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夜晚大多是寂静的，星星静悄悄地挂在天空，月亮也是羞答答的默不出声，远处的山在夜色中黑坳坳的，偶尔传来一阵狗叫声，那是有人在路上走动，冷不丁地，也会传来哪家婴儿的哭声。如果是在夏季，能听到田间传来的蛙鸣声，一些不知名的虫子也会不停地叫唤着。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八点多一点，家里的广播也结束了，村人们洗洗脚，聊会天，九点左右就上床了，一来是第二天要早起，得早点休息，二来早点睡觉也可以省点灯火费。贫穷的生活，造成了村民们节约点滴、早睡早起的习惯。
那时候最好的文娱享受是看戏看电影。一般是大队出钱，村民免费看，一个个村子轮着放过去，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赶两场。那时候放电影都是露天的，有的在村头树下，有的就在晒谷场放。用竹杆扯起一块白色的银幕，早到的人以放映机为中心，占个好位子放几条板凳，小孩子翻来追去的玩着，迟到的就站在外围看。凡是方圆十里路范围内，我们都结伙走路赶着去看。最远的我们晚上曾经走过二十多里路，去镇上看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议论着朝鲜姑娘漂亮，社会主义好。
当时的电影大多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出的，黑白片头，一颗八一军徽发出万丈光芒。我总是整不明白，这么多的光芒是怎么放出来的。电影放映之前，大队干部会说几句话，或者播放一下通知，说几句村里的事。遇到好的电影，还要跑片，就是二个村子一个先放映，一个后放映，一本胶片放完了，就用自行车送到另一个村，接着放映。如果有时送胶片的人自行车掉链子了，骑在石头上戳破胎了，胶片接不上，那就得等着。有时候信息不灵，传说某村今晚有什么电影，赶到那儿却不放电影，这是常有的事，我们也根本不在乎。还总结了一句话，叫南征北战，走到回转。
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电影百看不厌，看过的电影看了又看，不会看腻，象《红灯记》、《地道战》、《地雷战》、《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南征北战》、《奇袭》、《闪闪的红星》等等电影，每本我起码都看过二十遍，有的台词我比电影上的演员还要记得熟，他刚说了第一句，我就可以竹筒倒豆似的说出下面的话。我和一群朋友最喜欢学日本鬼子的台词，“你的米西米西”，“你的死拉死拉”，“花姑娘的大大的有”，“你的，李向阳的干活？”呵呵，多好玩呀。一些演员的名字我们也记得很熟悉了，王心刚，孙道临，谢芳，达式常，陈述，刘江，项堃，王晓棠，田华等等。
有一次，相邻二十多里的一个外区村子有人来亲戚家报信，说是他们村里要放映外国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叫《地下游击队》，请亲戚去看。外国电影那时还不多，一听这电影名是打仗的，我们很有兴趣，我们一伙相约着，早早地吃了晚饭就出发了，男男女女共有二十多人。同去的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是上海人，四十多岁，是教物理的，听说是大学毕业，又在大学当教授的，是从省城里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地方的农村中学来教书，听说他的工资特别高，一月有七十多元，是其他教师的三四倍多，让村民羡慕让其他教师妒忌。不过张老师确实挺能干的，什么课都能教，物理、化学、数学、英语、音乐、美术，记忆中他好象只有语文没有上过，别的课都代讲过，够强悍的。他和他夫人的饭后相偎相依着散步，是我们那山村里最亮的一道风景，俩人挽着手，晚饭后在村里小路上慢慢走着，他女人穿着皮鞋，一步一摇的，阿拉阿拉地聊着天。那天张老师也一道去看电影的，有一段山路不好走，他摔了一下，结果那一支插在胸前口袋的钢笔掉出来，顺溜着往下面滑，掉进了水库中，搞丢了。这支钢笔要好几块钱，我们都感觉挺可惜的。
那天看电影的人很多，满满地挤了一场子，姐姐头上的围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看好电影回来的路上，我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本电影，张老师连说值得值得，丢支钢笔丢块围巾，看这本电影值得，到底不一样，情节惊险曲折，精采，有水平。我们也很开眼界，外国人就是不一样，城市里还有游击队，而且是穿西装的游击队，手枪是放在怀里的，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不象我们这里，游击队都是在农村的，衣服也乱七八糟，背的是长枪大刀。后来我们也常学那地下游击队的样，学那句台词：我代表人民。然后叭一枪，样子好酷。从这电影开始，我对外国电影有了明显的好感和偏爱。
曾经有一个人来看张老师，并给他递了一根烟。张老师说这是他以前的学生，在省城工作，这根烟是高级烟，有海绵蒂头。我们很奇怪地看着说，这香烟装了个海绵，不就抽不动了吗？张老师平时是不抽烟了，但这次他点燃了这烟，抽了一口，吐出烟说：抽着更轻松，还滤尼古丁。当时张老师抽烟的那样子真是酷呀。
后来我在省城读大学时，张老师也调到省城的一所大学教书了，我特意去看望过他，聊天时还提起了我们一起看《地下游击队》电影的事，没想到张老师也还记得。
电影，让我们枯燥生活中有了期待。
