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洛赫对我产生影响的五年半时间里，我逐渐明白了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它对一切生命具有深刻的威胁，那就是：通畅的呼吸。呼吸是真正的、主要的意义所在，布洛赫借此接受周围的世界。如果说其他人必须无休止地观看或者倾听，只有深夜的睡眠才能使他们从中解脱的话，那么，布洛赫则无休止地听任自己无法停止的呼吸的摆布，并试图通过我称之为他呼吸的标点符号——那刚好能感知到的“咕噜”声——来将之划成段落。我很快清楚，布洛赫没有能力摆脱任何人。我从没有在他那里听到一个“不”字。写下一个“不”字，对他来说要容易得多，如果这个“不”的所指对象不在他面前，不把自己的呼吸传送给他的话。
大街上的陌生人和他攀谈、揽住他的胳膊的话，他也会顺从地跟这人走。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一幕，但我可以想象得出，并且从心里问，他会跟着这样一个陌生人走到哪里：一直跟到由该陌生人的呼吸充斥的空间。通常称之为好奇心的东西，在他那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可以称之为好奇呼吸。区分各种不同氛围，其所具有的独特性，是一般人不去想的事。从他身上我那时明白了一点，就是你可以活上一辈子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一个呼吸着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捕获布洛赫。他这等年纪的人，阅历丰富，天晓得经历了多少世事沧桑，但其任人摆布的天性也是惊人的。每一次会晤对他都是一个危险，因为他不会回避。为了回避，他需要有人已经在其他地方守候着他。
他搭建了一些据点，分布在整个城市，有些还相距甚远。他每到一处，比如到了薇莎住的费迪南德大街，就会立即走到电话机旁，给艾阿·阿勒什打电话。“我在卡内蒂家，”他说，“我马上就过来。”他知道，已经有人在那里等他了，于是为自己的迟到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表面上看，这就是他打电话的动机，当然也是为艾阿的敌意所迫。他不仅给艾阿打电话——即使他刚离开她那里，并且她很清楚他要去谁那里，他还会问刚把他迎进屋的薇莎：“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这时他会打电话给另一个人，告诉他自己现在何处。他的电话总是打给正在等候他的人。由于他必须为他不变的迟到道歉，这似乎又成了很自然的事。事实上，他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办到自己的事，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为自己从一个人这里走到另一个人那里扫清障碍，为别人忙不迭地挽留他埋下伏笔。任何突袭，就连抓捕也阻止不了他。
如果偶然在大街上遇见他，会见到他在匆忙赶路，这其实是他自我保护的唯一方式。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虽然不是见面的问候语，但口气和蔼可亲——“我有急事”。他双臂舞动，那被修剪过的翅膀扇动着，仿佛要飞起来，但挥舞不了几下，就又耷拉下来。这时我就会为他难过。我会想：“这个可怜的人，多可惜，他不会飞！他得一直这么奔跑！”他处在双重的逃遁之中：他必须逃脱刚刚和他在一起的人，因为有其他人在等着他；又必须逃脱在路上可能遇见并耽搁他时间的所有人。他从街上消失以后，有时我会回过头去看看：他的披风像翅膀在风中舞动。他走路的样子看似很快，其实不然，鸟一样的脑袋和披风合成一幅受阻的飞行图景，而这飞行的样子一点也不让人觉得不体面或者恶心，它已经成为自然的、根深蒂固的前进方式。
我一开始就谈到了布洛赫身上有与我认识的所有人的无可比拟之处，因为除却决定他的外表和他的生理反应的神秘呼吸过程外，你可以同他交谈。这些交谈让你回味，并且常常想将它们继续下去。我对他抱有不尽的崇敬和兴趣，观点、信念、打算暴风雨般地砸向他，但无论我说了什么，也无论我在他那儿做了什么，最初那持续两个多小时的《婚礼》朗读留给他的深刻印象，是无法消去的。其后几年间，他对我说过的所有话，都与此紧密相连。不过，他太仁慈了，并没有让我察觉出来。他从不说让我能从中悟出我让他感到不舒服的话。
《婚礼》中的那所房子倾覆，所有的人也都走向毁灭。他很清楚这个剧本灌注给我的这种绝望。在那种岁月，这种绝望是许多人共有的，也是他的绝望。以不留情面的方式表现这种绝望，让他感到不安，仿佛我就是那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之物的一部分。我不认为他就此得出了结论。他比我早认识卡尔·克劳斯，因为他年长我十九岁；而克劳斯的风格真不知要比我激进多少，并且还对他具有重要意义。克劳斯的名字在我们的交谈中大概很少出现，但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他总是满怀敬意。那时，我从没有在克劳斯的哪次作品朗读会上见过布洛赫。像他那种形状脑袋的人，我是不会注意不到的。也许他是在回避作品朗读会。自从潜心于自己的创作以后，也许他不能再承受作品朗读会场那令人窒息的气氛。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应该厌恶同《婚礼》这样的作品接触，因为《婚礼》的基调，是对世界末日的恐慌，它与克劳斯是相似的。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我永远不能确定布洛赫的隐秘拒斥是基于什么之上，也许是我对他的追随太热烈，导致他试图摆脱这种追随，一如他试图摆脱任何追随一样。
我与他的最初几次交谈，是在“博物馆”咖啡店进行的，时间是中午时分。同我一样，他也不习惯就着咖啡吃点什么。这几次交谈的气氛是兴高采烈的，他也是投入的（他的沉默是后来才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的）。每次交谈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每当交谈进入兴趣盎然阶段，让人想不顾一切地聊下去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站起来，说：“我得去沙科瑟尔医生那儿了。”沙科瑟尔夫人是他的心理分析师，他做心理分析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因为他总是把我们的会面安排在他去那里之前，因此给我的感觉是，他每天都去做心理分析。这犹如给我当头一棒。我越是无拘无束，越是对他敞开心扉——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使我更加兴奋——他的回答越显示出他的兴趣，他越是对此穷追不舍，我感受到的伤口就越深，连沙科瑟尔这滑稽的名字都让我感到难堪。
这样的二人会谈，写出过《梦游者》这样作品的人，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热切渴望的人，作为二者中的一个，就这样站起来，话说到一半就打住，转身离去，就为了每天（我是这么认为的）去对一个叫沙科瑟尔的女心理分析师倾诉，我感到很吃惊，也为他感到难为情。我几乎不敢想象，他躺在那里的一张长沙发上，对她说出任何其他人都不会知晓，甚至他自己都不会写出来的东西。只有那些了解他的人，知道他的坐姿和倾听方式是严肃、高贵而优雅的人才能理解，他躺在那里，四周没有其他任何人，双眼盯着她的脸说话，是多么有辱他的尊严。
也许是布洛赫为了逃避我那潮水般涌向他的话语，这完全是可能的。他忍受不了与我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因此故意把我们的见面时间放在做心理分析之前。现在我是这么想的。
此外，他非常认同弗洛伊德。无论是严肃还是随意的交谈，他都毫无顾忌地使用弗洛伊德的那套术语。鉴于他饱览哲学方面的书籍，因此他这样的行为给我印象很深，虽然我觉得这么做是多么不合适，因为这表明，他将弗洛伊德与他非常仰慕的康德、斯宾诺莎和柏拉图相提并论。在当时的维也纳话中，已经成为空洞的日常用语的那些东西，他拿过来同无数世纪以来备受推崇并被他视为神圣的那些话一道使用。
我们认识才几周时间，布洛赫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莱奥波尔德城的国民大学作作品朗读。他说他自己已经在那里朗诵过几次，并很乐意把我介绍到那里去。我感到这一提议是对我莫大的尊敬，因此就接受了。主办者勋维泽博士将作品朗读安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号。在跨入一九三三年之前，我就把《康德着火了》的书稿给了布洛赫。几个星期以后，也就是一月的时候，他请我去他位于贡斯加街的家。
“您想借此说明什么呢？”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边说边很随意地指了指放在身旁桌子上的这部小说手稿。他这么一问，倒把我给问住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象其他任何问题，唯独没想到这个问题。怎么可能用几句话来概括一部小说所要表达的东西呢。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不清不楚的话。没有多少意义，但我总得说上几句，作为回答。他向我表示道歉，并收回他的提问。
“如果您知道这一点的话，您大概就不会写出这部小说了。是我的问题问得不好。”
他意识到我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因此，他试图通过排除那些不是该书写作意图的因素来慢慢圈定所指对象。
“您不至于为了写疯人的故事而写这本书吧？这肯定不是您最初的意图。您不至于计划塑造一个E.T.A.霍夫曼[16]或者E.A.坡[17]作品中的那种滑稽形象吧？”
在我否认了这一点之后，他表示赞同我的观点。我把话头扯到果戈理上去。因为他注意到了小说中人物的荒诞不经，所以我必须援引我真正的榜样。
“我所受的影响更多来自果戈理，那些人物形象应该都是些很极端的；尽可能做到登峰造极，既滑稽又可憎，从而使得滑稽和可憎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您令人感到害怕。您想让人害怕吗？”
“是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令人害怕。共同的语言已经没有了。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另一个人。我认为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理解他人。您的小说《胡格瑙》中的那些人，分别置身于不同的价值体系当中，以致他们相互不可能达成理解，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格瑙几乎就是我所指意义上的人物，虽然这并不表现在他使用的语言上，因为他还与他人进行交谈。但书的结尾有一份文书，是胡格瑙向寡妇埃施讨债的一封信，信中的措辞完全是他惯用的那套语言：彻头彻尾的商人用语。在这里，您将这个人物与小说中所有其他人物的区别推到了极致。这与我的构想完全吻合。我就是想永远这样处理事物，处理我小说的每一处、每一个人物。”
“那样就不再是真实的人了。那将成为某种抽象的东西。真实的人是多维度的。他们内心的感情是会自相矛盾、相互排斥的。撇开这些，能给出一幅真实的世界图画吗？难道可以把人扭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吗？”
“这些都是人物形象。人和人物形象不是一回事。长篇小说作为文学之一种，是以人物形象开始的。《堂·吉诃德》是第一部长篇小说。您怎么看待书中的主人公？您难道觉得这个形象不可信，就因为它太极端了？”
“那是另一个时代。在当时，在骑士小说流行的年代，这样的形象是可信的。今天我们对人的了解比以前多了许多。现代的心理学给了我们许多关于人的知识，对此我们不能置若罔闻。文学在精神上必须立于时代的高度。如果它滞后于它的时代，那它就成为一种媚俗的东西，服务于文学之外的某些目的，也就是说，一些不允许的目的。”
“这将意味着，堂·吉诃德对我们不再具有价值。对于我来说，这部小说不仅是第一部，而且仍然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我不认为书中缺少什么，其中不乏现代的认识。我甚至可以斗胆地说，小说避免了现代心理学的某些谬误。作者并没打算在其中对人进行研究，他不想把在某个人身上可能找到的一切都展示出来，而是创造某些轮廓清晰的单位，并让它们相互映衬。通过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将他对人的认识表达出来。”
“可这本书根本没有涉及今天困扰我们的许多东西。”
“当然不会涉及，当时没有的东西，是不可能提及的，但今天可以构思出新的人物形象来。如果有谁善于运用这些形象的话，就能够借助它们将今天困扰我们的东西表达出来。”
“艺术也必须有新的方法。在弗洛伊德和乔伊斯时代，不能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我也觉得，今天的小说应该是另一种样子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弗洛伊德和乔伊斯时代。这个时代的本质是另一种类型的，它只能通过新的人物形象来展示。人物形象之间的差异越大，他们越是被极端地刻画，那他们之间形成的张力就越大。要的正是这种张力，它令我们感到恐惧，我们把这种恐惧当成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张力服务于恐惧训练。在心理探寻中，我们也陷入这种恐惧，并确认恐惧是存在的，然后运用新的、或者至少看上去是新的手段，将我们从中解脱出来。”
“这不可能。有什么能将我们从这种恐惧中解脱出来呢？也许可以降低这种恐惧程度。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您在自己的小说以及《婚礼》剧本中所做的，是提升这种恐惧。您让人面对自己的丑陋，仿佛您想为此来惩罚他们。我清楚，您更深的意图是迫使他们回心转意。这令人想到布道，劝人进行忏悔。您没有以下地狱相威胁，而是将地狱展现在人的眼前，并且地狱就在此生中。您并没有客观地展示，从而使他们能真切地感知地狱，而是让人犹如置身其中，并因此感到诚惶诚恐。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恐惧，难道这是作家的任务？”
“您创作小说的方法是另一种类型的，您把它彻底地贯彻进了《胡格瑙》的结构中。您将不同的价值体系，善的和恶的，置于对立之中，从而使它们之间的区别愈加鲜明。紧贴胡格瑙的商业世界的，是救世军姑娘的宗教世界。您借此制造平衡，并消除您让胡格瑙这个人物形象制造出的恐惧。您的这个三部曲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它在我脑海中久久回荡，在我身上创造出许多空间，并都留存了下来。在阅读它们半年之后的今天，这些空间还仍然存在。可以毋庸置疑地说，您因此丰富并拓展了我。当然，您也让我获得了安宁。知识为人创造安宁。知识单单给人带来安宁，难道这就够了吗？”
“您主张强化不安，使之变为恐惧。可以肯定的是，在《婚礼》中您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紧随其后的只能是：摧毁与没落。这没落是您想要的吗？您想要的恰恰是它的反面，这是可以感知到的。您只要再做点什么，就可以给出一条出路。可您没有给出出路，在这两部作品中，《婚礼》以及这部小说中，都是生硬而冷酷地以毁坏告终。蕴含其中的某些不可调和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这难道是表明您已经不抱希望了？这难道意味着您自己找不到出路，或者说，您根本就不相信有出路？”
“如果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我不抱希望的话，那我就不可能再活下去了。不，我只是认为，我们知道得还太少。您喜欢援引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我觉得您对此引以为豪。可以说，您是在您的那个小圈子中，在维也纳社会的一个特殊领域中成长起来的。您对这种心理学怀有一种乡土情怀。也许您觉得，您自己也能发明它。无论它说了什么，您都能立即在自己身上找到印证。您根本不用去求证。在我看来，这种心理学恰恰是漏洞百出的。它研究的是一个个个体，在每一个具体的人那里，它也许能得出点什么，但对于群体，它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最重要的，恰恰是要对群体有所了解。因为，今天所有新兴的力量，都有意识地从中吸取养分。事实上，每一个觊觎政治权力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利用群体。只有那些认识到这种利用会直接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人，才不知道该怎样影响群体才能使他们不被人利用，从而给我们所有的人造成不幸。该探究的是群体行为的规律。这才是真正所需要的，这才是今天的首要任务，而这门科学现在还八字不见一撇。”
“不可能有这样的一门科学，因为一切都还不明朗、不确定。您正走在一条歧途上。您不可能为群体找到规律，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规律。您所花在上面的时间定会枉然无功。您已经几次对我说，要将其视作您的毕生任务，并下定决心，为此花上几年、几十年时间，必要的话，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这是浪费生命。您还是去写剧本吧。您是一位作家。您不可能献身于一门子虚乌有并且永远也不会成为学问的科学。”
此类谈话，凡涉及群体研究的话题，我们后来还进行过不止一次。布洛赫总是小心谨慎对待谈话的另一方，仿佛他若话说得太绝，会弄坏对方身上什么东西似的，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最关注的，总是对方的态度、对方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与他进行交谈，唇枪舌剑的场面其实极少出现。令人感觉受辱，他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他避免过分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如此一来，极少出现的几次针尖对麦芒的交谈就愈加显得难忘。他坚决反对我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在我给他看的手稿上，主人公叫康德。《康德着火了》这个书名也让他感到恼火，仿佛我想借此含沙射影地说明，哲学家康德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并在这部冷酷的书中被迫纵火。虽然他没有直接这么说，但使用这个他无限敬仰的名字，在他看来显然是不行的。因此，他给我提出的第一个修改建议就是“您得把名字改掉”，而且坚持不妥协让步。每次我见到他，他几乎都会问：“您已经把名字改了吗？”
我对他解释说：人名和书名只是临时性的，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做出了决定，一旦正式出版，就更改书名和人名。这个解释还是不能令他满意，他接着不满地说：“为什么就不能马上更改呢？您最好还是在手稿上就把它们给改了。”我的内心开始抗拒，这话听起来像一道命令，而发号施令与之是完全不相符的。即使我原先的书名只是临时性的，我也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它。我让书稿中的一切保持原封不动，等待着没有压力、我自愿改动它的那一刻到来。
布洛赫坚持的第二点，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那就是：不可能有群体心理学。他的观点丝毫也不能打动我，无论他作为作家、作为人多么令我敬佩，也无论我多么渴望他的青睐，虽然我的渴望是徒劳无功的。但是，我连做梦都不会承认，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正相反，我试图让他相信，研究群体心理可能会得到全新的东西，可能会找到别人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些互联关系，虽然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对此他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不过，大部分时候他都微笑着听我说话。我一旦抨击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好像就生气。一次，我想使他明白，必须区别对待恐惧和群体逃亡。因为，恐惧虽然使群体真正崩溃，但逃离的群体并没有各奔东西，他们仍然聚在一起，在逃亡过程中产生的群体感充盈他们的内心。从牲畜群的例子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您是怎么知道的？”他听我说完后问，“您是逃亡畜群中的一头羚羊？”
反之，只要我说到某个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例如“象征”一词，他就会竖起耳朵。当我使用“群体象征”一词时，他让我把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详细说给他听。当时，我对火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些思考，而他又同每一个维也纳人一样，每次听到“火”这个词，就会立即想起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十五日[18]。所以，他思考着我就此所说的话，有时还会回到这事上来。但真正令他满意的，是我就大海和水滴相分离后所说的一番话。我对他说，我觉得自己手上的每一滴水珠都像某些值得同情的东西，因为它同自己所隶属的那个庞大整体分离了。我使用的那些与宗教感情相近的词语，特别是我在表达水滴的孤单时所使用的“同情”一词，吸引了他，于是他就习惯将我的群体计划与某些宗教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个意义上谈它。我视此为对我的构想的缩减，并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放弃与他就此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