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一时期,安妮·弗兰克庆祝了她的13岁生日。她很喜欢任丁丁,想要她的朋友在生日聚会上看一部任丁丁拍摄的电影。她的父母设法找到了老任丁丁最早的作品之一——《海边的灯塔》的副本,在家里给安妮和她的朋友们播放。在日记中,安妮写到,任丁丁的电影在她的同学中“一炮走红”。她经常想着它。就在她生日前几天,她写道:“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我在想要是我能有一只像任丁丁那样的狗该有多好。我也会给它取名叫任丁丁。我要带它跟我一起去上学,它可以待在管理员的屋里或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待在车棚里。”
希特勒很关心动物和动物福利问题。“第三帝国,”他曾经宣布说,“容不下对动物的残忍行为。”纳粹党最早制定的一些法律是用来保护动物的,触犯这些法律的人会被送到集中营。活体解剖、断尾和阉割都是明令禁止的。打猎和给马匹上马蹄铁也受到一定限制。在龙虾和螃蟹还活着的时候用沸水进行烹饪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兽医在纳粹党中享有最高的地位。尽管德国没有野生狼群,但狼群还是受到严厉保护。那些因举报邻居是可疑的非雅利安人而受到嘉奖的学校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接受有关动物福利的课程教育。1933年,扩大的《帝国动物保护法案》禁止人们在电影拍摄中使用动物。
想想希特勒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就会觉得他对动物的关爱似乎很反常。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反常:他是那样喜欢布隆迪,所以将自己用于自杀的药片在它身上进行试验,当然,看见它死了自己也相当惊恐。那么他对动物的这种关爱要怎么解释呢?有些法律,比如那些禁止犹太人进行屠宰或禁止他们养宠物的法律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有利于更进一步达到其宗教迫害的目的。对活体解剖的限制可能是为了妨碍犹太科学家的研究。但纳粹分子对自然和自然秩序的尊敬绝不仅仅是为了实行其反犹太人进攻这么简单。这种像异教徒一般对自然的敬仰是一种不变的力量,位于纳粹信仰体系的核心。自然,因为其弱肉强食这一不可打破的机制和无情的等级排列而被纳粹分子当作自己世界观的模型和正当理由。因此,自然和动物应该受到尊敬,得到保护。雅利安人将他们自己视为捕食者,而世界其他民族都是猎物。因此,他们有理由说自己的行为是遵循自然法则的。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打破文明,相反,他们重建了文明,让其以一种更加有机的方式排列,而这种文明建立的基础是雅利安人对全世界的至上统治。
纳粹分子还利用他们对动物的关注来进一步羞辱他们的受害者。通过提高动物在自然顺序中的地位,并通过法律来保障它们的舒适与安危。他们实际上是间接贬低了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所有非雅利安人,将他们看作和龙虾一样的只有感觉的生物;他们可以把犹太人关在煤气房里,但人们却不能在沸水中煮龙虾。
这种怪诞的矛盾在“安哥拉工程”中反映出来,这是一个一个在奥斯维辛、达彻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中由党卫军(SS)举办的兔子流血活动。这个活动是由一个囚犯发起的,那些兔子被关在华丽的兔笼里,人们毫不节制地给它们喂食物,把它们的毛修剪好,作为德国空军飞行员冬天的绝缘夹克。但是党卫军的主席海因西里·希姆莱是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他留着一个笔记本,其中记录了这次活动的情况。他说这些兔子还有其他的用途。他想要那些饥饿的囚犯在为动物准备食物和清理笼子的时候记住,在纳粹给世界的排序中他们的价值还不如动物,他们应得的尊重和享有的权利也不及动物。
任何一个爱动物的人无疑应该是好人——或者反过来说,至少,任何一个故意伤害动物的人都不是一个好人。不幸的是,纳粹分子和动物的关系彻底粉碎了这种观念。我最近才刚刚揭开我家庭一段历史的面纱——我检查了那些没有回答的问题和怪异的鸿沟,开始探寻我们家族亲戚比较少这一奇怪现象,以及我祖父母拒绝参观他们的家乡匈牙利的原因。我的祖父母都来自富裕且经过同化的犹太家庭,20世纪20年代,在他们觉得方便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上好的瓷器、银器和他们最喜欢的油画离开了匈牙利,起先定居在墨西哥,后来又搬到了美国。他们经常给我讲他们早些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里还有那些我从未见过的兄弟姐妹和表亲。每次我问他们这个或那个亲戚现在住在哪儿,故事便戛然而止,他们会把我撵走,让我去吃点零食或是在院子里玩一会儿。最后,我把这些幻影都忘了,这些曾被提起但在故事中一闪而过的幻影,就像是导演用钩子钩着的演员突然蹦出舞台又被拽了回去。
现在想要向我的祖父了解更多的事情已经太晚了,我了解到这些兄弟姐妹、父母亲和表亲们,这些在过去的故事里无足轻重的角色,都死在了集中营。导演的钩子钩着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就把他们清出了历史舞台,而当时他们可能还觉得自己比导演技高一筹。我意识到要是我的祖父回到匈牙利,他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家乡,没有了家人,也没有了朋友。
“一战”当中的英雄狗——凡尔登的撒坦、加里波利的莱格斯、信使麦克和英雄邋遢,让人们了解到狗在战争中能够有多大的功用。但美国军方并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及时建立自己的军犬部队。二战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太多关注。当时美国有130万到150万只狗,但美国整个军犬部队只有驻守在阿拉斯加的50只哈士奇。但参战后不久,军方宣布他们想要尽快让30万只狗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接受训练。这些狗中大部分是由市民捐赠的,要一下找来这么多成年的狗也别无他法。如果一切顺利,这些狗将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回家。
将犬类用于国防的想法以及有组织地进行犬类收集的人是一个来自纽约的由专业养狗者和犬类训练者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由阿林·厄兰格领导。阿林是狮子狗俱乐部霹雳考克的拥有者。该组织在得到美国养狗爱好者俱乐部的支持并与军需处——军队中负责动物和装备的一个部门,签订协议之后,就开始了他们将美国的宠物犬与他们的主人分离的行动。
与伊莲娜·沃克一样,厄兰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纽约主妇,每天 监督女仆和司机就是她的工作。但她是个实用主义者,也有很强的上进心。“一战”期间她试图说服美国军方建立一支军犬部队但没有成功,她决定不再错过二战的机会,一定要让军犬在美军作战中派上用场。珍珠港事件之后,她对《纽约太阳报》的一个记者说:“犬类必须在战争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国军队已经在战争中使用军犬很多年了,但我们至今还没有。想想军犬能为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吧!”
我在一张照片中看到了厄兰格,她坐在军需处将军埃蒙德·格里高利旁边。格里高利将军穿着一身挂满勋章的制服,厄兰格穿着一件海军蓝外套,戴着白手套和一顶筒状女帽,肩上还挂着一件南美栗鼠的毛皮。她看上去像是正要去一个乡村俱乐部的午餐会,但事实上她是在与格里高利交接几百只警犬的看护权。她刚刚成功地为军犬部募捐到这些狗。在组织了这个犬类收集小队之后,厄兰格并没有回归到之前的郊区生活去休整自己。战争期间,她为美军写了名为《军犬技术指南10-396》的技术指南,其中有标准的训练规则,后来她又被聘请为军需处将军的特别顾问,为军需处提供训练小报和电影。
在战争早期,德国潜艇开始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出没。有人担心间谍和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已经潜入美国,因此,军犬部军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卫国家机场、军事设施和公共设施。美国军方呼吁人们捐赠年龄在一到五岁之间的狗,身高要在18英寸以上,不要“脾气暴躁但很害羞或是吵闹又害羞的那种”,可以是纯种的,也可以是杂种的,只要符合其他标准就行。
军犬部号召捐献犬类的广告随处可见,比如在电影院的新闻短片中、报纸或杂志上。其中一则由珀利纳狗食公司赞助的广告里有一幅画面是一个战士身边站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背景是六个战士排成一列,扛着来复枪行进。标题是这样的:“乔和牧羊犬接替了其他六名战士——他们可以去执行其他任务!”这则广告阐明了狗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国内外的事实证明一只训练有素的狗在夜间站岗的敏感程度相当于六名战士。这是美国军方现在征召犬类来执行战争任务的一大原因——这是为什么军需处将军埃德蒙·B·格里高利预测我们需要几千只军犬!我们现在急需志愿犬!”
几个月之内美国人向军犬部捐献了19000只狗,这些狗把弗吉尼亚州、内布拉斯加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军犬接收处训练中心的狗窝都占满了。其中有杰克,它是一只三岁大的比利时牧羊犬,是纽约花环公园的约瑟夫·费尔哈咯捐赠的;还有被送往海军部队服役的壮汉,它是一只德国短毛猎犬,它的主人是芝加哥的沃尔特·迪平先生;还有薯条,它是一只德国牧羊犬,最后它因“完全不顾及生命危险”炸毁了一个在西西里的敌人的碉堡而获得卓越勋章,它的主人是纽约普莱森特维尔的爱德华·雷恩女士;猫头鹰是长岛J·F·班扬先生的家庭宠物,它被子弹击中之后仍在关岛执行了三天任务。其他还有女演员格里尔·加森的狮子狗,玛丽·皮克福德的德国牧羊犬,鲁迪·瓦利的短毛猎犬和小提琴家杰斯卡·海菲茨的大丹狗。就连李也捐赠了一只狗——楚来恩·冯·庞德维尔,它是任丁丁三代的妈妈,最后在南太平洋的一次行动中被杀。
因为大多数狗都被捐给了军犬部,国内的场地测试和狗展顿时便消退下去。1942年《纽约时报》的犬类专栏有这样一个标题内容:“军犬部征召新犬——因为军犬在前线的价值,军犬招收还将继续——萨福克郡养狗爱好者俱乐部票决放弃亨廷顿狗展。”当时包括威斯敏斯特养狗爱好者俱乐部举办的狗展在内的很多展览都因国防需要而停止。
如果你把自己的宠物捐给军犬部,你将收到一张写着如下文字的卡片:
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你的狗,名叫——,编号——,品种——,已经完好无损地抵达车站。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你的狗对严酷的军事训练的适应能力。当然,你会明白如果我们不在此提供更多信息,将会有利于军事保密处的利益。感谢您在国家危难之时慷慨相助。我是(指挥官的签名)。
有一半被捐出的狗都因为没能通过体格训练或因为体形过小、过于紧张而在几周之内回到它们主人的身边。剩下的狗接受了为期八周的顺从性训练,在用填充物做成的希特勒和日本天皇身上进行攻击性训练。刚开始这些狗的进展令人失望。领导这一训练的训练者和老师们尽管作了很多次示范,但还是没有教会那些狗该怎样进攻一个潜入者或如何发现地雷。训练仍是漫无目的,而且军方也没有完全介入。军犬部是一个民间组织,美国军方甚至都没有将这支军犬部队纳入到他们的正规军当中。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战争秘书处正式在军需处的管辖范围内建立起军犬工程,而且有了阿林·厄兰格的训练手册,军犬部队开始走上正轨。
那些将自己的狗捐出的家庭很快便收到军需部各种各样的来信、圣诞卡以及他们宠物的生日卡。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来信是直接写给军需处主管的,信中询问这只或那只狗表现如何,如船长是否通过了基础训练,托尔是否学会了观测飞机和传递信息,黄毛、好运、淘气或凯笔是否吃胖了。开始主管会尽量回复每一封信,但随着狗越来越多,大量信件已经无法处理,所有的问题都交由战争部的写手用感谢信的方式进行回复。
在前线用军犬的战士会偶尔给狗的主人写信,特别是有坏消息的时候。第一只在战争中牺牲的狗是罗洛,它是一只短毛猎犬,是在所罗门岛上被机枪火力击中的。后来还有更多的牺牲者。“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最坏的消息,”一个名叫盖伊·沃奇斯赖特的海军在给华盛顿的里奇菲尔德的里昂·雷蒙德夫妇的关于他们的狗图比的信中这样写道,“图比在8月31日晚被枪杀。它消灭了八个日本人,值得表扬。它始终像一名真正的海军那样,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呜咽。子弹穿过了它的心脏,它很快就走了。我们把它埋在海军墓地,和其他英雄埋在一起,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寄给你们一张墓地的照片。它的墓前有一个刻着它名字和头衔的十字架。它是个下士。”
“一战”期间政府没有号召市民捐出自己的狗。如果有的话,当时人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难以割舍。1917年的时候,狗只不过是地位稍高的家畜。通常它们都是被作为猎犬或者牧羊犬,所以把它们当作战士来训练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比如,在所有任迪早期的电影当中,人们将它塑造成一个伴侣,但它从来不是宠物,它很少待在房子里,它与主人的亲密关系更多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