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在访谈中说，他希望观众在《团长》里不光看到战争，而是看到有趣的故事，看到小人物也有自尊，看到信仰的交锋。
信仰的交锋？需要我们观众自己在脑内补充。
龙文章用“回家不积极，脑子有问题”，迅速收拢了溃兵。
他通灵，“中国鬼说，他们死于听天由命和漫不经心。”
龙文章说自己信奉“谨慎”，或者什么都不信。虞师一语道破：“你知道在缅甸一个人活不下去，所以拉上一群人。”
“我想让事情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同样的话，赤党“小书虫”激情澎湃地呼喊，却让龙文章感到羞腆，只能对“小书虫”饱以老拳。
“答案不该是个死啊……”在麦师傅洞悉了抗战艰辛，批评高层只顾着推诿和利益交换后，龙文章想给整个民族赎罪。
这个人物，就是专门来把一句句的醒世明言，拍在如孟烦了的我辈面前的哲人吧？
至于精锐们和炮灰们，他们只交流拳脚，不交流信仰。
龙文章说自己扛不住了，人人都信虞大铁血，信的人是有福的，但他不知道该信谁。
如果虞师象征某种信仰，那么他被扳倒了。信仰他的人不再信他。因为编剧嘲笑这种信仰的无能为力，所有人都该聚拢到龙团座的炮灰旗下。哪里有信仰的交锋？只看到信仰的自戕。
天降大神龙文章，既洞察一切又天赋异禀。所以，他是下凡的救世主。
有人说，允许艺术虚构，“龙文章”这个角色是个寓言，是批判国人皮袍下的“小”，是点醒国人的无动于衷，是振奋民族之心的。我倒觉得“龙文章”太玄幻，失真——他的语言是哲学家洞察先机式的，举止是行为艺术式的，军事素养是军迷论坛里开了外挂“万能男主角”式的，每一个元素都太后现代，与当时的历史严重脱节。不仅如此，龙文章和孟烦了海量的扯皮斗嘴充斥着伪命题的肥皂泡，连带着整个故事都缺乏应有的厚重。
“救世主”龙文章这种明显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角色设定，恰恰是国人“爱安逸”的懒惰思维体现，也恰恰是最不应该期待的。
——《兄弟连》还是《惩戒营》？
美国的兄弟连，带了豪华的装备补给空降到欧洲去扮演拯救者。已经是摧枯拉朽之势，市场花园行动还让破釜沉舟的德军痛揍一顿，连惨胜都不算。
与其说《我的团长我的团》在打造“中国式《兄弟连》”，还不如向俄罗斯的《惩戒营》靠拢。
二战之于我们，是抗日战争，之于苏俄，是卫国战争，背景和苦难都更相似。《惩戒营》讲战争，也讲人性，但不贫嘴。
何为惩戒营？苏联时期，刑事犯人和一些政治犯被允许以上前线的办法来“洗清对祖国犯下的罪行”，通常一般犯人去普通部队，重犯（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人）去惩戒营。苏军的另一个兵源是战俘，随着战争的进展，有相当数量的战俘被解救了出来，通常他们会被送入有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警察负责的“甄别营”以审查是否犯有诸如和敌人合作的罪行。
二○○四年，俄罗斯以此为题材拍了六集电视电影，描述了营中惩戒兵无名的战功和兄弟般的情谊，通过这些惩戒兵的悲壮命运，反映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最艰难时期的生活。这些受惩戒的官兵，胸前是德国纳粹的刺刀，背后是秘密警察的刑讯。某个士兵对战友说：“你见过这么坏的国家吗？折磨自己的人民。”
这些可怜虫，比《团长》的炮灰还炮灰。但他们不低迷，不贫嘴。要去打仗了，队伍走起来了，要唱歌鼓舞士气。有人嚎起下流小调，队伍里《神圣的战争》立刻压盖了那个小调，每个战士都在唱，像战士那样唱。这才是正义之师的精气神。
有趣的是，《惩戒营》和《团长》里都出现了宗教人士。《惩戒营》里有一个东正教神父，扛起枪来追随惩戒兵痛击德寇。《团长》里则有媒体人史航客串的法师和尚，作为赤色游击队一分子，在保护国军小分队撤退时高呼“统一战线万岁”，也算点睛之笔。
四、“贵族精神”，一去不复返
回到第一部分，关于虞啸卿和张立宪，以及他们身后的半壁江山。
虞啸卿这个角色，经由演员内敛深沉力压千钧的再次创作，内涵更加丰富。眼中时时流露出的坚毅、悲悯、隐忍、决然、无奈、担当，全部都是虞啸卿的一部分，是他铁血标签下的真实。
观众说，虞啸卿陷害了炮灰们。其实，是编剧“陷害”了虞啸卿。
为什么说虞师越来越像官僚唐基？这是文本中孟烦了和龙文章的不断暗示。其实，通过南天门一役，虞啸卿顶多在政治幼稚方面能够成熟一些。但成熟，却并非就要变成官僚。而且，不是让孟和龙耍嘴说几句“虞啸卿那娃越来越像唐基了”，他就真的“越来越像唐基了”，这样干瘪的三言两语远远不够。虞啸卿为什么越来越像唐基？台词编在那里，情感和细节却没有铺垫到那里，所以角色的转变很难让人信服。
那么，虞啸卿的是非善恶究竟如何化解？从媒体采访角色扮演者邢佳栋的言语中可得其精髓。“每个人生活中看到的事情，得出的结论和做出的评价，并不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评价为准，都认为自己的认识最正确，但其实不然。你的认识绝对不是事实的真相。任何东西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它就是好的，它跟环境有关，要是单纯拿出一个东西，没有好没有坏。就像太极。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把虞啸卿放在那样的境地，会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感受。……人无高下，无优劣之分，只是处在不同的境地之下。”谁又能比演员更理解这个角色呢？
还有张立宪。
才二十四岁的孟烦了不得不感叹：二十七岁的张立宪真年轻。导演也说，张立宪是年轻的，美好的，锋利的。年轻是因为心无杂质，是在对日寇的无数次搏杀中，仍坚信追随虞师能为吾土吾民收复失地，不抛弃不放弃。但是，无论电视剧还是原著，这个“小虞啸卿”的两个结局，都不该是他的得其所哉。
为什么？因为虞啸卿和张立宪，他们本该是优秀的象征，会走路的刀枪剑戟，以拯救国家为己任，为捍卫脚下的土地向死而生。有军人的表，有军人的里，是超越樊笼概念的纯粹战士。那种精神上的洁癖打造了稀缺的“贵族气质”。而虞师精锐体现出来的慷慨赴死马革裹尸，既是国士之遗风，也是当年“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内核。
由于编剧一贯关注小人物的视角，使原著弥漫着这样的情绪：龙文章、孟烦了对虞啸卿、张立宪其实是羡慕到嫉妒的，天然的差距永远横亘着。于是嘲讽：“去你大爷的虞师！去你大爷的精锐！”藏在主角龙、孟后面的编剧就行使霸权，无限拔高卑劣一族，剥夺了精锐们的道德、才华和功绩，再赋予小人物炮灰们。被抽空的精锐自然遭到了冷嘲热讽和无情戏弄。
《团长》一剧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以虞、张为代表的铁血军人之“贵族精神”被拉下神坛——看，你们崇拜的虞大铁血也就是尊泥胎，外强中干，刻薄寡恩，草菅人命，不过是个禄蠹；看，你们这些自恃精锐的半熟少年都是些冲动分子，随波逐流，固执己见，不能成器，只知道盲从。
于是，编剧巧妙地完成了乾坤大挪移，使精锐成了伪精英真炮灰，让炮灰成了伪炮灰真精英。观众的情绪就在编剧刻意扭曲的历史语境中有了憎恶的指向。只是这指向没有投到日本侵略者身上，而是投到象征远征军主体的虞师精锐身上。不能不说，这种误读是被诱导的，已经离“向远征军致敬”的主旨相去甚远。
也可能在当下，有太多的人不愿意承认世界上真有一种信仰是“完美的人以身作则体现出来的”，他们认为那叫“装”，认为“贵族精神”不合时宜滑稽可笑。在《团长》中，救世主不“装”，救世主已化身癫狂“妖孽”。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表达人民群众中的“卑微的个体”，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的闪光点”，当然值得肯定。只是，“不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不等于就得否认精英思想对社会的贡献。全面抗战的胜利，是来自各阶级各种人物的团结所致。”因此，尊崇“贵族精神”，绝不是要轻视草根和炮灰。再卑微的生命也有尊严，尊严属于每一个人。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所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都是崇高的，都会在我们后人心底留下一座碑。那些脚踏实地目标明确坚守信仰的人，那些无双国士，无论贵贱，都是民族的脊梁。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中国军人
2009年3月30日
刊于2009年7月《中外军事影视》
谍战就是无间道——《长江一号》
还是二〇〇八年底，在某地方台看到播《长江一号》，某个说着陕西话穿一色半新不旧的国军制服的大叔给穿黄皮的鬼子罗列“功绩”——杀了多少中国百姓，于是“俄老房（房近斋）请你吃戳豆腐！”黄皮鬼子就拖出去“被”戳豆腐，就是挨刺刀捅。这可不是那个特立独行的王劲哉将军吗？再一看，还有李解，还有孔琳，还有吴刚，绵里藏针的谍战戏，几个段落下来，感觉不错。
《长江一号》的蓝本是邹郎的谍战小说《死桥》，作者曾为成都的黄埔军校生，坚定的爱国青年。去台湾后以写作谋生，号称抗战小说之王。《死桥》多次被改变成电影和电视剧，李翰祥导演的一个电影版《扬子江风云》，又名《一寸山河一寸血》，还得了当年的金马奖。这个电影是不得见的。小说写的波谲云诡，又颇有些古旧的话本感，美人计苦肉计连环计将计就计，虽然没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却也是环环相扣，从一个牌桌，可窥一条大江。
《长江一号》相较《死桥》，来个乾坤大挪移，但大部分主要角色和情节，都能看出《死桥》的底子。原著最初围绕保护张特派员到湖北监利布置工作，《长江一号》里则是第六战区的情报处长冯唐驾临。后面策反伪军、炸古桥焦土抗战、孤身死间的英雄功亏一篑等等，都大同小异。原著是年轻的军统站长与投敌的汉奸情报队长相互利用，《长江一号》里倒把绝对打酱油的陪衬人——王劲哉（房近斋）的情报队长——去了男身，变作巾帼，跟两位黄埔同窗过招，三足鼎立。《死桥》原著站在国民党所谓正统立场，称“对抗中央，坚决抗日”的王劲哉一二八师为“叛军”，王的洪湖根据地只是作为背景存在，而且大会战之时，国军也果然隔岸观火，坐视一二八师殊死抵抗日军，最后王被叛徒出卖而被俘，与史实同。《长江一号》改动的，恰合我的口味，房师长的戏份大增，七十四军虎贲军也曾对叛逆的房近斋九一八师施以援手，联合抗日的桥段才令人血脉贲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