如果要处罚，他最严重。
谢东东胆子大一些，说：“大不了罚跪吧！怕什么”。
吴时杰觉得还是吴永军的方案好，先躲上一躲，看看再说。
罚跪这种惩罚，吴时杰只试过一次，就是跪在地上，但是对吴永军而言，是尝试过好几重境界的。学校校主任姓王，叫王坚，学生们都叫他王老虎，人长得牛高马大，一米八零的身材，一副瘦削的脸，他不但发明到了罚跪，还发明了一种叫做“挂腊肠”的方式，就是脚朝天、头顶地，贴着墙壁，不能掉下来。
吴时杰担心的是，在校三年，一年是好孩子，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这次一犯，就是大错误，学校会不会把自己开除了，还有最怕自己的父亲知道。
吴时杰的父亲，叫做吴仲书，是个五十年代的老农民，没有读到书，没有读书的原因不是人傻读不进，而是不让读。吴仲书的家庭往上只要数一代意味着很多的福利是没有的。
吴仲书原本是五兄妹，但是前头一个姐姐和哥哥都没有养活，死了，吴仲书就成了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而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吴时杰的祖父又长年在外面工作，这样家里只有吴仲书和老娘在家，弟弟妹妹年纪小，干不动活，村里的人就会有嘲讽说：“不干活，白拿工分，谁养活你们。”
吴仲书一怒之下，十六岁就挑起这个家庭的担子。
吴仲书跟人学了木匠，那时没有机械自动化，学木匠全是力气活，对于农村人来说，力气不是问题，吴仲书几十斤的斧头拿在手里，抡得满飞。
有一次在暑假，正好是农村的双抢季节，吴时杰猫在家里不想去干活，吴仲书一生气，直接一耳光把吴时杰打在房墙上，吴时杰只觉得咕咚一声响，就倒在地上，爬起来发现脸上全是血。
所以吴时杰一想到吴仲书那双粗糙的手，就心里发自内心的害怕。
当吴时杰一听吴永军说，先躲一躲，是完全赞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