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晕车”、“晕机”、“晕船”，但是“晕楼梯”应该是第一次听说吧？关于我晕楼梯这件事情，要从我初中的时候开始说起。
初中的某个秋日里和朋友逛街走在去往县城步行街的石阶上。县城沿河而立，一条浩浩的乌江从城市中间穿流（“穿流”不是“川流”）而过，县城的街道狭小，楼房顺着山势而建，我们所走的那条石阶路，就是顺着山势修建的——从高于江水平面大约30米高的地方到山腰以上的居民区，阶梯步数很多，也很陡。就在我和朋友聊着当晚的月色和城里的夜景时，旁边一个陌生人突然脚底打滑，他伸出手拉了我的手臂，差一点把我带着摔了下去。尽管最后由于我定力很好，临时抓住旁边的扶栏，两个人都相安无事，但是从此以后，下楼梯（台阶）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极大的挑战。我晕楼梯了！
特别让我觉得庆幸的事情，是上大学以前，我的教室一直在一楼或者二楼，中学时代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在外租房，所以没有很多面临走特别多台阶的楼梯。高中那会儿，去往学校食堂的路上有一节拱形的弯弯的石桥，那是去食堂的必经之路，为了少走台阶，很多时候我把午饭都免了，啃着自己早上就准备好的面包或者泡面。
真正击溃我对楼梯的恐惧防线得是两年前我上了大学，由于学校的教学安排，我们专业的数门课被安排在有着12楼层的“特教大楼”，我们班所用的教室全是在11楼。因为学生人数太多，电梯设备远远不够用，所以我每天至少要从11楼走到一楼大厅一次。最让我庆幸的是大一那会儿，我们在“特教大楼”的课程要么是安排在上午最后一节课，要么是下午最后一节课，再或者就是那节课过后没有课，这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慢慢从十一楼挪下一楼。别人从11楼走到一楼正常速度只需要10分钟左右，我从11楼到一楼，通常要花30分钟左右。
可能有人会问，有那么多时间，你为什么不等电梯呢？因为我不希望对楼梯的恐惧会成为我生活里的一个阻碍，并且我也不敢保证接下来我的人生里都这么顺遂，能让我有电梯可乘，或者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走下那么高的楼梯。所以我必须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必须让自己敢去踏出第一步和后面的无数步。
果然大学一年半下来，在光线正常的情况下，我也能和其他的同学一样自由自在地下楼梯了，有时候甚至可以蹦跶跑跳着下楼几步。大二寒假放假回家，新冠状病毒突然袭击了我的祖国，于是大二上半学期的寒假被无限延长，大二下半学期的开学遥遥无期直至最后无法开学。祖国的所有生产从“暂停键”到“恢复键”，一切都在欣欣向荣起来，而我的“楼梯恐惧症”却在这场“疫情隔离期”里慢慢回到之前的巅峰。
真正确认这件事情是在2020年7月2号那天。中午在二楼写完作业的我和往常一样下楼去做饭吃，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脑袋发晕、眼睛昏花、犯恶心、两腿发软、身上冒冷汗。当时我以为是因为没有吃早餐加之我有点贫血的缘故身体有些不适，可是我明明清晰地记得那就是以前严重晕楼梯的症状。那天晚上，我认真回想，又反复走了几次楼梯后，确认了这个事实。我又开始担心，我会死于一场意外，死于楼梯踩空……
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七月三十一号那天。下午帮邻里妹妹检查完高考志愿后送她出门，回来的路上碰到我妈妈的外祖母，我们这儿的方言称谓我应当称她为“老伽”。那天是她的八十岁生日，她的女儿们大清早便回来给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那里的习俗是上了年纪的人生日，会做好吃的邀请周围邻居去吃饭。于是老伽见到我的时候非得拉着我让我去吃饭，我回家把放在一楼大厅里的电脑拿去二楼锁好门，把钥匙放回一楼的稳妥处就去他们家吃饭。吃完饭回来去喂了鸭子，于是拿着我的课本，关了一楼大厅的灯打算上二楼学习，等我到了二楼客厅门口才想起门锁了，于是又折回一楼去拿钥匙。楼梯间的声控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坏的，一直没修，下楼的时候我用手机照明，一步一步往下挪。到了最后一步，我愈加小心翼翼紧张起来，然而突然就摔倒了。
当时我的手机拿着课本和手机，都没来得及伸手去扶一下什么东西，也摔得很突然，我倒在楼梯口那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我听到屋外传来妈妈和邻居打招呼的说笑声，可是我怎么也发不出呼救声来，于是我颤抖着手拨打了妈妈的电话，我听到她的电话铃声在屋外响起，但我怎么也说不出话。我环看了黑黑的屋子一圈，铆足了劲儿大声喊“妈，我摔倒了，你快来看看我……”于是，一向坚强的要死的我哭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