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练达，浑厚温和，是讲处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待人接物既要有正派方严、宽厚平和的涵养，又要有精明练达、灵活圆通的智慧。这就是古人说的“方其中，圆其外”、方圆结合的处人原则。一个人既能持身方正，又能灵活圆通地对待他人，才能正确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只有方正的原则性，没有圆通的灵活性，就不能团结、影响多数人，使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复杂化。
石涛《画语》说：“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经和法是行事应该遵循的原则、法则，权和变是执行原则、法则的时候，要根据情况灵活变通和变化。这些虽然是针对绘画说的，也适用于做其他工作。
社会是复杂的，我们接触的人形形色色，贤愚不等，性格各异。只有冷静的思考，机敏的警觉，洞察世态人情的智慧，随机的变能，才能从容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
《吕氏春秋》中也说过为政治国要因时而变的道理，治理国家要有法度，又不能死守法度，时代变了，法度也要变化。就像医生治病一样，病者万变，药方也应该万变。书中讲了三个故事说明这个道理：
第一个故事：楚国人想渡过水打宋国，先派人设置渡河的标记。水突然暴涨，楚国人不知道，仍按之前设置的标志在夜里渡河，结果淹死一千多人。如果水不涨，他们是可以按照标志顺利渡河的；现在水涨了，他们还是按原来设置的标志渡河，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第二个故事：有个渡江的楚国人，他的一把剑从船上掉到水里，立即在船边刻个记号，说：“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等船停下以后，他就从刻记号的地方下水找剑，不知道船已移动了，而掉下水的剑是不动的。这种“刻舟求剑”的行为的确愚蠢可笑。
第三个故事：一个人要把一个小孩扔到江里去，小孩吓得哭起来。旁边的人问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他不知道父亲善于游泳、小孩却不一定善于游泳的道理，因此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来。
做任何事情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修改行动的计划和方案，否则就会干出像“楚人渡江”、“刻舟求剑”那样的蠢事。在人生道路上，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变和严重的困难。这是对一个人的素质的严峻考验。有的人镇定从容，处变不惊，可以找到应对的妥善办法，从而克服困难，达到胜利的彼岸；有的人则惊慌失措，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结果只能是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秦末汉初的叔孙通，可算是一个懂得待时而动的聪明人。他原来是秦王朝的待诏博士，后来带一百个门生投靠刘邦，刘邦不喜欢儒生，他专门推荐“斩将搴旗之士”。他的弟子很有怨言。他对弟子们说：“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你们能参加战斗吗？你们耐心等着，我不会忘记你们。”刘邦即帝位以后，废除秦时仪法，结果“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很恼火。叔孙通看准这个机会，向刘邦建议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他邀请鲁国的儒生和他们的弟子共百余人操演皇帝上朝的礼仪。后来正式按这套礼仪举行朝典，没有人再敢喧哗失礼。刘邦非常高兴，说：“吾乃今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五百金。叔孙通又趁机对刘邦说：“我的弟子跟随我很久了，这次和我一起制订、操演上朝的礼仪，希望陛下能重用他们。”结果，他的弟子都得到了“郎”的职位。叔孙通把刘邦赏的五百金也分给众弟子，弟子们皆大欢喜，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的行为曾受到一些儒生的批评，的确他为人处世的确有逢迎讨好的庸俗作风。比如他为了讨好刘邦，脱下儒服，换上短装。但他能够识时务，待机而动，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司马迁也称赞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只是能够意识到时局的变化还不够，还要懂得采取相应的行动。有时会出现有利的时势、环境和条件，人们只要善于利用，就能取得成功；有时只能看到时势变化的趋势，但没有提供现成的有利条件和机会，这时就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趋势，创造成功的条件和机会，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应付时势，坐待时机。只有这样可以做到因时而动、晓以变通的人，才有可能在复杂的社会中取得应有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